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选题,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近年来,重复出版现象愈演愈烈,同一选题不同版本的图书层出不穷。著名媒体人曹亚瑟为出版社支了几招,认为要破解低层次重复出版,要做到“四要四不要”。
▌曹亚瑟
“低层次重复出版”的劣处不用我多说,无非是粗制滥造、陈陈相因,没啥技术含量,也不管啥原创、独家,啥能销出啥,啥好销出啥。本来,进入公版领域的图书,各家出版社都在跑马圈地、占领资源,这也无可厚非。只要做得用心、做出特色,当然不能算是低层次重复出版。而抄袭了、侵权了,自然有法律管着,那就不仅仅是低层次一句话概括的了。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可以通过三种手段来调整:一是市场筛选淘汰,把那些品牌影响差、产品粗制滥造的出版社,经过市场过滤而优胜劣汰;二是管理部门引导,出版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出版质量评比、原创比例评比,对出版社的评级来引导,并大力表彰、资助原创和质高的作品;三是搞好知识产权保护,让抄袭、仿冒者无处遁形,让这样的出版社得不到一毫经济利益。
在这里,我再抨击低层次重复出版已经没啥意义了,我更想对出版社支支招,让它们知道在读者心目的好书在哪里。出版的天地大得很,没必要对别人都觉得热门的领域插一脚,有很多空白领域等着你们去开拓,读者空出的书架等着你们去填补。
这里,我就以自己熟悉的文史类书籍为主,标举出“四要四不要”。
一是做古籍选题时,不要只盯着那些公认的经典之作 41 35708 41 14987 0 0 2044 0 0:00:17 0:00:07 0:00:10 3147,而要突出“你”的特色。
古籍是老祖宗的资源,人人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不错,但只有用得好才是“你”的,才能突出“你”的特色。不是说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这些大社已经把古籍经典一网打尽了,而是除此之外的空间还相当大,没做过的选题还很多。
比如30年前,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时,就开了很多风气之先,且不说已成为出版界经典案例的清末中国人走出国门见闻的系列丛书“走向世界丛书”,当时他还推出了专收民国文化史、民俗史著作的“凤凰丛书”,现在仍然一书难求的“明清小品丛书”,以及“笔记丛刊”“风土丛书”“旧籍新刊”“旧译重刊”等。这些丛书无非是新瓶装旧酒,但怎么找到这些旧酒、怎么个装法,就很有讲究了。这些书至今还为读书人怀念和搜求。钟叔河先生能把冷门作热,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独特眼光。
其实,有很多省在古籍方面有独特的资源,就看你是否有胆魄开拓了。近年,这方面做得突出的,有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浙江文丛”,专收两浙籍贯的作者著作,仅5年推出了近130种,煌煌大观,成就喜人。另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虽不以古籍名世,但它根据自己的特点,独出机杼,推出“中国艺术文献丛刊”,不到5年就出了50种之多,以及“艺文丛刊”20余种,这种独特的眼光为古籍印上了自己的烙印。
相比一些文化资源丰厚的省份,这块领域并没有得到很好开发。比如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州名家集”,如此好的资源,别人想抢也抢不走,可惜弄了30年才出版20多种,让人遗憾。
古籍资源枯竭了吗?据我所知,仅清代的史料笔记、稗乘小说存世的就多达3000多种,而现在整理出版的不过300~400种,各个朝代的加在一起更是不知凡几。甚至连民国时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说库》,都多达一半未曾点校出版。我们其实完全有很大的选题空间,不必争抢大社的口中余唾。
二是做民国选题时,不要只盯着热门人物,而要着力开发不为人所知的那部分。
民国书籍因为大都进入公版期,也是出版社争相猎取的资源,但做得好的并不多。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俞晓群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时代,会同沈昌文、陆灏等推出了“新世纪万有文库”,这套书专有一个系列是建国后没有出版过的民国著作,如《鸭池十讲》《阿赖耶识论》《西游散墨》《唐诗的四季》《两都集》等,让人耳目大开;俞晓群调任海豚出版社后,又秉承这一思路,推出了“海豚书馆”,其中一个系列就是把淹没在民国期刊中的作家文章钩稽成册,陆续推出了《甘雨胡同六号》《现代一女性》《艺苑琐话》《朴园日记》《东西两场访书记》等大批好书。虽是一个短短的民国,其实值得我们挖掘的东西还有很多,不必天天都是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的。
岳麓书社曾经出版过一套20卷本的《沈从文别集》,小开本,也不厚,精致好读,立马与市面上的大套全集、选集区别开了,你说这是跟人重复吗?就看出版社的眼光了。
三是做国外选题时,不必只盯着畅销书和获奖书,很多经典之作等着你去开发。
现在翻译类书籍是出版的一个大项,这说明我们兼容并蓄,胃口大好。现在有些出版社和出版公司眼睛紧盯着国外的畅销书和一些获奖书,那些获诺贝尔奖、布克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芥川奖的作品,都会第一时间引进国内,这是好事,尽管有些翻译不尽如人意。这总比某些出版社或出版公司拿着进入公版的世界名著“中译中”强多了。
但是,除此之外的世界还很宽广。比如,止庵先生写过《十年于兹》和《期待中的译作》两篇文章,呼吁翻译那些在世界上名气很大但我国尚未翻译的著作,过几年还总结说“所列十本,还有五本尚未翻译过来”。我也写过一篇《期待译成中文的十部外国小说》,列举了一些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榜上的作家名作,如古巴小说家卡夫雷拉•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美国作家威廉·盖斯的《隧道》、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狄索洛的《算计者朱利安》、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伦的《那耀眼的黑暗》、肯尼亚小说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的《乌鸦奇才》、比利时作家雨果·克劳斯的《比利时的哀愁》等10部小说,可就是没有出版社响应。不知道是不是请译者翻译它们确实难度很大。
英国作家安·伯吉斯的《现代小说佳作99种》,一度成为先锋作家们手中的“圣经”,遗憾的是其中译成中文的著作至今也只有三分之一,有追求的出版社自可以去按图索骥。还有法国那本《理想藏书》,也应该是出版社的一本开发目录。
还有一个就近的例子,华东师大出版社新近出版了《想象地名私人词典》,这是一部选题独特、想象奇崛的著作,原书于1980年出版,在1987年和1999年分别增订过,这样的好书本来可以早点进入我们出版社的法眼,不知什么原因直到2016年才引进过来。这样的好书,我们遗漏的是不是还有很多?
当然,出版社引进任何一本书都需要机缘,但只要我们具备发现的眼睛,机缘是随时可以找到我们的。
四是做当代选题时,不要滥撒胡椒面,而要倾斜资源锁定几个重点作者。
当代人的著作当然是目前出版社书稿的重要来源,值得花大力气去开发维护。而一些地方出版社多有留不住好作者的遗憾,觉得鸟养大了早晚会飞。其实不然。
龙应台著名的“人生三书”,就是从中央级的三联书店转到地方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此事当时还在出版界引起争议。我觉得,这不是龙应台见利忘义,因为合同到期,转会也是自然的事。问题是,到了广西师大出版社,作者能真正感受到出版社的诚意,他们一切为作者着想,在出版物的精美度上、图书推广上、营销力度上、对作者的回报上舍得倾全社之力投入资源,把一本书切实做好、卖好,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样的出版社,作者没有理由不跟着走。
现在,陈丹青、梁文道也锁定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理想国”品牌,并重金打造“看理想”视频节目,线上线下结合,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与此颇为类似。
反观港台,董桥也是在碰到牛津大学出版社后,自此锁定这一家,不再左奔右突了。牛津大学出版社也不负众望,集中所有资源,把董桥的每本书都打造得美轮美奂,从用纸、版式、装帧、营销等方面精益求精,成为内地出版社学习的榜样。
大社能够这样做,小社更需要在这方面做得精益求精,才能得到作者的信任,有了好作品才会第一时间想到你。
有了以上“四要四不要”,你还担心出版社会搞低层次重复出版那一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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