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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一篇稿卖出百万,如今面临变现难题?这种深度内容以后靠谁供养?

2017-10-10 二维酱 张洁 新榜

ONE实验室是解散了,但团队没有散。我们还在,还会继续写。之后会在其他平台发布作品,已经有几家在和我们谈了。” 原ONE实验室负责人林珊珊告诉新榜。

 

今天早上,ONE实验室解散、团队成员离职的消息传来,引起传媒业界一片唏嘘。

 

ONE实验室是一个专门负责生产非虚构故事的团队,因为汇集了国内最优秀一批非虚构作者,在业界有“特稿梦之队”的称号。



它所属的公司是韩寒创办的亭东文化,相比ONE实验室,亭东文化旗下的另外两个内容产品可能知名度更高:主打文艺风的App“ONE”(一个)和微信公号“ONE文艺生活”。

 

其实ONE实验室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引人注目的光环。因为执掌它的是李海鹏,中国特稿最早的开拓者。2003年6月19日,李海鹏在《南方周末》第25版上刊发的《举重冠军之死》,开启了纸媒特稿的黄金时代。


李海鹏

 

而如今,特稿的阵地转移到了新媒体平台上。当大批自媒体还在拼命蹭热点,挑拨情绪的时候,人物、GQ等公号以高质量的特稿,时不时地刷着大家的屏,为这个时代留下有深度和温度的内容。

 

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又重新显现出来,在内容产业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连咪蒙团队都开始招募写深度内容的人。

 

ONE实验室的解散,虽然令人遗憾,也有其现实意义。非虚构写作是一门传统、高贵的手艺,但也随着时代在不断发展,寻找着适合当下环境的生存模式。


今天下午,李海鹏在朋友圈发表了对ONE实验室解散的回应


 

ONE实验室:“一场美好的仗”

 

2016年6月,李海鹏离开执掌逾两年的《时尚先生》,加盟韩寒的亭东文化担任首席内容官。



当时他发朋友圈说,“我们要去打一场美好的仗了”。

 

李海鹏将原先《时尚先生》的特稿团队带到了ONE实验室,还从《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人物》等媒体挖来了不少知名的特稿记者。比如大三时创作出《少年杀母事件》的林珊珊,现象级特稿《太平洋大逃杀》的作者杜强,曾获腾讯传媒“年度特稿”奖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作者魏玲,在《人物》实习时写出《北京零点后》的王天挺……

 

据林珊珊介绍,在ONE实验室解散之前,团队一共有10人,包括一位事实核查员。

 

今年1月6日,ONE实验室发出一篇特稿《飞越十三号室》,由前《人物》记者钱杨采写,讲述临沂网戒中心里发生的故事。随后,ONE实验室陆续发表了《生死巴丹吉林》《绝命深潜》等脍炙人口的稿件,被各种公号和平台转载推荐,并成功引起了一些影视公司的注意。

 

7月20日,ONE实验室在微信公号里发布了一个消息,《生死巴丹吉林》将改编成电影。导演娄磐说,它将会是“一部动人心魄的作品”。



可惜的是,在公布了这条喜讯之后,ONE实验室再次传出的消息就是解散。

 

为什么这支“特稿梦之队”会出走?据业界人士透露,并非因为项目亏损导致,而是投资方对投入产出比不满。

 

ONE实验室的商业变现主要是售卖影视改编权,李海鹏对非虚构故事在影视市场中的价值很有信心,而且认为在现实题材作品方面,非虚构作者比编剧更具优势。他在劝杜强不要去当编剧时说了一句,“编剧在北京就有20万,全中国会做非虚构的人不超过20个。”

 

的确,在靠流量明星支撑的烂片接连“扑街”后,中国的影视市场逐渐开始重视剧本的质量。但通过非虚构写作的方式来采写影视素材,生产成本或许过于高昂了。

 

 前《南方周末》记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候选人方可成朋友圈截图

 

一篇上万字的特稿,动辄耗费数月,记者需要辗转多地,采访多人,再加上后期事实核查和编辑修改的时间,在如今追求时效性的新媒体环境中,这些时间和人力成本不是一般平台能够承受的。

 

在《南方周末》发布的《反侵权公告》中指出,“南方周末稿件中每个字的生产成本是12元,凝结了记者们的心血和汗水。”而特稿的生产成本,很可能比这个更高。

 


从1月上线到10月解散,ONE实验室一共产出了十篇左右的原创作品,而且从3月之后,更新频率变得很低。

 

3月底,我们在采访李海鹏的老搭档、负责ONE整体内容业务的林天宏时,他曾说过一个问题:这些从前在媒体工作的特稿记者,需要转变选题的思路,“如果在媒体可以做,但不是每个故事都有影视化的价值。”为了让作品有改编价值,他们不得不做一些取舍,找选题的难度大大增加。

 

不到一年,这场“美好的仗”打到了尾声。


ONE实验室有顶尖的写作者,有精彩的作品,可惜变现模式太单一,而且具有偶然性。不过对于他们来说,换个地方一切还是可以继续,需要的只是找到一个能供养他们的平台。

 

 

非虚构团队的商业模式都在摸索中

 

除了ONE实验室,国内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团队还有不少。比如由前南方系媒体人雷磊创立的“真实故事计划”、网易的“人间theLivings”、界面的“正午故事”,以及“地平线NONFICTION”“三明治”“剥洋葱”“人物”“GQ实验室”等等。

 

国内非虚构平台(如有遗漏欢迎补充)


这些非虚构团队的内容生产模式各有差异,不同于ONE实验室的精英式PGC路线,“真实故事计划”有大量民间投稿(也有一些特稿作者),更全民化。而“人物”“GQ实验室”“人间theLivings”这些背靠媒体平台资源,更像传统媒体时代深度报道部的延伸。

 

从变现的角度来看,这些非虚构团队的商业模式基本都在摸索之中。

 

出售影视版权是提及较多的一种。最出名的是杜强的《太平洋大逃杀》,一篇特稿卖出百万级影视版权,在当时颇受关注,仿佛非虚构作者只要推出爆款,就能在市场上被标以高价,一举成名。


 

不过“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觉得,这其中存在错觉。他认为,虽然非虚构在国外已发展繁盛,但在国内并没有一套成熟的商业体系支撑,价值还未被充分开发,而且整个行业都不太注重积累,和别的行业结合也不够多。

 

换句话说,国内非虚构内容的良性运转,只靠爆款是不够的,大平台的包养也只是一时,还需要探索更成熟的体系

 

“比如我们把非虚构作者转化成编剧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没有更多商业的力量进入到这个领域”。雷磊说,为此他们组建了出版的团队,打算做非虚构出版的品牌。

 

目前,除了新媒体广告,“真实故事计划”的变现模式主要有:版权授权,比如以联合出品方的身份与影视公司的影视项目合作;再如自己做编剧,跟其他公司合作推出影视项目,比如近期他们有一个正准备拍摄的纪录片项目。

 

据雷磊介绍,他们在版权授权、广告服务、影视项目以及与商业机构合作生产特稿等方面的年收益有数百万。但由于团队扩招,收益并没有比成本高出太多。两个月前,他们又获得1200万A轮融资,作为一部分资金支持。

 

在商业变现上面临困境,很多人认为这正是ONE实验室解散的原因。非虚构写作的成本高、变现难,似乎成为“共识”。媒体人蔡崇达也说,“非虚构是门高贵也昂贵的手艺”。

 

非虚构真的这么奢侈吗?雷磊给出了不同看法。

 

除了非虚构故事,“真实故事计划”还在尝试传记和特稿。目前推出的三篇特稿中,《衡水中学的反叛者》的作者是两名大学生,这篇在“真实故事计划”后台获得近百万阅读,全网累计阅读在千万以上。



雷磊说,这几篇特稿的单篇成本并不高,大概一两万,“应该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吧”,而且两个大学生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职业训练。

 

特稿当然有一定的技术门槛,不过雷磊觉得这背后还是有很多能够学习的技巧和方法,而且,真不一定太贵。

 

“你想,如果一个文体很贵,我们不能很快兑换它的商业价值的话,有谁会愿意为它买单呢?有人说特稿很奢侈很贵,看起来把它拔得特别高,但实际上是很荒谬的做法。”雷磊认为,一个文体必须有更多人去读去写,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如果是奢侈品,就不是给普通人消费的东西,那么发扬光大也无从谈起。

 

此外,雷磊提到国内非虚构行业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圈层过于狭隘,普通大众对非虚构知之甚少。不过,文学行业的行进速度毕竟不同于互联网行业,他也明白,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特稿写作今后只能走“包养”路线?

 

ONE实验室解散的消息传出后,有人问:像非虚构等有公共价值和意义的写作,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它的生存和发展之路在哪里?

 

很快有人言简意赅回答:“包养。”这个带着调侃的答案,既无奈又现实。

 

目前在我国,能做各种特稿的媒体或自媒体已屈指可数,仅存的一些零星火种,背后多少闪现着互联网巨头的身影。

 

而在国外,特稿创作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在商业变现上做到盈余或大致均衡的,也相当罕见。

 

美国《纽约客》是非虚构写作的主阵地,它最近几年未透露详细营收情况。但根据其2006-2013年的广告收入表,我们可以看到其萎缩态势。

 


再考虑到Facebook、YouTube、Google近来在移动端攻城拨寨,《纽约客》最近三四年盈利情况不太可能乐观,否则它的母公司今年年初也不会开卖其历史照片、插画版权来开源增收。

 

有业内人士一针见血指出:像非虚构写作、调查报道等有公共价值和意义的特稿,本质上就不是一门有高回报空间的生意,它们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商业目标应该是盈亏平衡或略有盈余

 

三获普利策奖、美国最著名的独立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过去10年来走过的路,也在印证这种观点。

 

2007年10月,《华尔街日报》前执行总编辑斯泰格在桑德勒基金会每年1000万美元资助下,正式成立ProPublica非营利性独立新闻调查机构(此名字在拉丁语中意为“为了人民”),它的使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新闻报道”。

 

ProPublica首批招募到28名记者编辑,其中4人是曾经的普利策奖得主。8个月后,他们推出了第一篇调查报道。它做一篇调查报道耗时长达数月甚至数年、耗资百万美元。比如,“美国药商为提升销量行贿医生”的主题报道持续3年,关于“不慎过量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多款感冒药主要成分)可导致肝衰竭甚至死亡”的报道,则耗时20多个月、成本75万美元。


ProPublica记者编辑庆祝获得普利策奖

 

2013年,ProPublica时任总裁托弗说,调查报道费时费钱、深陷危机,很多人认为它已成为“奢侈品”,而创办ProPublica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变“主流媒体不断削减调查性新闻报道的经费预算”局面。为了保证高质量的内容生产,它的运转原则是每花掉一美元,必须有至少85美分花在新闻调查采写上。

 

在商业变现上,ProPublica早期采取读者赞助(类似微信公号赞赏)以及严格采编分离的广告;后来,它也采取多平台分发策略,以获得Facebook等平台的流量分成收入;去年以来,它又开始对外出售各类一手调查搜集采访得到的数据、案例和研究报告——这些都是资深记者编辑在做调查新闻之余的“副产品”。

 

从ProPublica最新发布的2016年财务报表上可以看到:2016年末的净资产1205万美元,比2015年末的1127万美元要高,表明其扣除成本后仍有大约80万美元的盈利。 


事实上,这也是ProPublica过去十多年来年度财务报表的一个缩影,略微亏损,或稍有盈利,变化不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绝非那些追求高回报的资本方想看到的投资项目。

 

几天前,有资深媒体人发文感叹“新闻都去哪了啊”。在这种大背景下,ONE实验室解散背后的问题,更像是天问:

 

中国的特稿写作何去何从?谁来养活特稿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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