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厂倒在了1998丨人间

From 于夫人间theLivings 2019-04-05

“过去我们是国有企业，后变为省属国企，再是县国企，没想到今天什么都不是了。”

配图 |《暴雪将至》剧照

再见8丨连载02

1998年1月初，我们主管单位县粮食局召开了所辖企业的中层干部扩大会议，我作为厂里的办公室主任去参加了会议。

会上，钟局长传达了上级有关企业破产的文件精神。其中，我们粮食局下属的八家企业，因资不抵债，连年亏损，经局领导班子研究，均纳入破产名单，关闭企业。“据估计，全县将有90％的国有、集体企业破产，这是改革发展的需要，是彻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必然结果”。

接着，钟局长安排了有关企业的具体破产时间、步骤和操作办法，以及成立企业破产领导小组的事宜，钟局长为组长，成员除了本局各科室人员外，还有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财政、社保、审计等各个部门的人员。

最后，他动情地说：“春节临近了，为使广大职工欢欢喜喜过新年，今天的会议精神请在座的各位严格保密，不要外传。趁过年之前，市场需求大，大家想法将各自公司（厂）的积压货降价促销，回笼资金，给职工开个团拜会——我已经给友情大酒店说了，到时按成本收费。”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食品厂既不采购原材料，也不进行销售，主要就承担全县粮食的计划加工任务，把原粮加工成面粉、面条、大米，再运到粮食供应公司的门市，卖给居民。

进入市场经济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粮食市场放开，个体户如雨后春笋，外省产粮区的粮食大举进入，市场竞争激烈，我们厂由于产品成本高、质量不稳定、服务态度差，渐渐陷入亏损的境地。

那两年，我们食品厂几乎是全年停产，为确保退休工人的工资发放，厂里的会议室、仓库、空地、车间、甚至有的股室，能租的都出租了。

根据企业破产的实施步骤，首先要召开“职（工）代（表）会”，要就“是否破产”讨论并同意后，再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回厂后，我和厂长邓一华商量后，决定等正月过完，再通知全厂的中层干部到厂开会。

春节一过，职代会先在办公室里召开。小道消息在年前基本就传开了，人人都明白这是开企业破产会，屋里很安静，只有邓厂长照本宣科地阅读局里文件的声音。文件读完，短暂的沉默后，工人们就议论了起来。

“过去我们是国有企业，后变为省属国企，再是县国企，没想到今天什么都不是了。”有个老工人轻声叹息道。

“为建设好工厂，我们吃苦耐劳，有了新车间，实现了机械化，眼看着条件越来越好，没想到企业却要垮了。”另一个老工人小声附合，又回忆起过去上“三班倒”时热火朝天的情景。

交头接耳的声音还没安静，女工时英突然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她是我们厂的困难户，男人因贪污劳改去了，上有二老，没工作，下有两娃，大娃还是残疾，全家就靠她的工资过活。之前厂子再困难，职工无事放假时，都会照顾她上班。

她压抑的哭泣，刺痛着在场每个人的心——不破产，企业前景无望，破产了，职工失去了唯一的依靠。何去何从，大家都束手无策。会场死一般的寂静。

邓厂长的眼圈也明显发红，他轻咳了一声，扶了扶眼镜，低沉地说：“我能力有限，没能将企业起死回生，对不起大家，但我真的尽力了……”停了停，他又说：“要不我们先缓缓，观望一下其它单位的行动，再做决定。”

会议结束后，看着工人一个个离去，邓厂长失落地对我说：

“没想到我上任两年多，却是来给工厂送终的。”

邓一华是局里下派到我们厂的干部。他出身山区，学粮食机械专业，1990年大专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局的工业科，是局里当时唯一一个全日制大学生，主要负责全县粮食机械的技术工作。1993年，我们厂引进了一套自动化面粉加工设备，他参加了机器的安装调试，被时任厂长胡方飞看中，请求局里把他留下来“以充实厂里的技术力量”。局里同意后，他就做了我们厂的生产技术副厂长。

1995年底，胡方飞升迁调到了局里，临走前极力向局领导推荐，要把邓一华“扶正”。上级派人来做了民意调查，反馈不错，于是同意了胡老板的请求。但当局里政工科长找邓一华谈话时，邓一华却不同意——他说自己只懂技术，不擅长全盘管理，况且企业正处在“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他没有能力让企业扭亏为盈。

政工科长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干部队伍就是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你是我们局重点培养的后备人才，应该自觉自愿下基层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管理能力。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事局里已经决定了。”

邓一华又去找钟局长，局长拍着他的肩，鼓励道：“年轻人，不要怕吃苦，好好干个三五年，我就会把你调回来的。当然，局里也会全力支持你的工作，目前企业差流动资金，我已经联系了银行，局里给你们担保，除了之前你们厂房屋产权抵押贷的款，再贷一笔。”

在如此困局之下，邓一华不得不走马上任。他跑市场、找业务、搞推销，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但食品厂仍没有任何起色，还把自己搞得很窝囊。

之前胡老板在位时，为减轻企业负担，鼓励职工停薪留职、自谋职业，对“三人组团自谋职业”的，厂里还可以借款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一些胆大的职工立刻办了手续，在厂区周围租了门市做粮食生意，结果只要有人来厂购货，都会被他们拦住，抢了业务。

积压的粮食时间长了，有些都变质了。银行的贷款，也无力归还。职工待岗，人心涣散，对厂子前景失去了信心，对厂领导的所作所为，更是产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

可联系业务又免不了吃吃喝喝。过去胡方飞接待客户，基本都是叫我安排高档餐厅，拿中华烟，喝五粮液或茅台，酒足饭饱后，不是小姐陪着唱歌，就是去按摩洗头。而邓一华招待客户，都是去一些不起眼的小吃店，点的菜也都是以素菜为主。

有两次，我劝邓一华：“要想事情办成，就不能太吝啬了，况且这是正常开支。”

“能省就省点吧，企业都不行了。只要我们讲声誉、诚实办事，别人应该也不会计较这些。”

可职工们却并不领情，他们同意邓一华当厂长，有人说他为人正派，不会损公肥私；有的说他技术好，为人低调；还有一些老油条，就是认准他没有靠山，可任意拿捏。邓一华上任后，常有职工对他就像对一个从农村来的打工仔，可劲在他面前发脾气、耍威风，只要一看到他喝酒泛红的脸，就会气愤地骂道：“工厂债台高筑，他却还在大吃大喝！”

而邓一华对这些都是逆来顺受，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生怕犯错。

1997年夏天，邓一华求爷爷拜奶奶，终于拉来一笔谷子加工业务。因产量不大，他就比平时少安排了一个装包工。没想到，就因为要多干一点活儿，另一个装包工大刘很不满，包装时也不称重，不是少就是多。邓一华责备他，还没说两句，大刘就直接跳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邓眼镜，企业都被你整垮了，你他妈还花着公款，吃香喝辣，四处游山玩水，让我们当牛做马。老子今天就是瞎整给你看的，你能把我怎样？”说完，用力扔了包装袋，挑衅地看着他。

邓一华脸气得通红，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而是拿起包装袋，自己干了起来。

厂子濒临绝境，邓一华家里也四面楚歌。本来当了一厂之长后，家里人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出了一个光宗耀祖的人物。他的老婆没有正经工作，在一个夜食门市打工，很是辛苦，想凭着他进厂做小工，家里的兄弟姐妹也眼巴巴地望他“拉一把”——结果非但老婆、亲戚都没如愿，家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邓一华自己在厂里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职代会开完后，我们不断接到局里询问企业破产工作进度的电话，领导不断催促我们尽快安排实施——已经有包括金穗粮食公司在内的3个公司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了。

厂里人心惶惶，小道消息纷纷扬扬：有人说，这次企业不破产，就享受不了政府免去欠贷资金的优惠政策了，企业都资不抵债，职工肯定会净身出户；还有的说，我们厂之所以不愿破产，是因为我们几个负责守厂的干部想一直拖着拿工资——其实，我们每天按时上下班，做些日常工作，就拿点基本工资。

邓一华想找钟局长打听打听自己的编制是不是仍在局里，如果在，他就没有下岗失业之忧了。可每次去局里，局长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处理问题，办公室经常无人——其实，钟局长对邓一华这两年来的工作能力颇有异议，觉得他思想不开放，工作没能打开局面。年前他指示安排团拜会，我们却觉得不如发钱实惠，没有听他的话。

“你去友情大酒店找找。”我提醒邓一华，“局长爱去那里‘休息’。”

果然，在友情大酒店，邓一华堵到了钟局长。他还没开口，钟局长就先批评了他一顿，说年前他没能把职工聚拢、热热闹闹迎新年、最后给职工一些安慰。

骂了一顿后，钟局长有点不耐烦地问邓一华找他有什么事。

邓一华说了来意。钟局长告诉他：“局里人员是根据规定‘定编定员’的，你去了企业任正厂长，胡方飞进了局里科室，编制也就跟着互换了。”

那时，企业已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邓一华进了企业就不是编制内的干部了，根据上级有关企业破产规定，不管原来的身份如何，只要现在在企业工作的，都是工人。

看着邓一华沮丧的样子，钟局长又安慰他说：“改革必然会牺牲很多人的利益。我也没想到形势会发展到这一步。企业破产了，今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来找我。”

与邓一华不同，胡方飞是钟局长的老乡，是从山区粮管站调进我们厂的。钟局长当年从副局转正后，“大力推行改革”，从局里科室成员到下属8个企业的负责人，都做了大规模调整，调换后的8个企业负责人，被大家戏称为钟局长的“八大金刚”，胡方飞就是其中的一尊。那时流行管厂长叫“老板”，胡方飞对工人叫自己“胡老板”非常满意。

胡老板过去主要从事粮食收储工作，对工业生产很是外行。刚上任时，财会股长和办公室主任总爱和他对着干，让他很不爽。比如胡老板在全厂大会上讲话，把计划经济“束缚了我们手脚”念成了“束搏了我们手脚”，主任就在下面大声插话说“念错了”，引得会场笑声一片；而当胡老板说到一些财务数据、经济指标时，财会科长也总会提出质疑，还常常拒签胡老板的各种报销单据。

但胡老板对人不错：职工的婚丧嫁娶，他都会亲自出马或过问，并尽可能解决大家实际困难，厂里青年职工多，他就修了小户型的宿舍楼，一下解决了年轻人结婚没房子的问题，赢得了职工的普遍赞誉。

我因为在县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胡老板便把我从车间提拔为办公室文秘：“跟着我好好干，你会从文秘干到主任，再到副厂长，前程无量。”

我感恩戴德，连连点头。之后，办公室所有的事，胡老板都叫我去办，再没理睬过办公室主任。我除了白天忙日常事务，晚上还得挑灯夜战，写厂里的改革动态、老板的个人传记，在局简报和县报上发表，还请来一些文学爱好者参观我们厂里现代化的生产工艺流程，请他们写诗、写新闻。

那几年，我们厂报纸上有事迹，电视上有新闻，企业是县级先进，产品荣获省名优。胡老板一下成了钟局长的红人。办公室主任因为被架空无事可做，就申请了停薪留职——自然，位置由我接任。

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胡老板终于对财会股长的挑刺发了飙，当着全厂职工质问他：“每次我想给职工多发点奖金福利，你不是说违反了财金制度，就是（说）不符合财金纪律。现在可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我是厂长，为了职工我不怕犯错误，也不怕坐牢，你拼命拦着，居心何在？！”

当时全厂职工的眼睛一下子全齐刷刷地落在了财会股长身上。后来，有不少职工去局里反映财会股长的“问题”，局里便把他调去了别的单位。

到了3月份，法院只用了半天时间，就裁定了金穗公司等3家单位的破产申请，企业按程序开始进行破产清算。

清算的具体操办由原企业负责人及财会、办公室的人员负责，这引起了金穗公司职工的不满。金穗公司的负责人李总，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公司财务管理混乱，多年来职工一直怨声载道。职工们说：“企业要是由他来负责清算，怎么真实得了？”

于是，金穗的职工们开始自发组织到县里上访，去局里示威，找破产领导小组中的公检法反映情况。钟局长见事情闹大了，就亲自去召开职工大会征求意见，让职工自己推选代表做清算人员。

在清查债权债务时，职工们发现李总以公司名义在外借款十几万——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破产领导小组召李总前来核对时，他却带着情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检察院只好将此案子存放。

金穗公司职工的做法，让局里其他7个企业的职工受到了极大鼓舞，纷纷“造反”要求组建自己的“清算组”。我们厂里的一些人也行动起来，他们推举阿奇领头，由大刘串联其它职工，准备“揭竿而起”。

阿奇之前是混社会的滚刀肉。他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伙同一些不务正业的人给地下赌场守场子，收保付费、放高利贷，经常参与一些打打杀杀、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他被公安教育过，也被拘留过，但依旧我行我素。社区和派出所很是头疼，一致认为这是“无业”造成的，鉴于他是“粮食子女”，1992年，经派出所、居委会与局里协商，把他安排进了我们厂。

厂小，就百多人，政工、人事等都归办公室管。进厂那天，他拍着胸膛，语气诚恳地对我道：“于哥，今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小弟，咱没有别的本事，就是讲义气，道上认识的人多，不怕事！”

阿奇被安排到车间工作没到半年，就因为迟到早退被退回了办公室。

我对他说：“阿奇，你现在是职工，要遵守厂里的规章制度。这样胡来，叫别人怎么管理？”

“于哥，说实话，我在社会上野惯了，根本不适合进工厂。这8小时太难熬了，一个月到了，就百多元工资，还不够兄弟们几个两顿饭钱。我跟你说，就昨天晚上，街上一摩的撞倒了一个老头，老头没受伤站起来要走，我们兄弟几个就上去了，一人把老头拉开，一人对司机说这是他舅舅，要么赔医药费，要么暴打，最后司机就给了我们1000元‘了事’——你说这吃不饱、饿不死的工作，我怎么看得起？”

“你看不起，怎么还同意过来？”

“还不是为了顺我老丈人的一口气！他说我没有正式工作，我才来的。”

阿奇刚参加工作时，他岳父曾来找过我，声泪俱下地请我们帮忙，让阿奇放过他小女儿——最早的时候，阿奇是和他家大女儿耍朋友，俩老人不同意，阿奇就带着大女儿私奔去了广东，几个月后，阿奇回来了，大女儿却被留在了那里打工，据说是做了小姐。回来没几天，阿奇又和他家读高中的小女儿小美好上了，没多久，小美就私自辍学和阿奇同居了。

为了这事，老人找过派出所，找过居委会，也找过阿奇的父母，后来又来找我们。我向兄弟单位了解情况，他们也都毫无办法：“小美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居然非阿奇不嫁，大人要是管吧，她就以死相逼。”

“你老丈人同意了你们的事？”我问。

“他现在松口了，说想要娶小美，我就得有正式工作。我们是真心相爱，于哥，求你让我挂在单位上行不行？今后小弟愿为你上刀山、下火海。”阿奇央求道。

阿奇的母亲是我们居委会的小组长，每次看见我都很是热情，她检查卫生，次次都给我们家贴“最清洁”，阿奇的表哥是我同学，也时常请我“关照”一下这个弟弟。于是我给胡老板建议：把阿奇调到装卸队，那里都是临时工，他不上班，也有人顶替。

这个安排应该是遂了阿奇的心意，后来，他隔三差五就打来电话约我喝酒，说介绍一些社会上的兄弟给我认识。我去过一次，之后就推说有事，没再赴约。

1993年10月的一天，阿奇和小美找到我：“于哥，我现在要结婚了，没有房子，老丈人不同意，你看厂里能不能解决？”

我为难地说：“目前房子都分完了，后来的（职工）都没有。你们先租个屋（把婚）结了，以后再想法吧。”

“老丈人不同意，说这点简单要求都做不到，哪还有脸提结婚？我也想为小美争口气。”阿奇又求我说。

我想起胡老板在厂里宿舍楼有间“休息室”，平时他也很少用——胡老板的家步行到厂里也就20分钟。便跟阿奇说了情况：“你去和胡老板说说，看他同意不。”

我本是暗示阿奇给胡老板送点礼物，通融一下。没想阿奇直接和几个社会上的兄弟，趁星期天厂里休息无人，撬了门锁，硬占了房子。

这让胡老板很是火大，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让阿奇搬走。后来听说是我“指的道”，胡老就板直接把我贬到了装卸队顶替阿奇的岗位——后来有人对我说，之前偶尔会看见一个漂亮女人去“休息室”，我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胡老板发火的原因。

我为阿奇落了难，没想到不久后他却受到了重用。

钟局长在任时，在职工眼里也算干了不少“实事”：为“提高职工福利待遇”，他批准各单位建了宿舍楼；为“改善部门形象”，新建了局办公大楼；为“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将我们厂从城中迁到了城郊，并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安置了大批“粮食子女”就业；为“调整产业结构”，他又将我们的旧厂改建为友情大酒店，吃住玩，一应俱全。

那时盛行歌舞厅、夜总会，原来人们见面常问“你吃了吗”，后来就改成了“你唱了吗”，好像不去夜总会唱歌，就是思想不开放。

小城夜总会多了，竞争激烈，友情大酒店的生意不好，钟局长就把它“对外承包”了。承包人是一个过去的夜总会小姐，外号“白牡丹”，青春妩媚，颇有姿色。熟识的人都知晓她是钟局长的红颜知己，只是不知其真实姓名，于是均喊她“白老板”。自打白老板承包了友情大酒店后，酒店就成了我们局系统内的所有活动的指定地点。

胡老板45岁时，算命的说他有血光之灾，“需得连做三年大生（日）”。为照顾白老板生意，那3年他都是在友情大酒店举办的生日宴会。头两年，大家都送了礼金，第三年胡老板说免费请大家吃，但进门的礼金处仍有不少人在放钱，厂里职工们不好意思了，只好也都掏钱，权当自费聚餐了——不过只要胡老板高兴，多发点福利奖金，也就扯平了。胡老板跟职工们的口头禅是“亏国家，我也不会亏职工”，就算厂里一直在亏损，发的福利奖金也从没少过。

“上半场”吃完饭，众人再一起前往夜总会进行“下半场”——唱歌跳舞打牌。事后，这笔开销，白老板会开了发票交给我，我再找胡老板签字，列入工会活动经费进行报销。

白老板生意兴隆，引起了同行的嫉妒，常有些小混混到夜总会闹事。1995年的时候，白老板就叫了阿奇来“护场子”。阿奇和小混混发生了火拼，脸上留了道刀痕，双方都说这是“道上的事”，都没报警，对方赔了阿奇5000元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估计是为了发挥阿奇所长，没多久，他就当上了我们厂的保卫股长。通常，上午的时候阿奇会穿着一身保安服装，拿着配备的电警棍，跟在胡老板身后耀武扬威，遇到违反安全规定的、不尊敬胡老板的、爱调皮捣乱的，三句谈不拢，提棍就打。下午则很少看见他，听说是到友情大酒店“护场子”去了。

阿奇碰见我，再也不“于哥于哥”地喊了，脸上满是嘲弄和不屑，昂头飘然而过。他妈见着我也不打招呼了，冷着脸熟视无睹，检查清洁卫生时，给我们家贴的都是“不清洁”。

半年后，阿奇带着兄弟在替白老板收高利贷时，将人打成重伤，伤者报了警，阿奇闻风而逃，去外地躲避到事情解决后才回来。

企业的保卫业务属公安局内保科管，鉴于阿奇劣迹斑斑，内保科坚决不同意再用他当厂里的保卫。阿奇便要求停薪留职，胡老板就照过去的办法，借了1万元“启动资金”给他，让他离开了。

阿奇走的那年，企业因为连年的亏损，已是病入膏肓。胡老板经过深思熟虑，说“自己年龄大了，文化水平低，跟不上改革的步伐”，跟钟局长请求调离，“让位给有能力的年轻人”。

临走时，他把我又收回了办公室，说起了阿奇占房的事：“你刚调到办公室时，我就给你讲过，跟着我好好干，结果你辜负了我的期望。其实，我心里还是看好你的，临走收你回来，就是怕你被埋没了。”

我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并感谢他再次给了我机会。

阿奇作为清算组的“领头羊”，带着全厂职工声势浩大地行动了。

局里的科室全被各厂职工占满了，除了我们几个厂的领导层，连行动不便的退休老工人都被搀扶着来了。阿奇带着一大群职工去找钟局长交涉，说“职代会”选出来的都是听话的老实人，起不到职工代表作用，现在他们要重新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表决。接着，他们跟钟局长约定好了开大会的时间，并要求局破产小组派人监督。

会议如期进行，当天，邓厂长刚到会议室，就被愤怒的职工们包围了，他们纷纷谴责他搞垮了工厂。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阿奇就拿着同意破产的职工们的签名和职工选出的“清算组”人员名单，对局破产组派来的人说：“现在我们要维护全体工人的利益，全盘接收工厂。必须让他们马上交出公章和办公室钥匙，档案室我们刚才加了大锁锁上了，以免有人销毁罪证。”

局破产组请示钟局长，钟局长说这是工人的权利，应该支持。

于是在破产组的监督下，我们和阿奇完成了所有手续的交接。阿奇趾高气扬地对我们说：“我们会派人24小时盯着的！希望有的人要像个男人一样，敢做敢当，不怕劳改，别吓得跑路了。”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等着你们查，跑了的不叫人！”邓厂长高声应答。

阿奇他们查了账，找不出毛病，便借口自己是外行，想让检察院的人去查。检察院那边说：“这些账都要审计的，有问题我们自会出面，现在你们连线索都没有，查什么呀？”

阿奇把我叫去，和我套近乎，说：“‘邓眼镜’捞肥了，却把工厂给搞垮了，让我们都失了业。你是主任，肯定了解一些内情，有没有什么线索？”还说，像我这种人在社会上吃不开，只要我检举揭发邓一华，就让我在清算组混，“拿工资”。

我心想：查邓一华还不如查胡老板。但想到胡老板对我的恩情，我觉得自己还是“扬长而去”比较好。于是冷笑道：“我真不知道，知道我也不会说。”

阿奇怒了，冲我喊道：“你不识抬举，我会叫你开口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阿奇天天派些小混混来骚扰我，在街上走不时有人来撞我，还打家里电话来恐吓我，有的还拿着刀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阿奇打电话问我“感受如何”，还要我“注意保护孩子”。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我，我回道：“我警告你，阿奇，再无理取理，我表弟‘土匪’不来砍断你两根脚筋，我跟你姓！你狠，比你狠的人多得是！”

针对我的事情便不了了之。

没多久，阿奇他们“清算组”就内讧了。

阿奇在组里一手遮天，一些欠厂子货款人请他们大吃大喝一顿，他高兴了，就给别人的债免了，列入“无法收回的欠款”里。在变卖生产设备时，大刘又说阿奇捞了3万块钱回扣。

大刘他们找到局里告状，钟局长说：“你们有真凭实据吗？人是你们自己组合的，有矛盾要好好商量，现在距离完成破产的规定期限，时间已经不多了，不要破坏大局。”

阿奇知道后，指着大刘鼻子骂道：“你们敢告老子黑状，小心找人弄死你们！”

之后，厂里的资产清算，大刘他们都不管了，职工们也寒了心。

本来资产变现，价格都要通过局破产组研究决定，但扯皮闹事、遗留问题太多，甚至个别企业还请了公安出警，抓了一个欠公款、有钱不还的“老赖”职工和一个阻扰破产实施的职工。破产组的人疲于奔命，管他什么资产流不流失，得过且过，都盼望着快点结束。

1998年11月下旬，作为局里最后一个破产的企业，我们厂全体职工都聚集到了局大会议室里，排着队，神情麻木，鸦雀无声，在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注视下，依次和破产组签订了《自愿解除劳动合同书》。我工作18年，买断工龄，拿了4000多元。

就此，我们成了下岗工人。

那天晚上，我找邓一华喝酒，问他：“大家散了，今后打算做什么？”

当时县城实体经济已“空心化”，再就业困难，很多人都打算来年去沿海城市打工。邓一华工龄比我短，只拿了2000多元。

“我想用买断钱先摆个夜食摊糊口，看行不行。”他喝了一口酒答道——以前他只喝茶不喝酒，那天却主动喝了起来。

“那套几十万元的面粉机器，被白老板的亲戚用1万元作废铁买去了，准备重新使用，听说请你去帮忙安装调试？”我问。

“拒绝了。钟局长又给我说，叫我去做厂长。去他妈的厂长！我一听到他的话，心里就是一股无名之火，我他妈拼命压着火，一字一句地对他发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干这个行道了，更不会踏进你的办公室！’”停了停，他端起杯子猛灌了一口酒，恨恨地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上了他们的当，接了食品厂的烂摊子，就是一个替罪羊！”

我本想劝劝他，但还是忍住了，他这人认死理，犟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

一晃10年过去，到了2008年，县粮食局已经在机构改革中被商务局兼并，钟局长、胡老板等一批年过50岁的人都被安排退了休。我也进了县里一个做建筑行业的私企，在办公室打工。

一天，阿奇给我打电话，说他要组织“企业破产十周年活动”。他在电话里一口一个“于哥”，为过去的事给我道歉，还说他在做小工程——可能是他打听到了我和集团下的建筑公司老总私交不错，想请我说说情，让他做我们公司的项目“二包”。我说办公室不管建筑业务，就挂了电话。

县城小，阿奇的事时有耳闻，他整天还是花天酒地的，有钱时大手大脚，无钱就四处借贷，但打打杀杀、敲诈勒索的事倒是没有了——江湖已不是他那时的江湖。

我给邓一华打电话说起这事——破产后，他开了家夜食摊儿，几年前变成了门市经营，生意不错，24小时营业，合伙人和服务员都是他的兄弟姐妹。2007年又开了第二个门市，虽然累，好在生活无忧。

邓一华只是说：“破产不是光彩的事，大家现在各奔东西，好在都生存下来了。”

过去不会忘记，但也没什么值得纪念。那个破产活动，我和邓一华等很多人都没有参加。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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