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 | 和文凱：清末中國為何沒能轉型為現代財政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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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英國、日本和中國》
和文凱 著 | 汪精玲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0年7月
何為現代財政國家？
要具備怎樣的要素，或是要避免哪些陷阱，才能向現代財政國家邁進？
為什麼現代財政國家在英國和日本出現，而中國卻沒有呢？
香港科技大學和文凱教授獲獎著作《通向現代財政國家的路徑：英國、日本和中國》，從現代財政制度建立的角度，帶我們重回英國內戰、日本明治維新和中國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國家財政制度大分流的現場，觀察亞歐三國在歷史轉型關鍵時刻的成敗得失。本書2014年獲得美國社會學協會巴靈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 Book Award）最佳圖書獎，巴靈頓·摩爾獎代表美國社會學界對此書的高度認可和褒獎，和文凱教授也是首位美國以外的大學教授獲此殊榮。
人類社會的歷程滾滾向前，無法停機，更不可能倒轉重來。關鍵歷史節點的細節無論多麼繁複，都始終有人孜孜以求地去追溯去記錄；國家、社會的發展規律和原理無論多麼難尋，都總有各種方式和角度的總結與分析，試圖使其成為後來者的經驗。通常，這兩類研究要由歷史學者和社會學者分別來做，但這本書的野心就在於，想要兼具二者。如美國社會學協會在頒獎詞中所說：「選擇三個國家做對比的細膩用心，對當地稅務記錄鉅細無遺的闡述，都令人印象深刻……這項研究成功運用制度主義，來解釋一個現代國家體制的成立，並清楚交代了制度、社會經濟結構變化與歷史事件偶發性之間的關係」。
社會學者研究有可能把已有的歷史框架強加到歷史過程中去，研究成果因此與歷史真相脫節，又或成為「事後諸葛亮」的解釋；另一方面，歷史學者又容易陷入龐雜史實考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跳出兩個學科各自的窠臼，這本書最具魅力的，是作者認為所謂歷史成敗，都要放在制度變化的複雜歷史情境下來觀察，都要走到歷史情節的深處才能理解其邏輯。深度融合社會科學前沿理論和堅實的歷史研究成果，成就了這本書紮實且動人之處。
「誰說歷史社會學家只能對歷史學家談社會學，而對社會學家講歷史？」
——和文凱
關於挖掘史料，和教授特別在新書訪談中提到，比較歷史社會學研究建基於西方學術體系，因此傳統上使用二手英文資料，尤其是在對非西方國家進行研究時，因此有很多局限。在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後，作者著重使用了日本歷史學家的日本史研究和中國歷史學家的清史研究。日本政治經濟史研究的水平非常高，但把龐雜的成果吸收、轉化、歸入此書，作者花費了極大的心血。再深一步，和教授用了一年時間在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對清史檔案進行研讀，收穫頗大，對清代國家財政政策錯綜複雜的脈絡有了全景把握，也為這本書中的社會科學理論建構奠定紮實基礎。雖是跨學科研究，和教授提到他仍然希望這本書能夠得到相關領域專業歷史學者的認可，「這樣這本書會更有意義」。
來聽聽和教授自己怎麼解讀這本新書吧。
▼ 視頻文稿 ▼
這是一本比較歷史研究的著作。它的特殊的地方在於，一個是三個國家的比較，二是比較的內容裏面，歷史研究的部分走得比較深入。在比較深入的歷史研究基礎之上，再回到社會科學裏的那些大的問題。比方說國家財政制度的變革，制度發展的模式，制度發展背後的原因。這本書其實在寫作過程裏野心很大，野心大的表現就在於，我是希望這個書的日本部分我能夠去跟日本的歷史學家去對話，在中國的財政金融史部分可以去跟中國的清代財政史的專家去對話，在英國史的角度更多的是采用他們的研究，所以能夠被英國歷史專家認為我沒有亂寫英國史，我就覺得已經很滿足了（笑）。
但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可能對日本史和對中國史，特別對近代日本的財政金融史和對清代的財政金融史，我覺得在材料上是有一定的貢獻。所以從這個角度講，這本書不單單給社會科學的人士看，我覺得對清代財政史，甚至明治維新歷史這兩部分歷史有興趣的讀者，這本書對他們應該也有一些參考，特別是對中文讀書來說。
選擇英國、日本、中國這三個國家，其實很大程度上是跟經濟史研究裏的大分流有很大的關係。就是說無論是中國的經濟史學家也好，是歐美的經濟史學家也好，現在的共同點是說，在市場經濟發育的過程中，德川日本還有十八世紀的中國跟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有很多的相似性。那麼在這個相似性的基礎上，目前學者談的大分流主要是從生活水準的提高這些角度來談的，但是我在這個基礎上，個人覺得在國家的財政制度上其實很早就出現大分流。那麼這個大分流對後來的工業化、工業發展其實是有很大的影響。所以這三個國家的選擇是跟既有的經濟史研究有很大的關係。
嚴格來就這本書的理論貢獻就在於把歷史的結構性因素和歷史事件本身的偶然性結合起來，提供一個完整因果敍述。我覺得這是這本書方法論上的一個貢獻。
討論英、日、中三國成敗的話，其實即便是成功，它也不是只有一條單一的路徑可尋，那麼在這個角度上來看，所謂失敗它也不是一個必然結果。所以我這裏面所講的成功和失敗是把它放到制度變化的歷史情景去，特別是去參考歷史情景下可能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制度的結果。這三個國家在向現代財政制度轉變的過程裏，一些基本的必要條件都是滿足的，那麼為甚麼在英國和日本出現了這樣的制度轉變，而在中國沒有呢？我更多是把注意力放到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上面。
▼ 開卷五分鐘 ▼
經濟動蕩和中國紙幣發行的失敗
1851–1864
摘自本書第五章
清政府沒有鑄造計量銀幣，因此不能用貨幣貶值來緩解十九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因為國內白銀短缺造成的嚴重通貨緊縮。這些年間嚴重的經濟蕭條和失業問題，最終在1851年觸發了太平天國運動，並給清政府帶來增加軍費的壓力。從1851年到1868 年，為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以及廣東、福建和西南地區爆發的其他小規模起義，政府開銷的軍費總額高達三億兩白銀。1 這對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年收入僅約4,000萬兩的清政府來說，不啻是天文數字。
為了應付困境，清政府除了開始徵收間接消費稅外，還試圖通過發行紙幣，鑄造貶值的銅錢甚至鐵錢來彌補赤字。來自釐金的稅收，很快成為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它幫助清政府在1864年平定了太平天國運動，並在七十年代中期剿滅了捻軍起義。然而，紙鈔的發行——實際上是十五世紀初以來中國政府首次大規模發行鈔票的嘗試——卻徹底失敗了。2 清政府於1864年廢止了紙鈔，繼續實行原有的分散型財政制度。
既有的文獻認為，發行紙鈔只是孤注一擲的「通脹融資」（inflationary financing）的一個例子。3 然而，這些紙鈔和大錢（即面值較大的貶值銅錢）並未能廣泛流通。當時的人已經注意到，雖然1857年紙幣和惡鑄大錢在京城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但北京城外幾十里的郊區，物價仍然較低而且穩定。4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各地編纂的地方誌，大多沒有提到這些紙鈔。紙鈔未能流通，意味着清政府沒有從發行中獲得經濟利益。這與日本明治初年不兌換紙幣的成功流通形成了鮮明對比，儘管日本政府直到 1886年才實現了紙幣的可兌換性。國家發行的紙幣與民間銀行發行的銀行券有着根本的差異。國家可以利用政治權力在其領土內，賦予其發行的紙幣以法定貨幣的地位。5 因此，不可兌換本身並不必然導致紙幣的失敗。那為什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清政府，甚至無法迫使自己的軍隊和督撫接受政府發行的紙幣呢？
有些貨幣史家仍然認為，濫發紙幣代表着清朝專制政府對市場和商人利益懷有敵意。6 但是，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清政府在糧食貿易、煤炭開採等領域針對市場和商人的實際政策，這些政策顯示清政府官員愈來愈認識市場運作的重要。7 事實上，1853年前的貨幣改革計劃條理清晰，推進謹慎。8 清政府發行的紙幣，分別以在經濟生活中使用的白銀和制錢計價。中央和省級財政官員都明白，官府發行的紙鈔要獲得成功，需要能夠在商業交易中得以流通。為了確保紙幣的價值，清政府在城市和主要市鎮設立了官錢局，這是在一定的儲備金基礎上發行和流通紙鈔的金融中介機構。政府動員民間金融商以當時的錢莊模式來管理這些機構，並試圖利用公款支持其運作。然而，這項制度建設的嘗試未能成功。
為什麼中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發行的不兌換紙幣失敗了呢？為什麼中國發行紙幣沒有像日本明治時期那樣，成為激勵國家決策者尋求財政集中管理的動力呢？社會經濟條件對制度發展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自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清政府在處理貨幣問題上尊重市場的政策框架，對其漸進流通紙幣的計劃至關重要。然而這樣漸進的方法，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因為在經濟核心地區的長江中下游發生的殘酷戰爭，打亂了地區間的私人金融和貿易網路，擾亂了政府正常的財政運作。在這樣的狀況下，銀票（即以白銀計價的紙鈔）流通十分困難。
清政府官員在1855年之前沒有找到有效的方法來流通銀票，反而決定採用以制錢計價的寶鈔來代替銀票。這是清政府第一次認真地嘗試用銅本位制來替換銀本位制，並用鈔票作輔助手段。這一想法自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以來就在經世學派的官員和學者中得到深入討論。而「改（銀）票用（寶）鈔」這一決定，對保證紙幣可兌換的制度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內經濟狀況下，清政府不能用糧食或食鹽來擔保紙幣 的價值，只能用銅錢來兌換紙幣。此外，跨地區運輸大量笨重而低價的銅錢極其困難，迫使中央將寶鈔兌換的問題轉嫁給各省政府。依賴以制錢為單位的紙幣，使兌換工作高度分散。在這樣的戰時經濟運作中，清政府顯然難以建立集中的財政制度以保障紙幣的價值。清政府失敗的紙幣實驗表明，要使制度建設持續邁向集中化，相應的社會經濟條件必不可少，例如繁榮的跨地區貿易和全國性的金融網絡。
注釋：
1 彭澤益：《19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136。
2 1651年和1661年間，清政府發行了數量有限的紙幣以彌補赤字。1661 年，政府有了足夠的收入，便廢棄了這一做法。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頁 808。
3 同上，頁834。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北京: 三聯書店，1962)，頁105–108;彭澤益:《19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91–96;周育民:《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 198;加藤繁:「咸豐朝の貨幣」， 加藤繁編:『支那経済史考証』(東京:東洋文庫，1953)，第2卷，頁438;Jerome Ch’en, “The Hsien-Feng Infla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1 (1958): 578–586.
4 御史唐壬森折，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2卷)(北京：中華書局，1964)，第1卷，頁 265。
5 對國家在建立貨幣壟斷方面的政治權威的強調，參見 Eric Helleiner, The Making of National Money: Territorial Currenc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6 彭澤益:《19 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頁 96;魏建猷:《中國近代貨幣史》(合肥:黃山書社，1986)，頁 89–90。
7 邱澎生:〈十八世紀滇銅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利益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卷，第1期(2001)，頁91–104;關於糧食市場，參見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経済変動』(東京:硏文出版，1997)，頁289–325; Helen Dunstan, State or Merchant?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1740s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chapter 3.
8 Frank H. H.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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