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年近40岁的俞晔来到荷兰读研，开启了她的奶粉代购生意。5年过去后，她在淘宝上的夫妻店，与她的夫妻关系，以及合伙人的信任，一起走到了尽头。
2008年年底，我远赴荷兰进行一次为期一年的学术交流。在荷兰北部城市格罗宁根安定下来后，一次去超市采购结账时，我无意间瞥了眼排在我身后的那位亚洲妇女的购物车——整整装了一车奶粉，蓝色罐子横七竖八地叠在一起，已然超出了推车的高度，目测最少也得有二三十罐。我自觉拿起拦条，在传送带上隔开了我的物品，那个女人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绕到购物车前面，飞快地把奶粉一罐罐放到传送带上。走出超市，我和同伴几乎异口同声地朝对方说道：“天，这么多奶粉！”那时我们也就是把这车奶粉当成了一个西洋景，走出两里路就忘了，并没有想太多。没想到到半个月后，死党竟然在QQ上问我：“亲，合伙做个买卖呗？”当时国内已是半夜，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还不睡？做什么买卖？快睡去！” “别啊，我就是为了等你才不睡的。”没等我再回话，死党又发来了一长段文字，大概意思是说：由于年中的三鹿奶粉事件，大家已经不信任国产奶粉，而目前国内进口奶粉紧缺，荷兰奶粉又是出了名的好，所以，“你现在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以一起做个奶粉代购”。我轻哼了一声，觉得有些好笑：“手表包包失宠啦？现在都流行代购起奶粉来了？”“哎，是真的，我身边就有好几个亲戚问国外奶粉这事儿呢！我们可以先从身边有需求的做起嘛，等做大了，说不定还可以在淘宝上开店呢……”见我半天没搭理她，她又发来一句：“抓住时机啊，你看看周围，说不定人家早开始干了！”这句话让我突然想到了那天在超市里看到的亚洲妇女。第二天下课后，我特意骑车去了市中心最大的超市。超市里放婴幼儿用品的那两排货架我之前从没涉足过，这次带着目的“参观”，着实有些震撼：奶瓶、湿巾、辅食、奶粉等各类小宝宝的东西按照用途被摆放在不同的货架上，从小到大、从左往右，摆得整整齐齐。货架最里端摆着不同种类的婴幼儿奶粉，罐装的、盒装的，上面还标有数字1234，看起来这里面学问还不少。震撼归震撼，最终我还是没有跟死党合伙做奶粉代购买卖。一是没时间，再者，我也不喜欢整天被禁锢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亲，在呢，需要帮忙吗？”之后，奶粉在我生活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荷兰南部一所大学读研。2012年初，到了研究生的第二年，我们系里新来了一位国内的“妈妈辈”同学。那时刚开始春季学年的课程，一天上大课前，老师让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新来的女同学介绍下自己。我回头一看，一张亚洲面孔，黝黑的皮肤，头发缕缕银白，身材瘦小，看上去年纪比我们近60岁的教授还要大。她有些拘谨，缓缓站起来，用一口口音略重的英语简短介绍了下自己——她叫俞晔，来自中国，辞了工作过来读研，“希望在新环境中汲取到新的知识”。末了，还不忘谦虚地加一句：“我的英语不太好，希望老师同学多多指正。”教授说，他能从这位同学身上“看到中国人特有的内敛和坚韧”，“在这个年纪选择做这样一件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番评价让俞晔成了我们系中国留学生们关注的对象，大家都很好奇，她已经有了两个国内硕士头衔，为什么还会来这里读书？我和俞晔深入接触是半年后的事了，有一门课，我俩被分在了一个小组，时不时会一起在图书馆讨论作业。熟悉之后，她邀请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去她的住所，说要给我们包饺子吃。身为一个山东人，她擀面皮、包饺子的拿手绝活，让我们这些南方孩子大开眼界。吃饭时我们聊起来。俞晔说，其实她还不到40岁，她自己的老公孩子都在国内，孩子刚上小学——后来在我们的建议下，她去超市买了染发膏，把自己半头的白发都染黑了，看上去年轻了，也精神了不少——只是来荷兰读书的目的，她始终没有明说，只是表示自己以前在高校教书的工作太枯燥了，想换个环境，再充实下自己。直到那年深秋的一天，我在超市采购时偶然遇到了她。她背着一个登山包，看见我后快步向我走来，脸上布满密密的汗珠，恳求地望着我说：“梧桐，能不能帮我个忙？买一罐奶粉，我把钱给你。”我一时有些发愣，不明所以地点了点头，她立刻把手中的一罐奶粉放到了我的购物篮里：“谢谢！谢谢！”结账时，她排在我前面，只往传送带上放了一罐奶粉。轮到我结账时，才明白了原因——收银机上用荷兰语和英语各写了一行：每人只允许购买一罐/盒婴幼儿奶粉，谢谢配合！走出超市，俞晔走到她的自行车旁，把自己手中的奶粉放到车后座一侧的收纳袋里，又接过我的一罐，放到了另一侧的收纳袋里。自行车后座两边的袋子都鼓鼓囊囊的，在她掀袋子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已经装进去好几罐奶粉了。“哎，最近国内亲戚要奶粉的多，现在超市又限购，只能多跑几趟了。”说着，她跨上了自行车，“改日聚，我先走了，谢谢你啊！”没等我回话，她就蹬着自行车骑远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奶粉”开始成为我生活中的常见词。荷兰当地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本国国内开始出现奶粉短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奶粉被中国人购买并寄了回去，买奶粉的人中大都是留学生；与此同时，各大商店、超市开始了更为严格的“限购”政策，要求顾客每人每天只准购买一罐奶粉，很多商超里的保安在看见亚洲面孔后，都会上去盘问几句，有时甚至会查看他们的购物车。我身边的中国同学也纷纷表示已被国内的七大姑八大姨问烦了，天天掐着时差逮着就问“有没有奶粉能寄回国”——我自己还好，因为我早在QQ签名上写明了：不代购奶粉。即使这样，有些人情依然推脱不掉。我周围的一些同学陆续开始做起了奶粉代购，同系的一个博士师兄，双管齐下，不仅利用休息时间穿梭于各大超市，平时还在网络上订购奶粉，挣了不少外快。一天，师兄找来，想请我帮忙。他说，网络上可以订购奶粉，还是他的荷兰同事告诉他的，那时候荷兰的电商很少，远没法和国内相比，除了订机票酒店，荷兰人几乎从不网购。所以，在网络上买奶粉，限制相对少一点，一次可以订购三罐——但同一个ID下单的频率会被监管，基本上一个ID一个月只允许网购两次——自然，他就想让我每月帮他网购两次奶粉，用我的ID我的地址。我没办法推脱。一来师兄一直以来没少帮我，二来他的老板也是我的导师，系里有熟人总归好办事一点——只是，后来每次邮递员敲门来送奶粉时，我的荷兰室友看到外包装盒子上印的那个醒目的奶粉牌子LOGO，他们的笑容开始变得“颇有深意”。我的住所离学校很近，所以每次收了货，我都会把奶粉带去师兄的办公室。结果，一次在去送奶粉的路上，我遇到了俞晔。“梧桐，搬什么东西呢这么重？”她凑近一看，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奶粉？你也做奶粉代购了？”我忙向她解释，这下，她也知道这个新的奶粉购买渠道了。她苦笑了两声，盯着我怀里沉沉的快递箱看了又看：“还是聪明的人知道的办法多啊，看看我，只知道天天去超市做苦力。” 我有些后悔，毕竟师兄是信任我才让我帮忙网购奶粉的，要是知道的人多了，网购的渠道也许很快就会被严查了。“好了，你快去吧，这箱子这么沉，路上小心点。”她催促着向我道别，“我也得赶紧回去看看网购是怎么个搞法。”半个月后是中秋节，俞晔邀请我去她家一起吃团圆饭。那天俞晔家来了七八个中国人，大家各自带来了月饼和美酒，几个厨艺好的，一早就开始忙着包饺子、做元宵。就在大伙儿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发现俞晔不见了。我走去她房间，推开半掩的门一看，她正和两个女人在屋里给奶粉打包。宽大的书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保鲜膜、剪刀和胶水，地上叠起好几摞纸箱，一旁的架子上摆满了奶粉。“哎，梧桐，我这正忙着打包奶粉呢，一会儿快递就过来收，你先坐会儿啊。”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一边忙活一边说道。旁边那两个女人更是头都不抬一下，麻利地干着手里的活。我在她的床边坐下，只见她们先用保鲜膜把奶粉罐四周裹一圈，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纸箱中摆正——一个纸箱刚好可以装四罐。摆放好奶粉罐，再用一些塑料泡沫把四周的空隙塞满，最后封箱贴上快递单。我在旁边感慨了一句：“打包还这么麻烦，真不容易。” “没办法，不包装好，万一爆罐了，人家可不认账。”俞晔颇有些无奈地说。“现在国内的小孩多金贵啊，一个个跟个宝似的，想当年我儿子喂米汤也养大了。”旁边一个女人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说道。“就是，你看看，这都五岁的小孩了，还喝奶粉呢。”另一个女人缠好胶带，拍了拍面前的纸箱，附和道。不一会儿，快递员来按门铃了。一开门，一头金发的荷兰小哥就用中文向我们打招呼：“Ni～Hao！”“你都会中文了？”我用荷兰文在一旁打趣。“当然当然，一周两次。”小哥说着，用手指冲我比划了一个“二”。就在我和荷兰小哥简短交谈的时候，俞晔她们已经把一箱箱奶粉搬到了小哥的皮卡车上。我数了下，一共八箱。“晔姐，你家亲戚可真多啊。再这样下去，荷兰的奶粉都要被你搬空了！”一个男生恰好从厨房出来看到这一幕，感慨道。俞晔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尴尬地避开了那男生的眼神。看这架势，想必她已经不仅仅在帮亲戚代购奶粉了，多半是做起了洋奶粉的生意。中秋聚会后，我忙着修学分、写毕业论文，很长时间都没有和俞晔再打过照面——当然，也有意无意地躲着她。那段时间，荷兰媒体对中国人搞奶粉代购极尽讽刺和批判。尽管商超实施了限购，但奶粉依旧脱销，很多荷兰当地的妈妈开始抱怨，在媒体上愤怒地指责中国的“奶粉贩子”，一些议员甚至写信给乳业公司，批评他们的销售策略，怀疑他们为了利益把奶粉批发给了中国的代理商。在这样的舆论下，每个中国学生都不免被有所波及。有时晚上赶作业熬夜，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学校，一些熟识的荷兰同学还会开玩笑地问我，“是不是半夜偷偷去搬奶粉了？”我也只能疲惫地笑笑；去超市购物时，我宁愿多花点时间把东西一样样摆在传送带上、等待收银员的过目，也不会去用机器自助结账——因为保安肯定会来查看我的ID和购物篮。我的师兄迫于周围异样的眼光，也不再代购奶粉了。平时去超市，我也觉得购买奶粉的中国面孔少了不少，似乎抢奶粉的热潮慢慢地降温了——直到不久后的有一天，我竟然在荷兰的一个论坛上看到一篇帖子，公然招募“非亚洲人”帮忙去超市购买奶粉，一罐给一欧元的报酬，才明白原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至于后来有次和商学院的同学聚餐，同学说，荷兰的导师觉得中国的奶粉代购很有意思，可以做成课堂实例。“有没有意思”不好说，代购人的辛苦我还是看得到的。为了降低成本，一些代购拒绝了快递员上门收货，自己把着自行车、架着快递箱，一步步推去邮局。有时在街上，我还能看到有中国人租用荷兰人搬家用的大三轮车，载着成箱的奶粉，一脚一脚地骑过去。那种三轮车很高，他们的脚都不能完全够到踏板，左摇右晃的，骑得很吃力。直到那时我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争着去做奶粉代购，难道利润真的很可观吗？毕业前，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俞晔，她苦笑一声，不紧不慢地说：“哪有那么挣钱——超市里奶粉的价格你也看到了，卖到国内的价格淘宝上也有。扣掉人工、包装、运费，有时还受汇率影响，最后利润真没多少。”“那为什么还这么辛苦地做这个？”我更加不解了。“有的做就做做呗，我年纪比你们大，在这里工作不好找，有机会能做啥就做点。”她把头埋得很低，我看不见她说话时的表情。2013年9月，我研究生毕业。很多同学一毕业立即就回国了，有些人甚至连在荷兰的实习机会都没要。对我们来说，国内的机会依然要大于这里。机场候机时，我偶然拿起一份荷兰的报纸，翻了几下，里面居然又有关于奶粉代购的报道。那是一篇丑闻，说几个中国学生为了抢购奶粉在超市里大打出手，把警察都招来了，他们最终可能会被遣送回国。次年1月，俞晔也毕业了，她没有回国，也没有在荷兰实习，而是又申请了一个四年制的本科课程，继续留在荷兰读书。同学们都说，她是不是读书着魔了？在拥有了三个硕士头衔后，又跑去念本科？我在QQ上问她，她没有否认，也不说这么做的目的，只是告诉我她在淘宝上注册了店铺，以后还请多向旁人推荐推荐。我打开链接，那是一家专做荷兰代购的网店，不光有奶粉，还有一些辅食、护肤品之类。店铺首页上写着：我们是一家夫妻店，俞晔妈妈在荷兰当地采购，金叔在国内负责发货和客服。我想，这个“金叔”，应该就是俞晔的丈夫吧。后来几次受人之托询问买外国奶粉，我就和金叔在旺旺上聊了几句，感觉那头的男人十分客气，说话有礼貌，也热情，有问必答。为了方便下单，我加了他的微信。但我却一直没有俞晔的微信，和她的联系越来越少。这些年，我周围一些需要奶粉的朋友，都被我介绍去了俞晔的店。自己当了妈妈后，我也开始为孩子的奶粉上心了，之前总是让我颇有微词的代购，这时反而成了帮我解决问题的人。俞晔的网店很快做到了皇冠，据说她还开了直播，现场给妈妈们标记购买奶粉。奶粉的包装换新了，荷兰的国际快递被中国人承包了，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又涨了……这些信息，或多或少都成了淘宝直播群里的新闻。4年过去了，我没问过她是否毕业了，是否拿到了荷兰的永居，我觉得她是不可能回国的，毕竟她的“业务”在荷兰。今年年初的一天早晨，一个相识的妈妈在微信上急切地找我，说俞晔的店铺里所有的奶粉都下架了，她急着下单，“家里两个孩子的奶粉快见底了”。我打开APP一看，果然如那个妈妈所述，在网上问客服无人答，在微信上问金叔，也没反应。那个妈妈急得团团转，我便找其他熟识的代购先匀了两罐奶粉过去，然后打开QQ，给俞晔留言，告诉她我需要奶粉，问她现在店铺这情况该怎么下单。下午，俞晔给我回话，让我加她的微信沟通。毕业6年后，我终于加了她的微信。我开门见山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淡淡地回了我一句：“和金叔经营理念冲突，散伙了。”散伙？是生意散了还是关系也散了？我不好问这么详细，只闲拉家常地聊了一会儿。俞晔倒是说了很多这些年在荷兰的生活，挺不容易的，她现在把儿子也接过去念书了。“厉害啊，女强人！”我由衷赞美了她一句。俞晔却不以为然：“我算什么女强人，每天就靠些苦力维持生计。除了买买奶粉，其他的我也不会做……”俞晔转战微店，靠着以前积累的客户，新店的销量上升得很快。后来我看过几次她的直播，镜头前的她还和几年前一样，虽然消瘦了点，但气色不错，讲解起来也落落大方。只是，她的荷兰语这几年好像都没什么进步。与此同时，金叔也终于在微信上回复了我，一上来就一个劲地赔不是，说前段时间身体抱恙，再加上淘宝店铺的事，焦头烂额，很多人的微信信息他都没顾得上回。“那现在一切都还好吧？”我问。半晌，他回了两个字：“还行。”实际上，那段时间我经常一早醒来就在朋友圈看见他发的状态，感叹人生无常，感叹世事凄凉，这些文字多发于半夜甚至凌晨，和我以前认识的金叔完全不一样。好几次我看见这样的文字，都想和他聊一下，但想到俞晔毕竟是我同学，一些话还是不好开口。相比之下，俞晔的朋友圈就正常很多，每天定时发店铺里的奶粉上新和宣传，偶尔还会发一下自己在荷兰的生活照。除了一些问价咨询，我再没怎么和她闲聊。我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容易交心的人，对于自己的隐私尤其三缄其口。春节过后，我因私事要去一趟金叔所在的沿海城市。临出发前一晚我在微信上找金叔，说第二天想和他见个面聊一聊，金叔答应得很爽快，见面地点就定在一家小海鲜馆里。刚见面时我有些尴尬——金叔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长得十分高大，看上去也很年轻。闲聊了几句，我问他淘宝店是否还开着，金叔喝了口茶水，平静地说：“开啊，不过现在不做直邮了，改做跨境电商。”顿了顿，他又加了一句：“你知道的，我和俞晔闹掰了。”“那你们……”我有些好奇，欲言又止。“不光和她，和她先生也闹僵了。”“什么？”我手中的茶杯差点没拿稳，“她先生？这么说你不是她先生？”面对我声调顿时高了几度的“质问”，金叔笑了起来：“我从没说过我是她先生啊！”“可你们店铺上写的这是一家‘夫妻店’啊。”金叔摇了摇头，全盘托出了这些年和俞晔代购奶粉的爱恨纠葛。金叔和俞晔的先生最初在打球时结识，后来业务上也有合作，很快熟络起来。原本俞晔家情况还可以，可前几年她先生创业，亏了很多钱，万般无奈之下，俞晔申请出国念书，实际上是为了在荷兰那边帮她先生进口机电设备。“什么？机电设备？原来她一开始出去的目的就不是念书啊。”虽然早有预感，但听金叔这么说我还是有些吃惊。“你也觉得可笑吧——一个手握两张硕士文凭的高材生，为了给丈夫解困，亲自出去买机器寄回来。”金叔冷笑了几声，“可是她哪懂那些东西，寄回来的零件很多都用不了，白白损失了不少钱。”一个偶然的机会，俞晔开始帮人家代购了次奶粉。再后来，她发现帮人买奶粉还能有些固定的收入，于是决定学人家在淘宝上开店专门做荷兰奶粉代购。如此一来，她在国内就需要一个专门转运奶粉的人，网店也需要客服，刚好这时金叔从体制内离职，俞晔的先生就找上了他。“我刚好对经营一家网店有兴趣，就一拍即合，加入了他们。”说完金叔又急忙否认，“不对不对，是他们加入我。虽然店名是‘俞晔妈妈荷兰代购’，但是店的主体人一直都是我，从最开始店铺的申请，到后面的客服、出货、促销活动，都是我自己一手搞起来的。”“那你们为什么对外宣称这是一家夫妻店呢？”“哎，这不为了生意好做嘛！说是夫妻店，是为了让人家放心，妻子在外面买奶粉，丈夫在国内做客服，这样一说人家才会产生信任感啊。”金叔语气有些着急，声音都提高了不少，“这就是一个称谓，和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亲’没什么区别。”“俞晔她老公不参与经营网店吗？”“基本不管。她老公一开始没钱，也不会，后来身体不好，索性就不插手。”“赚钱吗？”我问得挺直白。“当然。”金叔的回答也直白，“客户多了之后可以找超市批量进货，价格会便宜一些，再加上现在中国人承包了那里的一部分国际货运，对于我们这些大单客户也会给一个优惠价格。”说着，金叔用手指给我比划了一下店铺的年收入。我惊呆了，那真是工薪阶层远远达不到的数字。“所以，后来也是因为钱闹掰了？”金叔默默点了点头：“反正现在我，还有俞晔她老公，不，前夫，都出局了。”“前夫？”“是的，你不知道俞晔在荷兰有人了吗？是个当地的司机，原来帮我们开车。”原来，淘宝店铺刚起来没多久，俞晔就和金叔说想在当地雇个人开车，带她去各个超市买奶粉，甚至还可以去德国买别的牌子。金叔想，这样是方便些，毕竟她这么瘦小一人，每次都要骑着车满城市跑太辛苦，于是就同意了。“怎么找到的我不知道，但我们每个月得付给他这么多工资。”金叔又用手指比划了个数。“200欧？——什么，2000欧？！”我吃惊地张大了嘴。要知道，这个数目在荷兰已经是非常接近平均工资了，对一个兼职的司机来说，显然赚大了。俞晔和那个司机在一起后，就开始争夺淘宝店铺了。说到这里，金叔明显变得十分愤怒：“直接就是威胁啊！俞晔要我把淘宝店铺改成她的名字，然后店铺的收益她要一大部分，说那是她应得的，不然就立马散伙。她知道我没有一手货源，店铺少了她这个奶粉代购就做不下去了——我估计，这都是她那个荷兰男人出的主意。“之前我们合作一直很好，她和前夫从没有对分成有过异议。俞晔说，那荷兰男人说店铺的主体是我，所以法律上所有的收益都是我的，怕后面做大了我会不认账，毕竟之前除了每月的固定开支，我们都是每年年底才会分账。“她也是个可怜人，你我多少都了解点她，人不坏，但没什么主见，这下估计全被那个荷兰男人牵着鼻子走了。”金叔感慨。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隔了很久，我问：“你现在店里生意怎么样？”“几乎没什么销量，跨境电商说白了也就是保税区发货，你也知道的，很多国人压根不信这个。”金叔的脸上倒看不出太多悲伤，“不过我听说俞晔的客户也少了不少，毕竟现在国内没人帮她打理了，出货多少会受点影响。”最后，他加了一句：“谁知道呢，也许她的荷兰男人会帮她出主意的。”（文中人名、店名为化名）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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