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我想从他饭店里买点菜,他回给我一句笃定的话:“(疫情禁令)也就到正月十五!还能不让老百姓吃饭么?”
可到了正月十五,他给我发来微信:“哥,需要什么菜你就来拿吧,不差你这点了。”
配图 | 《在别处》剧照
晨起空腹,在太阳还没有爬上来的时候,小何就已经坐在包子铺的门口吸烟了。氤氲起伏,炊烟又起,是被人们怀念人生几大田园光景之一。小何是饱享烟火气的包子铺老板,也曾是一个二层小楼的饭店老板——当然,那是在疫情爆发前。如今,他只能倚坐在门口抽烟。之前,每天的五六点钟,几个老主顾进门落座时,小何总要借包子还有几分钟没开锅的短促时间,和他们唠几句家常。聊得差不多了,他再跑进厨房,高高地喊上一句:“您的牛肉大葱包子蒸得嘞——”这一句的悠扬,同聊家常一样,都是从北京学来的。2012年小何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只身去北京打拼。他在一家老北京炸酱面店里学会了把每一句话都加上点语气词——毕竟,老板和主顾都觉得用北京话喊出的炸酱面才正宗。于是,东北少年小何在最有血性的时候,满口都是夹生的“您的面得嘞!”小何把这看作是一种成长,他没觉得自己失去什么,至少他学会了老北京片汤话。当然,他不甘心把自己的大好年华都挥霍在“喊号子”上,他渴望成功,渴望用金钱来充填他干瘪的梦想。4年后,他发现了商机,在海淀的一片平房区里找到了一个机会。那是小何初到北京时租住过的地方,环境潮湿,虫吃鼠咬,两千多人的社区里,几乎都是来北京打拼的外地人。这里的平房高高低低,黄色的瓦片或深红的瓦片,胡同口拐弯角的墙壁上贴着七七八八的小广告,抬头看天空,是交杂来去的电线,左一织右一挂,连着好多电线杆子。小何曾对我说,那里的“生活气”让他很自得,在他的眼里,这个社区的风格就像是散落的“九龙城寨”,他甚至能把交织的电线拍出“香港风”的感觉。可这偌大的梦想家集散地却唯独没有一个浴池,人们去哪儿洗去尘世的污浊好让他们神色熠熠发着梦想的光呢?小何凭借自己在北京的储蓄和家里的资助,打算搞一票大的。他在一个个胡同里转悠,终于找到了一处废弃的浴池——房东大娘没有精力开了,废弃了很多年。曾经那里应该是个理发修面和泡澡洗浴结合在一起的高档浴池,浴池的一切都被他用手机照了下来:宽长门廊一侧的墙上,有面落满了灰尘的大镜子,镜子的面前想必曾是有个理发店,后来社会变迁,导致房东大娘不得不把它拆了一半租出去挣钱,与这个“高档浴池”分庭抗礼。浴池入口的痕迹显示,这里或许挂过两个深蓝色厚棉门帘,一个写着“男”一个写着“女”,被过堂风吹得鼓鼓的,露出的缝隙里,钻出类似叹息一样的热气;更衣室十分小,也有一面镜子,对比门廊的镜子,简直是小家子气,常年的水蒸气使它从边沿处就有着向里蔓延的咖啡色锈迹,像植物的触手包裹着每一个照镜子的人;里面真正的淋浴间有六七个喷头,地面的瓷砖破碎不一,从瓷砖的新旧程度和水泥印记能看得出,这里原来可以泡澡,只是热水池子后来也被大娘拆了。浴池在小何手里重新开张,他工作在这里,吃住也在这里。小何从没有用手机拍过他那间潮热的卧室做纪念,我只能想象:某个夏夜收工的时候,他打扫好两个浴池的卫生以后,去门口锁上了那扇门,跟一侧镜子里的自己并排走过长长的门廊,一头倒在潮湿闷热的卧室里,躺在一天厚厚的疲惫与坚持之上。小何想起那时的事情,就会露出一个大大的、奸琐的微笑:“那个时候,来的人不少,我就办卡,在网上学的快速资金回流,挺有道理吧?我最乐意给孩子办卡,孩子(的卡)总丢,我这小商小业的,最盼着就是客人丢卡。丢了我也不给补,嘿嘿,只能重新办一张,我也一分钱不给便宜。”随着叙述的展开,微笑又凝重了一些:“那个时候我以为人不会那么多,谁知道一搓就是搓一天,有好多人没给钱,或者没给搓澡钱,我也稀里糊涂给人搓了。”他说到“没给钱”三个字时,我的心好像被人用刀缓缓地劈了一下,就好像一个孩子给你指着无人的路口说了句“他抢了我的棒棒糖”,你问他“人呢”,他怯生生地说“跑了,没追上”。小何讲,他的浴池当时“洗澡连搓澡”是25块,而办一张月卡才150块,不到2个月,他就“回流”了近3万块钱。这笔钱对于北京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于小何,却如同看见了希望,跑单什么的都可以不计较,他只愿这社区里的两千多人,都来他这儿办卡洗澡。他不舍得花大价钱去修那些经常不出水或者出水就散花的喷头,就自己用牙刷蘸醋,一天刷一回,北京的水质实在太硬了,就算是这样,“也不太行”;他也舍不得花钱请人疏通年久常堵的下水道,情愿把地面刨开,用自己买来的水管和水泥来回接来回改,搞得经常三四十天用不了厕所;方地砖裂成了龟纹石,他也不去换——不是不能换,只是一换就不能开工。“那几年真的是水路电路管道燃气,啥啥都会干了。”他说。我问他,难道没有女搓澡师吗?小何奸琐的嘴角又翘起来了:“我想给她们搓,人家也不能让啊——我是想请一个,后来一想,请不起,算了。所以也就一直没有女搓澡师。”事实证明,他搞“资金快速回流”是对的,他很快就把家里的钱还上了。我猜那可能是他家里给他留的结婚钱,不然也不会那么痛快就给他,便与他打趣:“你找一个女搓澡师,两个人是不是也搭个伴。”“搭伴受苦受穷?”小何直面我的问题,回答的一点幽默感也没有。“一搓搓一天,手指头一天下来泡得连指纹都没有了,还跑单,水龙头还经常坏,你都不知道活多多!那时候我拿洗洁精刷碗,刷完碗,手就蜕了一层皮,第二天得戴手套给人家搓。”“那不疼吗?”“疼啊!先是刺挠,后是疼,然后就肿。哪个好姑娘跟我啊?”说罢,小何就又点了一根烟。
正在浴池刚步入正轨的时候,大兴那场火灾,引来了“规划办”和“综合治理办”,锅炉被砸了,浴池也被封了。“你没想过去申辩么?”“我他妈去了呀!我进了社区的院子,就看见无数的煎饼推车,无数的铁板烧机,无数的灯管牌子,我害怕呀,我就回去了啊……”说完,他嘴唇颤抖地点了下一根烟。我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却始终找不出一句合适的。也许这种事情就没有对错,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物放在眼里的时代。后来小何拿着像那么回事的索赔和攒下的不多的钱,躬身出局,回了老家。退回来的他,没有再找到合适的房子开洗浴,就在我奶奶家的小区旁边做起了早餐。早餐和洗浴是两股劲,一个是站一天、搓一天,一个是忙一早上,闲一下午。小何总是热情地喊着北京儿化音的东北话,起个大早和面包包子,跑到大学附近卖,进小区卖。做面食,小何算是门外汉,但是好在苦难教给了人认真生活的方式。小何在北京打杂时也跟着大师傅学过几手“包子活”,他跟我吹:“咱好学,多一门手艺总是多条路。”小何租下的店面虽然小,但是临街,街道两旁就是两个小区,两个小区都是政府单位的家属楼,老人多,政府人员多,具备“不常做早饭”的特点。这两个小区的老人,几乎都是被儿女接管的养老状态,生活大都属于半自主,是“儿女的孩子”,既无聊又不自在,看着享福,也像上了一道隐形的枷锁。老人们或多或少愿意给自己无聊的晚年生活添加一些乐趣,因此小何的机敏和健谈深得众意。小何每天都会提前备好四种馅儿的包子:从面馆学来的猪肉蘑菇包子,从清真馆子牛肉烧麦改良而来的牛肉大葱包子,还有自己在手机上学的鸡汁包子和素包子。他每次提到改良的牛肉大葱时,都会想起那个教他包烧麦的阿訇,说完就笑,眼睛里闪出丝丝的光,远远的记着他遇见的为数不多的好人。小何还对我说:“去进肉,人家知道你开早餐店的,都推荐给你血脖子肉或者槽头肉。”作为学医的人,我听了一惊,从来没想过,脖子上没人要的肉会拌进肉馅儿里。小何跟我解释道:“原来我也不知道血脖子肉能咋地,淋巴是咋回事,后来知道的时候直犯恶心——这要是吃坏了,多丧良心啊,我要是掺了那些肉你们也吃不出来,一样天天来。”小何详细地向我讲了关于血脖子肉的做法:正常腌肉和馅儿的过程中,加入类似“一滴香”、“肉料王”那样的添加剂,剂量按心情算,然后往正常的馅儿里掺进去三成到五成的血脖子肉沫,甚至如果胆子大,可以掺更多。“你真就不掺点血脖子?那可能省不少成本啊。”我套他话。他哼了一下,不屑地说:“要么是退休老头,要么是上学孩子,没必要啊,要是开在街里,我还真就不一定了。”他摊着手向我透露“商业机密”时的样子,像是在向我炫耀:我本可以这样做,但是我没有。这是他作为一个孩子的语言方式,貌似机诈,实则纯良,明白告诉你:我做坏事你也不知道,可是我没做。那副做派,骄傲得像多年前一部电视剧里王志文演的黑老大最后伏法时的侃侃而谈。我只能感叹,社会对人的锻造异常地快。
每天,小何都会把五六个“特殊的”牛肉大葱包子放在最高的笼屉里回一次笼,那是王大爷最喜欢的,“旋着花儿的包子,在笼屉上蒸透了,油汤儿把包子塌了底儿了,拿到嘴里一抿就能咽”。这样的包子,他每天都得给王大爷特意备出来,要是哪天王大爷没来,隔天小何还会“批评”王大爷没有契约精神——毕竟这样蒸大劲了的包子,没几个客人爱吃。还有份2个鸡汁包子加1个素包子的“套餐”,也要在平素的工作日里提前准备好。“现在的孩子,居然都忙到早饭也不能安安静静地吃了。”他说,“你就看吧,每天都有一个女的牵着一个眼睛还没睁开的胖小子。”女人不让孩子吃猪肉包子,怕胖,不让孩子吃牛肉包子,说汁水多,弄校服上不好洗,但她从来都是给自己买牛肉的和猪肉的。说到这儿,我就已经很钦佩小何观察客人的老到程度了。他却不以为意,还有几分怅然若失:“生活嘛——就像我在面馆的时候,有些人经常来,爱吃粗面细面,多辣多黄瓜,爱就点糖蒜什么的;或者人家来搓澡,谁皮儿嫩,谁吃劲,不掌握明白了,人家下回还来吗?”最后,他还卖弄了一下说:“这就是生活经验!”我想,的确,这就是他的生活经验,一种简简单单、无需居高临下的情怀,为了生活的善良,出于生存的本意,且造福于所有人。他一边起笼屉蒸包子,一边收钱,一边为熟悉的主顾上碟他们爱吃的咸菜。他看着墙根儿下晒太阳的老人们,也会凑过去攀谈,他明确无误知道,哪个是退休老干部,要适时地点评一下时事政治;哪个是离休教师,要唠几句现在孩子上学的问题;哪个是棋篓子,有事没事跟着杀一盘。总之,迎来送往间,小何游刃有余,是这条街两旁最被老人信任的知心人。我也曾问他,为什么不去大学食堂包一个堂口,那多挣钱啊。他对我说:“不是没想过,但是觉得现在大学生都太浪费了,吃剩下的我看着心疼,过惯了苦日子,看不得有人浪费。”我拿话戳他:“那你店里就没有人浪费了?钱没少给你就得了呗!”小何回答得很朴实:“老头老太太真不浪费。”我倒觉得,他不去大学食堂里做,也许还不只是嫌学生浪费的问题——他早去过大城市打拼一路,早就深知学历带给人心中的近乎本能的成见。在大学里包食堂,钱也许不会比现在多挣太多,但当看见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人都在嬉戏打闹、看书做题,未来的人生还有无数可能性,他会不会有一种无奈感——自己已经有了一次“创业失败”的经验,早早成了一个“社会人”——就好像高考没考好的人,每年到了6月份都会暗暗遗憾一下那样。“何总,你当年咋就这么倔,愣是不念了?”我又多嘴地问了一句。何总别过头,不嘞(理)我了。
随后的日子里,小何开始在下午清闲的时候给一些建筑工地做简单的炝拌菜。在他包子铺开业的一年多后,我奶奶就嚷嚷说,楼下包子铺的碗有纹路,非常适合她这种没有什么手劲的老年人抓取。那天下午我去了包子铺,看见小何道明此事。我本想给奶奶买几个碗,谁知他很大方地说:“老人需要你就拿一两个,买就谈不上了,没几个钱。”我不好意思,买了够吃好几天的包子,拿了两个碗回来。没想到十几天后,小何竟给去店里的60岁以上老人,每人送一个碗——虽然拢共没几个钱,但对个小包子铺来说,也算是大手笔了。我问他咋想出来这招儿的,他只是呲呲牙,说了俩字:“手段!”一句俏皮的炫耀,让人听起来还暖暖的。后来我才理解,那碗,其实不只是手段,还带着一份善意——包子铺在两个小区的老人里都那么有人气了,还需要用啥“手段”。而且,这碗,应该还是小何对老人们道别。
给老人们送完碗之后,小何就改做了正规饭店了。他几乎投入了全部身家,租下了上下两层近230平米的房子,每月6000块的房租,简单装修又花去了13万。小何坚信,大家都坚信,这个世界终于要给努力赶路的孩子以回报了——对比同业者,小何确实还是个伤痕累累的孩子——他要大把地挣钱,把自己前些年的委屈找回来。2019年下来,饭店算不上蒸蒸日上,也算顺风顺水。岁末年尾,小何像其他商家一样打出了“年夜饭”的套路,搞388、588、888的年夜饭套餐。小何人好做生意实惠,预约满员是情理之中。12月中旬的时候,我在他的饭店吃饭时见到了他,被油烟熏亮的头发和脸,被黑泥塞满的指甲。他翘着二郎腿对我喊着:“过年带老头老太太来我这吃啊!留着位置,保准给你留着5点半到8点的点!”我上前推了推他,可惜没从他口袋里摸出烟来,跟他逗两句,发现他说话没什么北京味儿了。或许病毒此时已经在武汉暗流涌动,可是完全影响不到一个东北五线城市的歌舞升平。小何在那天晚上又购置了一个大冷柜用来储菜,他听说有的饭店备了五六十万的“料”准备大干一场,他只恨自己没钱,没备下那么多食材,所以猪鼻子插大葱,像模像样地把地库里的菜搬到冰柜里,给自己宽心。1月24日,除夕如约,宴会如约,从下午4点到次日凌晨1点,小何的饭店翻台63桌,他不停地在发朋友圈,每一个朋友圈都配着呲牙笑的表情。1月25日,省里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不到一周,“禁止群体性聚餐”。至此,小何的朋友圈就断更了。我去找过他,因为需要囤粮。想着他很大可能有许多蔬菜要囤在饭店里等着发霉,我给他发微信问:“兄弟,有猪肉么?还有茼蒿?现在超市买不到啊!”他没理我。我接着问:“兄弟,你有口罩么?”还是没回复。当晚,他才回给我一句笃定的话:“(禁令)也就到正月十五!还能不让老百姓吃饭么?”到了正月十五,他发给我两条微信:“哥,有口罩么?”“哥,需要什么菜你就来拿吧,不差你这点了。”
此后的每一天,小何仍然坐在他饭店的门口,如同等着那一纸昭雪的文书一般,望着老天让这疫情过去。他一边想着装修的13万,一边想着囤在冷柜里的菜,他说他又联想到了北京,一切都不顺。年夜饭之后再见面,我俩就都戴着一层蓝色的口罩了。他还是枯坐着,手臂深深地窝进肚子,手掌从下巴开始包着半张脸。见到我,他蹦出的一句话便是:“需要什么,拿就好了,不要钱,反正也不新鲜了。”我俩一前一后地走在除夕夜繁热的饭店里,两个大冰柜在两侧发出此起彼伏的“嗡嗡”声。我拿了很多菜,他靠在墙上看我手拎着菜,嘻嘻笑着:“我这每一天都是钱呐,现在菜也蔫巴了,停了几次电,鱼也是化了又冻的,做出来菜也肯定腥气大了——嘶,这他妈老天爷不让人活啊。”我只能跟他侃大形势:“都慢慢在变好,数字每天都有所下降。”“等着复工呗,估计再有七八天就好了!”说是七八天,一下就坚持了两个月。我没有再去小何那儿拿菜,我深深后悔自己的鲁莽,感觉那次去拿菜,就好像是一个在老人面前讨论遗产的纨绔子孙一般不善良,这种不善是微小的,也是残忍的。小何还在日复一日地枯坐。朋友圈里,他每天接二连三地转发好多各地因疫情而倒闭饭店的惨状,还有那些用一些大企业的老板哀嚎言论做噱头的标题党。一个又一个倒闭的牌子,就好像被人在名字上框上黑框一样沉重。我点开过一篇标题为“桔子酒店创始人吴海:我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我活不到4月份”的文章,言辞恳切,数目具体,看完全文触目惊心。小何在朋友圈里不住地咒骂和哀叹,甚至也学着网络上无关痛痒的时评家一样感叹了起来。我想,这是很好理解的——他的每一步路,都几乎和网络讯息挂钩,靠着网上教的那套“快速资金回流”把自己的买卖做大,他对于网络没有任何分辨力,见云就是雨,丝毫不怀疑。现在,打开手机就都是坏消息,争前恐后往小何眼睛里撞。像在北京时一样,大家都遭遇了同样的事,病毒不会为他单独开一个方便之门。也和那次一样,小何选择放弃了,太多人都在关心他,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心里伤口溃烂的程度。我相信他的放弃有一种苦涩的释然,他的经历让他不具备少年的英气,他诚恳地摊开手,接受一切谑戏。
2020年3月3日,省里餐饮获准复工。就在通告发布的前一天,小何在朋友圈也发布了消息,寻求变卖锅炉炊具及两个八九成新的冰柜。我紧忙打去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他却没有一点惊喜:“哎,我看见了,是啊,终于可以开门了,但是我可能还是要去开早餐店了。”“兄弟,哪有那么严重啊,你不可能连几万块钱翻身钱都没有了吧?”我阻拦不住小何。我才知道,他囤菜的钱是借的,近两个月没开工,但是房东没有给他减免房租——谁让房东也是做餐饮的呢。而且,饭店的工人都要在家务农,短时间也雇不来人开工了。小何只能放弃,而且是当机立断地止损,放弃已经稳定的客源,放弃一个蒸蒸日上的饭店,放弃他全部身家购置的用具和那13万的装修,或许这样,还能保留一个早餐店的老本儿。最后一天的变卖,被我赶上了。小何面无表情地把一个又一个小电磁炉摆在地上,那种表情,可能在当年在北京开洗浴时,门廊里那面的长长的镜子也倒映过。“看看吧,30块钱一个。”他双手摊着,对我无力地说着。我掂了几个平常家里用不上的刀具,给了他100块钱。他拿着钱没有推辞:“得嘞您呐——我估摸着这把刀得扔了呢,没想到还是有人识货呀。”“你开早餐店不需要厨具啊?不留几件啊?”我问道。小何看了看我,看了看脚下,嘟囔了一句:“不留!”晚上走的时候只剩下几个锅碗瓢盆了,小何奋力地把每一个不锈钢物件都踩瘪了,再重重地踢出去,像撒气泄火一样。我对他喊:“你不关卷帘门啊?”他把兜里的口罩抻了抻,对我说:“谁还能偷啊?”他的北京口音又起来了,他边抽烟边摇摇晃晃的样子,很像王宝强演的那个树先生,像是一棵本来就没长好又被炸雷劈了的树,像是一个不再与任何事情抗争的东西。我想问问小何需不需要借他点钱替他渡过难关什么的,但是想了想,也哑在了心里——在我下决定不再向他拿蔬菜之后没几天,他就发微信告诉我“别来了”,菜啊肉啊什么的,都被他的原来的供应商“大哥”们拿走了。我后来赶到时候,看见了那个空空如也的景象:两个“嗡嗡”响的冰柜空了,展示柜上原本闪亮的大菜牌也不知去了何处。小何年龄小,知会各路朋友都以“哥”相称。他说:“他们来了,跟我谈,面带笑意,就拿走了,我也没拦。”如他拌包子馅儿不掺“血脖子肉”一样,那些供货商的“套路”他都不掺和。但是偏偏他的饭店异军突起,所以一听说他关店了,一堆人就来看他的笑话——你不是好心送菜嘛,那我就都拿走,反正你的饭店也不开了,菜牌子我也顺手拿走了。小何没什么心绪跟这类人费口舌,送出去了也清净。他身边都是穷亲戚,想借钱翻身,还是要靠这些“哥”们,可是这次“洗劫”加嘲笑,让小何对这些麻木的、幸灾乐祸的人,也失去了信心。就像加缪笔下的《鼠疫》,疫情流行时我们慢慢对疫情习以为常并寻求自保,也许疫情过去后,我们的生活会依然照旧,而人与人之间的互争互戕,也不会改变。
后记
我和小何最近的一次联系,是我发微信问他接下来怎么打算。他隔了许多天才回复我说:“我打算去开大车,跑跑长途,趁年轻挣挣钱。”我想告诉他,原来的包子铺要是还干,肯定人也特别多。但是小何告诉我:“那些人等着看我笑话呢,他们特意跟我打电话说下半年肉价菜价都上涨,跟我说如果我还想做,就给我找房子。”小何气不打一处来,他与这些“哥”们撕破了脸,痛恨他们在非常时期不帮他一把,还看他笑话。从未有过的心凉变成了爆发的愤怒,他再也不能在这座城市做跟餐饮沾边儿的东西了,甚至忿忿不平要去市场监督局举报这些人。但话说到这了,也就没了下文。街两旁的老邻居们,总还惦记着小何能回来开个什么店,什么店都好,主要是这孩子讨人喜欢,但是同样没了下文。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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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思 元
相信自己灵魂的
高贵和诚实,并且用生命
和不完美的世界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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