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矿工：矿井下的红与黑丨人间

《天注定》剧照

在北京，我几乎每天都要挤地铁，地铁到站的那几秒钟，我总会耳鸣，跟着耳鸣一起到来的，是放完炮炸下来的煤块，很亮很亮，切面反着光，就像一面镜子。

1

2012年大学毕业，我一心想留在省会太原。投了无数份简历后，先是在一家私企做软件销售。三个月后公司倒闭，讨薪无果，便去了太原北郊的一个县城卖房子。售楼处前后都是庄稼地，站在售楼处门前的田埂上一眼望去，直到公路尽头，两侧只有秋收后光秃秃的黄土地，远处掉光叶子的杨树连着天际线，只剩荒凉。

十一月的风越来越冷，交易量也一降再降。就在这个初冬的午后，我爸打来电话，下了最后通牒：“矿上的工作终于算是敲定了，明天早上去报到。”

我的爸爸、哥哥、还有叔叔，以及我的一些同学，都是矿工。而我，也将终究成为其中的一员。

也许我该庆幸，如果不是作为矿工子弟，我是无法以正式员工的身份进入这个当时的“高薪行业”的。我无法开口拒绝我爸的安排。

挂了电话，我去向领导辞职，他只送了我八个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我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却因为堵车经历了人生中唯一一次误车。我爸的电话踩着列车发车的时间打了过来，得知我没赶上火车，便以为我不想回去，在电话里把我骂了一顿。我一向话少，吵架时便一言不发，直到我妈拿过电话：“回家吧，孩子。”

我缓缓张口，只说了一个字：“好。”

走出火车站，只能坐黑车。交钱的刹那，我忽然释然：从小到大我都算是勤俭的孩子，可是无论我多努力，钱包依旧是瘪的。回家子承父业，也许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黑车还是跟以前一样，七座的车硬是塞满了十个人，一路颠簸，凌晨到家。

2002年到2012年，被称为山西煤炭的“黄金十年”，我抓住了这黄金色的尾巴尖儿，成为了一名矿工。

2

我去矿上算是“接班”，所以我入职的时间，也是我爸提前退休的日子。报到那天，我爸把他骑了快七年的摩托车送给了我，自己则坐到后座上。

来报到的员工很多，都是十里八村的青壮劳动力。大家挤在一个温暖逼仄的房间里，领体检表，填入职申请，签合同，交纳一份抵押金，比我之前两份工作的入职流程要正规许多。

同行还有两位熟人，是同村的二海和郭帅。二海家和我家隔了三个院子，比我大不了几岁，早早结婚生了孩子，之前在县城里卖家具，偶尔见面点个头，就算打了招呼。如今他已经发福，人群中属他最胖；郭帅是我的初中同学，上学的时候还一起打过篮球，后来他辍了学，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你咋也回来了？”二海凑到了我身边。

“外面不好混，我爸让我回来。哥你咋不卖家具了？”

“那个哪有这个赚钱？你嫂子又怀上了，需要这个……”二海做了个数钱的动作，冲我无奈地摇摇头。

二海没有和我分到一个班上，后来在矿上的见面次数也寥寥无几。可时过境迁，我却总能想到他当时一边数钱、一边摇头的那幕——后来，他的确赚到了钱，用自己也未曾料到方式。当然，这是后话。

 ●  ●  ● 

下井前有为期半个月的入职培训，朝九晚五，矿上各个部门派出代表来给我们上课，放矿难视频，讲急救知识，反复强调安全。

没几天就有事故通告贴到了墙上：我们队两个工人受伤，一个砸到了胳膊，一个被气刺穿了脚——气怎么能刺穿脚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得其解，直到后来做“支护”（编者注：为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对侧壁及周边环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看到老矿工拿出了高压气枪才明白——它和洗车用的水枪有点相似，只不过水枪的气压大概是5个，而高压气枪的压力则是30个，电影《人山人海》里面的混混杀人用的，应该就是这东西。

培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矿上的赵医生，他讲了很多真实案例，有砸破头、压断腿的突发事件，也有常年累月的尘肺病，当然，还有死亡。培训到最后，他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

“我希望除了这次，你们永远不要再看见我。”

一屋子的人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恐惧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

“有个球事，我们村挖煤的多了，也没见天天死人，下去小心点儿就是了。”人群里有人打破了沉默，随后有人随声应和，大家赶紧转移了话题。

 ●  ●  ● 

培训结束后，我和郭帅被分到了同一个班的“综掘队”。我爸打听到我的班长姓吴，祖籍湖北，据说来山西快十年了。

正式下井的前一天，我妈在家托村里名气最大的神婆，请来了肉眼不可见的各路神仙，拉着我郑重地下跪、上香。屋里烟雾缭绕，比大年初一的香火还要旺。

烧香的时候，我妈塞给我一块庙里求来的红布条，叮嘱我要随身带着。她闭上了眼睛，念念叨叨说了一堆，都是些拜托神仙的话，归纳中心思想，只有两个字：平安。

“红布条一定要系在身上，可不要忘了。”神婆临走，又叮嘱了一番。

吃完晚饭，我和我爸照旧守着家里的蜂窝炉子看电视。

“你知道二海吧，他托了很多关系才进去的，我听别人说，至少花了十万。”

“啊，这样啊。”我应道。

“所以你安心上班，一开始可能累一点儿，习惯了就好。苦一两年，你就啥都有了。”

我点头——之后的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我爸口中的“习惯”到底是什么？有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规则，我和他都在这个规则之中。但它又像一种传承、一种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需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我要娶妻生子，并继续告诉我的儿女，“一切习惯就好”，因为我的爸妈，爷爷奶奶，甚至祖祖辈辈，都是在这片土地上，遵照着这个规则活着的。

我不喜欢这个规则，但是我没有资格说不。

3

第一次下井那天，早晨五点多，我从家出发，稍稍绕了一点路，到了我的高中。我隔着街，望了望空无一人的篮球场，零星看见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我最爱吃的那家鸡蛋灌饼还在。

在更衣间换好衣服，穿过走廊便来到了灯房，灯房出去就是下井口。这里并不像《盲井》里看到的那样破旧，灯房走廊砌着瓷砖，领完矿灯的工人们三五成群瘫在地上聊着天，身边不一会儿便积了一层薄薄的煤面。

新人会有一个师父带，我的师父恰好就是吴班长。他话不多，第一次见面只说了三个字：“跟着我。”

轮到我领灯。

“‘明灯’还是‘黑灯’？”发矿灯的大姐问道。

“‘黑灯’。”师父抢先帮我回了话。

尽管心里有疑问，但自知不能多嘴向师父打听。接过矿灯和自救器，学着他的模样，把两样东西别在皮带上，我按了矿灯的开关，心想：“黑灯”也很亮啊。

下井前，我特意往下井口看了一眼，是望不到头的台阶，就像北京的地铁一号线。不同的是，这里黄色圆弧形的墙壁上沾满了风从井下带上来的煤灰。

巷道两侧有着微弱的灯光，大家穿着新旧不一的工服，排着队匀速往下走。五六斤沉的自救器，装了足足一升水的盒饭，还有别在腰间的矿灯，加起来十几斤的负重，让我不自觉放慢了脚步，不一会儿腿就酸得发抖。

估摸着又走了一刻钟，总算到了井底，井底不像我想的那样一片漆黑，反而灯火通明，颇为宽敞，一条巷道也变成了两条。右侧短巷道的边上有一排椅子，坐了几个等待着上井的工人，长椅对面的下水沟淌着黑色的水流。

和我一起走下来的百十号工人，一批批消失在一条条巷道里。我们班九个人，我跟着大家一起上上下下，翻过皮带输送机，从明亮的进风巷穿越风门，来到尘粒飞扬的回风巷，几进几出，看见了黑漆漆的“工作面”，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所谓综掘队，通俗点来说就是“挖洞队”，一条条贯穿的巷道就是我们队挖出来的。巷道可见之处都被铁丝网包围了起来，唯一裸露的黑色煤层就是我们工作的对象。师父交代我拿铲子铲煤，郭帅则被他的师父“大牛”安排去搬石头，大块的青石，一块能有五六十斤。

不一会监工韩队长就下来了，他是整个队的头儿，手下管了几个班、总共六十多号人。他一下来，便指着郭帅喊了起来：“你们两个新来的，站住！”

郭帅和另一个矿工不明所以，把一起抬着的那块大石头缓缓地放到了地上。

“就这么大点儿的石头还两个人一起抬，你俩这不糊弄我么？！”队长说完，沉下腰，一把抱起了那块石头，郭帅见状，赶紧过去抢着搬。

“滚一边去！”队长一边骂着，一边放下了石头，“再让我看到你们偷懒，咱们走着瞧！”

队长的骂声，让我也不自觉加快了手里铲煤的速度。

终于挨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一下瘫坐在地下，摘下手套擦了擦嘴，手累得有一点抖。打开饭盒，虽然饿，但又实在吃不下，只能硬塞两口馒头。放下手中剩下的馒头，发现上面已经有黑黑的一圈印子，是嘴唇留下来的。

接下来的整个下午，我都在机械地铲煤，耳边一直是机器的轰鸣声。我向郭帅问了几次时间，发现时间过得真慢。

临近下班，通知要“炮采”。老矿工拉出了一条黄色的警戒线，除了引爆的人，其他人都得在线外等待。巷道里没了机器的轰鸣声，变得极为安静。大家捂上了耳朵，等待着炮响。

两声炮响相继传来，整个巷道晃了晃，窸窸窣窣地掉下了不少煤渣。迎着放炮的方向，风把火药味带了过来，比过年时的鞭炮味儿浓烈几倍，刺鼻得很。韩队长跑了过来，对我们说着什么，可我听不清，耳边只有金属滑过玻璃般的声音——耳朵被震耳鸣了。

工作面的煤被炸塌了，大大小小的煤块散了一地。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铲到煤溜运输机上，耳鸣依旧，煤块亮得刺眼。

4

小郑、郭帅和我，三个新人被分在一个宿舍。小郑和我一样是大学生，还自豪地跟我说，“我和你可不一样，我念的学校可是211”。

矿上施行八小时工作制度，分早晚两班，早班从早晨八点到下午四点，夜班从凌晨十二点到第二天早晨八点。矿上号称平日有油米面和蔬菜的供应，过年过节有丰厚的补助，听起来有点像公务员的待遇。

但事实上，下矿前要花两个小时准备，下班后有两个小时的收尾，每天工作的时间其实在十一到十四个小时之间。连续上几天早班，就会忘记太阳到底长成什么样，井下的“黑夜”像冰冷的冬天一样漫长，让我迫切地想看到那么一点光；终于连轴转换到夜班，中间只休息了三个小时，在井下熬过了真正的黑夜，再次见到隔天的太阳，仿若隔世。

第一个受不住的人是小郑，第一次连轴换班之后，他就请了三天假，说是病倒了——想想他不到一米七的身高、不到一百斤的体重，说他病倒了，我是相信的。不久之后，他妈过来替他直接请了一个月的病假。我这才知道小郑从小没了爸，跟他妈相依为命——我以为他会是第一个离开这里的人。

郭帅前些年靠着跑黑车，弄了一辆二手凯越，是我们三人中唯一一个有车的人。刚入职时，他还经常要给我们“传授一下经验”，说“二手车性价比最高，谁买新车谁傻X”。可从下井之后，他回宿舍就再也没有了多余的话，常常一根烟还没抽完，就睡着了。

我知道这份工作会累，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累。上班后睡眠时间变得很珍贵，我便很少回家，每天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疼痛感会从指尖儿蔓延到全身，一想到接下来的一天还要在井下，便会从朦胧的睡意中惊醒。本就少言寡语的我，变成了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身体累到麻木的时候，大脑也停止了思考，连带着语言系统也丧失了功能。

我更喜欢上夜班——虽然夜班无人监管，为了赶进度，巷道内的粉尘量会严重超标，矿灯照过去，无数尘点在光束中乱舞。但只要熬过漫长的黑夜，就能赶上早晨回家，从矿下往上看，能依稀看见井口，碗口般大小，淡淡地发着光。我沿着一层层的台阶往上走，告诉自己，只要继续朝着井口走，怎么都会有光。

 ●  ●  ● 

终于到了第一次领工资的日子，将近九千块钱。我买了一个iPhone4，又取了三千块钱，第一时间赶回家交给我妈。

我妈做了我最爱吃的饸饹面，我爸兴致很高，喝了一点酒。他对我这份工作十分满意，稳定、赚钱多，“只不过一开始会累一点，习惯便好了”。小县城消费极低，在家也没有多余的花销，“只要吃得了苦，攒得下钱，过不了几年，什么都会有的……”

我听着我爸的絮叨，看着我妈忙碌的身影，忽然觉得能守在父母身边，吃到家里的饭菜，也没有那么累了。

晚上我拿着新买的iPhone，下了几个APP——钱的确会让人变得踏实，我算了算，不出半年，我也能买个二手凯越了。

我开始尝试习惯自己的新身份：一名煤矿工人。我的人生道路，从找工作、升职、加薪转为了挖煤、攒钱、娶妻、生子，以我可见的三十年工龄，乘以我每年的工资，很容易算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减去房子，减去车子，减去娶媳妇的彩礼，减去孩子的尿布奶粉，减去吃喝拉撒、减去看病娱乐……这个最简单的减法，即将是我的全部人生。

5

每一天，挖洞、铲煤、支护，单调重复，却也逐渐变得简单顺手。

直到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任务：砌墙，堵住巷道。

韩队长亲自下来指挥，他是修房子的好手，自己拉开白线、绑在两块砖头上，便开始砌墙。我们只负责把砖块沙子还有水泥搬过来。

“为甚要堵起来？”我问站在身边的师父，他却狠狠地瞪我一眼。

趁着搬砖的工夫，师父才小声对我说：“上边来人检查了，咱们干的这个（工作）面，是‘黑面’。”

“甚是‘黑面’？”

“上边不知道有这个面，这就是‘黑面’。”师父说完，加快了搬运的步伐。

红色的砖一层层地砌了起来，对比旁边粉刷好的白墙，格外显眼。

“韩队，这也太明显了吧。这么大个红色窟窿，领导又不傻，一眼不就能看出来？”小郑忍不住问道。

“管球他了，你挣你的钱，上班的领导你管得着？就按照这个继续砌！”韩队长骂道，交代一番便上去了。

砌墙对于我们来说，可是难得的轻松活儿，不用出什么力气，聊着天顺带手就把活干了。每到闲暇时刻，就是大牛的个人表演时间，他有永远讲不完的黄段子。

“估计今天下班也早，哥带你玩妹妹去？”大牛凑到我身边问。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莫不是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吧？”大牛起哄，其他人跟着坏笑了起来。

“人家大学是有女朋友的好么？”郭帅跟着他师父一起调侃道。

“女大学生是啥样的？”大牛接着问。

“不知道！”我喊出这三个字，感觉脸顿时被火烧了一样。我的拳头悄悄攥紧，却又不知道如何挥出去，只能把头一低再低。

临近下班，封完最后一块砖，墙算是砌好了。大牛和郭帅聊起了哪有好玩的“场子”、哪个“场子”的妞漂亮，不知怎的，我总感觉他们的余光会瞟到我身上，让我很不自在。

“都起来吧，拆墙！”韩队长是个急性子，声音总比人先到。

“拆甚？”

“墙！领导走了，咱们得把墙拆了，下个班的人还得继续掘进，快动手！”

下了班，大牛和郭帅真的开着车走了。而师父竟然也找到我，要和我一起喝酒。

这是我们师徒俩第一次私底下单独相处。那晚我们聊了很多，师父劝我要习惯这里的生活：“大牛他是太无聊了，不讲点段子，开开玩笑，人会撑不下去的。”

我点头，几杯酒下肚，问道：“师父，‘黑面’是啥我知道了，那‘黑灯’呢？”

“每次下井的人数上头都是有规定的，比如五十个，可实际在井下干活的人远远不止这数儿。领‘黑灯’的人，就是没有登记下井的，而且，真是领了‘黑灯’的人出了事儿，反正也没有记录，也好摆平。”

“果真是煤炭产业，什么都是黑的。”我苦笑道。

“你小子真矫情，钱又不是黑的。几年前我运煤，每天比这辛苦不知道几倍。费了多大劲我才来到咱们矿上上班，你知道么？你看我，这才几年的工夫，也算有车有房了，日子也算有奔头儿了。”

“啥都有了，接下来的奔头儿呢？”我继续问道。

“你知道韩队长每年能拿到多少钱不？”师父反问道。

我摇头，只见师父伸出一个巴掌，四根手指来回晃动了几下。

我顿时了然——四十多万的收入，无论放到哪个城市，都算十分可观了，更何况在这个小县城。

那四十万，便是师父的“奔头儿”。

6

矿上春节从小年开始一直放到正月十五，我本来计划来一个短途旅行，可事实上除了吃和睡，就是窝在床上把高中最喜欢的那几本金庸小说又重新看了一遍。

二海在矿上呆了三个月，瘦了整整三十斤。他媳妇在年三十那天生了一个男孩，村里有规矩，都要拿着礼钱去二海家喝喜酒。酒席上，二海笑着问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村里其他人就开始张罗要给我相亲。这话到了我妈耳朵里，她显然上了心，反复征求我的意见，吓得我直摇头。

很少走亲戚的父亲，主动带我去他一个远房舅舅家拜年——据说这个舅爷和我们矿上的前矿长关系甚好，“有可能说得上话”。可事实上，舅爷已经年过八旬，前几年脑血栓之后，话都说不利索。

我爸又买了两箱特仑苏、两条玉溪烟以及一堆水果，带着我敲开了他老领导家的大门。

“这孩子从小就不喜欢说话，就喜欢躲在家里看书。”我爸见我迟迟不说话，努力打圆场。

“听说都考上大学了，怎么不让他好好做个文化人，非让他接你的班？”

我爸没接茬儿，只能笑着继续和老领导寒暄。临走，才犹犹豫豫地说到了正题上：“孩子从小没有干过什么体力活，他文章写得可好，能不能调到‘上面’的文职工作？”

“哎，干一样爱一行，年轻人要多努力才是。”老领导拍了拍我的肩膀，算是回答。

回家的路上，我爸和我说：“够呛了，明年还是先干着吧。”

“这么干也挺好的。”我回道。

我性格随我爸，一样不喜欢说话，也不擅交际。这么多年他和领导的关系也不亲近，连病假都不愿意张口多请一天。我知道，要不是他心疼我，是绝对不会豁出老脸求人的。

年后上班，郭帅迎来了好消息——他家里托关系，把他调到了“上面”当司机。这次不是开凯越，而是领导的奥迪，也算发挥特长。

从那以后，郭帅基本不回宿舍了。小郑又开始终日郁郁寡欢，便要请假，领导不批，他妈便拿着一堆医院开出的证明，堵在领导的办公室门口。

“怪不得郭帅平时就说读书有个屁用，果真，读书无用啊。”小郑在宿舍里一边打包行李，一边说道，这一次，他又要休息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宿舍里就我一个人落了单，不久之后，连师父也出了事。

那天下井前，我的右眼皮就一直跳。我摸了摸工服的口袋，红布条还在，心里缓了一口气。临近下班，师父独自去扛物料，路过皮带输送机的时候，皮带忽然启动，上边的煤块飞了起来，砸到了他右手，小指骨折，要休息一个月。

 ●  ●  ● 

我隔三岔五去看望师父，师母会拌两个凉菜，让我们师徒俩边喝边聊。

经过这次意外，师父明显心有余悸，总和我说一些他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事故。他说早些年最惨烈的一次，有个工人下井前喝了酒，去煤库检查，结果失足从煤库上方掉了下去，直接插在了锚杆上。

“像串糖葫芦一样？整个人串在锚杆上了吧？”

“哎，人都快摔成一滩了，直接铲了起来，之前我们还一起喝过酒。”师父一边摇头，一边说道。

我想象那个画面，打了一个激灵。

“所以，安全第一啊。”师父意味深长。

师父的话，我并未在意。矿上也一如往常，两班倒地不停运转。直到那天夜班过后，被通知全体停工一天——本来大家以为有领导下来检查，也没在意，只为这意外而至的假期窃喜。

可第二天上班，大牛神秘兮兮地招呼大家一起去扛物料，路上他按捺不住，伸出两个手指头比划着，说道：“你们知道出事了么？死人了，两个！”

“谁啊？！”

“二海和小眼啊。那个小眼还是我们村的呢！对了，二海是不是和你一个村？”大家纷纷把头转向我。

“啊？！”我一阵恍惚，头脑里只剩下一片空白。

前一晚的事情是这样的：二海和小眼一起合作锚顶（做顶板的支护），结果“冒顶”了，可俩人第一反应不是跑，而是想把漏洞给挡住……煤倾泻而下，他俩先是被煤块击倒，而后直接被掩埋窒息。人送到了医院，也只能象征性抢救一下。

“要是他俩不挡，兴许死不了啊。都是为了挣那俩破钱——顶板支护出问题，就要算他俩头上，肯定要罚不少钱……”

“你们村那个二海啊，媳妇刚生老二没多久，听到消息抱着孩子直接晕倒了……”

“这事可不能乱说，让队长知道了，可有咱们好受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嘴，我扛着东西走在队伍末尾，脑子里是去年报到那天，二海一边数钱、一边摇头的样子。我还想到了赵医生，他那天一定先行抢救了。我甚至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猛然回头，却什么都没看见。

矿上没有任何关于这次事故的报告，全矿上下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师父的手指终于好了，继续上班，依旧是最拼命的那个；小郑的假期用完了，继续无精打采回到矿上混日子。

一开始我还总盯着工伤通报，期待着能看见二海的名字，希望这件事能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可后来我才知道：小伤是可以报的，但是死了人，就要彻底瞒下去。

二海和小眼死在了“黑面”上，恰巧领的也是“黑灯”，这对矿上的领导来讲是不幸中的万幸。两个人分别拿了一百多万的赔偿，就算完美地解决了这件事。

师父说的对，井下的一切都是黑的，煤炭是黑的，灯和工作面是“黑”的，唯有这钱不是。二海这一百多万是红的，是他们是拿命换来的，他若地下有灵，会不会知道自己终于有钱了？

7

二海的葬礼我爸没让我去，说本来就没有多熟悉，然后默默把钱给我捎上了。

从那以后，我每一次回家，都习惯性绕路避开二海家。可即便如此，我依旧会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

这场事故后来大家很少提及，可它就像一块煤一样卡在了我的心里。每当单独走在巷道里时，我就会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忍不住地回头看，一群人在井下的时候好一点，可我偶尔还是会感觉有冷飕飕的风吹过。

大牛指着一条巷道，说：“前两天那俩人就死在那块儿。”

我用矿灯照过去，黑暗把光线吞噬，不见尽头。

如果那天换作我呢？我会被两面红色的墙堵在地下五百米的一条蜿蜒巷道里，我的名字也将不再被提及，而是变成“死了的那个”，我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是灾难片的悲惨男主角，是得到百万赔偿的幸运倒霉蛋。

我爸妈拿到这一百多万会是什么心情？反正已经死了，顾得上这么多吗？要勤勤恳恳十年才能赚到的钱，用一天的时间就能得到，还不用遭这十年的折磨……我胡乱想着，精神恍惚。

 ●  ●  ● 

未曾想三个月后，我便迎来了死神降临的瞬间。

矿上规定，所有工人都是严禁横跨煤溜运输机的。但这不代表煤溜里侧的活儿就不用干，只要不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工人们该跨还是得跨。

那天我就在煤溜里侧干活，小郑在煤溜另一侧喊我扛木头。我一着急，一只脚踏进了煤溜里，没想到，这时煤溜忽然启动，我一个踉跄倒在启动的煤溜上。

小郑一边拿起手中的矿灯朝着开关处晃，一边大声地喊着。可喊是没用的，煤溜的“哐当哐当”的金属撞击声把他的喊声彻底淹没。

这几秒钟的时间，被无限延长放大，小郑急切地向我跑了过来。煤溜载着我往前运了两三米，忽然停了下来。我赶紧连滚带爬，逃了下来。腿一软，抓住小郑的伸过来的手，直接坐到了地上。

小郑吓哭了，一张黑脸被泪水冲刷出两道滑稽的白色沟痕：“没事了，没事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大口喘着粗气，缓缓地坐到我身边。

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小郑、如果那个煤溜司机没按规定在“开溜”时停那么一小下、如果我再晚一秒出去，两条腿就会被运输机铁板上三指粗的铁链搅住、粉碎。

活儿还要继续干，我起身，使劲跺了跺脚，跟在小郑身后扛起了木头，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到了红布条，在心里连说了两遍：“幸好还在，幸好还在。”

那一晚我开始做噩梦，梦里“哐当哐当”的煤溜响个不停，我在空无一人的巷道里，不停地奔跑，最后跑到了一副棺材前，黑色的棺木，描着红色的花纹。

第二天，我高烧39度，我爸把我接回了家。

“二海的棺材，是不是黑色的，上面有红色花纹？”

我爸点头，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之后的几天，我烧得迷迷糊糊，直到师父来看我。

他说，矿上停工了。

8

死人的事，上边终究还是知道了。不知道是谁把消息报给了媒体，见了报，省里就下来了人。停工前，师父领着大家再次砌了墙，连带着回风巷也被堵上了。

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撤了职，只留了一个平日里最清闲的副矿长，他给全体员工开会：“某某矿上去年死了一个人，没事！某某某矿上前年也死了人，也没事！轮到咱们矿，这消息就压不住！人家都能压下去，唯独咱们矿，有人举报！这下好了，矿上停产了，大家都挣不了钱了！挣不了钱苦的人是谁？还是咱们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矿上开始新一轮的整顿，工人们被无限期的延工，我爸的老领导被提拔成了副矿长，我爸闻讯又去拜访。这一次没带礼物，直接揣了一个信封。

我还是总会做噩梦，医生束手无策，我妈便把神婆请来，烧了红布条，又是烧香拜神。说来奇怪，那一夜我睡得十分踏实。

睡醒之后，我心里的疑惑忽然有了答案。我推算二海上班的时间，确定他死的那天，上的是和我一样的夜班——也就是说，我在这边工作面铲煤的时候，另一边工作面的两个人，就这么没了。

不久后，传来了好消息，新任副矿长把我换部门的事情搞定了。

“这是因祸得福啊，等过段时间复工了，让你直接去‘上面’的行政部门报到。”我爸高兴地对我说。

可我没有那么高兴。那段时间，我喜欢照镜子。在矿上的这一年，每次擦鼻子，都能看见一团团黑乎乎的东西，眼睛也是自带眼线效果，脸上的毛孔也残留着洗不掉的黑色。

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也从那个售楼处离开了。他老家在阳泉，那里的煤矿比我家要多几倍。他也是煤矿子弟，但没法接他爸妈的班，他爸花了大几万，也没给他搞定矿上的工作。

“在太原干点啥不好，总想着去矿上呢？我们矿上前段时间刚死了人，整顿呢。”我劝道。

“那是小概率，你走马路上还能被花盆砸死，也没见你不出门。”

我没有反驳，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幸便永远都是小概率的事件。

挂了同学的电话，我意识到，只要留在山西，我便会永远被困在规则里。我瞒着我爸在网上做好了简历，投了很多北京的工作。很快就有地产中介、卖保险和推销的职位找上我，虽然不理想，却也算有希望。

我爸察觉到我不对劲，努力劝说我留下：“你知道我费了多大劲，才把你弄到‘上面’的文职工作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等等，你出去了得租房子，也没人给你做饭，吃不好也睡不好，能赚几个钱？”

矿上迟迟没有复工，我蒙我爸说，只是先出去试试，等矿上有复工的消息再说。就这样，我拿上一年攒下来的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郭帅在我走后，依旧给领导开奥迪，自己也换了一辆新的大众；小郑在不久之后也辞职，几经转折，如今做起了微商，终日配合着鸡汤文学外加产品图片，刷爆了我的朋友圈；师父依旧是勤勤恳恳的班长，而爱讲黄段子的大牛却官运亨通，成了新一任队长。

之后的几年，矿上又陆续有了新变动，工资骤减，大量裁员。就连师父也离开了曾给他“奔头儿”的煤矿，开起了货运大车。在山西靠着煤炭生活的人们，终于后知后觉的承认，“黄金十年”早已悄无声息的落幕，山西的山，再也靠不住了。

而身在北京的我，除了偶尔庆幸，更多的是深深的失落——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那片被黑色笼罩的山，是自己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在这里，我几乎每天都要挤地铁，地铁到站的那几秒钟，我总会耳鸣，跟着耳鸣一起到来的，是放完炮炸下来的煤块，很亮很亮，切面反着光，就像一面镜子。

编辑：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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