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独眼将军张广有

我最早认识司令、军长，是在军棋的棋盘上。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我真的认识并了解了一位司令、军长，他就是曾当过69军军长和山西省军区司令员的张广有将军。                

█ 张广有将军

我知悉张广有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1970年7月，父亲从山西日报社被下放到雁北地委工作，我家搬到大同市，住进雁北地委大院。雁北地区下辖13个县和大同市，总人口260万人。在雁北地委大院，除了穿中山装的机关干部，就是穿军装的军人，草绿色的军装不仅包裹不住浑身的帅气，更彰显了军人的威严，在地区大院是一道耀眼的风景。这些军人是雁北军分区的支左干部，分散在地委大院各个角落。如军分区司令员冯福林特别喜欢打篮球，经常在大院的篮球场一显身手。在他的重视下，地区组织了男女篮球队，大部分队员是从雁北各县抽调上来的北京知青，有陈磊、韩克江、赵红等人。冯司令喜欢司机开快车，听说他后来调到省军区任副司令员，汽车撞到大树上，出车祸去世了，让人唏嘘不已。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凤琴支左在地区生产办，田英政委支左在地委，郭如峰、姚春富在地委政工组，苏天仓在地委秘书处，而郭、苏、姚是当时大院军人中公认的三大美男子。各县的武装部长家都住在地委大院，我家的邻居住着的军人姓胡，是某县武装部副政委，在地区卫校支左。到了1971年，听说雁北最大的官儿叫张广有，是69军副军长，更让人惊诧的是，听说张副军长一口气兼了五个职务：69军副军长、雁北地委第一书记、大同市委第一书记、雁北军分区第一政委、大同市武装部第一政委，集雁同地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位军人产生了好奇心。张军长在地委大招待所14号楼东楼一层办公，他中等个子穿一身军装，身体微胖，有时吃完午饭在东楼小花园中散步，我曾远远地瞭见他的身影。他不住在地委大院，晚上就坐车回到69军军部的家中。1972、1973年期间，雁北地委大院经常停电，严重影响地委大院的干部的办公和生活，影响各县市和地区的联络。张广有亲自到地区电业局协调，为地委大院架设了供电专线，从此才不再停电。                                        

多年后我听一些老同志讲，张广有主政期间，雁北地区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他公道正派，作风过硬，有水平有能力，积极搞好各县干部队伍的团结，大胆落实党的政策，解放受冤枉的干部，使全区的工农业生产出现年年增产的好势头。

█ 张广有任地委书记期间与省委书记谢振华视察恒山水库

父亲对张广有非常敬重。可是，父亲曾经公开给他贴过“大字报”，曾在地委大院引起过轰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7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长篇报告，新华社发了通稿，《雁北报》作为一张四开地区级小报全占满也登不下，主管报纸的父亲决定采取摘要的形式。报纸刊发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迅速到地委书记张广有处告了刁状，说《雁北报》把陈副总理的讲话搞得支离破碎，是典型的反大寨！张书记一听着急了，开会批评了雁北报社。耿直倔强的父亲没有被大帽子压服。他把全国各省地区级摘要处理的报纸搜集到一起，贴到一块大黑板上，让人抬到地委办公楼前。父亲在上面写了一段按语：

“谁说《雁北报》犯了政治大错，谁说《雁北报》这样处理是反大寨?请看看这几家报纸的处理，又该说什么？一张四开小报怎能一字不拉地把讲话稿全部登上呢？”时过一段，张广有亲口对我父亲说：“你们做得对，我批评错了”，这场“反大寨”事件才算平息。一个地委第一书记肯向下级认错，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政治品质！

还有件小事，虽时隔多年，但我记忆犹新。有一年，我的弟弟读小学时得了急性肝炎，全身变黄，病情危重，急需送大同市传染病医院住院，可是传染病医院远在郊外且不通公交车，那个年代又没有出租车，父亲只好到地区小车队要车，结果车都派出去了，只剩下张广有的部队专车在车库候着。车队队长无权指派部队的车，只好请示张广有，张得知后立即同意，派他的伏尔加轿车把我弟弟送到了传染病医院。他没有嫌弃患传染病的我弟弟坐他的专车，事后还向我父亲询问我弟弟的病情，让人十分感动。

█ 作者父亲（左一）陪同张广有到雁北老区县田间地头调研

张广有在雁北工作几年后，调任省军区副政委。1978年5月，我父亲调回山西日报社任领导，张广有又离开太原调回大同69军担任军长。虽然不在一地，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1983年张广有调任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他们的联系就更多了。1985年张广有离职休养，兼任了一些社会职务。1988年10月我父亲离休后，仍然以省报记者的名义，在全省各地采写一些重点农业报道。每天看报纸的张老看到我父亲的文章后，总要电话沟通，交流意见。他俩对现行的农村政策有着共同的看法和理解，因而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二人相约，有机会一定要一同回到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雁北地区看看。1998年7月，我父亲陪同担任省老区建设促进会顾问的张广有到雁北5县13乡镇考察老区农林脱贫问题。他们轻车简从，谢绝地市领导的盛情款待，深入田间地头，走进贫困农户家中，吃农家饭，睡农家炕，张老和我父亲询问的非常仔细。有些村镇轿车上不去，均年过七旬的两位老人则徒步爬山到达目的地。白天考察完，到了晚上，他们继续开始听取乡镇干部汇报，笔记做的很认真，相随的地市县的年轻干部也感觉吃不消。张广有和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不顾年老体衰，忘我的投入党交给的任务。调研时，张广有对一些县乡干部晚上回城，不在所工作的基层过夜的做法，提出了多次批评。回来后我父亲写了题为《老区脱贫致富问题初探---大同市五个老区县考察记》调查报告，在省报办的《山西内参》发表。在调查报告第一部分，我父亲写了一段话：“张广有同志1939年参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老六团，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活动在灵丘、浑源、广灵一带，每到一地，他都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县乡村干部和农民回忆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老区人民出兵、出粮、出钱，养育了我们的党、军队、政府，付出了很大牺牲，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事实，使大家深刻认识到，没有老区，就没有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而增强了建设老区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 作者父亲（左一）陪同张广有到雁北老区调研

张老过去在晋绥打过许多仗，而我父亲早年在《晋绥日报》工作，共同的奋斗经历、理想和信仰，让一位军人和一位文人结下了君子之交。逢年过节，父亲都要到他家里探望，一同前往的我也近距离的接触了这位老将军。张广有写作回忆录《我的战斗岁月》时，初稿由父亲带病做了精心修改，可以说，父亲是他的回忆录的责任编辑。出版后，他签名送给父亲一本，我就是从这本书里更真切的了解了这位独眼将军。

张广有是北京大兴人，1923年4月出生，1939年8月参加革命，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省军区副政委、野战军军长、省军区司令员等职。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曾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朝鲜三级国旗勋章及功臣章，1988年荣获独立功勋章，2015年荣获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他打了有上百次仗，身上有五块弹片终身未取出，头部在解放战争中被炮弹炸伤，造成右眼失明，他是位真正的独眼将军。

张广有一生都在听从党的召唤和指挥，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风范，时刻把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以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这不是大话、空话。从张广有的职务变化和个人经历中就可以看出。抗战时期，我军实行精兵简政，老六团大团变成小团，他由班长变为通讯员；打完太原，让他带兵在陕西开荒种地；新中国解放了，让他进朝鲜；他在野战军当副军长，组织上让他改任地方部队省军区副政委；二次返回69军当军长后，组织上让他再次离开野战部队到地方部队省军区当司令员；裁军大潮中，组织上让他离休手续......这一切，他都没有二话。他常说，想起牺牲的许多战友，我这算什么呀！

他是主动参加八路军的。抗日战争第三个年头的中秋节深夜，八路军115师邓华、宋时轮支队31大队到了他们村，张广有父亲以为是土匪来了，急忙从炕上爬起来，拉着他躲到草垛里。一心想参加八路军打鬼子的张广有挣脱父亲的手，冲出门外，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军人问他：“小鬼，小鬼，你过来。”他大胆走到军人面前，那军人张口就问： “你打日本吗”？“打”，“那好，这就跟我们八路走吧”。就这样，一个仅有16岁的农村娃，光着脚丫、只穿一条睡觉的大裤衩，跟着部队就走了。为了怕家里受牵连，他都没敢告诉家里一声。

他参军刚几天，就参加了几次战斗并第一次负伤。之后他随部队来到山西雁北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参加了拔掉日伪军坚固据点的神堂堡攻坚战、灵丘雁翅南山“反扫荡”防御战等历次反封锁、“反扫荡”斗争。不久即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担任攻打枪峰岭、北口峪的突击队队员。1940年2月，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了他跟着共产党、打败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直到最后胜利的坚强信念。因此，无论战争多么残酷，生活多么艰难，他都毅然决然、毫不犹豫地坚持了下来。

张广有记得，1941年2月到1943年底，在山西雁北地区创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岁月，那是他和战友们在抗战时期经历的最艰苦的时期。由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大规模 “扫荡”，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和野蛮的“囚笼”、“蚕食”、“三光”政策，致使解放区军民的物质生活极为贫乏。开始，张广有每天还能吃到七两粮食，后来连粮食都没有了，每天只能吃到三个土豆，并且连盐都没有。他们整整吃了一年半的糊小米（被日本鬼子烧过的小米）、黑豆和野菜，经常是一锅白开水放点卤和辣椒面，夏季到小河里捞点水芹菜或者摘点杨树叶，用水泡一泡加点卤当菜吃，连续三年，他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经常饿着肚子行军、打仗。1941年农历年三十晚上，他和战友们饿的不行，幸亏班长跑了很远的路，买来几斤红枣给大家每人分了一把。部队缺衣少药，夏天迟迟换不上单衣，冬季很冷了才穿上棉衣，而且里面还是羊毛的，刺的人奇痒难忍，比虱子咬还难受。尽管这样，他们每天还要与敌人周旋，常年枪不离身，和衣而睡，洗不了澡，刷不了牙，身上都长满虱子。特别是有了病没有药吃，卫生员有时把黑豆炒了，用点燕麦面和红土做成丸，给病号当药吃。1942年夏天，许多同志染上了疟疾，浑身发抖。因为没药医治，蔓延很快。后来，通过大量出汗的土办法，才得到一定控制。

在艰难的环境中，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有的人经不起考验动摇了，开了小差，当了逃兵，甚至有的叛变了革命。而张广有和他的大多数战友都顽强的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有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1943年7月，他们连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奉命护送我党一批重要干部、抗大学生以及外国友人共三千余人到延安，这其中有聂荣臻、吕正操、邓华、黄永胜、越共领导人洪水夫妇以及抗大分校的营级以上学员等。他们连担任护送前卫连，张广有班为尖兵班。张广有和他的战友们凭着机智和勇敢，经过多次战斗，打破敌人数次截击、追击等重重封锁，历经艰辛，付出巨大代价，终于完成护送任务。返回后，紧接着又参加了攻打阜平东庄日军的战斗，迫使日军撤出灵丘县城。不久，他又随部队挺进绥远，先后解放兴和、集宁、商都，消灭了宁夏马鸿逵的骑兵。之后又返回山西，参加晋北战役，攻克繁峙、收复代县、拿下原平、解放忻州。

张广有说他一生愧对母亲，母亲曾经寻找了他很多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和张广有一起参军的老乡回乡告诉他母亲说，张广有在山西阳高、浑源一带驻防，还当了连长。于是，张广有的母亲从村里步行百里到了北平，再坐火车到阳高，经过国民党占领区，在阳高下车后又步行200多里到浑源，到处打听，最后找到部队驻地。更难以置信的是，老人家还挎着一篮鸡蛋。当张广有正在操场上带领战士们练刺杀、投弹时，连部通讯员跑过来急报说：“你妈来了，指导员让你赶快回去。”他连忙跑回连部，推门一看，果真见妈妈正坐在一条石板凳上与指导员说话。他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农村妇女怎么能越过那么多关卡找到自己。他上去将妈妈抱住，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还是妈妈先开口说：“孩子，你还活着!”住了几天，母亲又独自返回了家乡。

1947年，张广有在参加解放石家庄等地的战斗中，头部被敌炮弹炸伤，是通讯员、卫生员把他背着、拖着，才抢救回来。伤愈后他右眼失明，仍然参加了平津战役，张家口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张广有又随部队南下太原，参加攻打太原外围双塔寺要塞的战斗。

攻打双塔寺要塞时，张广有担任189师566团1营营长。双塔寺要塞东西约1000米长，南北约400米长，筑有3道工事、48座碉堡，其中高碉堡11座，外有环形沟围绕，深宽各4米，沟内筑有暗堡，沟外附设鹿岩、铁丝网，并大量布设巨型地雷，塔东庙北有榴弹炮兵阵地，塔东南和塔东沟内有山炮和步重炮阵地，塔上有敌步炮观察所，塔北寺院为敌指挥中心。要塞守军为敌第43军，总兵力约为4000人。面对这样一块硬骨头，张广有和他的战友们遵照毛主席提出“不打无准备之仗和不打无把握之仗的”的原则，针对敌人碉堡多、地雷多、大炮多的“三多”特点，把部队开往武宿机场，选择与双塔寺相似的地形工事，进行模拟训练，边练边评。部队还开展了诉苦教育，请从太原逃出的难民诉说在阎锡山统治下太原人民遭受的苦难。仅春节前后，太原市被特务宪兵杀害和逼死的老百姓就有3000多人，桥东街35号一个姓吴的工人被抓了壮丁，家中留下妻子和几个孩子，无衣无食，阎军还催粮催款，逼的她们无法生活下去，妻子把孩子们哄睡之后，一个个用绳勒死，然后自己又悬梁自尽。那时有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城防的重重障碍，把请求解放军攻城的信件送到战士手中。有封信是这样写着：“我们昼夜想望，想的滴心血，盼的眼泪流，不攻城是因为甚？是毛主席怕误伤了好人吧？盼望早日打下太原城，我们死在阴曹也甘心！”阎军的罪行、人民的痛苦，激怒了每一个战士，一封封请战书送到了营部。战斗开始前，张广有提出口号：“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每人要挖一个防炮洞，一炮不能伤三人”，并要求部队把交通壕挖到靠近敌前沿。

回忆录里，张广有讲诉了这样一个故事：三连副连长梁锦绣爬到敌前沿，通过喊话，瓦解了敌人一个连，我军迅速占领了阎军这个连撤出的前沿阵地。4月22日总攻开始后，解放军的大炮砸向敌碉堡群，其中一座高塔被炮弹击中，敌观察所被消灭，仅用了一个半小时，解放军就攻克了双塔寺要塞。但是，由于炮兵仍按敌阵地编号进行攻击，加上步兵和炮兵缺乏通讯联络工具，提前占领敌投降部队阵地的解放军的一个连，也遭到了自己部队一颗炮弹的攻击，结果一炮伤亡五名战士。 

█ 在曾经攻打下的双塔前与老战友王殿忠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张广有又率部受命入朝参战，于1950年跨过鸭绿江，突破临津江，一直打到汉城，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以及铁原阻击战、开城保卫战、西海岸防御战等战役战斗。从1951年11月到1952年7月，张广有担任团长的566团受命保卫开城。为了打持久战，保障防御的稳定性，团里派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工兵排，在150高地构筑了地下团指挥所，他们在这个地下指挥所整整度过了八个月的洞穴生活，昼夜都用汽灯和蜡烛照明，如果不看表，都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有时一出洞口就被太阳刺得睁不开眼睛。他们每天吃的就是从国内运来的猪肉罐头、鸡蛋罐头、苷菜，由于吃不上蔬菜，许多人得了夜盲症。洞内上面溢水，下面潮湿，许多同志身上长满了疥疮。张广有也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下山时要拄着拐杖。每天，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狂轰滥炸，有时战士们身上的衣服都被气浪冲光了。即使这样，张广有他们仍然保持胜利的信心，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誓死坚守阵地，不丢寸土，终于取得开城保卫战的辉煌胜利。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对张广有任团长的第566团进行采访，回国后写出了长篇通讯《挤阵地》，刊登在国内《人民日报》上。新华社记者写了《开城前线的新胜利》一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由胡可编剧的《为祖国争光》剧目在国内舞台演出，这些都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张广有在回忆录中还讲诉了这样一个故事。1951年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也波及到朝鲜前线，志愿军部队也要求打老虎，如果不打，就是右倾。结果，566团抓出了两只“老虎”，都是贪污一万多元，一个是侦察排长刘子贵，一个是后勤部卫生队长王振国。党委把刘子贵和王振国叫来询问，才知道，刘负伤回国，伤养好后坐着一辆拉钞票的车返回前钱，路上车被飞机炸中着火，他就把钱装了一饭盒，沿途给了逃难的老百姓。而王的钱是从牺牲的志愿军指战员遗体上掏出的，有钞票、有手表，有金银首饰等，价值一万多元。张广有不相信一个侦察排长和卫生队长是“老虎”。他反复做工作，刘子贵才说出实话：他从国内回来后，住在团首长的木板房隔壁，，听到团党委开会发愁找不到老虎，于是自己就主动站出当了老虎。虽然不再认定他是老虎，但对于他这种欺骗组织的不老实的行为，团里还是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卫生队长是陕北老红军，资格老，脾气大，在军里和专案组吵得很凶，回国后被撤职转业，后来张广有积极帮助他得到平反。张广有在书中写道：过去搞运动很不实事求是，抓典型，搞竞赛，扩大化，先抓后放，确实冤枉了一些好人，需要反思。           

1953年，张广有在朝鲜战场结识上海姑娘施文莹，她在军部做文化教员工作。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张广有随着最后一批志愿军返回祖国，随即和施文莹结了婚。1956年张广有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把母亲从家乡接来和妻子作伴，从此，母亲就和他在军营里生活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住院都是在大同322医院。　　

和平年代，张广有仍在军队中为保卫祖国站岗放哨，他曾率军在内蒙边防以及大同长期驻扎。无论是在野战军，还是在地方部队，以及在雁北地区做地方工作，张广有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退下来之后，他仍力所能及为党和军队的事业奉献余热。他始终关心着国家大事。因为眼疾，他的视力不好，但他每天坚持看书、读报、看新闻，了解国内外大事。为了提高自己，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保持思想不滑坡、不落伍，1995年，他还报名上了山西老年大学，在老年大学，没人知道这个老头曾经是个军长、司令员。他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与许多平民百姓交流着，与他们同喜同悲。

█ 任省军区司令员时参加全国六届人大

他参加了山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经常被邀请为部队战士、学校学生以及社会青年讲传统，教育大家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崇军尚武，守望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2003年，他拿起了笔开始写作回忆录。一个左眼视力极差的八旬老人，能够写出自己几十年的战斗经历，这是何等难能可贵！ 虽然这不是一部巨著，但朴素、简略的文字也反映出当年那种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峥嵘岁月。回忆录出版后，他在前言中说，我要告诉后人，今日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是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理应倍加珍惜。 张广有同志以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谱写了辉煌的人生篇章。他那坚定而高远的理想信念、崇高而纯洁的人格品质，他那忠于党、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和思想境界，为我们后人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201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山西日报》刊登讣告：2016年5月17日，正军职离休干部、山西省委原常委、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张广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5月17日在太原逝世，享年93岁。

张广有将军渐行渐远，2017年清明前夕，当我打开他的回忆录捧读时，仿佛又看见了他。其实他并没有远去，他还活在许许多多的人心中。不容置疑，张将军会和他的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团聚，会和我已经去世十一年的父亲团聚，他们都不会为自己一生的选择和奋斗懊悔，他们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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