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朱永新：迎战不确定性——《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读与思（13）
迎战不确定性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
读与思（13）（2022-11.21-11.29）
作者｜朱永新
来源｜头条-朱永新观察
读与思（11月22日）
20世纪认识的最伟大成就是认识到认识的极限。它所给予我们的最大确定性是关于不仅在行动里、而且在认识中的不确定性之不可消除性的确定性。——（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学习第五章《迎战不确定性》。作者把这一章视为第四章《学会生活》的“续篇”，也就是说，迎战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学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我们无法完全看清自己与世界的真相，无法预知世界的未来。我们知道，认识是主体和客体通过各种形式的中介而得以进行的一种极为复杂的交互作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高阶活动。已有知识的有限性、技术条件的有限性、认识方法及其运用水平的有限性，都可能造成认识系统中的短板或者破缺，造成认识的极限。人类认识的极限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这并不可怕，它会让我们更加心存敬畏，用心迎战各种不确定性。可怕的是没有认识到认识的极限，盲目地相信确定性。所以，莫兰主张我们应该努力“迎战每个个人和全体人类的不确定的命运”。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汇集各种教育，调动多门科学和学科，以教导迎战不确定性”。为此，莫兰还引用了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全体教师应该走向最前哨，面临世界的永恒的不确定性所构成的危险。”号召教师们充分认识世界永恒的不确定性，并且在教育的过程之中，把这样的理念传达给孩子们。
读与思（11月23日）
从人类的黎明起，从历史纪元的黎明起，我们已经处于不可知的探险之中；现在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是这样，而我们应该对这种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意识。全球纪元的历史所遵循的进程根本脱离了传统文明时代的可重复行事的轨道，从而进入的不是“进步”的被保障的道路，而是不可探测的不确定性之中。——（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在这一章，莫兰先后分析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在19世纪，牛顿力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理论严密的科学体系。许多科学家相信，牛顿力学是解释宇宙所有奥秘的完美理论。如法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就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从太阳系的行星到人体的原子，都精确地遵循相同的力学定律：“可以想象，关于自然的知识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平，整个世界的过程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从一个庞大的联立微分方程组中，可以随时计算出宇宙中每个原子的位置、方向和速度。”无疑，这是一种“决定论”的原则。既然一切都是可以事先预测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就不可能了。但是，从奥地利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的热力学提出用“熵“来描述物体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程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都彻底推翻了主宰世界的“秩序”。而生物学的研究也同样证明：“所有地球上珍贵的东西都是脆弱的、罕见的和注定遭受不确定性命运的”，虽然我们可能“保有了和发现了新的确定性的群岛，我们不应忘记我们是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人类的不确定性也是如此。莫兰认为，人类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的不确定性，二是历史的不确定性。从认识的不确定性来看，主要受大脑、心理和认识论三个方面的制约。人的大脑永远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直接反映，而总是进行“翻译”和“重构”，人的心理也会受到情绪情感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人类的认识本身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的不确定性更是大量存在，莫兰指出，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都是“出乎意料的”，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处在“黑夜和浓雾中”，“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人类认识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地变化：从研究存在的自然界发展到研究演化的自然界，从研究具有必然性、精确性、有序性和规则的自然现象，发展到研究具有偶然性、模糊性、无序性和不规则性的自然现象。所以，在一个世界联系更加紧密，影响因素更加多元复杂的背景下，与农业时代“可重复行事”的传统相比，我们已经深深地陷于“不可探测的不确定性之中”。只有随时为应对不确定性的世界做好准备，随时警惕意外事件的发生，才能防患于未然，把握事物的主动权。
读与思（11月24日）
准备好自己面对我们的不确定的世界与在被普遍化的怀疑主义之中听天由命是相反的。这是努力完善地思考，这是使我们变得善于制定和实施策略，最后，这是全神贯注地进行我们的博弈。努力完善地思考，就是实行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不断尽力地使自己获得的信息和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不断注意与错误和自欺的假象作斗争，这再一次把我们引回有关“构造得宜的头脑”的问题。——（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有人容易陷入怀疑主义或者听天由命的泥淖，或者干脆躺平，无疑这不是正确的路径。莫兰在这里提出了“三个借以获取成功的手段”，这就是“努力完善地思考”，“善于制定和实施策略”和“全神贯注地进行博弈”。所谓“努力完善地思考”，就是不能够孤立、零碎地看待信息和知识，而是要不断地把获得的信息和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不断地和各种错误与假象作斗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同时要能够在行动过程中及时调节、随时纠正不正确的判断与行动。莫兰特别强调了“行动的环境论”。也就是说，要重视不仅仅要注意事物的不可预见性，而且要注意事物的不可控制性。尤其是不可控制性，要意识到任何行动一旦发起，就进入了一个“在它被实施的环境内部的许多相互作用和反馈作用的游戏之中，这个游戏可能使它脱离它的目标和甚至导致一个与预定结果相反的结果”。如法国18世纪末的贵族的反动却引发了一场民主革命，1935-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却在推进过程中导致了一场反动的军事政变。虽然说“凡事预则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我们的“预”而“立”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能够尽可能努力“完善地思考”，更好地“预”，增加“立”的概率。
读与思（11月25日）
我们的任何教育都是导向程序，而生活向我们要求策略，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发现意外珍奇事物的本领和艺术。这确实是为了准备迎接不确定性的时代而必须实行的一个观念的颠倒。——（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在莫兰看来，所谓程序，就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预先决定的行动的序列。一般情况下，程序对于我们提到办事的效率和提高行动成功的概率是有效的，尤其是外部条件是“可以确切确定的稳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外部条件经常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的，一些“最微小的扰动都会使程序的实行失常，从而不得不停止下来”。这个时候，策略就显得非常重要。策略与程序一样也都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建立的，但是，它将建立“若干可能的行动方案”，并且根据对各种不确定的环境的了解而选择实行其中之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预案”。也就是说，策略需要不断努力搜集信息，不断检验信息，并且“根据在进展途中搜集到的信息和遭遇到的偶然事变改变其行动”。莫兰发现，我们的教育往往是线性思维，倾向于程序，一切都是用标准的程序进行，标准化的考试，标准化的评价，用标准答案评判学生的成绩。但是，我们的生活往往是非线性的，不确定的，需要策略思维的。如果只是强调程序，就是本末倒置。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更多地从程序走向策略，进一步走向生活，靠近生活，更好地迎接不确定性时代的到来。
读与思（11月26日）
每个人都应该充分意识到他的个人生活是一场冒险，即使他认为他被公务员的职业保障所封闭着。任何人的命运都包含着不可化解的不确定性，包括处于绝对的确定性中的事即他的死亡，既然他不知道死亡的日子。每个人都应充分意识到在参与人类的探险，这个探险活动今后将以愈益加快的速度把我们投入未知的领域。——（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如前所述，对于人类来说，确定性是偶然的，不确定性是必然的。就像我们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虽然知道有一些确定性的岛屿，但是，不确定性的天气以及未知的岛屿，决定了我们的航行总体仍然是不确定的。在运用策略应对不确定性时，另外一个借以获取成功的手段就是“博弈”。按照莫兰的说法，“博弈，这是把不确定性整合到信念中或期望中”。博弈的思想及其运用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之，庄子的“子非鱼”与田忌赛马，都是博弈的经典案例。这种思想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博弈论（game theory）”，作为一种数学的运筹学方法，已经广泛应用在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中，著名的“懦夫游戏”（chicken game）、“囚徒困境”、“美女硬币”、“智猪博弈”等均是如此。充分认识人生的不确定性，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场冒险，并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赌徒”，更不是让我们对人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就像我们知道死亡一直在对岸等着我们一样，只有“向死而生”，我们才能够看到生命的价值，具有人生的紧迫感，选择更好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也才能更积极地投入到“人类的探险”中，为我们的地球，为整个人类做更有意义的工作。
教育对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读与思（11月28日）
共同体具有文化\历史的特质。由于共同的价值、风俗、礼仪、规范、信仰，它是文化的；由于在时间长河中遭逢的曲折和考验是历史的。根据奥托.鲍威尔的用语，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命运共同体在家庭、歌曲、音乐、舞蹈、诗歌和书籍中被记忆、怀念、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最后学校把民族的过去融入孩子的思想，使国家历史上的痛苦、悲悼、胜利、光荣以及烈士和它的英雄的功绩在其中复生。于是对往昔的自我认同使命运共同体成为永远是现存的。——（法）埃德加·莫兰著，陈一壮译：《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页。
莫兰在这里提到了奥托.鲍威尔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认为它既是一个文化的，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说它是文化的，因为共同体具有共同的价值、风俗、礼仪、语言、规范、信仰等；说它是历史的，因为共同体在时间长河中遭遇了许多曲折和艰难的考验。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1938)是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他关于“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发表在1907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马克思研究》丛刊上，这是一篇长达500页、题为《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论文，其中明确提出，“民族是通过命运的共同性而结成一个性格共同体的人们的整体”。共同体的文化通过家庭、歌曲、音乐、舞蹈、诗歌、书籍等被记忆和怀念，并且代代相传，成为历史的记忆。同时，通过学校教育，把这种记忆融入到教材与教学工作之中，强化了人们对于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因此，教育在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巩固与完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守望新教育】，守望真善美！帮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守望新教育】：聆听大师的教育智慧，分享智者的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教育创造，助力同道的教育梦想。【守望新教育】：呈人之美，成人之美。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以教师专业发展为起点，以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建设数码社区、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研发卓越课程、家校合作共建”十大行动为途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新教育新在何处？对于我来说，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又提起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只被人说，今被人做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模糊走向清晰，由贫乏走向丰富的时候，它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新的时候，它就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