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他妈的有过堂烟?我让你学习,就是为了让你不想抽就可以不抽。”
家庭生活像是棋局,夫妻双方各执一子,打过楚河汉界就要干仗。房贷,礼金,失业,无声的硝烟把棋盘纸吹得皱皱巴巴,孩子的作用就是把棋盘纸捋平,逼双方好好下上一场。窘迫的中年人最爱生孩子,将其称为希望,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被单里的婴儿,说他能成个艺术家,成个宇航员,成个大律师,成为世界上任何一种可能。婴儿越大,可能性越少,直到婴儿二十好几,长成了我,开始复制他们的生活。老何和父亲既是上下级,又是大学同学,所以我们两家走得很近。老何不抽烟,身材匀称,是健身房的常客。听父亲说,上大学那会儿老何就是校里的红人,学生会副主席,积极分子,最佳辩手,头衔多如牛毛。父亲则默默无闻,一长串的数学公式就已经让他头大,更别提抽空去参加活动了。老何投入学业的时间虽短,成绩却并不比父亲差,这主要仰仗他的作弊手段,说不上精湛,主要是胆大。父亲截然相反,小条传到他手上就已经脸色煞白,自然不必聊接下来的步骤。1996年,父亲毕业,到复合板厂干销售,一干就是4年。期间经老家的亲戚介绍和母亲结婚,千禧年复合板厂倒闭,全家靠着母亲的月工资过活。这时的我刚刚学会走路,虽然记不起具体的画面,“干啥也不能干销售”这句话倒是一直萦绕在耳边。父亲踌躇满志的寻业计划持续了一年,在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上,老何为这个计划画上了句号——他的销售公司需要一个销售经理。说是销售公司,其实是推销如健骨粉一类哄骗社区老人的商品,然而父亲对这份工作没有一丝迟疑。虽然没人向我提起过这段历史,靠着父母吵架时的闲言碎语,也能拼凑出个大概。我四五岁时,老何和妻子带着儿子何光耀来家里做客。从那次开始,母亲便替我做了决定,要我俩做一辈子的朋友。我那时的记忆模糊,唯一清楚的是何光耀的母亲是个滑稽的女人,言谈时表情特别夸张。小孩子走路难免磕碰,何光耀被石头绊倒或是撞到什么障碍物时,他的母亲定会假装用力击打障碍物,这样何光耀才会停止哭泣。若是我俩争抢玩具,他的母亲一定会哄我交出来,假装打我,何光耀才肯满意。老何最爱干的事就是向父亲分享教育经验,不知日后老何向员工分享教育经验时,有没有将这段加进去。而我父亲在一旁则频频点头,夸老何说得对——这份捧场倒也有收获,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老何花钱办进去的,市里最好的学校。何光耀和我一个班,形影不离,他是形,我是影,一只总被他踩在脚下的影。7岁那年,我和何光耀在小区里起了争执,他打破了我的嘴角,血糊得满嘴都是。我跑回家去,父亲气极了,带我去找他,他被父亲按住,父亲呵斥我打回去,我愣在原地伸不出手。父亲只好松了手,赌气带我回到家里,也许是从那次起,我在父亲眼里输了个彻底。更可能的是,父亲在我眼中见到了他自己。不久后老何带孩子登门道歉,带了两兜营养品,包装得花花绿绿,让何光耀亲手递给我,向我道歉。何光耀嗫嚅一声,老何嘿嘿一笑,父亲也嘿嘿一笑,我把营养品接过去,除了接受,我没有别的选项。10岁时,大雪在小学校园里积了厚厚一层,学校组织学生扫雪,我们用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蓝色铁铲将雪推到墙边,堆成鼓包——把软绵绵的散雪变成肮脏污秽的硬块,我这样理解我们的任务。可能是礼金送得不到位,老师并不待见我,分区内的雪几乎都由我来铲,何光耀和几个男孩在一旁围观。午休铃一响,老师转身走回办公室,他们把我扔进雪堆,何光耀铲雪把我埋住。或许是出于本能,我无师自通地佯装憨笑——这样可以让整件事看起来是玩笑,这样他就不会歇斯底里地行动。雪水渗进我的脖颈,他见我的肩膀没有埋实,便从我的头顶开始倾倒积雪,直到睫毛冻在一起,他们收工回班,我才勉强从雪中抽身。我拍掉身上的雪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只是不小心在雪地里滑到,我没有告诉父母,不想在父亲眼里结结实实地输给何光耀。我想回到那个下午,在父亲眼前打破何光耀的嘴角,可生活不允许倒流,同样,也不允许篡改剧本。从这次以后,我总做一个脖子发凉的梦——脖颈处的一点刺痛后,麻木弥散开来,欢笑的音轨和冬风重叠,在耳边轰隆作响,雪层没过肩膀,无论鼻子怎样用力,吸进来的空气始终少得可怜,窒息感占据整个大脑。每做一次这个梦,都总比上一次更加真实。父亲总是坐在客厅抽烟,母亲的骂声从不缺席,“一天到晚就知道抽”。随之而来的,是父亲的三字箴言,“过堂烟”。这段对白很像是象棋里的套招:当头炮,把马跳。母亲的指责当头开了一炮,父亲的过堂烟马上跳上来,保住家里的和气。仔细想想,父亲的过堂烟是从我13岁那年抽得厉害起来的,那年我上初二。北方的冬天多雪,人人都裹得像个粽子。进了教室,脱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同桌的女孩扯着我的羽绒服,发出咯咯咯的笑声,我被她的笑声感染,跟着一起笑。她一边咯咯咯,一边向别人展示我的羽绒服,等到我俩都笑累了,我才想起问她,什么这么好笑。她指着羽绒服里子上的字,“里圆”(化名)。她念了几遍后又笑起来,其实我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笑点在哪儿,待反应了一会儿,我才第一次发现衣服之间不只有面料的区别,土里土气的牌子就足够引人发笑。何光耀从我同桌那儿夺过羽绒服,脸紧贴着里子,仿佛要把标签塞进眼睛。早自习的前15分钟,班主任还没到岗,他大声朗读写在标签上的slogan,早读的同学有了兴致,在班级传阅,我想劈手夺过,又怕闹出更大的笑柄,只好附和大家的笑声,同桌的女孩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释这是她先发现的趣事。老师进来的时候,班级乱作一团,衣服还飞在天上,最后一排的同学瞧见老师,不敢伸手去接,“里圆”就这样正落在中央的过道。班主任朝它走过去,高跟鞋的声音敲得大家心慌,她厉声问这是谁的衣服,憋笑让何光耀的面部显得扭曲,同桌把头埋得很低,似乎在和晨读读本进行浸入式体验。我被请去老师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事情经过。穿着加拿大鹅的何光耀当着大家的面,嬉皮笑脸地进行了检讨,仿佛他被授予了某种奖项,检讨书也含糊其辞,“我不应该拿同学的衣服开玩笑,尽管他的羽绒服叫里圆。”说到这,最后一排笑得更大声了,老师象征性地摆了摆手,这件事便告一段落。应老师的要求,我们在讲台前握手言和,我不情愿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看起来是他宽恕了我的贫穷。这件事在父亲那没有换来一件不会“咯咯咯”的冬衣,而是严厉的说教。他点起一支烟,从儒学说到社会现实,字字珠玑,有理有据,“学生就是要心无旁骛地学习,不要讲那些排场……”可就是没说怎样才能把那些“咯咯咯”静音掉。晚上我出来上厕所,厅里的灯没开,电视机的光勉强将茶几映亮,烟灰缸里积了一层烟头,十分瞩目。垃圾桶旁的空烟盒咧着嘴,电视机一闪,烟盒上的塑料皮就换个颜色。窗玻璃上有火星闪烁,依稀可以辨认父亲叼着烟的脸庞。他望着窗户里我的影儿,见我凝神看他,才转过身,把目光收到电视上。电视里放着校园暴力的新闻,我洗过手回到房间,脖颈不觉有些冰凉。有时我想自己是不是老何给何光耀找的一个参照物,就像在酒桌上老何和我爸的关系一样,老何负责吆喝,我爸负责笑。我也想让父亲吆喝一次。中考成绩公布的那天,两家聚在一起吃饭。何光耀低我20分,没有机会选择第一批次的学校,而我的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市里最好的高中。原以为20分的分差可以让何光耀在酒桌上黯然失色,父亲反倒频频夸奖他的特长,说我是死学习那一套,高分低能,进了社会一事无成。教我心无旁骛学习的人变了说辞,我在KTV角落的沙发里发愣,父亲点起一支烟,听何光耀唱歌。我小声嘀咕,让父亲把烟掐了,伴奏盖过我的声音。父亲转过头,像往日一样,说,“过堂烟,不伤身”。过哪个堂呢?我无法理解父亲用“过堂烟”来搪塞。那时父亲已经是老何手下的得力干将,新家、新车也都有了,父亲嘬下烟嘴,烟气从口中吐出,在我俩之间形成一道障壁。何光耀唱完一首,为我点了一首陈奕迅的《单车》,他知道我钟意陈奕迅,他也知道我并不会唱。我生涩地拿起麦克,看着屏幕上的3个绿点逐渐消失,该到我发声了。“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我的粤语十分蹩脚,没有回过头去看父亲,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何光耀听不见似的玩起手机,老何和父亲攀谈孩子的爱好培养,没人在意我唱了什么,这对我而言是天大的解脱。两个父亲似乎就某些观点达成共识,交谈声越来越大,我的歌声就越来越小,副歌唱得我断了气,只剩下伴奏的声音,何光耀抬头朝我笑笑,拿起麦克替我唱下去,父亲们的交谈声又降了下来,灯球下的何光耀像面照妖镜,而我是只显形的虫儿。自此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急转直下,在他面前打败何光耀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在没有等来那句我应得的褒奖后,我把这份较量藏在心底,不再展露出来。20分的差距不足以让我这个“影”离开何光耀这个“形”。高中分班的那天,他站在我身后,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他似乎带着某种光环,一靠近就让我的自尊解体,化作地上黑黢黢的影。我友善地笑笑,从队列中偷跑到名单前反复确认——何光耀三个大字压在我头上,彻底把我压进地里。没有人愿意一直做影子,这个想法在我脑中转瞬即逝,化作酒桌上父亲的笑容。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没做评论,低头扒饭。我猜他怕我问,为什么学习改变命运是句空话,我却已经习惯这句话对何光耀并不适用了。平日里,我是何光耀最好的朋友,可是一入了集体,我是他最想甩开的影子。我的嘴很笨,没有特长,只能信奉父亲说的那一套。那一套虽然对何光耀不适用,但对于我这样光给出年龄就能推知生平的平凡人来说,格外适用。我像座位上的一颗钢钉,除了上厕所,课间一动不动,笔尖在圆锥曲线上反复横跳。何光耀对这种学习态度嗤之以鼻,“连你爸都说你是死学习这套,你自己还不承认”。我和我父亲这种书呆子进了社会一事无成,何光耀坚持这个信念,作为他的影子,我难免动摇。我们的交谈随着成绩差距开始减少,他有了一群过肺的兄弟,梳着背头,把手插在裤兜里,在寒风中点燃一颗烟,站在校门口张望。我不知道他们在张望什么,也许他们只是觉得那样很帅,或是等远处驶来的校车。但我也想和他们一起张望,尽管我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得到头。为了能站在那列人中间,我从何光耀那学会了抽烟。学校旁边的超市门脸很旧,牌匾垂下来,灯线在牌匾背面缠成一团死结。我在门边反复为自己做心理建设,让自己买烟的动作看起来熟练自然,老板紧盯着手机屏幕,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从架子上摸下一盒苏烟拍到柜台上,我把早就算好的零钱掏出,匆匆离开。何光耀叫我对着烟嘴猛吸,我虽然没有经验,但从他的表情能猜出不是什么好事。我含住一小口烟,喉咙刺痒的感觉让我一口气吐了出来。我也学会了过堂烟——这是何光耀最瞧不起的一种抽法。我觉得这是借口,他只是单纯瞧不起我们父子俩。和他爸不一样,何光耀不会维持那微妙的平衡。老何总会在言谈中以朋友的身份为父亲布置加班任务,而他儿子却展现出了老板对员工应有的优越——小志,他这样喊我;耀哥,我这样应和。我天生就有做影子的潜质,这也许是一种遗传。2014年,老何开了第二家门店,壮骨粉被扫进故纸堆,取而代之的是健康枕和治疗骨质疏松的床垫。由于父亲和老何的关系不同于简单的上下级,别人不愿意跑的分店落到了父亲的身上。我常常偷听到父母的财政情况,他们发现后会默契地闭口不谈,将话题转移到某个倒霉亲戚的生活上。我恶趣味地想,我家更适合做别人生活的调味剂,也许老何的夫妻生活,每晚都靠我家的烂事助眠。为了父母能够更好地讨论这些,我搬进了学校的寝室。入夜,寝室楼后身的树林情侣已经散场,我径直走到栅栏和树丛之间,烟丝很呛,反复尝试的目的是为了让动作看起来娴熟老练,我将烟气从口中吐出,淡蓝色的烟雾在眼前摊开,一个念头忽然跑进脑中:父亲现在一定坐在茶几前吸烟。这种思念很复杂,它让我对父亲的厌恶变得不再纯粹,也无法故作成熟,进而抽烟的动作看起来都不再熟练了。烟气爬上树梢,变成一抹薄云,掩住月影。我踩灭烟头,从树林里狼狈地钻出,正碰上何光耀和他的过肺朋友。“小志,来个火。”他们用唤狗的语气喊我,我甩下打火机,不知谁在我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我一个踉跄,头也不回地走掉。何光耀和他们讲起从前和我的故事,他们尽量笑得大声,保持声控灯的明亮。我是断然不能还手的,凭我和他多年的相处经验,这是他在向朋友表现他的征服力了。若是我和他此刻闹翻,恐怕我没有安稳的时间复习高考。月末,我背着杂物回家,澡框里的一张购物小票暴露了我抽烟的事实,那是我见过父亲最生气的时候,甚至比那次我不敢伸手还要生气。可我更气,因为他我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我没好气地回答:“我是过堂烟,不伤身。”父亲的形象本来就不高大,没有什么值得崩塌。他的脸紧绷着,眼眶通红,母亲外出买菜了,只有我们长久的无言和穿堂而过的风。“哪他妈的有过堂烟?我让你学习,就是为了让你不想抽就可以不抽。”憋着气等着反驳得我有些泄气,各种话嘴边打转,最后选择了嘴硬。“我想抽。”父亲的手伸在空中,从小我被各种各样的人一直打到大,这样的情形见了太多,我木讷地站在墙边,等他动手。咔哒,门开了,母亲左手提着一个绿色塑料袋,葱叶从提手处支出,指尖勒得发白,另一只手是透明塑料袋,里面包着块肉。父亲背对着门,听到开门的声音,装作无事发生,接过绿色的袋子,将菜码到厨房的窗台上。母亲一边脱鞋一边说:“儿子回来了,今天做肉。”饭桌上的话题格外清新,谈些政治,谈些成绩,蒜苔炒肉的盘子始终没人伸筷。一股暖流涌向眼眶,我低头扒饭,用力地吸鼻子,试图将它逼退。等我扒完饭抬头,母亲的眼泪流到了下颌。回到寝室后,脖颈处那个冰凉的梦如约而至。我掀开被子,盯着宿舍的天花板,直到一些亮片在我的视网膜上游走,呼吸才平复。何光耀在对床睡得很沉,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睡眠质量也是一项较量,我不能输。小时候,他能把我推倒,是他赢,他能带着同学嘲笑我,是他赢,他有女孩子给他写情书,是他赢。长大后,他比我活得快乐,也是他赢……我的生活变成了何光耀的秀场,而我所有行为,都为了荒谬的取胜,却没想到我真的赢了一次。夜不归宿是何光耀常有的事,但整天整天的逃课,那还是第一回。正值高三,老师在前面做做样子,把本一摔,警告同学:逃课一节停课一周。有的同学在下面偷笑,心想还有这好事。到了晚上,何光耀推开寝室门,一身酒气,眼眶肿成一圈,像是某种冻伤。何光耀一向春风得意,这种落魄的场面让我心中暗喜。寝室4个人的椅子,只有他的换成了电竞椅,他自顾自地从桌板下拉出椅子,贴紧靠背,似乎仍未醒酒。灯熄了,另两个室友也早早合上眼睛,只有我透过床帘窥探着何光耀,他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后来从父亲那里听说,老何婚内出轨,妻子拿着刀一路砍到公司,我放下电话,生活似乎在为我的高三调味。2018年,高考终于结束,老何为我俩准备了宴席,我爸和同事都在酒席上。按照惯例,老何又要大谈教育模式了。“我主张的,就是狼性文化。你看我带公司和我带孩子都是一样的,我儿子在学校出什么事了,我都让他自己处理,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底气。拉帮结伙那是他自己的本事……”老何高谈阔论后,员工纷纷鼓掌,父亲带头认同。我生理性地干呕,只有我知道我邻座的何光耀是个什么东西,而老何作为父亲却并不自知,还沾沾自喜。也许他知道?我不再想下去。老何紧接着讲了许多理论,国内外教育心理学家的话引用了一大堆,最后又说回公司建设,大家坐得板直,这情形让我想起小学上学时把手背在背后的姿势。老何讲完后,大家讨论起来,张三家的孩子考了多少,李四家的孩子就业得怎么样,没有希望的中年人聊着生活里仅有的那点可能性。那晚父亲是主陪,喝了很多,回家后倒在沙发上,呼噜打得震天响,母亲睡在里屋,高考这个大关一过,二人好好喘了一口气。借着酒劲,我向父亲讲了“梦”和“梦”的来头。说着说着,呼噜声停了下来,父亲翻了个身,面朝向沙发那边,咂了咂嘴,睡得更熟了。白酒度数那样高,父亲是该歇歇。讲述过梦境后,我睡得格外沉,大脑似乎放过了我,不再做这个梦。十几天后,高考分公布,何光耀出国镀金,我留在国内,这场较量至此已经分出胜负,我输了个彻底,索性不再为难自己。老何夫妇向我的成绩表示祝贺,分别时,老何的车停在饭店的拐角,何光耀已经早早地坐上后座,她的母亲同我们站在门口,指挥老何倒车。上车前何光耀的母亲说:“分不低,你俩这孩子培养得优秀,都有点不像你们了。”父亲的烟抽得依旧很凶,不再是过堂烟,白烟从鼻子里甩出两道长尾,越吹越长,散在茶几上像是小船,我看了一个假期,这只船儿也陪我进了大学。我和何光耀断了联系,生活在彼此的朋友圈中。旅游,夜店,酒瓶,何光耀的照片永远春风得意,我的朋友圈却很少更新,不是我不爱发,是生活实在没有什么精彩之处值得分享。我俩微信聊天记录还停留在2018年圣诞节,他的祝福中英文混合,像是一条群发,我没再回应。渐渐地,我屏蔽了何光耀的信息,大脑放过我后,也不再做那样骇人的梦。让我再一次想起他的,是大学旁边的步行街。夜色降临,步行街人头攒动。来往男女在拥挤的小路上吃着小吃,竹签扎到路人的事常常发生。这条拥挤的小路中央总有乞讨的残疾人,或是先天没手,或是没有双脚,娴熟地用残肢滑着小车,向路人倾诉苦难,零钱在嘈杂中落入他们面前的铁盆,见有人施舍了钱,他们便滑向下一家商铺,从不留恋。步行街正对着的那条马路,每到晚9点,总会有跑车驶过,有时是一辆,有时成群,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制造出噪音,遇上红灯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幸福的事,他们会使出全身解数使车辆轰鸣,引来步行街上男女的侧目。不过这些目光多数是恶意的,沿路卖宠物狗的店家抱住小狗,一边摇一边喊,“可别他妈吓到我们狗狗”。这时跑车里的男女会摇下车窗,摘下墨镜,光荣地迎接路人的鄙夷。几个简单的石墩,就这样隔开两个世界,一侧有人乞讨,另一侧有人飙车。车窗摇下的瞬间,驾驶位上的男子和何光耀十分相像,我本能地怔在那里,其实我很清楚他不会在这所城市,但我却不知道,美国是否也有这样一条小食街。2019年,父亲主动离职,在小区门口开了家超市,也许和父亲的性格有关,店里的生意永远和和气气。我是在电话里得知的这个消息,母亲兴高采烈地描述开业时的五千响鞭炮,那场面,听起来像是炸出了我家新一个纪元。回到家中,母亲向我讲述了其他细节——老何没有挽留父亲的辞职,他批评父亲不知感恩,在公司最难的时候选择离开,父亲没有任何辩解,直接删掉了这条短信,自此二人再无联系。也是那个假期,我们有了第一次家庭出游,地方不远,去青岛。小麦岛的海浪很大,两块大石立在海心,周期性地在岩石上激起几米高的浪花,一家人坐在草坡上,饶有兴趣地预测下一波浪会不会更高。母亲脸上的愁容不再,笑着说父亲的预测十不中一。家里摆着许多母亲年轻时的照片,但这次出游母亲却没有拍照,可能是不敢留下幸福的证据。旅行团在这里的预算是两个小时,我们在草坡上没有挪动一步,直到导游打起小旗,我们才意犹未尽地离开。导游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尴尬地煽动着大巴车里的购物氛围,坐在前排的大哥对此十分不满,嚷着要导游领大家唱歌。车厢里的氛围被莫名其妙地点燃,7个家庭轮番表演,导游抓抓没毛的脑袋,放下了手里的购物传单。父母对此并不擅长,任务自然落到我身上。“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进入大学后,去KTV的次数很多,我却只练好了这首《单车》。这句歌词或许有两种语气,初中时是怪罪,一切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伟大,也并不值得赞颂。这一次却是宽慰,父爱如山,山只是立在那里,鲜少表达。能将如山的爱爱得如此隐忍,如此无痕,着实伟大。父亲的手拍得很响,车厢不让吸烟,他只好把摸出的烟塞回烟盒。我回到座位,他用手抚摸着我的脖颈,我觉得痒,不由得缩紧脖子。“我儿子学会唱歌了。”父亲笑着对母亲说。“比何光耀唱得好。”母亲竖起大拇指。“提那一家王八犊子干什么。”父亲推开窗,歪头看窗外的风景。母亲朝我耸耸肩,朝父亲的后脑勺做了个鬼脸,我也笑了出来,一点也不怕被生活听见。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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