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考古的视角看今天教育的“囚徒困境”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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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教育话题又成热点。大连14岁男孩杀人案、四川15岁初中生用砖头重伤班主任案震惊全国。再加上南京、杭州等地教育部门近日强力减负，震惊家长群。我们将之放在一起，统一谈谈这个话题。
三个案例中，首先应该明晰的是，大连14岁男孩杀人案，它本质上并非一个教育案。它所带来的最终的舆论结晶，将是对未成年人的重案实施刑律追究的问题。这种极端的孤立案例是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和个体非典型发育共同作用的后果，很难简单地归咎于目前的教育体制。
今天的教育现状，已经显著地陷入了“囚徒困境”。我们看涉及的各方，教育部门、学校、老师、家长、学生，都在教育的场域里力争有利于自身的势位和话语，但是囚徒的悖论就在于，各方愈是努力、愈是理性，则多输的局面就愈是严重。本来处于主体地位的学校完全沦为被动的一方，而教育部门和家长群体的主动干涉、强势崛起，已经彻底将此囚徒困境推向另一个临界点。尤其是家长群体作为一股势力在教育场域的崛起，如同不懂管理的投资人，胡乱指使，茫无头绪却又煞有介事，本身构成了教育的最大风险要素。但这也是学校“引狼入室”的结果，在所谓的家校共建的全新理念下，家长势力被引入校园，最终尾大不掉。在目前的局势下，教育问题无解，只会导致多输，并可能导致更为激化的社会矛盾。比如在有的地方，愤怒的家长围攻了带领高考失败的校长；南京某重点中学，则因为一次高考失利而面临声誉大滑坡。
所以我们看到，南京等地强势推动减负，遭遇的最大反对力量来自于家长群体。作为教育主体的学校和教师，在这场囚徒之间的博弈中，却明显失语了。一个是顶头上司，一个是衣食父母，学校未必愿意在两个强大的对手之间拉架！
教育从未像今天这样，沦为一个功利性如此强烈的纯粹知识工具。教育几乎等同于升学，使得教育蕴含的人格教育、心理教育、情感教育、知识教育、身体教育、社交教育、美学教育等多元性和丰富性，只剩下了单一的乏善可陈的知识教育。人们通过对升学指标的操作，教育最终沦为升学率的单薄外壳。
教师和官员一样，自古至今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岗位，都本质上拥有道德的属性。教师拥有一个显著的职业道德光环，是一个值得社会尊重的职业，但是在今天升学指标的单一教育情境下，教师被褫夺了神圣的道德光环。他们在行政领导的政绩考核压力下，在家长殷殷期望的千钧重压下，不过成为督促学生赚工分的“工头”，而学生就是被教鞭驱赶着进行辛苦劳作的工人。他们之间是非常明晰的分数契约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交换的商业行为。正如眼下深处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人们常说的，商业就是商业，很难用传统的道德来加以约束，因为它们有另外的商业伦理和生意规则。
当想到无数个号称孕育梦想的校园里面，隐藏的是这样一个商业契约的事实，我们内心不禁为之凛然。这意味着数千年来传统的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破坏了，留下的只是冷冰冰的契约关系。作为精神纽带的授受、温情、礼仪之道，至此已经历史断裂。再从表面看，似乎双方的利益和方向都是一致的，是牧民（教师）驱赶着羊群（学生）走向水草丰茂的远方，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分析这个契约，会发现其实它只是学校和家长之间订立的，教师不过是雇员，学生作为羊群，自始至终没有近期可见的现实的利益，只有日日承受、遥遥无期的压力。这意味着，教师群体愈是勤勉，学生愈是压抑；教师愈是全力以赴，愈是与教育理想背道而驰，愈是在羊群心里种下叛逆或怨愤的种子。
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随着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市场上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虽然教育部门开始出手整治，但是他们的对策就是进入网络空间，拥抱云计算，使得传统的地面打击失去准星。更关键是父母作为最大的需求方，使得市场不容忽视。正规学校禁止补课，实际是中门洞开，为补习机构大行方便之门。如果学生和补习机构的员工冲突了，社会影响轻微很多，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他们主要是生意，而缺少师尊道德属性。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一句：我们今天校园里的老师，和补习机构的员工究竟还有多少差别？我想大多数人会垂头沉思。
近年来，社会新闻中的师生冲突增多，背后除了是社会压力向校园的传递，和师生之间道德和温情的缺失，也有极大的关系。
一、“知识改变命运”如何逐步降低高考的价值层次？
我们所目睹的当下教育现状，无疑是和高考体制息息相关的。但我们首先要对高考制度有个科学理性的看法。
高考是一场全民的宗教——其实东亚文化圈莫不如此——它的指挥棒就是天条，它在那里，囚徒困境就会一直存在。在囚徒们在各自区隔的世界里，他们看不到彼此的内心，在困境井口之上，高考及其前景是他们唯一能同时看到的蓝天。无论如何，高考在中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它发挥了三峡大坝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汹涌众生的泥沙俱下，另一方面又以智力选拔的制度储蓄巨大的势能，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发电发热。由科举脱胎而来的高考制度，堪称是我们的另一道长城：作为决定阶层跃迁的重要关隘，它不可轻易逾越；作为平等竞争的底线，它又牢牢发挥了公平守护者的作用。高考是我们在法律、道德之外，维系和整合社会人心的第三条基准线。
教育的价值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孔子很早就提出过“因材施教”，但是今天学校统一的施教、统一的安排，使得学校更像一个现代工厂，学生不过是现代工业流水线的产品。而且教育是关于“人”的科学，其最终的目标是让人成为完整的人，有道德、有情操乃至会生活的个体。这个不能进行技术鉴定和量化考察，但是自从高考成为衡量教育的唯一的、最终的尺度，教育被异化为应试教育，问题也接踵而来。
我们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回溯了一下高考的前世今生，发现流传至今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或许是教育逐步走向异化的观念的源头。
在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一个口号就成了全民观念的图腾：知识改变命运。可以想象，这个口号对于国家进步和个体脱贫，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从此之后，整个社会就进入了良性循环：考试选拔，为国选材。但它从一开始，就并非带有如此宏大的理想色彩，而是体现了强烈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当中央恢复高考的决定传遍城乡，火山爆发般勾起了那些上山下乡、挣扎于命运泥沼的年轻人上学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欲望。今天的第一代高考生正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正在留下一段珍贵的口述史，如果不是恢复高考，而他们也孤注一掷地投身其中，他们的命运结局不过是沉沦、沦为平庸。
这意味着，高考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的色彩，是无数在贫困线挣扎的个体改变命运的救命草。“知识改变命运”和“劳动致富”一样，都是以口号的方式弘扬了工具性，是跳出龙门的脱贫手段。
再看高考的科目设计，基本奠定了延续至今的高考考察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等纯粹应用知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成了流行的口号。显然，只有数理化才能生产卡车、拖拉机和人们亟需的衣食住行产品，而文科科目，只有到物质生活发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产生需求，毕竟在那个时代，满足口腹之欲才是硬道理。
但高考的这种工具性被发挥到极致的，还是在历经精英教育之后，到大众教育的这个阶段。在精英教育阶段，高考选拔的标准几乎主要是学习应试能力，标准是硬杠杠，分数一刀切。因为万里挑一，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那时的中专和大专，在今天看来也是出乎意外地受到百姓和考生的欢迎，因为可以早点工作养家，而且收入也并不低，也不妨碍毕业生慢慢走上领导岗位。进入高中的学生，甚至都不算最为优秀的学生，他们已都被中专、中师提前分流了。知识作为工具，在此体现更为明显。
只有到了大众教育阶段，随着高校的扩招，全民上大学的野心被点燃了。正如唐斯定理揭示的交通领域的规律，道路拓宽了，反倒更为拥挤了，因为受到带宽的鼓励，人们购买了更多的车辆。当上大学这个以前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稍微踮踮脚就可以实现的时候，这引爆了无数的炸药库，智力正常的孩子都涌到了赛场上，他们都将上大学作为十年之内的人生目标。这自然是一条拥堵之路，但是绝大多数都自信能通过那段独木桥。随着大学录取率的提升，人们从竞争进大学，变为进名牌大学，功利性水涨船高。
工具性在这个竞争过程中被无限地放大了，变成了人生的杠杆。课外补习班出现了，无数的教辅书出版了，各种拼爹出现了。无数家庭举三代之力，全力辅助独生子女上大学。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已经在制度化和工具化的影响下，变成了“高考改变命运”。高考在这里成了一个终点冲刺线，一个人生成功的指标。
现代社会的高度工具理性，导致无数家庭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只要能达到这个分数线，学校、老师、补习班、金钱、亲情都成了改变命运的工具。父母为此和学校事实上存在一个高考契约，只要能上大学，教育就是升学率，教育情怀被劫持，校长被绑架，主管部门为民意所困扰，这其中，家长成了主导力量。
功利性、工具性、目标唯一性，导致了今天的教育，沦为升学的代名词。
如果我们再追问高考为何一开始就表现为工具性，又要谈到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了。那就是“道”和“术”的区别。
二、从“道”降格到“术”，是科举制度和高考制度的本质区别
高考的工具性，到今天已经愈演愈烈，成为一种工具理性和商业理性，道德在其中已经成了围观者。只有在这个工具发生矛盾，比如师生爆发矛盾的时候，道德才装模作样地走入场中，做些调解。
大家公认的是，科举制度是今天高考制度的滥觞，是中国社会向人类文明贡献的社会发展解决方案。但是今天的高考制度，和古代的科举制度，存在一个重大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成为决定道德发展存续的分水岭。
这就是“道”在教育中的地位问题。
科举制度极端重视“道”的感化功能，而今天的高考，只注重“术”的层面的工具性和应用性，结果导致科举弘扬了道和道德，而今天的高考，淡化了道和道德。
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教材几乎都是和“道”有关的。日常温习的典籍多为四书五经，写的文章也是代圣贤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北宋大家张载的名言，最为集中地反应了天下读书人的终极理想。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员，几乎都是通晓各种文化典籍，也都是道德和学问的化身。官德是考核为政一方的知识分子的重要指标，它是为官当政者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从政之基，肩负着引领主流价值观的责任，是小民的道德标杆。可以说，古代科举制度强烈的“道”指挥棒，直接鼓励了道和道德的发展，成为维系全社会的精神文化力量。
今天的高考制度，主要考核的是应用性的学科，工具性色彩更为浓厚的理工科大行其道，文科色彩偏弱，而哲学、道德、美学等有关于道、道德的学问，却在教育中居于下风，被称为副科，在应试的内容中处于从属的地位，直接导致了道德之风的滑坡和弱化。正是由于强烈的工具性和功利性，所有的学生都被训练成了考试机器、碾压同侪的佼佼者，是现代意义上的肉身机器人。至于道德、人格、性格，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已经居于次要从属的地位。这本质上是一种人的退化。也是教育异化的结果。
师生之道，受到道德教育的影响甚大。我们在文中多次提到了传统的师生之道，它是源于科举制度下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和严格执弟子礼的学生之道。在古代，师生之道和可以和父子之道相提并论的，是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但是今天高考制度下的师生之道，不过是严格遵守的契约关系，遵循着严苛的商业伦理，它最终的标准就是量化和金钱关系。两者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当我们通过知识的考古，理解了今天高考问题的由来，是因为“道”和道德的缺失，我们也就理解，为今天的教育植入道德的教化之功，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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