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南新区高楼林立。李秀玲一家却还住在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里，而且还是毛坯，起初是没钱装修，到后来有点钱都放入厂里做流动资金了，无暇顾及其他事儿。见状，李秀玲触景伤情，想着自己年已四十，历经坎坷波折之后，竟又回到原点。
2019年11月30日下午，我收到李秀玲的微信：“没通过，差2分。”短短几个字，看似很平静，却难掩失落。我也替她惋惜：“怎么就这么寸呢？哪儿不能多这2分？”“运气不好呗。”隔着屏幕，我都能听到她叹气声。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司法考试了。2016年，她第一次参加考试，差9分；第二年又考，差35分。2018年，司法考试改革，变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李秀玲因故没参加，等准备来年再战时，发现考试规则变了：由原来的考一次改为考两次，第一次客观题考试通过后，才有资格参加1个月后的主观题考试。“这样也算是增加了难度，以前同时考，两者还能平均一下，就算客观题分数略低，两科综合起来也就能考过。规则改了后，必须两次考试都过线才行。”她那时给我介绍说。为此，2019年5月份，她从我们小食品厂的行政岗辞职，专心在家复习，准备10月、11月的两次考试。10月份，客观题考试结果出来，她超了17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司考’是号称最难的考试啊。”她希望后面的主观题考试也能顺利通过，那样就能拿到资格证，然后去律所实习、当律师，“律师体面，收入也很高，就不用在底层打工了”。可是怕什么来什么，她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我这一生，除了考‘国库’那次比较顺，其它的事都比较坎坷。”她又一条信息说。我只能无力地安慰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也没有什么损失，还多学知识了。”我想，早知这样，还不如不辞职呢。她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儿子正上大学，丈夫也早已下岗打工，如今考试没有如期通过，再找合适的工作也不易，真替她担忧。李秀玲说的那次“国库”考试是在2001年夏天。当时，我和她分别从粮食局下属的饲料厂站和粮站，通过考试到了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仍然隶属于地方粮食局）。那时候，粮食系统的单位已经不景气了，除了粮食局办公室是事业编，其余的镇粮站、油厂、面粉厂、饲料厂等均属于企业，需自负盈亏。听说新成立的“国库”是财政全额拨款，很多人想托关系挤进去。可能是想走后门的人太多，加上当时搞反腐倡廉，领导决定通过考试公平竞争。最后，考上的大多都是大、中专毕业生，也有少数退伍军人。2002年元月，我们正式入职新单位。报到那天，我们三十来个人来到粮食局办公大楼下排着齐整长队，每个人都喜形于色，以为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一辈子旱涝保收了。入职的人大多三十来岁，我留意到其中有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一米六出头，扎着简单的马尾，笑得最是开心。她就是李秀玲，儿子刚满周岁，丈夫是原来粮站的会计。没几日，她带儿子来单位，我们逗孩子玩，得知孩子的姓名后，都很奇：“你姓李，你丈夫姓张，怎么你儿子却姓丁呢？”“我实际上也不姓李，本来姓葛；我丈夫也不姓张，他本来姓丁。”她笑着说，“我们都是顶别人的学籍考试的。”那时候，考上中专，分配一个稳定的工作，是多数农村上学的孩子和家长的理想。读高中考大学，不仅要多花几年时间，考上大学的希望更加渺茫——当然，那时中专也不是说考就能考上的，好多人都得复读几年，考几次才行。我比李秀玲大十来岁，上学时不管初中、高中，想复读几年都跟应届生一样考试。而她读书那几年，针对复读的初中毕业生，教育部门曾出台过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只许复读一年，以后就不允许复读了。最严的一年，复读生中考的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100分才能被中专录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复习生都顶着退学的人的学籍，装成应届生考试。还有人已经上初三，又从初一重新报一个学籍。”1992年，李秀玲第一次参加中考，全校没一个考上中专的。第二年复读，遇到学籍制度最严那年，自然又没考上。第三年，老师给她找到一个相貌差不多的退学女生，“我就顶着这个叫李秀玲的应届女生的学籍，考上了粮校，从此就成了李秀玲。”“怎么会有那么多退学的人可以比对相片？”我们好奇地问。她介绍说：“我们那里比较偏僻，读到初三的女生很少，所以有很多退学的可以比对，总有一个跟你照片比较像的。老师也乐于给你找，考上了也是老师和学校的荣誉。那些年，冒用别人的学籍考试，大家都不觉得有啥。”“你父母还不错，没有重男轻女让你退学。”她说，她父亲曾是土医生，家里原本条件不错，但因一次变故，父亲受了刺激得上精神病无法行医。她是老幺，当时才一两岁，上面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念小学。二哥尤其聪明，但因家里困难交不上学费被老师罚站，干脆辍学了，而后又因家里需要人做农活，母亲也将姐姐从学校硬拉了回来。“最终，只有大哥坚持读到了大专。等家庭条件缓和了点，大哥便说服我妈让我读书，后来他毕业回镇上教书，靠着他的资助，我才得以继续读到了初中。”李秀玲没辜负大哥的期望，最终考到了粮校。原以为往后都是坦途了，没想到1997年毕业分配工作，先让她吃了一记闷棍：她的派遣证到县里有关部门后，按照对口分配的原则，理所当然地转到粮食局，然后等着分配去具体单位；她有自知之明，像她这样没有背景的农村孩子，不敢想自己能留在城里的单位，只希望能分到老家乡镇的粮站工作就心满意足了。本以为很快就能落实的工作，迟迟没动静。每周，她都会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五六十里来去粮食局问消息。在路上，远远看着粮食局那座巍峨的办公大楼，她感到一种威压，上学时的那一点优越感丧失殆尽，只剩卑微。进了楼，怯生生地敲开人事科的门，小心地遣词造句，问自己的工作分配进展，得到往往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还没研究呢，回去等着吧。”从7月份毕业直到第二年1月，她每周去问两次，夏天脸晒得黑红，秋天嘴唇被风吹得皴裂，冬天手冻得麻木疼痛，可还是没有分配的消息。人家告诉她：局里领导变动，一把手缺席，没人拍板，都没有分配呢。她禁不住愤懑，想骂人，又不知该骂谁，也不敢骂谁。有次，她从楼上一步一步挨到存放自行车的车棚下，一股无名火使得她猛劲把自行车踢倒在地，蹲下身把头埋在两膝间无声地哭起来。最终，人事科的女科长，见她频繁来问，可能出于可怜，让她临时来局里帮忙整理材料。于是，从1998年2月开始，她开始在局里“帮助工作”，住在哥哥家里。这时，局里说没她的工资预算，只能等她分配到具体单位后，由那边给补上。她接受了这样的条件——有事做总比干等着强。几个月后，总算等来安排，不出所料，她被分到老家镇上的粮站工作。人事科长给她开了证明，让粮站补发她在局里帮忙4个月的工资。可是粮站的领导不同意：“你在局里帮忙，应该局里给你工资。我们只能从你来单位的时间给你算工资。”她听了这个话，心里凉了半截：“合着我还白干了几个月？”正在这时，财务室有个小伙子小张，给她出主意：“你出钱请客，我给你邀请领导，请他们吃个饭，又有局里人事科长给你开的证明，这几个月的工资应该会给的。”在小张的张罗下，那4个月的工资真拿到了手。因这个机缘，一来二去，小张就成了她的丈夫。在这个粮站上班4年后，遇到“国库”考试，她便从粮站考上了上来。听她讲完，我不由得感叹了一句“你这一路，真不容易”。还开玩笑说：“好在，现在我们也算有了终生保障了。”李秀玲狠狠地点了点头。可惜，事与愿违。工作没多久，便听闻“国库没有批下来存储指标”，这就意味着新单位不属于财政拨款，依然只能自负盈亏。除两个曾经有事业编的同事扼腕叹息，我们其余人只得安慰自己：比此前单位好就成了。第二年八月，上级部门要裁员增效，开始让一部分人买断下岗。本来还没轮到我们单位，但领导积极响应号召，让我们凭着自愿的原则，“如果愿意买断，就给你规定的买断补偿，从此跟单位脱离关系，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人。如果不愿买断，那就要拿出几万块作为‘集资款’”。所谓“集资款”，也叫“保岗费”，就是一种交给单位的押金，要几年后才还给职工。里外里二斗米，一进一出就是十几万。权衡完利弊，我就成了主动买断下岗的人员之一——倒不是交不起那几万块集资款，我的想法是：我一个本科生，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工作？而李秀玲觉得自己上学、工作来之不易，买断就彻底下岗了，她不想失去这个工作。她刚上班没几年，几个月前七拼八凑，刚在县城边上从农民手里买了块宅基地，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没钱装修，毛坯房就住了进去。为此，她和小张想尽办法借钱，才交上了5万块的集资款。可是过了几天，领导又把集资款涨到8万，要求第二天必须交上来，否则就办买断下岗手续。这么短的时间，上哪里弄3万块钱呢？不得已，包括李秀玲在内，又有几个人只能买断下岗了。至此，我们那一批同期进单位的人，有一半下岗了。不久后，系统内的改革向纵深发展，下面各个粮站也开始减员增效，小张也从粮站买断下岗了。孩子小，夫妻双双下岗，只好自谋职业。李秀玲在一个金店里找到个营业员的工作，她一边上班，一边接送孩子读幼儿园，同时还参加了电大的法学专业的函授学习，最终取得了函授本科学历。小张试着和朋友开了一个小型家具厂，主要生产加工办公用的桌椅等，可是干了不到一年就散伙了。他只好离开老婆孩子，南下深圳寻找工作机会。几经周折，小张在一个监控设备厂做了会计，工作稳定下来了。2007年，李秀玲也带着6岁的儿子去投奔丈夫。到深圳之初，她在饭店当过服务员，在火锅店当过帮厨，每天起早贪黑，不辞辛苦。几年后，小张公司里一个熟人看到这个行业很火、老板每年都赚几百万，就想拉几个人单干。在那个熟人的反复劝说下，小张也加入了，还投资了十几万。常言说，“生意好做、伙计难搁”，最终，因为复杂的关系，几人难以继续合作下去。夫妻俩一合计，在这个行业也摸爬滚打好几年了，不如自己创业单干，“人家每年挣几百万，咱们哪怕挣个几十万呢，也比打工强吧？”经过多番考察，2010年，他们两口子开了一家小厂，既当管理员又当技术员，还要当组装工人和销售，每天起早贪黑，好歹把厂子运作起来，慢慢也有了收益。第二年，他们用挣到的钱买了一辆车，方便跑业务。最初的两三年里，虽是辛苦，可他们每年的净利润也有30万，比打工可好多了。然而，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赊销就卖不出去。而一旦赊销，回款又是大问题。从2012年开始，很多经销商便开始拖欠货款，从几千到几万，甚至十几万的都有。到后来，欠款的商户越来越多，李秀玲两口子不得不花更多精力去催要。2014年，有个经销商欠了他们几千块的货款，李秀玲多次去店里催问，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一次去时，居然人去楼空。李秀玲只好无奈地在附近的市场里瞎逛，突然，她看到一处新店面的招牌，上面写着那个经销商的名字和电话。李秀玲赔着笑脸迎了上去：“老板，你搬家了也不告知一声，我们也好给你祝贺一下啊。就是几千块钱的事，这么长时间了，您让我们跑了多少趟了？一分钱我们都没拿到。眼看就过年了，工人要发工资，怎么着，这次也要给我们了吧？”那人却不耐烦地说：“你们烦不烦啊？一点钱要个不停，我不是没有吗？”这下李秀玲气了：“今天你给不给？不给我就在你店门口给你宣传宣传，看你还开不开张？”最终，那人只给了1000块钱。李秀玲坚持，“不给完钱，我就住你店里了”。说着，气愤地坐在他的柜台上。那无赖居然报警，说李秀玲扰乱自己的经营。警察来了，说：“你们这是经济纠纷，可以起诉，但不能影响人家的正常经营。”无奈，李秀玲只好气愤地走了。“起诉？谈何容易，白纸黑字的欠条在这里放着，他不想给你，你毫无办法，起诉白白花费时间精力，赢了官司，最终钱也要不来，还多花了律师费。”小张也很无奈，“以前也不是没起诉过。”往后，要账的事儿占据了夫妻俩大量的时间——没钱的，不给，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有钱人，也不给。本来就艰难经营的小厂，因为大量死账、赖账，开始陷入困境，前几年攒下来的钱也快砸完了。此前，李秀玲的儿子在深圳读完小学，考虑到将来必须回户籍地高考，初中时便送回老家读书，平日让婆婆看管。2015年，儿子要读高中了，婆婆告诉他们，孩子大了，有时放学不按时回家，跑去网吧玩，自己管不了。“儿子的学习是大事，不能耽误了。”李秀玲跟丈夫商量，自己必须回来，陪儿子读高中，“高中3年是关键，放任自流下去，将来孩子的前途就毁了。”近十年来，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的城南边缘地带已经成了“新区”，高楼林立。李秀玲一家却还住在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里，而且还是毛坯——起初是没钱装修，到后来有点钱都放入厂里做流动资金了，无暇顾及其他事儿。见状，李秀玲触景伤情，想着自己年已四十，历经坎坷波折之后，竟又回到原点。她颓然地坐在客厅的简易靠椅上，顾不上多感伤，就得思考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儿子的学校离得近，她得做好一日三餐，让儿子回家吃饭，免得让他趁空溜号去网吧。为此，她到家附近一个小型物流公司当文员。说是文员，其实什么杂活都要干，工资却只有1500块。“这个老板真是个奇葩，如果他有事不来上班，会把桶装水的水票都给锁起来，连水都不给人喝。大夏天的，想喝水，只得自己买，几个员工都很有意见。”李秀玲说。考虑到能够下班回家做饭，她也只能坚持干下来。她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收拾妥当，便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可老板实在太会算计，经常在中午快下班时让李秀玲去送件，有时从城南送到城北，她骑自行车往返得花不少时间，时常耽误给儿子做饭，母子二人只好凑合着吃一顿，饭后她来不及收拾，又匆忙赶去上班。有天中午，李秀玲就要下班走了，老板又安排她去送件。李秀玲实在忍受不了：“这就下班了，你还让我去送件。要送，等我下午来上班再送，我做饭来不及了！”可是老板不依：“你就是顺便拐个弯儿就送去了。”“这是顺路吗？要是顺路我都不会说的，这绕得来回一个多小时，还要联系人家，还要等着。你老是这样，我没法干了。”她忍无可忍，干了不到3个月，便离开这家公司。可这样闲着也不是办法。小张一人在深圳惨淡经营，外面欠款林林总总加起来有几十万了，而存货又有几十万卖不出去，进人家的原料却要现款，公司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李秀玲只得重新找工作。时值严冬，她奔波在大街小巷，看到有招聘广告就过去咨询。最后找到一家卖门窗的店铺，能够按时上下班。店老板也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跟她说，除了基本工资外，根据销售额还有提成。还有个男店员小王，三十多岁的样子，对李秀玲的到来不冷不热。李秀玲每天冒着严寒，骑车到工地、小区推销门窗，记下一个一个潜在的客户，然后逐一打电话，让他们来店里考察。在店里接待顾客时，不厌其烦地介绍、推销产品。可是，一个月下来，业绩全被小王算到他自己身上，李秀玲一点提成也没有。李秀玲觉得不合理，尤其是这里面还有不少是她到外面拉来的客户：“顾客进店，谁接待的，达成交易就算谁的业绩，不能都算在你一个人身上。”小王不同意：“我都在这里干了两年了，你一来就想分我的利润？”李秀玲找到老板，说了关于业绩提成分配的想法，老板说考虑下。春节过后，李秀玲再去店里时，老板便换了一副脸：“你不用来上班了，店里不用这么多人，小王一个就行了。”“你放假前怎么不说呢？”李秀玲有些生气，“不然，我也好早点找工作。”眼看多说无益，她结完少得可怜的工资，头也不回地走了。小张这年春节回来了。深圳的厂子已难以为继，欠款无法回收，没有流动资金。积压的产品不赊销就卖不出去，赊销就要不回来钱，进退维谷。为此，夫妻两人互相埋怨，说不了几句便吵起来。“当初老老实实打工，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就你，听信别人的，一步走错，步步错！”李秀玲气愤地说。“我是为谁？我还不是为这个家？谁能知道形势变成这样？”节后，小张在县城周边考察了一下，看到城东有一家同样的厂子干得还挺不错，便提议：“不如我们也把东西搬回来，在本地干。”“在本地能有多大的市场？就这么大的地方，你还想再分一杯羹？可能吗？”李秀玲反对。可是，小张还想做最后的挣扎，他千里迢迢把那些存货、原料、设备等费劲巴拉地从深圳运回来，整个房子里东西堆到了顶棚，光是包装纸盒都堆满了半间屋子。“你看那些盒子，当初不让你订你非要订，等人家确定要了你再订不好吗？白白花了这么多冤枉钱。”李秀玲没有好气地抱怨。小张也生气，两人不免又开始吵架。工作不好找，生意又失败，回家看到那些几乎废弃的产品堆满了屋子，李秀玲的心就如热油滚过：“你看看，这些东西，让你在当地处理掉，你非要拉来家干，白费了那么多运费，现在堆在家里，看着都闹心！电子产品，不久就过时了，堆在这里卖破烂都卖不掉，不如当初扔马路上呢！”“你就是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听到李秀玲的唠叨，小张也生气道，“这日子没法过，离婚好了！”“离就离，谁怕谁？我马后炮？我当初有没有让你在当地处理掉？你还抱着希望来家干？家里就这么点的市场，稍微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不行，结果怎么样？”这样的次数多了，两人都绝望。没多久，真去办了离婚手续。此后，李秀玲又找到一个驾校的办公室工作，工资不错，就是离家远。她只好让儿子中午在食堂吃饭，晚上再回家。稍微稳定后，李秀玲看到司法考试的消息，想着自己也有法学的函授本科学历，便着手“人到中年再冲一把”。小张去省城打工去了，每每看到屋子里的废弃产品，李秀玲心中还是一阵焦灼。儿子刚升入高三，老师便打电话通知李秀玲，说是孩子这段时间成绩下降很多，“就中午那一会儿时间，他也能跑去网吧，下午上课还常常迟到”。李秀玲一听，抓心挠肝，又想到自己回到小镇的初衷，便辞了驾校的工作，到家附近找了一个超市理货员的工作，无论工资高低，好歹能盯住小祖宗。每天早上7点前，她和店里其他五六个人把蔬菜搬运到蔬菜区，然后把菜整理上架，有的还需亲自扎捆。随后，她才能去自己负责的饮料区域，开始摆货、补货、擦洗、搞卫生。繁杂琐事期间，她抽空回家给儿子做饭，偶尔还在下班后偷偷跑到儿子学校看他在干什么。不过，这超市效益堪忧，一千多元的工资，拖两三个月还不发。店员们都忍不住问店长，店长就笑笑：“我也想要工资呢，再等等吧。”李秀玲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2018年6月，把儿子送入考场后，李秀玲和小张就去了民政局办理复婚手续。毕竟人到中年，又有儿子的牵绊，双方冷静思考，还是要共同走过后半生。不久，儿子高考成绩出来，考上了当地的重点大学。李秀玲也算舒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之后，李秀玲也来到省城，在小张工作地附近的一家食品厂找了个行政工作。没多久，应她的邀请，我也来到这个厂里打工。从“国库”下岗后，我也兜兜转转多年，做过各种营生，最终也是辗转各处打工。李秀玲的工作繁杂，每天忙个不停，一人当仨人用，经常晚上八九点才下班，还要受各种委屈。为了第三次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她在2019年5月，辞去这个工作，专心备考，可是结果却不遂人愿。生活还要继续。在去年客观题考试结束后等结果的期间，李秀玲就已经去到一个小厂打工了，工资2000多，比在食品厂上班时少了一大半——她那是考虑知道结果后，能够随时辞职。食品厂离她家不远，休息日我去看她，她正在电脑上练习打字，她停下来带我去买菜，“咱们中午吃火锅吧？”我们到附近的超市买了火锅底料，一条鱼和少许青菜，她又在街边小店里买了一个擀面杖，店主说8块钱，她还价道：“5块不行吗？”“不行，几块钱的东西，哪能还掉那么多？”“那就6块。”看到店主还不同意，她说：“那就7块，总不能1块钱都不让吧？”“别说了，我送你个钢丝球吧。”“你真会做生意。”李秀玲笑道。回到家里，李秀玲洗菜调汤，把鱼切块腌制，一会儿火锅汤料的香气便溢出来。我们两人边吃边聊，火锅咕咕嘟嘟冒出腾腾热气。“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当然要接着考了，我现在的这个工作，就是简单的手工劳动。找工资高的，肯定没时间看书复习，我就干这个，边打工边复习，快到考试的前两个月，再辞职突击一下。我还要提高打字速度，以前打字很慢，影响答题。”从她家出来，天气已经不那么冷了，我心里默默祝愿她一切顺利。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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