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在苏富比拍出8万美元的中国老照片真伪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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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3日9：00（美国东部时间），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了一场名为“重要中国艺术”的拍卖会，在208件拍品中，编号为287号的一张老照片引起中国很多摄影收藏家和摄影文化研究者的注意。这张照片的标题为“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丽昌照相号，僧格林沁肖像照，手工上色银版摄影”并且在介绍文字中以“中国摄影史上的里程碑”为高度肯定了它的历史文物价值。最终这张照片以8万美元的价格拍出（加上佣金为10.08万美元）。在得知这张受人瞩目的照片被拍卖前后，中国历史影像收藏、研究者仝冰雪经过研究、考证，对这它的真伪撰文提出质疑。我们在此刊登，希望通过此文的发表引起各位中国摄影史及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专家、学者的重视，也欢迎大家对这张照片的真伪提出不同的意见。毕竟验明正身、去伪存真后才能让历史影像在中国摄影史的研究中发挥正向的价值。

3月23日，纽约苏富比拍卖落锤时的直播截图，此张照片的落槌价为8万美金，加佣金后为10.08万美金。

一张伪造的“中国摄影史上的里程碑”照片

文/仝冰雪

3月21日早上，我看到美国史密斯学院亚洲艺术策展人吴瑶女士的朋友圈，九宫格里的一张银版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以前见过很多次的“中国人拍摄的最早的照片”，不少中国摄影史的相关书籍曾经著录过，后来询问吴瑶女士，得知是她在拍卖预展现场所拍摄，纽约苏富比即将在几天后拍卖这张照片。

苏富比工作人员手持此张照片，图片来自苏富比Instagram   

我以前就对这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拍摄者，以及照片中的人物充满疑问，但没有仔细研究过，没想到这张照片竟然再次现身拍场，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赶紧打开了苏富比网站查看详情。苏富比网站上用中英双语详细介绍了这张照片的学术著录、展览记录和来源证明。

拍品名称是：僧格林沁肖像照，手工上色银版摄影，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丽昌照相号。

拍卖照片正面图，图片来自苏富比网站

苏富比在其网站上所列有关这张照片的学术著录：

陈申等编著，《中国摄影史》，北京，1987年。

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1842-1860》，伦敦，2009年。

郭杰伟/范德珍，〈洋镜头里：晚清摄影的艺术与科学〉，《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国摄影》，洛杉矶，2010年。

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 : 中国摄影师1844-1879》，伦敦，2013年。

巫鸿，《聚焦：摄影在中国》，伦敦，2016年。

展览经历：1984年11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早期历史照片展览》中，这张照片是重要展品之一。

而且，照片还可以说传承有序：1954年之前，香港私人收藏；之后，美籍华人刘洪钧先生收藏；1994年10月19日，伦敦佳士得拍卖，刘洪钧照片专场，编号1，成交价6325英镑；直到今天，再次出现在苏富比“稀影珍传”中国艺术品专场中。

最终，拍卖行而给出的照片评语是：不仅是“现时所知年代最久远的华人摄影师作品”、而且是“中国摄影史上的里程碑”作品。

以前很多出版物没有给出照片的背图，我也没有亲眼见过照片原件，但这次拍卖网站上给出了背面大图。也正是背面上的文字信息让很多学者和藏家，还有拍卖行的专家相信了这张照片的珍贵历史文化价值。

照片背面，图片来自苏富比网站

但经过我一天的详细研究，我惊呆了：这原来是一张地地道道伪照！

首先关于照片的拍摄者上海丽昌照相号：

拍卖介绍中说“后人对丽昌照相馆所知甚少”，可根据我撰写《中国照相馆史》一书的常识和平时搜索查询晚清民国老照片的经验，这个照相馆还比较熟悉，也见过不少此照相馆拍摄的照片。

《申报》记载，丽昌照相馆1906 年开业，地址在虹口北四川路一八五五号，馆主梁泽月。二十年代，丽昌还在避暑圣地、江西庐山牯岭开设了分号，三十年代，在陕西西安开设了第二家分号。1928 年，丽昌照相馆在上海北四川路中建造新屋，于10 月15 日再次正式开幕。

从上海丽昌照相馆三十年代卡纸上的商标可以看出当时开设了西安和牯岭分号，仝冰雪收藏

照片背图上所贴“丽昌”标签，说照相馆开设在“北……”，虽然后面被涂抹了，但细看还可以看出是“四川路”三字，左侧“一设支店在牯岭”，从这几个信息看，这张照相馆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丽昌照相馆，不可能是上海的另一家同名照相馆。

背图中，“照相馆”英文字PHOTOGRAPHER下面两行字被人用黑笔刻意涂抹了，但经过PS锐化，还是可以看出英文原文的，第一行是：No. 1855, North Szechuen Road, 汉语是“北四川路1855号”，第二行：Close to Apollo Theatre，汉语是“紧邻爱普庐影戏院 ”。 这也和很多丽昌照相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的照片背面的英文地址，以及当时报纸广告上的中文地址完全一致。

所以，这张丽昌照相馆二三十年代的标签，和1853年，或者是说和这张银版照片的标明的拍摄时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被人刻意粘贴在了银版照片的后面。但是，为什么有人刻意把“四川路”三字和两行英文地址涂抹掉呢？对很多上海人来说，大家熟知，四川路得名是1865年的事，之前的名字叫“桥街”；爱普庐影剧院是1910年才建成的，所以为了标榜照片拍摄于1853年这个事实，又怕明显穿帮，特地进行了涂抹。从这点来看，粘贴这个标签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造假，横空杜撰出一个能够拍摄银版照片的上海照相馆。但有意思的是，“一设支店在牯岭”为什么没有被造假者涂抹呢？可能造假者并不知道，牯岭之名，是1894年才有的，之前叫牯牛岭。造假者以为这个分店名称无碍真实性，所以保留下来了。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下背图上所粘贴的第二个法文标签：

这条白色的标签和丽昌照相馆的标签颜色明显不同，上面有DAGUERREOTYPE 即“银版摄影”，左侧还有五个法文字母，ndres，美国迪美博物馆的策展人董晓安认为完整词语是法文Londres, 即“伦敦”的法语。很难说这个标签和照片真正拍摄者的关联，应该粘贴人为了突出“银版摄影”几字，来增加照片的历史感和真实感。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背面的所有手书：

最上面一行，“1853”之前的字看不清楚，拍卖行给出的说明是法语“[___] le 1er aout 1853”，即1853年8月1日，这也是这张照片拍摄时间的来源与根据。

下面一行手写字，写在了有法文印刷体的字条上，是英文和中文混杂，[___]OF CHINESE GENERAL 恪临KO-LIN将军 1853，中英文其实是一个意思：中国的恪临将军。

第三行、第四行和第五行，英文和汉语混写在丽昌照相馆的纸条上：Made by Lai Chong, Portrait of Mongol General恪临 Ko-Lin将军 1853。中文翻译为，“由丽昌制作，蒙古将军恪临肖像， 1853年”。

在英文丽昌照相馆LAI CHONG 左侧，写有中文繁体“大清咸丰三年八月 正黄旗统帅恪临将军”。

不难看出，这些说明照片拍摄时间和照片中人物的五行手写字迹，是不同时期写上去的。根据字迹判断，法文、英文、中文，应该不是同一人所为。

我们知道，从1839年摄影术正式公布后，直到1860年之前，银版摄影风靡欧美，也传到了亚洲，1844年，中国最早的一批影像，由法国人于勒·埃及尔在澳门和广州拍摄。该照片背面的第一行手写法文，有年有月有日，根据字迹和纸张颜色看，不像是刻意伪造，有可能就是这张银版照片的拍摄时间的原始标注。

1850年代，一张西方普通人银版肖像并不少见，百年之后，到这张照片第一次转手的1954年，其收藏价值也不是很大。而1850年代的中国人银版肖像，则十分珍罕了，更何况一个大清蒙古将军的肖像呢！第二、三、四、五行，手写英文、汉字，赋予了照片主人公一个新的身份，这是1984年之前，持有者刻意写上的。从笔体看，应该是两个人在不同时期，分别写上的。

1984年该照片的背面图，陈申提供

陈申2016年在中国台北故宫举办的研讨会上，已经对此照片提出质疑，他认为照片是丽昌照相号所制，但图中不是中国人。

此照片1984年在北京展览时，中国摄影史学者陈申拍摄了背图，根据陈申老师提供给我的背图，1984年之前，背图中没有手写汉字，第二行手写字中的汉字“恪临”和“将军”四字，第四行和第五行中手写“恪临”和“将军”，以及“大清咸丰三年八月 正黄旗统帅恪临将军”的汉字都是在1984年后有人加上去的。

那么，照片中人物会是一个大清“恪临将军”吗？

从照片上的人物穿戴来看，是中国人的传统装扮，但仔细观察面部，高鼻梁，眉骨深陷，山羊胡子，很典型的白人特征。照片构图上，人物双脚砍去，也不符合当时中国人一定拍摄全身肖像风俗习惯。

照片大图，图片来自苏富比网站

这张照片拍摄、显影、定影后，经过了后期人工着色，使用的是浓重的油彩，几乎覆盖了银版照片原来逼真、细腻、反银光等所有的特点。这种上色风格，不似当时欧美地区照相馆专业人员的水彩淡擦， 没什么美感，更像是业余匠人所为。那么，这种完全覆盖原照的黑白底色的人工上色，是否另有目的呢？

摄影史学者徐婷婷在和我微信交流后说，她审视照片后，发现长袍的袖口过窄，她怀疑人物原来是身着西装，通过上色完全掩盖了原来的衣服，而人为涂改成为了中式服装。这给了我很大启发，虽然中国的传统长袍有宽袖和窄袖之分，但这样紧绷的袖口还是很怪异的，值得怀疑。我再次仔细查看上色后的人物：蓝色长袍，蓝色瓜皮帽，红色挂珠。表面看没有问题，但仔细看长袍的襟口，开在右侧，右衽确实是传统的中国样式。但这是一张银版照片，是正像，影像应该是左右相反的，襟口开在左侧才对。这可能是当时涂改上色的人没有想到的。

由上可见，所谓的大清“恪临将军”，应该完全是一个西洋坯子，通过不太高明的手工改造、COSPLAY, 完成了化身。

照片主人公又是如何从“恪林”变成今天的僧格林沁呢？

1985年《人像摄影》介绍了曾在北京展览的这张照片

1984年肖像在北京展览时，照片的题目为《清朝男仕坐像》（见《中国早期人像摄影管窥》，《人像摄影》1985年第3期）。

1987年出版的《中国摄影史》中，照片题目为“香港照相馆用银版法拍摄的人像”。

到1994年伦敦佳士得拍卖时，改为“恪临”将军肖像。

英国收藏家泰瑞•贝内特在2009年出版的英文《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第一次提出照片中的人物“有可能是僧格林沁”，并第一次提出“这是现存最早的由中国摄影师拍摄的有时间标注的照片”。

2010年，在洛杉矶出版的英文版《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国摄影》一书中，盖蒂保护研究所的郭杰伟和盖蒂研究所的范德珍合作的文章《洋镜头里：晚清摄影的艺术与科学》里，刊载了这张照片，标题为“僧格林沁肖像”，这也是正式出版物中第一次肯定的标明。

艺术史家巫鸿老师在2016年伦敦出版的英文版《聚焦：摄影在中国》一书中，再次引用了《丹青和影像》一书的说法，标明照片为“僧格林沁将军”。

如果照片拍摄于1853年8月1日，照片上的人物有没有可能是僧格林沁呢？

僧格林沁肖像版画，图片来自《伦敦新闻画报》，1861年

回看历史，1853年，清文宗咸丰三年，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天平天国运动已爆发两年。这一年，天平军势如破竹，3月攻克江宁（今南京），并宣布定都金陵，改名“天京”。随后派两万余人开始“北伐”。咸丰帝宠臣僧格林沁，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事宜，统领各营劲旅出京迎战“北伐”的太平军。八月，太平天国北伐军已经攻入京畿重地，咸丰帝亲自将清太祖努尔哈赤使用过的宝刀授予僧格林沁，命其率军进剿。两军激战正酣，危殆时刻，八月一日，僧格林沁又有何心思、有何必要“抽空”赴上海，拍摄一张肖像照呢？

结语：

这张照片，除了拍摄时间可能是1853年之外，拍摄者不是上海丽昌照相馆，人物也不是中国人，更不可能是僧格林沁。所谓一张看似“中国摄影史上的里程碑”照片，纯粹是通过图像的篡改、文字的虚构，人为臆造出来的。早期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原来的主流话语权一直掌握在外国学者的手中，这有其客观因素，毕竟摄影术是舶来品，中国最早的一批影像大都是外国人拍摄，一手史料很多也是外文。但在今天，本土知识和本土文化的认知，对摄影史的研究不可或缺，如果研究者或收藏家认识到这点，就应该不会再犯常识性的错误。

就这这篇文章完成的时候，3月23日晚上近12点钟，在纽约苏富比拍卖现场，这张伪照以3.5万美金起拍，经过多轮竞价，最终以8万美金落锤拍卖成功。在拍卖之前，我已经在国外媒体发声，对这张照片提出质疑，引起众多国际学者的回应，苏富比总部也反馈给我。但最终没有撤拍，也有不同藏家参与竞价。

由此看来，中国摄影史的研究，以及在国际上的发声和权威树立，任重道远。

仝冰雪

2022年3月23日于北京桑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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