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戛纳中国场刊第一名

 第7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5.17〜28,2017

 自由广场

“自由广场是一个信任和关爱的避难所。在广场内的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力与义务。”（装置艺术“自由广场”铭文）

文 | 沈念(发自戛纳)

编 | 尼侬叁(杭州)

Christian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从他衣冠楚楚的外表就可以一窥其中产阶级的身份，剪裁合身的西装、符合潮流的发型、时尚单品的红色眼镜与围巾等……然而Christian一系列的行为显然是道貌岸然的，为了找回被偷的钱包与手机（对一名住着高级公寓、开着名车的中产阶级而言也不算太大的损失）而命令自己的下属盯着GPS追踪整晚，甚至深夜披上下属的外套（只是因为他认为这一行为与他体面的西服不符）给整栋居民楼的住户发送威胁信，指责他们是无耻的小偷。全片以“财物的丢失、寻回、随之而来的麻烦”为主线辐射到社会阶级、当代艺术、两性关系等方方面面，几乎用尽所有手段冷嘲热讽。

《自由广场》剧照

首先是对社会阶级的批判。Christian在面对自己的下属、街边的乞讨者、寻求公道的男孩、以及派对上邂逅的女记者时，其态度无疑是傲慢的。他不断强调“这是我的公寓，这些是我的邻居”也是为了一再与这些社会地位明显低于他的人们划清界限，显然他被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那些虚伪的标签所禁锢。

影片比较巧妙的一点是，前半段纵容Christian掌控全局、淡化更高次的存在，让我们误以为Christian拥有至高的权力。而后半段事故发生后一切急转直下，我们不仅看到Christian的直属女上司在他的一双女儿面前毫不避讳地训斥他，之后更是看到女上司费力讨好整个大厅的上流阶级，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者。而那位身分不明的兽人（事实上兽人的影像数次注视着Christian，而在脸盲症的笔者看来，二人甚至在外貌上有几分相像）则像是Christian内心世界的外化，他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像条野狗一样躲在两辆车的夹缝中懦弱地骂一声“婊子”，而是渴求凌驾于这些他无法企及的存在，哪怕是用一种原始、粗野、暴力的手段，撕开他们光鲜亮丽的伪装，逼迫他们臣服于自己的权威。

其次是对当代艺术自省式的讽刺。影片开篇就是一段尴尬的采访，女记者节选一段Christian在网站上的拗口发言，询问其意义，而Christian甚至不记得自己写过这段言论，其闪烁其词的回答“只要放在博物馆展出的物品都能成为艺术品”（换言之，艺术鉴赏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盲信，而博物馆则赋予其神圣性与正当性）也应证了马塞尔·杜尚的讽刺（他曾将马桶作为艺术品放在博物馆展出，取名为《喷泉》）。而这一讽刺也与现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比如我们在此看似严肃地讨论这些电影，难道不也正是屈服于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光环？当然也可能只是单纯因为主编逼太紧……

但人类引以为傲的艺术实则早已不是我们的特权。Christian与女记者一夜春宵之时，客厅中忽然出现一只猩猩，煞有其事地咬开一支笔，在纸上作画。披着文明外衣的人类遵从野性本能的召唤行着房事，与此同时视为尚未开化的野兽却在利用工具创造艺术，这一讽刺可谓相当直白、辛辣。

最后是对两性关系的戏谑。Christian与女记者谈论那晚的性爱时，女方咄咄逼人地表示对进一步发展的兴趣，男方则试图蒙混过关逃避责任。二人谈话时的背景是一个在窥视的女员工，与一个摇摇欲坠并不时发出轰鸣的椅子堆（也许是对当代艺术的又一次讽刺）。女员工某种程度而言是对电影观众的折射，我们与她一样在窥探他人的隐私，并以此为乐。这也是为何二人每一次向女员工投向尴尬的视线，都会引起影厅的阵阵哄笑，我们似乎也被允许加入这捉迷藏的小把戏，成为闹剧的见证人之一。而不时晃动并发出巨响的椅子堆，一方面制造让二人的沟通出现障碍的噪音（隔阂），另一方面隐喻人物关系的分崩离析（裂痕）。

鲁本·奥斯特伦德 Ruben Östlund

其实思索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家庭等被现代社会创造、以便于维持秩序的概念，其根基本就脆弱不堪。那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总是在向我们厉声责问的课题（就像那堆椅子一般难以忽略），然而当我们讨论上述概念时，总是习惯性地选择视而不见（就像Christian与女记者一样）。这也使得二人的谈话显得鸡同鸭讲，因为谁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所使用的词汇背后的本质。

可以说鲁本·奥斯特伦德是一名非常聪明的导演，他对喜剧内核（尴尬情境）的把握尤其精准，对当代艺术、社会乃至人类的讽刺也非常出彩，片中有些暧昧与模糊的指涉反而更加耐人寻味。美中不足的是这种微妙的平衡没能贯彻始终，后半段拖沓的叙事暴露了批判力度的过剩、节奏的失控、情节的理想化、以及隐喻的直白等种种问题。虽说如此，在死气沉沉的戛纳能看到这样一部博人一笑的电影，总好过看那些矫饰的做作电影（比如《圣鹿之死》咯）。毕竟爱笑的电影运气都不会太差……（？）

鲁本·奥斯特伦德戛纳访谈

采访、整理 | Stevie（发自戛纳）

编辑丨往事如烟

深焦：首先谈一谈主角克里斯蒂安，你最开始是怎样构思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呢？

鲁本：我电影里的很多桥段都来自于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生活，比如片中避孕套那场戏，就是真实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件事。

鲁本·奥斯特伦德 Ruben Östlund

深焦：你的前作《游客》讲述的是中产中年危机，在《自由广场》中你又对中产知识分子进行了讽刺。既然这其中的故事很多来自你和你身边的生活，那么你的影片是对自身生活、阶级的反思，还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嘲讽？

鲁本：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很难不从自己的生活出发，试图面对自己的生活和这种生活方式。我认为《自由广场》是一部讽刺作品，而讽刺就是从你身处的社会中选取日常片段，再进行夸张扭曲的加工，引人思考自己的生活。在瑞典我们有时会提到“哈哈镜”这个词，你会看向镜中变形的自己大笑。我很喜欢以这种方式去拍电影，比如我很喜欢布努埃尔，喜欢他在电影中表达文本内容的手法。我非常喜欢他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我希望我电影中的每个角色都带有那部电影的影子。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谈及文明开化，我们首先会想到一种摆脱本能的状态。你在电影中经常会出现人们极力摆脱本能，最终依旧屈从于本能的情况。那么你想传达文明与本能之间一种怎样的关系？

鲁本：我认为大家都是这样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都很喜欢看猴子的原因，因为猴子就是人类的一种映射，一种去除了文明与文化的映射，只有本能和需求。猴子没有多少羞耻感，经常会做出令人惊讶的行为；但比起猴子的行为，更令人们惊讶的是，我们自视为智慧理性的生物，能够跨越猴子对本能的屈服，然而我们往往做不到。

深焦：这就是你在电影中安插进猩猩的原因么？

鲁本：对，这是其中一点。还有我认为人类与猩猩见面的场景非常有趣，这样的电影中什么都可能发生。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所以影片中也故意留下了很多无法正常解释的部分。

鲁本：对的，比如装置中发出的叫声或者晚宴上的人型猩猩。其实这场戏非常有趣，最开始我打算把它放在一场重要的球赛中，让他打断所有人看球赛的过程。后来我觉得把这个人型猩猩变成一个愚蠢的艺术作品会更有趣。

深焦：那么对于当代艺术，你认为它们都是垃圾么？

鲁本：我认为艺术世界和电影世界不尽相同，的确有好的作品也有差的作品，但有太多的当代艺术都是胡扯。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而且现在当代艺术的发展还在破坏语言，破坏语言所传达的含义。

鲁本：是的。影片开场两人提到的那段“展览/非展览”的文字，就是我从母校的艺术学院借鉴而来的，是其中一位老师写给学生们的。你满怀期待地去揭开这层表面的表达，最后发现下面空空如也，这就很令人气愤。更令人气愤的是现在年轻的孩子们被送入这样的环境去学习这种表述方式，学习用这样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作品。这和博物馆、画廊外的世界完全是脱节的。

深焦：在我看来，你的电影中总是充满了对社会的精准观察。那对你来说，这种敏锐的观察力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么？

鲁本：我认为当你有这种观察力的时候，生活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当你能准确地观察自己时。即使在困境中，你也能够跳脱出困境认识到自己的窘迫并寻求解决办法。对我来说，真诚坦率与精于观察并不矛盾。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的母亲是一名共产党员，父母也都比较理想主义，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么？“自由广场”的价值取材于这种理想主义的观念么？

鲁本：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有建树，我相信社会主义理想化的社会。但我和我母亲不同的一点是，我的母亲认为当我们迎来共产主义社会时，我们会生活在一个乌托邦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观念；但我认为维持一个公正平等的世界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一直抗争下去，我们所处的政治状态只不过决定了抗争的形式。至于“自由广场”，我认为这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人行横道式的契约，都只是地面上的几条线，人们在线内达成了一种如何对待他人的契约。人行道的存在本身就很奇妙不是么？

《自由广场》剧照

深焦：影片中对于两名公关的描述非常带有讽刺意味，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电影里的描写也非常到位。但我想知道你真的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错的么？比如在道德上。还是你认为最后他们的应对措施是一种伪善的表现。

鲁本：我决定让这两个公关不那么愤世嫉俗一次。我其实认为他们的做法也无可厚非，当你想让大家关注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我们也许就应该冒险。我真正想批评的是媒体，比如媒体是如何报道恐怖袭击的，媒体就是恐怖分子的公关公司。有趣的是，不久之前媒体还有着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但现在就好像这些道德准则不复存在了一样。所以当你通过极度愤世嫉俗的内容去进行正面宣传时，媒体总会直接掉到陷阱里。

深焦：在克里斯蒂安和安妮对峙的那场戏中，两个人对对方都有各种设想，关于权力、关于两性关系，那你是怎么看待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呢？

鲁本：我在我的情感生活中既当过克里斯蒂安又当过安妮。我认为女性的性吸引力一定程度上与经济相关，而有些女性也在利用这点。比如我现在在为FX电视台拍摄一部剧集，这部剧集的观点是“我们对忠诚的看法始于人们拥有土地去播种。”因为这时人们才开始从父辈继承，也是从这时开始父辈对于女性性吸引力的控制非常重要，这样才能保证是他的后裔继承了他的财产。所以，女性的性吸引力开始与经济联系起来，有了不同的地位。而有些女性便开始利用这一特点，有些男性也是，所以才会经常出现这样的设想。

【深焦戛纳电影节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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