W.S.默温诗6首

1797年的夏天，在索默塞特郡海岸的一个村庄，居民们总喜欢谈论两个青年。他们最近才住到这里来。人们每天都看见他们在一起散步，全神贯注地进行着热烈而不间断的讨论。在讨论中，他们时常说出当地人听不懂的外国字和外国名称。两人中年长的一个有二十七岁。他的脸部表情十分严肃，举止庄重，几乎是一副庄严的气派；可以说，他像是一个年轻的卫理公会牧师，说话的声调单调而令人厌倦。他的同伴比他年轻一两岁，说话时滔滔不绝并且作着许多激烈的手势。他的头圆而大（这种头形表明了非凡的天赋），面孔扁平，深褐色的眼睛充满了灵感和茫然的抑郁神色。他的整个姿态和风度可以说是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显得柔弱而又奇异地像是可能很有力量。这个青年的声音和谐悦耳，而他的雄辩似乎完全吸引住甚至他那位缄默的听者和朋友。这两个青年不想结交这个地方或邻近地区的任何人。然而，他们究竟是谁，是做什么的呢？这正是当地居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们这么热烈讨论的，除了政治以外，还能是什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是谋叛者，还能是什么人呢？很可能，他们是企图进行叛国活动的过激派吧？

谣言不久便传开了，说这两个朋友中的年长者华兹华斯先生在法国大革命开始时曾在法国，并完全抱有风行于当时的那种对社会改革的热情；而年轻一些的柯尔律治先生曾经作为一个热心的民主主义者和唯一神论者而著名。他曾写过一个题为《罗伯斯庇尔的倾覆》的剧本和两本题名《民众论》的政治小册子。他甚至和抱有同样观点的其他人，计划在美国的未开垦地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移民区。关于这些猜疑，再无需更多的确证了。一个好心的邻居和伦敦的有关当局进行了联系，于是，一个有着巴多尔夫的鼻子的侦探很快地出现在现场。他自己不被人觉察，却紧紧地跟踪着这两个绅士。看见他们手里拿着纸，他便确信他们是在画邻近地区的地图。他偶尔也同他们说一两句话，在他们爱去的海边沙洲一块僻静的地方一藏就是几个小时。根据柯尔律治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但他的话是不能完全相信的），这个侦探最初以为这两个谋逆者已觉察到他们的危险，因为他时常听见他们谈论“偷听的侦探” 而认为这是指他说的；但他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很久以前活着的人，曾写过一本书。他们的谈话多半都是关于书籍的，他们总是希望彼此看看这点和听听那点；但他听不到一句关于政治的话，于是，他不久就放弃侦查，动身回去了。

事实上，没有什么惊人的事情可侦查的。这两个朋友早就从他们做过的革命幻梦中醒来了，他们甚至同他们经常谈起的斯宾诺莎也只是间接地相识；他们议论他而并不理解他，更不能消化吸收他的思想。柯尔律治在他对谢林早期作品的研究中理解了斯宾诺莎主义，现在是要使他那个对哲学毫无所知的朋友理解他新获得的智慧。但是，在这些谈话中，斯宾诺莎的名字只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神秘崇拜的象征，而且雅各布·伯梅的名字将要和斯宾诺莎的名字相安无事地并列在一起。他们思考的不是科学而是诗歌；在这些漫长的讨论中，如果提到革命的话，那也是一种纯粹文学的和艺术的革命。关于这种革命，这两个朋友殊途同归，他们从不同的出发点开始，达到了非常相似的结论。

他们在谈话中真正完成的工作不是别的，而恰恰是有意识地在文学上同那种当时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于欧洲各国的十八世纪的精神决裂。

柯尔律治是一个天性爱好探索问题的人。他对法国古典主义那种矫揉造作的厌恶从求学时期就开始了。当时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教师曾警告他的这个聪敏的学生在作文中不要竖琴、琵琶和七弦琴，而要笔和墨水；嘱咐他警惕自己，不要在诗中列举缪斯、柏伽索斯、帕那萨斯和赫利孔山的灵泉等诗神的名字，断定这一切只不过是纤巧浮华的风格与因袭而已。因此，柯尔律治拒绝给蒲伯及其继承者以诗人的称号，而极力称颂勃尔斯的十四行诗。他贬低蒲伯，正如欧伦施莱厄的年轻朋友们不久以后在丹麦贬低巴格森一样。他的日耳曼人的气质使他成了机智、警句和题旨这些东西的天生的敌人。在他看来，发源于法国的这一个流派的优点与诗歌毫不相干。“这一派的优点在于把人为的社会状态中对人和风俗的正确锐敏的观察当做实质内容，而把优雅奇警的对句所传达的机智推理当做形式。甚至当题材纯粹是出于想象的时候，诗人也诉诸理智；不仅如此，甚至在进行连续性的叙述的情况下，在每个第二行的收尾都要寻求一个题旨，而且整体仿佛是警句的连锁。”换言之，按照柯尔律治的看法，这一派作者的诗文所含有的并非诗的思想而是非诗的思想，这种非诗的思想仅仅译成了一种按照传统可以算做是诗的语言而已。在诗的概念中，没有一点幻想的成分；不仅如此，作者笔下的幻想成分是如此之少，以致“诗竟然取决于作者是否用一个小的大写字母，是否在语言上运用拟人化手法或者仅仅使用抽象语言。”英国伟大的诗人们，譬如说斯宾塞，能够用最纯粹、最简单的英语表现出最富有幻想的观念；然而这些比较新近的作家，如果不运用一种极其拙劣古怪的风格，就不能表现普通日常的思想，而那种风格仿佛是“回声”女神和狮身人面兽一同设想出来的。柯尔律治厌恶那些在矫揉造作的风格下隐匿思想贫乏的企图。他憎恶对什么“嫉妒”、“希望”、“忘却”诸如此类的抽象观念作歌颂。这些使他想起一首以种牛痘为题材的牛津大学出版的诗，这首诗是这样开始的：“‘种痘’！你这个天女，下凡吧！”甚至就在较晚近时期最优秀的英国诗歌中，那种把抽象的观念加以拟人化的恶习都还是长期地被遵守着（譬如，雪莱给我们写下了“谬误与真理这对孪生子”之类的话）。所有这些做作，在柯尔律治看来，都是由于在公立学校中写作拉丁诗的习惯引起的。按照他的见解，标准的风格就是用自然的语言表现自然思想的风格，“既不咬文嚼字，又不庸俗，既不使人联想到辉煌的灯火，也不使人联想到肮脏的狗窝”。在柯尔律治眼中，珀西所搜集的那些调子纯正、自然、通俗的英国古代歌谣，才是真正优秀的楷模之作。他本人也情愿以这样的调子来写作。

正是在这一阶段，柯尔律治接触到了华兹华斯的全部思想和计划。华兹华斯生就了一种要在武断的和强烈非难性的定论中寻求满足和安全感的天性。他对弥尔顿以后的全部英国诗歌所持的看法是，这个国家在产生了那位伟人以后，已经失去它以前所具有的诗的能力，而只保存了诗文做法的形式，结果诗沦落到了只意味着语法艺术的地步——评判一个诗人，仅仅依据他把握这种艺术的程度。因此，在韵文的做法中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著的背离散文规则的发展。现在，诗人的目的必须是折回已经走过来的路，拿出一些只是以音韵形式与日常生活语言相区别的诗。柯尔律治完全主张采用自然的旋律，而华兹华斯甚至要求诗应当只是单纯有韵律的会话。

而且，关于形式的这种自然主义观念是和关于诗的题材的一种类似的自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华兹华斯的一个得意的论断和他对当时盛行的文学趣味施加的一种最辛辣的责难便是，在弥尔顿和汤姆森之间的那个时代中，英国诗歌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个有独创性的大自然的形象或者对大自然做出崭新的描绘。由于他自己对一切外在的自然现象天生具有特殊的感受能力，因此禁不住要大声疾呼：“大自然啊！大自然啊！”以此作为他的口号——所谓“大自然”，他的意思是指与城市相对的乡村。在城市生活中，人们忘记了他们生活所依赖的土地。他们已经不再真正认识它；他们记得田地和森林的一般外貌，但不记得自然生活的细节，不记得那些微笑的、清醒的、光荣的和可怕的景象的不同变化。今天，谁能说出各种森林树木和牧场花卉的名字？谁能知道天气的征兆——当云彩疾急飘过的时候，它表示什么？那些牛羊群的动作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薄雾从山上伸展下来？华兹华斯从他童年时期在坎伯兰山中玩耍的时候起，便早已知道所有这些征兆了。他对一年四季中英国自然界的各种变化都有亲切的理解；他天生能够将他所看见和感受的东西予以重现，而且在重现以前对它们作一番深刻的思考——他在对于自己的作为有充分认识的情况下，适合于实现那个“不安眠的灵魂”查特顿和那个比他更有天赋的农民诗人彭斯所开始的诗歌革新运动。对于大自然的爱好，在十九世纪初期像巨大的波涛似的席卷了欧洲，虽然他只是阐述对大自然的这种爱好的无数代表人物之一，他却比联合王国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强烈、更深刻地意识到一种新的诗的精神已经在英国盛行了。

这两个朋友一致认为英国诗歌有三个显著的时期——从乔叟到屈莱顿是朝气蓬勃的诗的青年时期；从屈莱顿（包括他在内）到十八世纪末是诗的荒芜时期；而目前则是诗的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由他们的前辈预示，现在由他们开始。如同德国和丹麦的新时期的人们一样，这两个年轻的英国人正在寻求堂皇的名词，以表示他们自己与他们所攻击的人们之间的差别；而他们所找到的名词正和欧洲大陆的同时代人所采用的名词完全相同。他们认为自己具有想象力 ——换言之，他们认为自己具有真实的创造天才；关于与空想相对的想象力，他们写下了一页页笼统的赞歌——正如欧伦施莱厄及其学派颂扬想象力，而最多只称巴格森为幽默。他们自己以理性作为特色，他们的前辈只有理解力；他们有天才，他们的前辈只有才能；他们是创造者，他们的前辈只是批评者。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物，由于不是诗人，也只能算是有才干而已。在英国，努雷丁也遭到了轻视；这些新人感到他们的方法比他的“不自然的”做法有无比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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