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别人的镜头锁定，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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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事件”专栏
直播世界
文 | 郑萍萍
因参加央视的“星光大道”节目而一举成名的“大衣哥”朱之文，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烦恼。据《新京报》报道，每天都有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朱之文生活的村子。这些人齐刷刷地举着手机拍下朱之文浇水、喂鸡、摊煎饼的样子，他的一些乡邻也扔下了锄头，聚集到他的院子里。有村民向记者证实，靠拍朱之文的视频，发在网上，一个月便能挣到过去一年种田的钱。
2019年4月11日，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朱楼村，家门一开，朱之文在院子里被前来看他的人围住。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报道中写道，不胜烦扰的朱之文给院子新装了大门，春节过后，又在门上装了39根10厘米长的铁钉，并写上“私人住宅 严禁闯入 攀爬危险 后果自负”。只是这道大门，仍然无法保护他的生活不被直播、不被围观。人们隔着大门叫嚷着：“我们开车几百公里，代表全国人民来看你，你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啊！”日子还得过，朱之文不得不打开院门，不过，这一次，他的妻子李玉华先跑到了门口，同时打开了两部手机，准备第一时间直播守候在门外的主播涌进院子的瞬间。春节后，朱之文的妻子、女儿先后开通了直播。
今年3月，只用几天功夫就从一个普通上海流浪汉晋升为网红，甚至被称为“流浪大师”的沈巍也决定，与其被别人观看、利用，不如自己搞直播。意外的走红让原本“过得自在”的他几乎无处可逃，“我破天荒地一个人去了新疆。没想到，在乌鲁木齐、喀什或者和田，我站在街头就会被人认出，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有上百人。”沈巍说：“被围观的时候，紧张、惶恐，没有一丝喜悦之情，我知道那些人不是真的了解我、喜欢我，很多人都很盲目。”
直播是一面镜子，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充满猎奇、窥伺、利益与欲望的世界，我们也会冷不丁地撞见黑色屏幕中映射出的自己的孤独、狭隘、自私，或者狂妄。
美国华盛顿邮报以“互联网被这位饱腹诗书的流浪汉所攻陷，而现在他要逃离‘名声’”为题，关注“流浪大师”沈巍成为中国网红这一事件。
这是人性之殇，在一个被视觉和数据驱动的现代消费社会中，这一切被过度挖掘与利用。就像手机厂商运用各种行销手段，3200万像素前置镜头、肤色自动校正、智能美颜等新卖点，创造并散布着自拍文化——我们以为是自我认知的需求，却不过是被市场创造出的消费需求；我们以为是自己可控的选择，却不过是被手机厂商、直播平台选中， 然后被控制······
沈巍已经学会了直播中的那套游戏规则，“我装疯、卖傻，装萌、卖年轻，才得到这点钱，还要被审问，还要接受监督，真的太累了。”
或许，直播的世界里也有温暖与善意。
去年9月，想走出“中年泥潭”的黄冠松，拖着一辆毫无“远方的诗意”的简易 改装车，从广东清远出发。那是他人生的低谷期，他决定通过“孤独地徒步”这样一种方式去对抗脆弱而不可知的未来。近200天里，他穿越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目标是珠穆朗玛峰脚下的绒布寺。出发当天，他开通了直播，决定把路上的见闻记录下来，当然更多的是为了赚些路费。一路上，少不了各种困难与糟心事，但让他惊诧不已的是，不少人在得知他的举动后，主动邀请他去家里吃饭，“很多人还成为了朋友，每天在直播间询问我的行程，关心我的状况，鼓励、支持我。”
旅途中的黄冠松
也有人从黄冠松这里得到了鼓励，写道：“每天看着他这般坚定地行走，我也应该和当下和解，重新上路。这是一种自救，也是一种成长。”
经历过“千播大战”、野蛮生长、监管管制的直播行业已显疲态。根据极光大数据发布的《2019年Q1移动互联网行业数据研究报告》，移动网民在手游和视频直播上变得更节制，第一季度视频直播应用的用户使用时长占比为25.5%，较2018年第四季度的26.2%有所下降。
不少人把直播作为一种观看的延伸，了解世界的另一只眼睛。它不仅仅是看到更多未知世界的样貌，更是看到已知世界在不同人眼中的样貌，接纳那只眼睛在同一个风景面前，采用的是另一套对焦与校色系统。
有人说，直播平台这些科技公司是没有心肠的时间贩子，它们将我们变成了一群没头没脑、没心没肺的人。但更值得警惕的是，“被屏幕锁定，被别人的镜头锁定”，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命运。
作者简介
郑萍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视频编辑，毕业于南京大学，长期从事新闻摄影一线工作。
本文编选自《中国摄影》201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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