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一位长辈跟我说过一句话，时至今日，我依旧印象深刻：“人啊，其实是很卑微的，为了活下去的那一口气，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去年年底，家里添了人口，房子明显不够住。思虑再三，趁疫情期间房价有所降低，我们还是在老人的帮扶下一跺脚买了新房。新房是个下跃式户型，因为涉及到格局改造的问题，所以得先请力工打打砸砸，正式的装修队才能进去。邻居给我推荐了包工头老邓，说他住得近，有事儿方便。老邓跟我们同住一个社区，我住二期，他住一期，中间就隔了一条马路。他名义上是包工头，其实光杆司令一个，没公司没施工队，就是个攒局的——他本身是个卖建材的小个体户，开夫妻店。在这个行业里，临时性力工的流动性非常大，头天一班人干完收工，第二天来不来还不一定。所以老邓总是预估一下每天要用几个人，在当天大清早去劳务市场现找，晚上收工结账，不拖不欠。我跟着老邓去过一趟劳务市场。在一处大厂院里，按不同的工种，分了好几个区域，有干家政的、挖掘的、水暖的、改电路的……一眼望去全是人，他们等活儿的时候无聊，就打扑克、玩游戏、侃大山，还有人干脆在地上铺了棉絮倒头睡觉。我和老邓的车门还没打开，就有几个人迅速地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要什么样的人，还有两个人直接往我手里塞名片。老邓喝了一嗓子，他们安静了一些，然后老邓就开始来来回回地打量这群人，还时不时地捏一捏他们的肩膀、拍一拍后背。我是个感性的人，看到这样的动作，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眼前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在小说中看到的骡马市，晒得黝黑的民工们好像变成了被挑选的商品。可他们自己似乎并不在意，各个的脸上都满是紧张、迫切和期待。疫情之下，市场上普遍活儿少，包工头们挑人的标准就变得更高。老邓比较老练，在我耳边不停地指指点点，“这个看着壮，但虚胖，没什么真力气”、“个子太矮，举砖头举水泥的活儿干得慢”……这时候，一个30多岁的男人突然窜到我跟前，说：“姐，论力气我不行，但我细致。”他的话还没说完，老邓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嘴里嘟嘟囔囔：“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没受过什么苦罪，谁花这个冤枉钱要你！”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男人，他一看就不是干力工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气质斯文，手上没有老茧，相反很干净，身上背着印着名牌LOGO的双肩包，不是地摊货，而是实实在在的正品。疫情期间，我已经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放下过去的职业身段，不挑不拣，什么能赚点钱便做什么。关在家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做微商、推销理财产品，能出门了就去摆地摊、当代驾……虽然不知道这个男人的来历，但我略微推测，这大概也是一个遇到了困难、又暂时没有什么其他出路，家里偏偏还在等着他赚钱买米下锅的人。我截住了老邓的话，对他说：“你来吧，但得根据你的出活儿给你算工钱。”装修开工第一天，老邓叼着烟卷儿，扯着嗓子对那群民工喊了一句：“嘿，那个戴眼镜儿的过来！”在我的生活中，一个人戴眼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正常到我都不会注意到这个特征，仿佛眼镜已经成了一个人脸上五官之外的第六官。但放眼望去，十几个民工里，确实只有他戴了个眼镜，而且一看度数就不小，十分显眼。从此，大家就跟着老邓叫开了，男人也默许了这个称呼，谁一喊“眼镜儿”，他立马应声。至于他真名叫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劳动现场很枯燥，又都是粗重活计，民工们都习惯一边干活，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从老婆孩子一溜烟儿聊到社会大事，以侃大山来缓解肉体的疲惫和烦躁的情绪。可眼镜儿从来不参与这种闲聊，有人逗他，他就露出一个很职业化的微笑，那意思很明显——礼貌地拒绝。眼镜儿扎在民工堆里，在很多地方都显得格格不入。装修现场没有卫生间，我买了一个简易马桶送过去，其实知道作用有限。很多民工随地大小便已成自然，不觉得有什么，但眼镜儿是用的，有两次收工时，我看见他用水管冲洗马桶，末了，还用自带的免洗消毒液洗了手。旁边的民工看到了，说他：“瞎讲究！”后来，我又买了成箱的矿泉水送到施工现场让大家喝，可是每天都会捡到好多只喝了半瓶的水，有的甚至只喝了一口。大概是瓶子都长得一样，民工们忙起来就忘了哪个是自己的，渴了只好再开一瓶新的。只有眼镜儿，每次都把矿泉水的包装皮撕一下，做个标记，喝完最后一口。我没法跟他们讲出“保护水资源”这种话，讲了的结果大抵只有一个，就是我会被认为是抠门儿或是精神不正常。一天，眼镜儿在收工后帮我捡瓶子，我说起这件事，眼镜儿想了想，说：“姐，你买个记号笔吧，谁要水喝的时候你就做个标记，大家看到你这样认真，就不好再随便扔了。”眼镜儿的办法确实管用，不声不响，浪费的现象明显减少了许多。装修得给民工们管饭，一般人家都是提供相对比较廉价的饭菜。我家装修之前，就有邻居献计：“把菜做咸一点儿，这样他们就会多吃米饭，不多花钱还吃得饱，有力气干活。”我听完着实震惊，深深感觉这市井生活里的小门道还真是复杂。但我家婆心善，说“谁都不容易”，然后在家里做菜就一式两份，民工的那一份量大，用盆给他们端去，我们自己留一份小的。在肉价飞涨的时候，家婆也保证他们的工作餐顿顿有肉，有时还会奉上拿手的红烧肉。民工们喜上眉梢，每次饭菜刚放到工地的简易桌子上，就哗啦一圈围过来，眼疾手快地把肉段、鸡翅或鱼块之类的好菜先扒拉到自己碗里，碗里的吃完了，再去盆里慢慢地夹。眼镜儿总是最后一个。每次上菜，他先在旁边静静地站着，看大家抢完了再默默走上前去，从别人还没吃的盘子里捡一些菜放进碗里，再端到旁边去吃。中途也不会再过来添几口饭菜。有几次下午，我看见他从自己的双肩包里掏出了一些吃的，很精致，有时是一盒寿司，有时是几个焦黄的小煎包，有时是一个巨无霸三明治，看起来都是自己家做的。其他民工也看到了，有人愤愤不平，私下对我说：“他这是嫌大家不干净，都是出力气的，还没啥子力气，装什么清高！”我笑笑没说话，但对眼镜儿的好奇心与日俱增。一天，我实在没忍住，悄悄地问他：“看你的样子好像没吃饱，可又不去添饭菜，是有什么顾忌吗？”我问得比较委婉，眼镜儿好像瞬间就明白了。他说：“当时是真吃饱了，我就那么点儿饭量。以前坐办公室没这么大的体力消耗，如今不行，一到下午就饿，只好自己带点吃的。”说罢，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也是劳苦大众出身，没什么高低之分的想法。”老邓对我在劳务市场上选这么个人来干活一直都不满，每次眼镜儿干活表现得有些吃力，老邓就似笑非笑地说：“把眼镜摘了就好了，戴个眼镜，身上无故沉了一两！”说实话，眼镜儿干活的水平确实不行，老邓跟我唠叨了两三回，说他虽然没闲着，但出活儿的速度明显比别人慢，力气也不行。这些我也看到了，也动过辞退他的念头，毕竟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但话到嘴边，我又说不出口，只好跟老邓说：“按劳分配，少给一点工钱吧，当初说好了的，他也认。”老邓撇了撇嘴。他想挤走眼镜儿，其实也有私心。当初我请老邓，是想让他负责管理民工、维护一下现场施工秩序。可老邓本身是卖建材的，得知我们家还没买材料，眼睛都亮了。他逮到机会就告诉我，后面装修时得买什么，门道怎么多，“你一个外行人，去装修市场瞎买肯定会上当……”我笑笑，一概不回应，被问急了，就说自己认识卖建材的朋友，“到时再议”。老邓见后面装修材料的钱不一定能赚得到，就开始打起了小算盘——民工们打砸出来的渣滓，需要用大量的编织袋来装，然后再一袋一袋运到小区的排渣点。我提前买了500个编织袋，以为够用一天，结果小半天就用光了，再买，就得2个小时以后才能回来。老邓说，他店里有编织袋，回去取不过10分钟，“干脆以后都从我家买好了，每天早上带过来一些，这样你就省了时间”。老邓家的编织袋都是大号的，一个要贵1毛。看起来也赚不了什么钱，但我家是下跃，工程量大，需要的数量也多。我犹豫了一下，考虑到时间和交通成本，刚想说“行”，一向沉默寡言的眼镜儿突然插话了：“大号的也只是装半袋土，犯不上，可以先从他那里买1000个救急，然后在网上找个本地的商家下单，这样明天下午就能到货。”老邓瞬间拉下了脸，瞥了眼镜儿一眼，眼镜儿一脸木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从我之前和眼镜儿的接触来看，他并不是没深没浅的人，说这话明显是为了帮我节省成本。疫情之下，大家都缺钱缺得紧，恨不能把一分钱攥出水来，我感谢眼镜儿，可老邓因此记恨上了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过多久，眼镜儿又“惹”到了老邓。新房的格局重新改造，原有的门窗就都用不了了，老邓只是跟我说了一嘴“都得拆下来，以后按新格局再做”。我没什么概念，点点头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时候，眼镜儿“不经意”地问老邓：“姐家的这些门窗至少能卖四五百吧？”我愣了——原来还有专门回收这些废旧门窗的！我恍然大悟，转头看向老邓，老邓的脸一瞬间涨红，又由红变黑，嘴张了两张，最后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然后就扭头走开了。我看了看眼镜儿，他耸了耸肩，说：“没事儿，反正他又不能赶我走。”门窗这件事，让我很生气。钱不钱的另说，被人算计真是讨人嫌。我想换掉老邓再找个包工头，眼镜儿阻止了我，说没必要。眼镜儿说自己家装修的时候，包工头也这样，总想明里暗里宰你点儿什么，“换一个基本上也差不多，还不如就用老邓，已经被敲打过两回了，还能收敛一点儿”。我觉得眼镜儿说得有道理。虽然不待见眼镜儿，但老邓没有再找他的麻烦了，因为一找反而显得自己心虚，只是不怎么搭理他罢了。可这样也不代表眼镜儿就能顺利地干活了。力工们大多时候需要合作，比如装土，就要两个人一组，一人负责铲土，一人负责撑袋子，两人轮着干。眼镜儿力气小，没铲几袋土就开始喘气，每天每组装土的数量又有规定，跟眼镜儿搭伙的那个人为了顺利完成任务拿到工钱，只好让眼镜儿多撑袋子，自己玩命地铲土。小半天下来，衣服都能拧出水来。一天干下来，力工们就对眼镜儿的水平心知肚明了。到了第二天再搭组的时候，大伙儿都明显地躲着眼镜儿。大家萍水相逢无亲无故，有时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没半分交情，一样出力气挣钱，还要替眼镜儿背锅，搁谁身上肯定都不乐意。但活儿还得干下去，老邓就安排一个岁数大点的民工跟眼镜儿搭组，他说：“一老一弱正合适。”眼镜儿面露难堪之色，那天吃午饭的时候，他给自己的搭档买了一包黄鹤楼。眼镜儿一直是这群民工中的“异类”，但一件小事，让大家对他产生了些许好感，开始慢慢接纳他了。施工现场清理出来了很多钢筋，切割之后重新焊接还能再用，可以省不少钱，老邓安排会电焊的民工小李做这件事。由于数量太多，小李足足鼓捣了一整天，最后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更可怕的是，他的眼睛被电焊光刺激了一天，变得又红又肿还发痒，看着让人触目惊心。我劝小李休息一天，他不同意：“没事儿，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形，明天戴着墨镜干活就行了。”我知道，他是舍不得丢掉一天的工钱，也就没再说什么了。第二天，小李果真戴着墨镜来了，眼镜儿朝他走过去，说：“我从家带来个进口的眼药水，特别好用，你拿去用，点几滴到眼睛里，然后闭着眼睛眯一会儿，一会儿就舒服不少。”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看向他俩。小李连忙拒绝，眼镜儿没说话，直接把眼药水塞进了小李的腰包，然后转身回去继续干活。 小李追着问：“进口的特别贵吧？多少钱我给你。”眼镜儿摆了摆手，没说话，直接把小李推回到他的工位了。这一刻，施工现场的民工们互相对了对眼神，谁都没说话，但明显，空气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下午老邓发烟时，也破天荒地问了眼镜儿一嘴：“要不你也来一根？解乏！”眼镜儿自然是拒绝了，但两人之间的气氛明显缓和了许多。此后，中途休息的时候，眼镜儿把大伙儿的手机轮流给鼓捣了一遍，手机再运行起来，顿时顺畅了不少。他再从家里带吃的，也会让一让，不过大家都觉得他带的那点儿吃的跟猫食一样。没拿，但心意是领了的。在现场监工很无聊，又时不时有噪音，还要频繁地跑腿，让人很烦躁。我干脆把网先拉了进去，带着电脑，要么处理工作，要么戴上耳机追剧。一天，我的电脑突然又卡住了，我刚把手放在开关键上准备重启，一旁的眼镜儿恰好看到，连忙喊停，让我等他一下。他出去洗了个手，把我的电脑端过去，只见十根手指在键盘上一顿翻飞，没两分钟，电脑就恢复了正常。眼镜儿把电脑递给我，叮嘱道：“下次别强行关机，对电脑不好。”“这么专业，做IT的？”“嗯，软件工程师。”眼镜儿忽然笑了，“翻译过来就是IT民工。”我笑着递给他一瓶水，示意他休息一下，他体力不足，显然已经疲惫不堪了，我们就断断续续地聊着。眼镜儿不是本地人，当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一个偏僻的小镇考上了这个城市的一所重点大学，读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就留下了，勤勤恳恳地上班。大城市的日子并没有乡亲们想象中的那么好，而且眼镜儿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小的蝼蚁聚居地搬到了一个更大的。眼镜儿在小公司上班，累，但工资高，工作的前几年，加班到深夜是常事，有时他干脆就睡在办公室里，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工作。为了多赚钱，他还自学了日语，“这样可以做对日的项目，工资可以再高一些”。他还有好几次出长差的经历，一次出去了8个多月，中间没休息一天，整个人像掉了一层皮。眼镜儿知道，在经济方面，父母帮不上什么忙，他就靠着自己的努力，攒钱交房子的首付，终于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是个70多平的两室一厅”。后来，在老家亲戚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是个性格温和的女人。两人的日子平平淡淡的，刚刚好，如今女儿已经快两岁了。靠着辛苦付出，眼镜儿家的日子已经好很多了，春节前他还计划过年不回老家、带全家人去温暖的地方旅行。只是疫情来势汹汹，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他所在的小公司，资金的储备并不充足，账面上的钱基本也就能维持公司两个月的空转。一开始，大家以为疫情很快就会过去，都没当回事儿，有的同事还打趣说：“像狗一样忙了一年，这下可以狠狠地休息一下了。”结果一个月过去，大家发现形势不太对，都有点儿慌，开始纷纷联系自己的客户，看有没有项目可做。结果可想而知。公司发完一个月的工资，又交了新一年的房租，账面上的钱勉强够给大家再发一个月工资。员工们动用各种关系四处寻找出路，报价也比以往低很多，但依旧空无一单。疫情不像是一时半会儿能结束的，公司的账面上即将为零，大家愁得吃不下也睡不着，但无计可施。小公司，底子薄，风浪来临之际，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小舟。眼镜儿每天都听说身边谁谁的公司倒闭了、谁谁家裁员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的心里慢慢升起——他的妻子是做旅游行业的，大环境之下，比他还要惨淡。死扛了最后一个月，公司发完工资就解散了。工作没了，可日子还得过下去。孩子嗷嗷待哺、柴米油盐、每月的房贷都要花钱。眼镜儿手里倒是有一些存款，但与开销相比，根本支撑不了太久。他觉得自己不能坐吃山空，每天都在招聘网站上寻找工作机会，可即便偶有合适的，他投出去的简历也是石沉大海。疫情渐渐好转了，眼镜儿和妻子咬咬牙，决定在小区的微信群里卖生鲜果蔬。小区可以正常进出，说不定还有人不愿意自己出去买呢？每年这个时候，一斤的草莓要20多块钱，今年的进价只要5块钱，他们一口气订了200斤，然后在小区的各种微信群里打广告，结果一些以卖货为目的的群主见到了，直接就把他们踢出去——这还是好一点的，碰上凶的，能加他们的微信臭骂一顿。折腾了一晚上，草莓就卖出去了30多斤。草莓顶多放个三四天，不新鲜就更卖不出去。他们用家里的小型打印机连夜做了一百多张传单，第二天，刚发完两三栋楼，物业就打来了电话，说他们被举报了，理由是他们的行为给他人带来了健康安全隐患，“谁知道你们的传单有没有携带病毒呢？”两口子气呼呼地回家，路上碰到小区相熟的保安。眼镜儿说起自己被举报的事，保安隐晦地提醒他：“咱小区就这么些居民，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市场就那么大，多一个卖的，别人就少挣钱了。”眼镜儿感到错愕，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夫妇俩回到家挑挑拣拣，把新鲜一点儿的草莓做成草莓酱，烂的就都扔掉。这次小小的创业尝试不仅没赚，还赔了一笔。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眼看着就要见底了。眼镜儿告诉我，他踏入劳务市场找活儿干，实属偶然。一天，家里漏水把墙皮浸了一块，眼镜儿就去劳务市场找了个瓦工。维修过程中，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瓦工说：“散工出去干活，工钱都是当天就结，一天200左右。”眼镜儿想起自己在劳务市场看到的，除了靠专业吃饭的瓦工、木工等等，还有卖力气的普通力工。“我完全可以干，干一天拿回来的钱最起码够家里一周的菜钱了”。妻子听后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第二天，眼镜儿就拾掇拾掇出门了——就是我去劳务市场挑人的那一天。我问：“好好一个白领，天天出苦大力，是不是多少有一些心理落差？”眼镜儿明显顿了一下，说：“肯定有，不过顾不上想这么多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拿钱回家。我每天晚上回家，都会投简历，有面试就去面试，没事儿就先当力工。”应该是心里太难受，眼镜儿说完朝我露出了一个苦笑：“人活着，比天大。”年轻的时候，一位长辈跟我说过一句话，时至今日，我依旧印象深刻：“人啊，其实是很卑微的，为了活下去的那一口气，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之后有一天，眼镜儿没来，我猜他可能是面试去了。像这种论天的临时雇佣关系，我们并不会保留联系方式。隔了一天，眼镜儿来了，我没问面试是否成功，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事。再一个，我怕他面试失败了，问起来可能会不小心揭了人家的伤疤。晚上结工钱的时候，我送了眼镜儿一大袋水果，说是亲戚送的，根本吃不完，请他帮忙消化一下。眼镜儿是聪明人，接了过去，轻轻地说了声“谢谢”。疫情期间，我身边的一些外地朋友纷纷选择回老家。其中一个匆匆处理了房子，举家返乡，不问前路。我问眼镜儿，有没有想过某一天回家乡？他说确实有，他家乡的房价不到2000元一平，乡下亲戚多，到时候水果、蔬菜、粮食之类的生活支出会减少，“可是回去了，我和妻子能做什么工作呢？生计都成了问题”。还有孩子的教育，眼镜儿觉得在这里耗下去，起码下一代还有一丝希望。听完他的话，我陷入了久久的沉默。进退两难的确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的常态。之后的许多天，眼镜儿都没来。看当时的那种形势，面试不可能这么密集，吃饭时，我还跟家里人念叨他：“好几天没来，看样子应该是有工作了。”我发自内心替眼镜儿感到高兴。力工们的工期已经接近尾声，每日忙忙碌碌的，让我转眼就忘了眼镜儿。一天早上快开工时，眼镜儿突然来了，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姐，你家今天需要几个人？多我一个不？”看他的样子，我猜测之前应该是找到了工作，但没干几天就又离职了，具体原因他不说，我也不可能多嘴去问。我有点儿愣，随即看了看老邓，问道：“有适合他做的活儿吗？”也许是相处下来，老邓发现眼镜儿力气不行，但人还不错。最后，老邓让他去给地面找平，说他细致，这活儿适合他。之后的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来。转眼，工期到了最后一天，都是些零零散散的收尾工作，老邓就安排了两个工人，其中就有眼镜儿。他是真的细致，把四处散落的大小垃圾都收拾起来，还贴心地把所有的矿泉水瓶单拣出来，装进一个水泥袋子，送给了小区里的环卫工人。那天，是我们家管的最后一顿饭，就两个人的饭，好做。于是家婆做了四份小锅菜，还带了啤酒。尽管工作的问题依旧一筹莫展，但那一刻，眼镜儿似乎完全放松了下来。他头一回大摇大摆地坐在工地的简易桌前，从头吃到尾，期间还跟另一个民工聊起自己的家乡、老家的风土人情，又说起父母的养老问题……晚上收工结账，眼镜儿突然从他的双肩包里拿出了一盒樱桃点心，说是他妻子亲手做的，让我务必收下：“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一个心意。”眼镜儿转身离去，那一刻，我有股冲动想叫住他，问他要不要加个微信。又觉得自己有些唐突，终于闭了口，只朝他的背影摆了摆手。多天以后，一个后进来的装修工人对我说：“这地面挺有意思，找平时竟然画了好多几何图形的线。”编辑 | 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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