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灰色成人法则丨人间

 《苦役列车》剧照

老张夫妻俩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拉起用床单做成的帘子，有时他们的床铺只要轻微颤动两下，一些单身工友就会调侃：“老张，你们又在办事吗？”

2004年初，我初中毕业半年有余，整日在家游手好闲，父亲就委托村里的刘哥带我去珠海打工，那时我只有15岁。

在没进工厂之前，我感觉自己什么都经历过了：晚上翻墙到校外的游戏厅打忍者神龟；和同学一起逃学到邻市，最后被警察护送回来；在宿舍秉烛夜赌，常常一个晚上就输光了一个星期的零花钱；没钱的时候，找低年级的学生“擂肥”，为了吓唬人，我还在枕头下面藏了一把三四十公分长的砍刀……

直到出来打工，我才发现自己在学校经历的不过是生活的1.0版本，而社会早已更迭了好几代了。

被床帘隔开的想象空间

工业区一共有两栋宿舍楼，每栋8层，不分男女，提供给园区内上百家工厂的员工。电镀厂分有4间，我所在的宿舍住有两对夫妻，他们为了节省每月50块的房租，也不在意各种不方便，就住在这里。

李金凤大姐和老张就是其中一对。

我刚进厂没多久，老张就给我起了一个诨号“卷毛”，再后来全厂的工友都不叫我名字了，都跟着他叫“卷毛”，或者“小卷毛”——当时我头发微卷，而且全厂数我年龄最小。

李大姐从不到食堂吃饭，不管工作多累，她都是回宿舍淘米做饭，炒土豆丝，或是什么别的蔬菜，每星期固定只吃一次肉。

老张在厂里干了10年，是染色房的师傅。每天他的脸随产品颜色的不同而变得不一样，有时是大红，有时又是浅绿。老板曾有意让他当厂长，但无奈他树立不起威望，经常跟员工在一起开玩笑，只好一直做染色师傅。

李大姐和老张夫妻俩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拉起用床单做成的帘子，围成一个床铺大小的私密空间。有时候老张的床铺只要轻微颤动两下，一些单身工友就会调侃：“老张，你们又在办事吗？”惹得一群工友哈哈大笑。

老张大吼一声：“我X你先人哟，我就只翻了个身！”

工友们总觉得老张是在欲盖弥彰，但凡有一丁点响动，老张在“办事”就能做实。

那天，老张的床铺却是出奇地安静，工友们有些扫兴，只好一起谈论女人，越讲越兴奋，甚至还有人坐了起来。作为宿舍里的特殊存在，大家自然不会放过老张：“你一个月办几次？”

老张起初并不理会，最后被问烦了，骂道：“大晚上的不睡觉，你们要是想女人去找鸡啊！”

这一骂，成功让单身工友们转移了话题，大家又聊起了失足女性：哪里的便宜，哪里的年轻漂亮……还有人感慨：“要50太贵了，干3天活才能弄一次。”

直到李大姐听不下去了，大吼一声：“你们几个大晚上不睡觉，明天我就去告诉厂长！”宿舍这才回归平静。只是几张床开始颤动，有时极其隐忍，有时又有些急促，大家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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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下班回到宿舍，发现老张的床上正挤着四五个工友，嘴里还不时发出“啧啧”声，我伸进头一看，一台小电视正放着黄片，我迅速退了出来。

我的反应，让工友们不住地调侃：

“哟，小卷毛还不好意思了？”

“卷毛还是处男吧？”

“他现在去找鸡，人家还要给他包红包吧？”

我脸上臊红一片，憋住没有说话。大家见我不吭声，便不再理我，继续盯着电视，讨论起片中女性的身体和动作。

这时老李走进宿舍，对老张说：“你不是有老婆吗，怎么还看这个？”说着跟着也挤了进去。

老张狠狠瞪了工友们几眼：“这帮龟儿子看我倒是紧得很。”

老李睡我下铺，60多岁。以前在江西一个国营企业上班，妻子去世得早，退休后跟随两个儿子来到珠海。由于儿子在其他厂做管理人员，无法顾他，他闲得慌，就来到我们厂上班。

每天晚上，透过身下床板的缝隙，我都会看到老李正戴着老花镜看书。偶尔我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在看。开始我以为他在看小说，直到有天下班，老李揭开帘子，我赶紧探进去，在一摞书中随便抽出一本，说：“老李，你把这书借给我看看？”

老李笑了起来：“小卷毛，你还小，这书不能给你看。”

一些工友们起哄：“把书给他，看他能不能顶住。”

我这才发现这是一本黄色书籍。它像个烫山芋，拿也不好，不拿也不好。老李看出了我的窘迫，从我手上接过书：“小孩子别看这样的书，这会害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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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我脚头的工友，却是一个另类，他从不参与讨论两性问题，也很少说话。他30岁左右，四川口音。厂里实行计件算薪资，但他似乎并不着急，干活一直是慢慢腾腾。

每天一到晚上，他就在床上打莲花坐，双手合十，嘴里念念叨叨。半个小时后，再颇有仪式感地躺下睡觉。我有些莫名其妙，就问工友们他在干什么。

“人家练功呢，想着死了要上天。”工友话音刚落，他就从床上跳了下来，两人厮打在一起。

有段时间，一位工友生病了，他一直劝工友跟他一起练功，这样就可以不吃药也不打针。工友哪敢听他的，还是跑去了医院。

后来有天上班，他莫名其妙地见谁打谁，甚至还拿起铁板凳砸人，好几个工友围起来才把他制伏。接着，工友们把他在宿舍练功的事情一并告诉厂长，当天他就被开除了。

寂寞无关年纪大小

不忙的时候，工友们喜欢相互开玩笑，不分男女。

老陈50岁左右，秃顶，就喜欢对张阿姨讲黄色笑话，张阿姨被撩拨烦了，时常拿着扫帚追打，把老陈逮着后，拿着扫帚拍打老陈的屁股，老陈就趁机用手占张阿姨的便宜。两个中年人，在厂里你追我赶，甚是好笑。

刘哥看到后，对我说：“要不到几天，这两人就要睡到一堆去。”

我没领会到刘哥的意思，顺势说：“睡一堆去就睡一堆呗，有什么大不了的。”

刘哥白了我一眼：“两个有家室的人最后睡到一堆去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老陈每个月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去干什么？张阿姨的老公前不久来厂里找过她，你忘了？”

我顿了一会儿，才想明白事件的严重性。

果然，有一天傍晚，我到过油房时，正好撞见老陈和张阿姨抱在一起。我愣在原处，不知道该怎么办。张阿姨看见我后，迅速推开老陈，拿着扫帚不自然地走开了。老陈则对我笑了笑：“小卷毛，今天的事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呀。”

我赶紧点头跑开。后来再在厂里撞见他们，我都是绕着道走。但他们似乎并不介意那件事，像往常一样，两人仍然当着工友们的面讲黄色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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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厂里只有一位姑娘，叫小映，是逃学来上班的中专生。她男朋友因为忍受不了厂里工作的劳累，准备重新回学校读书。小映以分手要挟，想让他留下来，但他还是离开了。

小映痛苦不已，到了吃饭的时间，也不去食堂。几个男工友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给她买了些零食和饮料。她没有接受，转身递给我：“小卷毛，你拿去吃吧。”

我不敢接，就推脱不想吃，小映只好把零食放在产品箱上，继续不停地夹珠子。我偷偷抬起头看她，她一头黑色长发，自然地垂在肩头，紧锁眉头，下面一双大大的眼睛似乎蓄满泪水。突然她抬起头，我赶紧避开她的目光，看向别处。

小映问我：“小卷毛，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打工了？”

“不会读书呗，不然能去干什么？你只比我大一岁，不也出来打工了吗？”

“我是没家可回呀，爸妈都不管我。”小映冷笑一声，“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现在都有了新家，哪有心思管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之前母亲外出打工的时候，我的生活仿佛暗无天日。而小映父母都不在身边，我实在无法体会她的痛苦，只是内心涌出一股想要去保护她的冲动，但那时的我也不过是个半大的孩子，哪有什么能力去保护她呢？

晚上，我在小卖部买了四瓶啤酒，来到宿舍的楼顶天台。她坐在楼沿上，我赶紧过去叫她起来，她笑了笑，说：“没事，我还不想死。”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楼边，递给她一瓶啤酒。她接过举起来，“来，小卷毛，咱们干了”，说完扬着脖子，“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了。我大呼一口气，也准备喝完，但喝了几口气体开始往上涌，只好作罢。泡沫弄得我满嘴都是，她笑得不行，说我，“一个男人怎么都不会喝酒”。

小映又拿过一瓶啤酒，用牙齿咬开瓶盖，喝了一口：“小卷毛，你有没有感觉生活好难？”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最后她吐着一口酒气，问我：“你说，我现在就回湖南找他可以吗？”

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可以。”

没过几天，小映就回了湖南。临走时，她给我留了个电话号码，我经常到电话亭打电话询问她的近况。回去后不久，她就和男朋友和好了。两三年后两人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但女儿出生后没多久，小映的老公就因为聚众砍伤他人，被判刑七年半。她对我说这起些事时，似乎很平静，“我要照顾好女儿，等老公回家”。

再后来，电话号码就打不通了，至此再无她的消息。

老板包二奶，厂长包厂妹

接下的两三个月，工厂越来越闲，尽管我每月的工资都没有超过300块，但并不妨碍老板又换了“二奶”。我从没见过老板的老婆，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老板就换了三个“二奶”。

老板的第四位“二奶”上位后，每天她都会挽着老板的手，来到车间“视察工作”。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对着我们工人指指点点，把自己当成了工厂的女主人。

她身材高挑，脸庞精致，一头微卷的黄色长发。每次她从厂里的办公室踩着高跟鞋去洗手间的时候，厂里的男工友们总是在一旁指指点点，甚至还会起哄，装着也去洗手间，不停地制造“偶遇”。

有一天，她再次路过车间，一群男工友们准备跟着她去洗手间时，她突然转过头：“你们有病吧？不好好干活跟着我干嘛！”工友们只好一哄而散。

她从洗手间回来后，大声喊车间主管：“付成平，你给我过来！”

主管一路小跑地来到她面前，她指着那群男工友：“刚刚有几个人想跟着我上洗手间，难道他们不用上班吗？每人罚款100元！”

主管说：“现在厂里也没什么事，他们上个洗手间就罚款100不好吧？”

她没想到主管会反驳她，骂道：“付成平，你给我等着！”

她回到办公室后，不一会儿老板也跟着出来了。接着那几个工友还有主管，都被罚款100元。

自从她来后，发工资的人就从老板变成了她。后来我到办公室去领工资时，她就坐在老板椅上，熟练地点着钞票。轮到我时，她从一沓百元大钞中，抽出了两张，又拿出一张50的钞票递给我。

我怒了：“刚刚文员不是说我的工资是257块吗？你怎么就给我250？”

她一脸不耐烦：“我现在没零钱，再说那么几块你也要？你要明白，多干活才有高工资。”

一个多月后，她和老板不知道因为什么在办公室争吵起来，接着老板就开车把她送走了，没过几天，老板新的“二奶”就来到了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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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越发越少，我的消费观也在慢慢改变。以前挣400的时候，一个月能存200，现在就发200多的工资，我却完全没了存钱的观念，而是破罐子破摔，每天晚上都会买来一堆零食。很快我就入不敷出。

傍晚的时候，我和刘哥决定找厂长借100块钱零用。刘哥仗着自己与厂长是发小，就直接推开了他的房门，结果发现屋内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坐在床沿，一个靠着衣柜，而厂长坐在沙发上，沉默不语。刘哥看此情况，赶紧把我拉了出来。

回来的路上，刘哥说：“这回‘二奶’找上门来了。”

“厂长也包‘二奶’？！”我吃惊地问道。

“算包吧，反正他找不到漂亮的，只能包个厂妹。”

后来我从刘哥口中得知，厂长和老婆一直在闹离婚，其实两人已经冷战了多年。厂长的“二奶”逼宫不成，只好要厂长给她2万块钱当分手费，厂长最后给了1万块才算作罢。

接着，刘哥又说，厂长的老婆其实也在外面给一些老板当二奶。两人不过是为了孩子才勉强一直维系着。

赢钱抽中华，输光抽杂烟

发工资那天晚上，宿舍里七八个工友聚在一起扎起了金花。刘哥看见我进来，示意我也加进来。我看了眼床铺上堆起的纸币，摇摇头——母亲临行前特意叮嘱我，不要赌博。

刘哥运气很好，每把必“焖”（不看牌的情况下下注）三圈。那一把，他一连起了一把金花、两把顺子，赢了小400元。他顺手递给我50，叫我帮他去买包中华烟。

买完烟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准备休息。但工友们扎金花的吵嚷声和宿舍后面溜冰场上震耳欲聋的音乐，让我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工友们居然还在赌，他们个个蓬头垢面，但精神亢奋。临近上班，他们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纸牌。

那个通宵，刘哥赢了1000多元。

上班的时候，我都夹完一车珠子了，刘哥却连半车都没有夹完——他一直坐在凳子上打瞌睡。吃完午饭，本想着他能休息一会儿，却看见他又和工友们扎起了金花——他们称之为“经济半小时”。第二天晚上，刘哥和几位工友又是通宵扎金花。

两三天后，有位湖南工友找我借钱。软磨硬泡后，我勉强借了他50元，他接过钱转身就又投入到牌局中，不到半个小时就输光了。傍晚，他老婆来到厂里找他，准备拿工资寄回家供两个孩子读书，但他的钱早已输光了，只好谎称钱丢了，但马上就被他老婆拆穿。

他老婆当着全厂工友的面，狂扇他一顿耳光，打累了又用指甲抓他的脸。他自知理亏，只是一个劲地认错，并跪下发誓：“老婆，都是我不好，我再也不赌了。”

他老婆抹着泪走后，晚上又有人叫他扎金花，起初他说不打，可后来不知他是找谁借了钱，又参与了进去。一个多小时后，他又输光了，再找工友们借钱，再没人肯借给他了。

一个星期后，宿舍里再没人扎金花了——许多工友已经输光了工资，甚至还有欠账的。最后几天，他们的赌注也是越打越小，从2块到1块，最后就只有5毛了。有位广西工友感叹，“我在这里干了好几个月了，工资从来没有在口袋里待满过一个星期”。

赢钱的人，大多是几个沉得住气的中年工友，他们不焖牌，有料就上钱，没料就扔牌。不像刘哥，总想着一把赢很多钱。

刘哥也输光了工资，包括最初赢的那1000多块。我借给他50块钱让他零用，他去小卖部买一包两块的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我忍不住问他：“中华和两块的烟有什么区别？”

刘哥淡淡地说：“没多大区别，就是抽。之前想着反正是别人的钱，就买包中华尝尝呗。”

那之后，刘哥每天精神萎靡。我叫他加油干活，这样才能拿到高工资，但他却说：“没劲，你说我之前一晚上就能赢两三个月的工资，现在累死累活才挣这么一点钱，有什么劲？”

到了下一次发工资，刘哥嫌工资少，想扎金花赢些回来。毫无疑问，他又输光了。

社会小混混，真的会砍人

宿舍楼后面有一家溜冰场，每天都会营业至凌晨。每人3块钱，可以一直玩到关门。由于没活可做，傍晚刘哥就带我到溜冰场玩。

里面音乐震耳欲聋，镁光灯不停地转动，男男女女飞速地滑动。我扶着围栏，刘哥贴着我的耳朵喊：“你想不想去学溜冰？学会了蛮好泡姑娘。”

我不会溜，本不想去，但拗不过刘哥，只好走进溜冰场。我穿着溜冰鞋，跌跌撞撞地来到护栏处，就再也不敢挪动步子。刘哥是老手，在溜冰场滑得飞快，滑了几圈后，他来到我的身边，拉着我来到场子中心。

刘哥教我腰身要微微向前倾，双腿要分开，我慢慢掌握住技巧，在刘哥的带领下开始滑。这时，突然有人从背后撞我，一下子连同刘哥一起摔倒在地，屁股和手掌火辣辣地疼。

刘哥爬起来，骂道：“谁他妈不长眼睛？”

等我站起来时，发现周围已经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撞我们的人从地上爬起来，操着广东腔，骂道：“丢你老母，谁他妈挡我的道？”

刘哥见来人众多，不再说话。但那人不依不饶：“现在我被你撞倒了，怎么办吧？”

我也曾经在学校里也当过“古惑仔”，脾气瞬间不好了：“是你撞的我们，应该是你给我们赔礼道歉。”

说完不知是谁在背后踹了我一脚，我回过头一看，发现周围的几个人正从腰里掏出西瓜刀。刘哥大感不妙，赶紧赔礼道歉，最后又赔了100块钱才算了事。

从溜冰场出来后，我不服气，决定报警，但最后却只来了几个治安巡逻。他们见我和刘哥并没有受伤，就说，“这我抓不了人”。

“他们撞了我们，还拿刀威胁我们要去100块钱。”

带头的治安人员说：“但你没有证据呀，要不你们再去挨打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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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一天晚上，我准备回宿舍时，看见一群人在园区内追逐一个人，他们手里扬着砍刀，刀片在灯光下明晃晃的。不久那人被围住，被踢倒在地。

我围上前，发现人群中有那个曾经把我撞倒在地的广东男孩，他把刀挥向了那人的后背，那人顿时瘫倒在地，不停地打滚。广东男孩光着上身，透过灯光，我看到他的手臂上纹着一个狼头。他上去又是几脚：“丢你老母，叫你还跑！”

那人虽然倒在地上，但嘴里还是大骂着，广东男孩拿着刀又往那人后背砍了两刀，那人痛得在地上滚去滚来，腿胡乱地踢着，地上流了一摊血迹。

看见有人真的砍了人，我开始为曾经的冲动感到后怕，要是当时刘哥不道歉赔钱，也许我现在也会像这个人一样。

广东男孩没有因为砍人而逃离现场，那人也没有因为被砍倒而停止叫骂。10多分钟后，两个警察带着几个治安巡逻赶来，那群“古惑仔”迅速逃开，唯独广东男孩没有离开，依然不停地用脚踢着那人。警察当场抢过他的刀，戴上手铐，叫他蹲在一边。

120救护车很快赶来，被砍伤在地的人也不再大骂，而是呻吟不断。广东男孩蹲在路边，脸上没了刚刚砍人的戾气，而是有些茫然。只是不远处的那摊血渍，在路灯下触目惊心。

没过多久，由于厂里实在没有活干，我和刘哥一起辞职回家了。在离开珠海的汽车上，我口袋里揣着300块钱，和离开家乡时父母给的路费差不多。

我打工的这8个月，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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