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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最佳新导演 | 《一念无明》：这是躁郁症，这很香港
采访｜海缇（多伦多）策划｜海缇（多伦多）审读｜不一定（上海）编辑｜不一定（上海）
27岁香港导演黄进的处女作《一念无名》得曾志伟、金燕玲、余文乐助阵，甫一出世便从多伦多电影节一路过关斩将到台湾金马影展，根据香港真实新闻案件改变，以一个家庭悲剧描绘社会大众对精神病患的漠视与冷淡，挖掘现实幽暗的角落，体察人情冰冷的黑洞。在今年的第53届金马奖中，《一念无名》获得最佳新人导演与最女配角三项提名。
以下与导演黄进的访谈，进行于一个多月前的多伦多。多伦多电影节第三天，正值沸腾狂欢之际，深焦记者在星光宝盒的五层见到了黄进和《一念无名》的编剧陈楚珩。当日和风细雨，一如他们来自的城市——香港，而两位年轻的电影人像端然成长的植物，温和、清秀，隐隐地可以感知到顽韧的生命力，这股力量也体现在他们的首部类型长片《一念无明》之中。
香港这座国际都市，呈现出了以往未曾呈现的面貌，不是黑帮斗狠、杀戮横行、驱车狂飙的香港，不是纸醉金迷、红男绿女、爱恨痴缠的香港，而是一个街衢之下，无数认真努力的平凡人过着蝼蚁一样渺小和艰辛的生活的香港。这里的香港像一个火柴盒——人物的生活空间是被间隔成板房的老旧民房，这里生活着一对父子，看上去寻常得像是我们在路上随时可能擦肩而过的路人，然而走近他们，会发现过往的阴影，像是一刻都不曾驱散的乌云，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也逐渐露出了复杂的面貌。
编剧陈楚珩：还是很紧张，因为这不是一个很娱乐的电影。实际上观众反应不同，我们对这些都很敏感，所以直到现在都很紧张。
导演黄进：观众反应比我们想象中要好。不过我们还是在学习，怎样应对这种敏感。敏感对创作很必要，但是与此同时也感到很困扰，因为过于情绪化，怎样去控制，怎样和这个特质去相处，我们都在修炼，毕竟电影我们还需要继续拍下去。 深焦：第一场第二场之间，心情有变化吗？
编剧陈楚珩：第一场非常激动。因为我们没有想象过观众的反应，观众的反应非常好，我们很惊喜。之前甚至都没有想到会来多伦多，没想到这里观众很热情，提问的问题质量也非常高，的确是高品质观众，还各种鼓掌。所以我的心情既激动又复杂。
导演黄进：第二场比较冷静。场地小，大家比较接近，放完已经12点了，只觉得很累，因为在这边日程也很满。第二次已经没有那么紧张了，当然反响依然很好，也可能是我们慢慢适应了一点。第一场我特别紧张，想要直接离场。
深焦：作为导演处女作，《一念无明》很沉重，这很令人意外，因为其他导演的首部作品一般都很私人，而这个电影和社会关联很强，这是个人风格使然，还是故事本身决定的？
导演黄进：都有，很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技术，还有制作，不得不做得非常小。
导演黄进：因为空间有限，镜头的运动选择也有限，没有很炫酷的运动，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空间、时间、技术限制，我们不得不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个风格是从故事本身生长出来的，我们相信电影本身有自己的命运。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所有条件限制、演员，所有因素共同构成了这个故事，电影自己这样走出来，不能够割裂去看待，这些条件限制也像一个角色一样重要，或者说这个电影的特质所在。
深焦：那么你们觉得，在这部作品中，个人风格表达了多少？
编剧陈楚珩：已经很完整了，是我的风格，沉重。
导演黄进：我的风格就是比较冷冽，我人也是这样，这也很配合整个制作的风格。不过我想我还没有发展出一个稳定的个人风格，还在学习，所以我可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想，风格是一个结果论的产物，这也是观众所决定的，他们注意到什么，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风格，所以我不能说这个电影就代表了我的风格，也许我们做另一部类型片，又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所以这个问题还是留待时间来说明吧。 深焦：电影基于一个社会事件，有关它的新闻报道可能只有豆腐块大小，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么吸引你们？
编剧陈楚珩：可能正是因为它这么小，在一个边缘角落，而事件又是那么沉重和悲剧，报纸上充满了这样的小格子，让我不禁思考，为什么在我们的城市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么凄惨，而我们却没有人去关心，去追问，或者是我们没有尝试去帮助他们。比如我们在街上看到精神病患，他有一点发作的征兆，可能我们会很怕，可能我们会报警，可能我们会拍下来放上网。我很想写这样的一个故事，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自己，想到身边的人，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编剧陈楚珩：对，其实在我们看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好的事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做出来的，而是我们这些平凡人微小的恶行累加起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就单一事件来看，只是随手拍下，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放到网路上，很多人观看和评论，就会留下一些恶意的话语，甚至会人肉搜索，找出他过去的事情，肆意评价，这一切汇集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伤害。也许不仅仅在香港，这世上有很多人饱受情绪的困扰，一些人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走上绝路。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我们去骂这样做的人的同时，我们也完全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导演黄进：在我看来，现在大部分商业电影中，人物都是二元对立的，有好人，有坏蛋，如果你清理掉大boss，世界就会重归和平，但现实生活不是这样，邪恶不在外界，往往存于自身。如果想要令世界美好一点，我们先要克服各自心中的恶。人群居成一个整体，我们就是彼此的英雄，同时也是彼此的坏蛋。不过如果我们直面自己心中的恶，可能会活得非常艰难，要承认自己也可能是一个坏人是很不容易的。
深焦：曾志伟在片中有一句台词：“我不求你们帮忙，只求你们不要落井下石。”这句话听起来很悲壮。
导演黄进：其实我很喜欢片中一个比喻，情绪低落就像哮喘病，哮喘病的病因是有些人的气管很敏感，有些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也很敏感，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人气喘发作，就需要休养，精神病也一样。其实曾志伟那个角色需要的并不是周围人的同情，而是给出一些空间，而不是走过来踩一脚，“你就当我伤风感冒，休息就好”。 深焦：但站在其他人的立场上，因为对躁郁症也没有了解，会觉得精神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随时可能带来危险。其实影片中人物遵循两条行动逻辑，阿东选择责任，他人选择自利，阿东的父亲最初逃避，最终也选择承担责任，因此父子才建立起了羁绊。是否可以说，作为主创，你们其实也做出了选择，认为人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呢？
编剧陈楚珩：人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但是曾志伟饰演的阿东父亲的角色，并不仅仅只是承担起照顾儿子这份责任，更多的是担负起作为人的责任。这个角色自己也说： “做仆街很容易”。 你可以得过且过，但是你最终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要如何活下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你是否承认，对身边人和社会都负有责任。这也关乎为何我们选择一个60多岁的人物设定，我们很容易认为，改变是属于年轻人的，而老人家过了半辈子，接下来就无所谓了，不必做出任何改变，但对我们而言，无论你处于什么年纪，都可以做出改变，随时随地，所以最终这个人物的决定是完全自主的。
导演黄进：改变和年纪没有关系。通常我们大多数人都安于习惯，甚至无法想象我们可以拥有另一种生活，换一种方式去对待他人，或者你只是在模仿某些行动，觉得自己没有别的选择，然而实际上，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在任何时间节点上来说，你都是自由的，只要你愿意去面对自己、拥抱真实的自我，那么你就拥有了选择的能力。
编剧陈楚珩：但我们坚信，第一步一定是认清自己，无论好还是不好，都必须接纳，如此一来，才能思考有什么地方是能够改变的，再逐渐行动。这是我认为，生而为人的生存之道。 深焦：在关于电影的介绍当中，你们提出了同理心的概念，认为当人具备了同理心，就能够对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这是你们观察香港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为这充斥着种种乱象的当今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吗？
编剧陈楚珩：是的。现在人们慢慢开始用“同理心”这个概念，在此之前，大家更多说的是“同情心”，可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同情其实就是看到别人过得很惨，给一点钱，不必去了解对方，只要给了钱心里就舒服。可同理心是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处境和痛苦，我明白你的痛苦，然后思考怎样才能帮到你，可能不是用钱，可能是关心。其实我们现在的世界，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同理心。同情心很方便，很廉价，钱就能解决，同理心是换位思考，是从内心生长出来的。
导演黄进：当你用同理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你的行动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开始在乎，周边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单纯的自我感觉良好。你会想让对方活得更好，在照顾别人的需求的同时，你自身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
深焦：除去主角父子，影片中还展现了各种人群的生存处境，例如大陆客、南亚人等，这些人物是你们刻意挑选有代表性的人物吗？是否直接取材于你们的现实生活？
编剧陈楚珩：对，其实都是生活中存在的人，基于我们日常对香港社会的观察。我们要描绘一个生活在这样狭小空间里的人群，生活在香港的街巷里，甚至地下，例如南亚人，平日普通人在路上见到他们，可能会叫他们“阿叉”，给他们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不会去了解对方，可是你看，他广东话讲得很好，他在这里生活很久了，他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他也是电影中比较善良的一个人。
导演黄进：我们想要给主角父子设置这样一群邻居：他们在社会中都是被压迫的一群人，生活得很辛苦，但当他们看到更弱的人出现，他们会去踩。社会这样倾斜着一层一层压迫下来，实际上我们就是他们。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团结起来，如果我们见到更弱的人，去帮助对方，至少尝试这样去做，尝试去团结，去彼此照顾，也许我们能做到更多，去改变当下这个处境，而不是制造出更多的受害者。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深焦：在过去的电影中，关于精神病的描写更多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这次你们采用了躁郁症这样一个设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编剧陈楚珩：其实精神病患者一直在各种电影中被污名化处理，比如精神分裂症，很多电影利用它做一个很强的戏剧冲突，经常和犯罪、杀人联系在一起，可现实生活中他们并不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忧郁症也是，电影人喜欢利用它做戏剧，但他们不是真正关心这个群体，为什么我们选择躁郁症，是因为香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躁郁症患者，他们有时候会感觉浑身充满了能量，精神奕奕，感觉自己是世界之王，但突然间就会掉进一个情绪的黑洞。
这很香港，因为在这个社会，生活节奏很快，也很强调成功，躁郁症患者的数量很庞大，而且逐年递增，但我们对这个病的了解是很少的，甚至很多躁郁症患者被误诊为忧郁症，我们需要一个故事去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向普通观众科普，也是在提醒各位，如果有这个症状，自己要多加留意，至少明白在折磨着自己的这个情绪状态是躁郁，因此才能寻求适当的帮助。
深焦：在观影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阿东在母亲的意外发生之前就已经患上躁郁症，在你们心中，阿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躁郁的呢？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吗？编剧陈楚珩：其实影片中，无论是现实还是回忆，阿东出现的部分，他都是躁郁的。
编剧陈楚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某些疾病的隐患，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是如此，环境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决定了隐患是否会爆发成疾病。导演：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对某些因素比较敏感。 深焦：虽然影片中现实的部分很惨淡，但关于阿东母亲的部分，无论是归因为意外，还是没有直接呈现事发现场，都有一种温柔慈悲在其中，这种隐晦的呈现方式，是你们的选择，还是站在阿东的视角，不想要回忆这个部分？
导演黄进：我想，你说的也对，我们也不想呈现事发现场的那一幕，但对我们而言，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编剧陈楚珩：其实事件本身有多么戏剧化、多么血腥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事件发生了，留下活着的人带着罪咎，带着痛楚，他们如果活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深焦：在最初就确定把阿东母亲的死设定为意外吗？
编剧陈楚珩：你觉得是意外吗？（笑）
深焦：我觉着这部分是一个小小的疑团。
编剧陈楚珩：其实每个人对这件事都有自己的判断，有人认为是意外，有人认为是谋杀，可我们的看法就是……
深焦：关键在于发生了这个结果。
导演黄进：对。不同人对这场戏的解读也不一样，这很有意思。
深焦：电影中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阿东坐在洗手间的地上，像是割腕自杀，母亲走出了洗手间。这让我甚至无法分辨是我的臆想还是真实出现的场景，这是阿东对于母亲之死心存悔愧，希望死的是自己，从而产生的幻想吗？
导演黄进：其实这一幕阿东是在精神病院中试图自杀的场景，走出洗手间的是医护人员。但是你的解读很精准，因为他的确希望当初死的是自己，他非常后悔，但是那一幕并没有遵循传统的电影叙事逻辑，我们只是跟着这场戏的情绪，让它自由流动，把我们带到这里，所以看上去会有些模糊和暧昧。对我而言，那一瞬间，逻辑完全让位于情绪。 深焦：拍摄一个这么沉重的题材，你们的情绪是否也受到了影响？
导演黄进：有啊。
导演黄进：没有，政治上的解读也只是解读的一种，观众有这样去思考的权利。
编剧陈楚珩：而我们关心的是人在这个社会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