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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 · 一个人 · 一座城
老城墙下雪中行。辽宁沈阳沈河区, 2008年1月 谢军
三十年,一座城市在人们眼中会有怎样的变化,谁也说不清楚,但照片能。
中国这些年的巨大变化,任你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无论是穿梭在城市巷陌中衣着靓丽的人们,还是不断疯长的城市骨骼,都被时光雕琢成沧海桑田般的陌生模样,我时常翻看手中这些照片,就像守在岁月的时光机面前。
作为东北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沈阳因“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和“共和国长子”而闻名于世。我有幸用相机记录了这座城市,感受了沈阳风云变幻最为复杂的三十年。我希望这管中窥豹的三十年积累,能够反映整个时代变革的洪流,折射出中国北方时代变迁的历史画卷。
说起我与沈阳的影像渊源,还要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那时我刚进入辽宁省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在辽宁日报社做记者的父亲分配了一台理光5型照相机,我经常借出来拍照。因为有相机,我还受到学校老师的青睐,他带领我组建了学校的摄影协会。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位老师的父亲,是全省著名的摄影家。有着这样的艺术背景,学校的摄影活动自然风生水起,我也由此和摄影越走越近。
1988年,我的摄影作品开始见诸省内外报刊。1989年,我从工艺美校毕业后到辽宁省摄影家协会实习,遇到了中国工业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王玉文,那时他还是辽宁省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他认为我创作势头很好,应该多拍照片,而不是进入协会做摄影组织工作,于是我就到一家报社做了专职摄影记者。
当时,国内摄影的主流是风光摄影和沙龙画意摄影,报纸杂志刊登的很多照片,都是通过摆拍、“美化”制作出来的,很不真实。我当时也不懂这些,只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儿,每天相机不离手,拍摄了很多当时看来没什么意义的照片。
一个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我对摄影的认识。1990年我去北京出差,在王府井书店看到了台湾阮义忠先生译编的两本摄影书《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十七位影像新生代》。这两本书,应该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介绍外国摄影师的书,书中内容为我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认识摄影如何表现生活的大门。
从此,不管报社有没有摄影任务,我都背着摄影包,白天黑夜游走在大街小巷,用我稚嫩粗浅的认识,敏感地观察社会生活,捕捉市井风情、人生百态,着力记录沈阳的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1993年我考入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进行了系统的专业学习,之后进入新华社辽宁分社《中华第三产业报》做摄影记者。在这期间我读了当时能见到的几乎所有纪实摄影书刊,琢磨众多纪实摄影大师的作品,领悟他们的艺术表达视角。拍摄德国各阶层并称这项计划为“拍摄20世纪人类”的奥古斯特·桑德、记录法国下层社会的《巴黎之夜》摄影师布拉塞、“失业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以拍摄《水俣村》等专题闻名世界的尤金·史密斯、拍摄《美国人》的罗伯特·弗兰克,等等,这些西方著名摄影师的工作方式改变了我对摄影的认识,让我从社会的表象出发,逐渐深入社会的内里,使我认识到纪实摄影的主题是不受限制的。正如阿瑟·罗思坦在1986年出版的《纪实摄影》一书中所阐述的:“纪实摄影应该传达某种诉求,才能和风光、人像或街景照片有所区别,所记录的事情应该比随手可得的即兴照片具有更多的意义,应该透露被摄者更多的心境而不只是形式”。从1990年到1999年这十年间,我已经拍摄了4000多个胶卷,积累了大量反映沈阳社会生活的作品。
从我开始记录沈阳至今已三十年,三十年放在历史长河里很短,但在人的一生中却很长。有一段时间,国内纪实摄影师蜂拥去偏僻乡村或少数民族地区拍摄民俗人文作品,这种“短平快”的创作方式很容易吸人眼球,也多有发表、获奖的机会。但我思考再三,还是没有跟风,我觉得这样的创作和自己的“初心”不符。我相信潜移默化,我相信水滴石穿,我也因此坚持每天在路上,相机不离手,我坚信好照片是现场拍出来的。每当我自己把关于沈阳的海量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匆匆忙忙的生活轨迹,喜怒哀乐的表情,酸甜苦辣的岁月投影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这些社会深层的东西,都在照片中一一呈现,让我百感交集。
在很多人眼里,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场景平淡无奇。可我却希望用我自己的视角和观察,发现其中具有艺术价值的场面,并在电光石火的刹那按动快门。摄影的本质是瞬间的记录性,我不反对它的创意性与多样性,但我认为主观表达不能抛弃大时代的客观背景。一个优秀的摄影师,必须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审视世界、社会以及人生百态,用选取的场景、事件表现出具有时代感的主题,然后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拍摄。
我对沈阳城市发展进程这个自己熟悉的主题紧抓不放的同时,也曾拍摄过辽宁的其他14个城市,后来又去拍摄全国的35个省会城市。在这些陌生城市的大街小巷,我经常能发现许多和沈阳相同或不同的东西,它促使我反思自己关于沈阳的创作,并不断做出调整。
2013年,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拍了这么多年沈阳,其实家周边是我最熟悉的,为什么我不围绕我的家来做一个专题呢?于是,一番准备和论证之后,《居住地•1000米•50天》摄影计划开始付诸实施了。在距离我家一站地的范围内,有商业区、休闲广场、客运站,还有医院、学校、教堂、寺庙,这些地方都是天天接触的环境,每天都发生着许许多多鲜活的事情……有了“居住地•1000米•50天”这样的逻辑,我需要做的就是用我最熟悉的方式,每天在沈阳相关范围的大街小巷留下影像。
50天之后,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展厅里,地面上平铺着一张喷绘地图,上面标注了2013年4月1日到5月20日的这50天,以我家为中心,以1000米为半径的范围,所拍摄精选的50张照片的拍摄点。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评委之一,评论家鲍昆说:“这组照片告诉了所有摄影人无需负重远行,每天拍好身边的故事,最重要。”这组照片,也获得了当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优秀摄影师奖。
某网站对《居住地•1000米•50天》还有这样一段评论:“50幅照片,虽然没有一个主观明确的主题,但客观上表达了城市生活的复杂性。街巷里,熙来攘往每家每户平淡的几乎一样的日子,周而复始地过。可是生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呢?它或许不是坝上草原的斑斓光影,也不是雪域高原的云峰雾霭,它是忙忙碌碌圆梦夙愿,它是一路相逢、同甘共苦,它是执着对倚,也是独坐发呆,它是喜怒哀乐,它是爱恨情仇,它是生死无常,所以说日子充满了意义。”
纪实摄影往往能记录社会中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事情,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环境的关系。摄影师拍摄下的瞬间影像经常通过传播和阐释,使摄影成为参与改造社会的工具。从纪实摄影发生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沿革看,它的批评性和革命性不言而喻。一部纪实摄影史就是一部摄影者对人世间的美好、温情进行记录与传播的历史,也是对社会的丑恶、不公进行记录、批判和反思的历史。带着这样的使命,我一直坚持以平民化的视角,记录这个时代。
每每回看自己拍摄沈阳作品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比如说:能否在画面中看出这是沈阳还是国外的某地?是上个世纪,还是近十年?能否在画面中看出社会的对比反差、精神特征,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我都用自己的摄影作品一一做答。
三十余年来,我从拍摄的作品中整理出了《沈阳三十年》《印迹,1990年代》《自行车》《童年时光》《睡不够的日子》《丐受天下》《狗这一辈子》等50多个专题。这些“历史切片”保存了沈阳的城市记忆,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痕迹。
纪实影像需要时间的淘洗,读懂它需要灵性。生生不息的城市不单是生命载体,她爱憎分明刚柔相济的文化内涵,更昭显出一方水土不二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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