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挣扎在一线的公司蝼蚁丨人间
经理“苦口婆心”地劝黄姐：“你眼看就能更上一个台阶，却因为怀孕误事？你真是糊涂，生了孩子以后再休息几个月，你手上这几个大项目还干不干？何况以后还要花时间带小孩，你拿什么和人家争？”
配图 | 《上海女子图鉴》
今年年中，朋友小柔在还清了欠公司的4万元赔偿后提出辞职，公司经理以年中任务重，新聘人员都没来报道为由，希望她留下，但小柔果断拒绝。
“我现在宁可跟着我妈去卖水果，至少她不会看到我刚加完班的样子就以为我吸毒了。”
后来，小柔对我说起了他们公司加班的事，以下为小柔口述。
2014年，我大学毕业，在家人的安排下进入绿城的一家国字号投资公司工作。
面试的时候，坐在中间的领导身材微胖，问话时声若洪钟：“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你能加班吗？”
看到其他几位面试官听到这个问题，也抬起头看着我，我赶紧毫不犹豫地说：“加班是企业的常态。于我而言，如果工作需要，我会义不容辞地加班。”
胖领导似乎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我面试完起身离开时，还特地与我握了握手。
入职后，我被分配到公司的客户部，据说这里是整个公司加班最狠的部门，许多新人刚入职都会被投放到这里先历练一番。
对于生活在这个西部偏远地区省会城市的人来说，能在这家公司工作已经十分体面：十几层的公司大楼直面高架桥，门口还卧着两座青石狮子。坐在办公室里，风吹不到，雨打不着，基本工资4千元，多接几个项目就能到7、8千元，在本地已经是中上收入水平，比端着铁饭碗的普通公务员还要高出不少，所以即便是多加会儿班，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也没什么不满意的。
客户部在二楼，4个人一间办公室。我分到的210室，只有我一名新人，两个前辈陈姐和黄姐早我几届入职，另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叫松生，早我两年来到这里。
为了方便员工上下班，公司在办公楼的几百米外统一给员工安排了宿舍。200平米的屋子分成6个房间，每间住2人到8人。我和同届入职的室友月晴有幸分到了2人间，但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里面的尘螨弄得鼻子发痒，直打喷嚏。
“环境也太差了。”我嘀咕着，月晴则手脚麻利地收拾好床铺，很快躺了上去。
“公司给我们提供宿舍已经够人性化了，我妈要是知道我因为螨虫跑回去，不打死我。”月晴的老家在绿城郊区的村子里，她的这份工作，是村里同龄人中谋得最正经、最体面的。
我们新人的工作并不复杂，正常情况下，除了揽项目、拉客户，无非就是整理数据、筛选材料，完全可以应付——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潜规则”：到了正常下班时间，经理若不走，同事们谁也不敢走，有事干的继续埋头努力，没事干的悄悄消遣解闷，一下就把下班时间拖到了半夜十一二点。
我也只能随大流，几次加班下来，身体就像灌了铅一般，下班后索性也倒在尘螨飞扬的宿舍里睡死过去。
自我进入客户部，从没见过陈姐“回家”。
每天早晨6点，她就迎着还没消失的月亮到公司的食堂吃早饭，然后一直工作到深夜。听说，客户部经理的位置有了空缺，领导有意向让陈姐顶上——她资历深，才30岁就已经有了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小道消息传出来，陈姐立刻变成了整个部门最晚下班的人，班加得更疯狂了。普通人揽3、4个项目，她一口气就揽下7、8个，还特地买了张小折叠床放在办公室里，晚上加班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每次我走进办公室，她总会以“猜猜我昨晚工作到几点”开头和我打招呼，而后比划一个手势：“凌晨3点，回去的时候，从没见过这么安静的城市。”
不久后的一个深夜，一个陌生男人到办公室来找陈姐。见到他，陈姐以往圣斗士一般的神情顿时放松下来，牵起男人松松垮垮地走了出去——这时我才知道，原来陈姐已经结婚了。
“结了3年多了，去年才买房。一个月房贷7、8千，可是我们俩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也就1万出头，不努力工作哪儿行？”工资进账不久，银行的划款短信就接踵而来，陈姐一阵呜呼哀哉，“还打算年底要小孩呢……我俩家里条件都不太好，是一点忙都帮不了。”
陈姐的丈夫在几公里外的一个投资集团工作，工资比她低一些。虽然在郊区买了房子，但为了挣钱，两人都很少回家，基本上都住在办公室。这晚丈夫来是给她送换洗衣物，这也是半个月来，他们夫妻俩第一次见面。
“我想再往上爬一爬，”陈姐对我倒是直言不讳，“工资高些我也能轻松一点，不然未来真是想都不敢想。”
我理解陈姐的意思，她当时的基本工资只有5000多元，想要提高收入，只有努力升职。为此，陈姐再次缩短了回家的时间，哪怕周末无事，她也死守手机里的工作群，只要经理一个招呼，她马上丢下丈夫赶回公司加班。
在所有“踊跃加班”的人里，松生像是个另类。
我入职时，他和女友的感情已经稳定，想把更多时间用在陪女友上，所以经常6点下班，等到晚上10点约会完再回来加两个小时的班。因为我们年纪近，我也受到了些影响，找机会就“翘班”。
那时候，周末加班还不需要打卡，一天我刚关上电脑准备开溜，却看见刚干完活离开不久的松生又灰溜溜地进了办公室，我一愣：“茅塞顿开啊，打算努力工作了？”
他闭上眼不说话，向门外努了努嘴，我一回头，主管领导背着手沉着脸走了进来，开始指责他“感情用事”、“同事都在加班，就他当逃兵”。
但松生仍然我行我素：“公司整天把我们绑在这栋楼里算是什么事，如果我的生活出了岔子，公司能负责吗？”
这话传到经理耳朵里后，他很快就被经理拉去出席各种饭局帮领导挡酒，又被安排了一些下乡考察这种大家唯恐避之不及的活。
“松生有种，就这样还敢顶着干。”我感慨道。
月晴并不苟同，她已然适应了公司的加班节奏：“松生爸妈都有正经工作，他没有生活负担，当然可以随时换工作，我们做得到吗？”
我这才反应过来，再也不敢跟着他“翘班”了。
松生与领导间对于加班一直维持着这种危险的平衡，直到2016年。
那年3月，松生的父亲在江苏老家过世，他因为恳请经理批准周末回家吊丧，被经理放逐在了晋升序列之外；这年5月底的一次例行大会上，经理着重表扬了“哪怕妻子已在医院临盆、自己仍坚守在公司制作报表”的杨振诚，并顺势批评了松生一番；到了7月，气不过的松生选择辞职，经理觉得他是因为吃不了苦，连例行的欢送会都一并取消了。
等松生离职手续办妥后，我找了一天晚上单独约他吃饭，饭桌上，松生向我大吐苦水：“刚毕业那会儿，我才120斤，现在已经170了，肝检查严重超标——我撑不下去了。”
松生跟我说，在年度体检中，他是带着上大学的弟弟到的医院，给医生塞了1千元红包，求他抽弟弟的血来检验。说到这里，他脸上堆起苦笑：“整天喝酒熬夜，我哪敢做体检？”
吃完饭，听我说还得回公司继续加班，松生感慨：“有时候看我们这加班频率，还以为我们月入百万呢。”
松生辞职的消息在公司犹如狂风过境——他是我入职以来，同事中第一个辞职的。看到他交接工作时的轻松模样，我们无不羡慕，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打算坚守岗位。
“没别人的命就别羡慕别人干的事。”陈姐总是一针见血，“我们这些成家了的，上有老下有小，还有房贷。工作虽然累点，但是公司的福利还是不错的。”她指的是公司的保险和奖金。
其实在我们这里，这种不准假的事，比比皆是。隔壁211室的强哥就是一例。
强哥不过40多岁，从业10多年脑袋就已经秃了。我入职满一年的时候，据说从没请过假的强哥向经理请假：家中老母亲重病，他要回去照顾。但申请递上去却久久不见回音，强哥冒险一问，立刻被经理点名叫到办公室谈话。谈话进行了1个多小时，强哥回到自己办公室时，脸色异常沉重。经理的意思很简单：在公司最忙的时候，请假是非常无理的要求，他如果非请不可，就等于放弃今后晋升的机会。
那段时间，强哥沉默了许多，吃饭也不和我们一桌了，经常独自跑到外面的小广场上抽烟。有人听到他和媳妇打电话抱怨，说这么多年，自己的年假一天没休，全用来加班了，如今却连回家看看母亲都不行。
考虑许久，强哥还是强行请了5天的假。结果隔月他就被调到了后勤部，每天就干点帮各部门跑腿、分发报纸的工作——这些工作以往都是给快要退休的老职工干的。
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强哥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女儿，工资砍去一半对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自从2015年初公司要求周末加班打卡后，同样头痛的还有我们办公室的黄姐。
她那时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本想周末晚点到公司，干完活就早点回家安胎，一实行硬性打卡，她就成了迟到早退。不得已，黄姐找经理反映，说想每个月抽一个周末上午到医院做产检。
“那你的工作怎么办？”经理问她。
“回来之后我会把工作做好的。”
但这并不是经理想要的回答。经理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说黄姐在公司兢兢业业，眼看就能更上一个台阶，却因为怀孕误事。“你真是糊涂，生了孩子以后再休息几个月，你手上这几个大项目还干不干？以后还要花时间带小孩，你拿什么和人家争？”
我到办公室时，黄姐正拉着陈姐哭诉。黄姐平时为人沉默，很少说自己的家庭，这次听她一说，我才知道他们两口子都已经30岁了，她丈夫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两人是好不容易才怀上一个孩子。经理的这番话无异于把她推上了选择工作还是选择家庭的风口浪尖，而无论选哪个，下面都藏着一把锋利的铡刀。
“我怀孕错了吗，怀孕了我就没有工作价值了？我偏要把孩子留下来！”她哭着对我们说，拗着劲，一点儿不怕声音传到外面。
可没想到过了几天，就在我们以为黄姐要抗争到底的时候，她却一声不响地把孩子拿掉了。
“孩子还能再怀，要是真把我调到强哥那里就完了。”黄姐的这个私自决定让她的丈夫勃然大怒。后来，陈姐背地里告诉我，黄姐的丈夫是家里的“独苗”，前面有3个姐姐，就指望他生儿子续香火，无奈黄姐事业心太重，孩子说拿掉就拿掉了，把丈夫和婆婆都得罪了个遍。
经理闻知此事，特地到我们办公室将她表扬了一番。
可黄姐的丈夫在她把孩子拿掉之后，始终无法原谅她，两人僵持不下，最终于2016年底走向离婚。
公司里唯一一个能顺利请假的，就只有和我同一批入职的魏莹。
入职培训时我们见过，魏莹是个面容精致、身材高挑，会说话会来事儿的机灵姑娘。她分到了财务部，进部门没多久就深受大家欢迎，领导见客户要带着她，去KTV唱歌也要带着她，她左一声“大哥”右一句“领导”地接梗抛梗，氛围很快就活跃起来。
我入职没多久，便听说魏莹和他们部门的领导“好上了”。眼尖的同事发现在KTV时，他们领导总是对魏莹毛手毛脚，她也笑嘻嘻地听之任之，随后便坐实了传言。
这之后，魏莹的工作总能“一不小心”地换到其他同事手里；在我们因为加班牺牲了周末、国庆等假期的时候，魏莹却能轻而易举地请下几天假，和端午节连在一起，去欧洲玩了10天。
陈姐忍不住感叹：“真是人比人，气死人。我只希望能有个周末回家睡一觉，和我老公吃个饭。”
她和丈夫依然每个月只见得几次面，和隐形分居没什么两样。
月底是部门最忙的时候，即便我和月晴的办公室就隔了一道墙，也只有回宿舍才能见上一面。有时难得下班早，我们才会一起去烧烤摊，喝杯啤酒放松一下。
2016年11月底，我和月晴分别忙完两个项目，回到宿舍刚睡下，领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关机睡觉？”月晴把头埋在被子里埋怨，声音嗡嗡的。
接通电话后，领导说公司分部人手不够，要我们赶紧过去支援，月晴又哀嚎了一声。
深冬夜晚，寒风呼呼地吹，我们俩穿着厚厚的棉衣在街上拦出租车，脑子清醒了不少。到达分部的时候，那里灯火通明，键盘声噼里啪啦，透亮的白炽灯把眼睛照得微酸。我们一人接过一沓分部经理递来的资料，坐在角落里，帮他们做了一晚上的报表。
从分部出来已经凌晨，天更黑了，整条街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外面刚下过雨，我们走起来也小心翼翼，生怕湿了鞋脚会更冷。我们丧得不行，沉默地走了许久，月晴突然说：“我要买之前看上的那个包，天一亮就买！”
月晴向来节俭。她家位于征地都征不到的山村，条件艰苦，家里还有个弟弟在上学，她必须接济。她很少去食堂花钱吃饭，不管工作多忙，都是回宿舍淘米煮粥，有时往里面放点胡萝卜丁或者火腿丁，只有到了周末，才会买上两斤打折的速冻饺子吃。
我知道她前一阵在网上看上一款背包，但一直觉得太贵舍不得买，但这次她却说：“我想对自己好一点，不然太苦了，会撑不下去的。”说这话时，她的眼神忽明忽灭。
班加得多了，我的消费观也像月晴一样慢慢发生了改变。之前我会把一半工资存起来，用作以后买房或者投资，可现在几乎每月都清光——舍不得吃的餐厅要去尝尝，舍不得买的衣服一咬牙也就付款了。每每看到网上有人加班过度导致猝死的新闻，我会联想到自己，为了把这种恐惧冲淡，又下单一件东西……一想到自己的起早贪黑，败家的负罪感也就消失了。
只有从分部调来帮忙的古姐，数年如一日的节省。
古姐还不到40岁，头发就已经变得枯黄稀疏。她从来不化妆，也不和我们讨论淘宝、聚餐的事情。她长年只穿那两件白色工装衬衫，胳肢窝处已然泛黄。公司每年组织的新年游园活动，对我们来说毫无吸引力，古姐却是每年必到，能赢回一箱洗衣液或者卫生纸，她就十分高兴。
为了沟通人情，我们时常会买些零食分给同事，而印象中古姐只带来过一次吃的，还是自己炸的糯米团。我曾对古姐有些微辞，月晴告诉我，古姐的女儿正在上小学，她老公游手好闲没有正经工作，家里的一切开销还有女儿的学杂费都得从古姐的工资里扣，我这才恍然大悟，心里多少有些同情起古姐来。
一个雨夜，9点多，我加完班正要回宿舍，见到已经下班的古姐又骑着电摩进入院子，身上已然湿透。
我和她打招呼：“古姐，忘拿东西啊？”
“哪里，我女儿辅导班下课，我刚去接她回家。”
“今晚又加班啊？”
“哪晚不加班？我敢不加班吗？不加班吃什么？”这三连问，把我们都逗笑了。
去年年底，听说古姐检查出了腰肌劳损，但她却没有要去医治的意思。
2017年1月，公司的几个大单子都出了岔子，氛围越发拔剑弩张起来。总公司调来了一位新任总经理，姓姜，个子不高，黑瘦，但眼里凛冽透着精光。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开始禁止我们下班后打气排球。
那时候，不少职员吃完饭加班前唯一的爱好就是去公司旁边的篮球馆打气排球，但姜经理却在会上义正辞严地指出：“客户来我们这里，看到你们一个个都在打球，会怎么想？当自己是俱乐部啊？从现在开始，禁止一切与工作无关的娱乐活动。”
周末晚上，看到偶尔翘掉加班跑出去消遣的我从外面回来，姜经理就会把我叫过去，说些诸如“对你跑去玩感到十分失望”，“不成气候”之类的长篇大论：“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目标是两年内工作1万个小时，就是现在我还在每天加班，你看自己达到没有？！”
“我才不愿这样，”我挨完批评后回到宿舍告诉月晴，“一天工作15个小时，整天加班不回家，你看他，连女儿读几年级都搞不清。”
但月晴却说：“要是这么工作两年能到他现在这个位置，我倒是愿意。”
我们走上了松生的老路——毕业时我只有90斤，工作的这两年由于几乎全年无休，还常常熬夜加班，体重已经有往110斤低开高走的趋势；为了省出时间加班，我多次拒绝朋友聚会，也没精力拾掇自己，皮肤奇差，发型更是土不拉几；有时候我趴在办公桌上打盹醒来，看到朋友圈里朋友发的学吉他的小视频，会由衷地羡慕——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培养爱好了。
长期睡眠不足让我的脾气变得十分暴躁，对待别人愈发不耐烦，摆放文件时，要把文件拍在桌上，听到那声巨响后心里才舒服。
当时，月晴和男友打算结婚，正是筹钱买房的时候，再也舍不得为了“对自己好一点”买下一个包了，还多接了超出能力的项目。她因为休息不够，工作出错，又花了大量精力返工，终于在一个晚上崩溃地大哭起来，最后不得已把男友也拉到办公室一起加班。
那段时间，常常是我睡着了，才听到她回宿舍的动静。
松生的位置已经补上了新人，是早我一届入职的覃学林。之前他一直在隔壁办公室，和我们没什么交集，这次也不知领导怎么就把他调过来。对于覃学林的到来，我们心里都是叫苦不迭——他的亲姐夫是公司老总，家里又有亲戚在人事处掌管生杀大权，他本人属于不干活睡大觉的典型，但没人敢说他的不是。
覃学林来了后，从来不争着揽项目，只拿分到他手上的两三个项目，前期装腔作势地摆弄一番，后期便理所当然地请我“帮忙”。这种“帮忙”无异于烫手山芋，我必须像完成自己的项目一样认真，完成后再签上覃学林的名字，但若是今后资料出现任何问题，责任都得由我来承担。
那时候，我手上的几个项目都快要结束了，正是忙的时候，除了出差、见客户、整理资料，还要三天两头抽空帮覃学林往他的客户公司跑。而在我如此焦头烂额的时候，覃学林却每天9点准时来公司打个卡，在办公室玩上两局游戏，而后就回宿舍呼呼大睡直到午饭时间。
即便是这么努力，可最后不仅加班费寥寥无几，就连工资还比覃学林少上两千，我的心态瞬间崩了，气得冒火烟。陈姐说：“又不是谁干得多就给得多，我们就是打工的啊！”
一次，我在公司门口听到覃学林打电话，他正在吐槽工作的辛苦，“忙得脚跟打到后脑勺”，接着吊儿郎当地说：“明天的出差我不想去了。”
我想起前天晚上给妈妈打电话时，她问我：“你声音听起来很虚，最近好累啊？”
我将语气克制了一下，回答她：“还好。”
“妈知道你累，但也没有办法，再咬牙坚持看看？这个工作又好又稳定，不行再去找别的。”
“咬牙坚持”，我想着这四个字，有些想哭。
在姜总经理来之前，覃学林把他手上一份弄了一半的项目交给我：“这个快弄完了，你帮我结一下项目。”
这是一份贷款项目，乙方向我们借贷1000万用于产品开发。我在征信上查了乙方的信用，又亲自往这家公司跑了一趟，检查了他们的库存和经营状况，结果发现诸多问题，实在不适合放贷。
我告诉覃学林：“这家公司的贷款肯定收不回来，不要贷了。”
“废话这么多？”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弄好了给我签字！”
于是我只好加班加点，把资料里有风险的部分整理得明显了一点，希望风控部门能发现其中的问题。
到了2017年10月份，我帮覃学林追踪这家企业的现状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几台破烂电脑——这意味着企业破产，人员跑路，贷款能追回来的几率十分渺茫。
经理对这件事勃然大怒，在办公室指着我骂了半天。
我说：“这是覃学林的项目，我只是帮忙，这应该由他负责。”
“他的项目为什么由你来做？你发现了问题为什么不告诉他？”经理咄咄逼人。
没过几天，公司的处分下来了——我必须为这次事件赔偿4万元，并且永远失去了晋升的资格。而覃学林已经连续几天没来公司了，陈姐说他在新区新买了一套房子，最近在忙装修。
4万元的赔偿对我而言不是小事，从此我和月晴为伍，每天限定消费预算30元，即便下午饿了想喝杯奶茶，但估量着可能会超出预算，想想还是放弃了。
勤俭的日子让我清醒了许多，我开始考虑辞职的事。
和丈夫说好年底要孩子的陈姐，在被经理约谈后也迟迟下不了决心，害怕自己怀孕之后会失去晋升机会。陈姐的丈夫却在她长期加班不着家期间出轨，被她发现后，两人于2017年底正式分居。而早先经理许诺陈姐升她为客户经理的事，也再没了下文。
今年，月晴终于和男友按揭买下了一套房子，从此代替陈姐，变成办公室里加班加到最晚的工作机器。她仍旧大胆地揽着项目，不过做不及的时候不会哭了，她把自己变成一个管道，难过和绝望来不及停留就会被冲走，毕竟，“眼泪是还不了房贷的”。
只有辞职后跳槽到一家小公司的松生顺利和女友结了婚。朋友圈里，他们在地中海边迎着阳光牵手漫步，透过照片，我仿佛也吹到了阔别多年的海风。
编辑 | 任羽欣
是 星
前幼儿园教师，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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