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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局长退休后的一地鸡毛丨人间

于夫 人间theLivings 2021-02-27


“你看他这个样子,这辈子有多大出息?别人削尖脑壳找机会让领导重视,他有机会却不珍惜。”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唠叨自己在儿子这个岁数时在做什么、取得了那些成绩,越对比越生气。

儿子最反感他爸喋喋不休地回忆过去,鄙夷地说:“你能干,牛X,怎么没当局长、县长?!”


配图 |《我们的四十年》剧照





我的连襟张哥,是1998年调到县教育局当上副局长的。张哥早年上山下乡,后来参军退伍,被安排到我们县的重点中学当了一名保卫。当时学校的龙校长看他工作积极上进,就进行了重点培养——很快,张哥入了党,又考进了电大中文班,拿到了当干部需要的大专文凭。等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张哥便当上了学校保卫科的科长。几年后,又被下派到乡镇锻炼,后调至县教育局,一路堪称“官运亨通”。张哥平时广交朋友,办事顺风顺水,新来的局长非常信任他,县里有什么事也爱找他,说他工作有魄力,“能很好地贯彻落实县里的指示精神”。工作时,他也总是带着军人的强硬作风,“你有胆子挑战我的底线?咱侦察兵出身,一对一你尽管放马过来,要喊社会上的人,你去黑道上打听打听,都给我喊的大哥!”这样的话放出来了,此后教育局里的人,不分年龄和官职大小,私下都改口喊他“大哥”。


尽管那几年,张哥每天一早出门上班,晚上下班也有公事私事应酬,半夜回家是常态,家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睡觉地方。但有这么一个“大哥”,家里人也跟着沾了光。张哥的老婆(我老婆的姐姐,我称其姨姐)、弟弟、妹妹,还有我,那时都是下岗工人。张哥便让他弟妹俩,一个承包了县一中的食堂,一个承包了县二中的小卖部。又给一个民企老板打了一个招呼——此前,张哥帮这位老板把他小舅子的老婆调动进城里的学校——于是,这个老板就成了我后来的老板。龙校长那时也退休了,想发挥余热,开一个培训班,辅导中考和高考的学生,便找张哥合伙。培训班是以姨姐下岗工人的名义开的,龙校长负责学校全面管理,姨姐做后勤工作,张哥暗中负责处理疑难事情。学校开学时,培训设周末班;学校放假后,就设寒暑假班,还提供一对一补习。来培训班任教的大都是县里的“名师”,有龙校长请来的,也有张哥请来的——他在教育局里管人事,教师进城都要通过他手,也帮助过不少老师调动,再者,老师们来培训班教课,还有不菲的报酬。为节约成本,培训班办在城乡结合部。很快就有家长反映,学生放学的路上,常有一群小混混拦着他们孩子勒索钱财,骚扰女生。张哥就请公安治安科长老吴帮忙,加大该路段治安管理力度。吴科长抓了几个小混混,张哥又给几个混社会的老大打了招呼,就再没人敢捣乱了。一切理顺了,培训班的名气越来越大,培训费水涨船高,业务范围也扩大了,成了培训学校,课程除了语数外,还有美术音乐舞蹈班,从幼儿园覆盖到高中。岳父走得早,那些年,多病卧床的岳母一直住在我家,由我老婆侍候,姨姐每月给一笔护理费。岳母身体好转后,我老婆也去了培训学校打杂,打扫卫生,关门开门,事情不多,工资两千多,家里的事也能兼顾。借着张哥,一家人都顺风顺水起来。




虽然看起来工作和家庭两不误,但张哥也有自己的心病——儿子小建。每逢同事和朋友的孩子考上好的大学,他去参加升学酒宴时,都有点抬不起头。儿子的成绩着实让他头疼。张哥对小建,从小就是棍棒教育,成绩不好、打,行为不正、打。小建小时看见他爸,就像老鼠看见猫。上中学后,叛逆期的小建上课不听讲,偷偷打游戏。见成绩怎么都没有起色,张哥就请老师恶补,除了上课睡觉吃饭,不分节假日,全天就是学。老师辅导时,姨姐全程陪在儿子身边,学得好,就玩一会儿,学不好,想都不要想。虽说成绩差得还是有些远,但到头来,小建还是被张哥一个电话送进了重点高中。之后,姨姐还在学校里租了屋陪读,可小建的成绩始终是中等偏下,还悄悄和班上的女同学谈起了恋爱。只是儿子大了,张哥打也打不动了。几乎每年秋天,张哥都要联系慈善会对考上大学的贫困生进行捐赠助学活动。一回到家,就极为不满地对儿子说:“我就不懂,你生活无忧,好吃好喝地供着,每天就一件事读书,为啥不努力学习?”夫妇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姨姐多是给小建讲道理,小建有时听,有时嫌她话多。张哥就是看小建什么都不顺眼,和小建说话多是呵斥、讽刺,恶言恶语。可不管怎么说,小建就是不认真学习,考试时会做的题也不做。张哥知道儿子考大学有难度,想法给他拿到了体育特长生的加分,考前一年就开始联系了一些大学铺路。等高考,小建的成绩离本科线还是差了十多分——幸亏大学搞合并,全国扩招,张哥总算通过关系,把儿子调剂进了一个普通本科的普通专科。


好不容易等大学毕业,小建一心想逃出这个家,不顾张哥要他回老家考公务员的命令,死活要留在大城市找工作。“我们给你3个月的生活费,帮你找工作自立。之后你就靠本事生存,我们不管了!”张哥气呼呼地说。果然,大半年后,小建灰溜溜地回来了,工作没找到,还差点被骗进了传销组织。“就你这种眼高手低、又没真才实学的人,哪个要?”张哥不屑地说儿子。小建气鼓鼓的,很不服气地进了自己的卧室。在我们这个“产业空心化”的小县城,考公务员是年轻人唯一的理想选择。张哥就要小建去上公务员辅导班,不厌其烦现身说法,给他讲体制内的好处。小建依然是漫不经心,似听非听。张哥只能让我也去找小建谈谈。我用自己打工的辛苦经历,谈了公务员的许多优势,就他的现状和他做了详细分析。小建勉强接受了我们的劝说,开始专心学习。第三次“公考”笔试过了,报的县检察院,7个名额,上线的人有23个。他笔试成绩偏下,面试就是关键了。张哥不惜余力,把我们县有资格的40多个面试考官都找遍了,不管谁被随机指派出场,都能确保万无一失。最后,小建以平均分第六名的身份被录取,但体检时却被查出患有乙肝,位置被别人“补录”了。这令张哥大惑不解,他把小建带到医院再次抽血化验,结果是“没有”。这才明白,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脚。张哥带着化验单气冲冲地找了检察院和纪委,要求主持公道。后来有关部门让小建去了邻县体检,没有问题,这才顺利进了县检察院。张哥本想追究医院的责任,后来有人给他打电话,叫他算了,他才作罢。但之后,为体现公平公正,我们县里的公务员面试,考官必须从外面的区县抽调。




儿子端上了铁饭碗,挣了脸面,张哥从心底感觉获得了莫大的慰藉,人也松了口气。只是小建还是不安心,先是嫌工资低,工作单调,又总想做生意发大财,让爸妈对他刮目相看。小建拉着我儿子想合伙开店,表兄弟一拍即合,跟长辈们信誓旦旦。我儿子高职学院毕业后,张哥要他考公务员,他没有那个水平,又给他联系了一个私企,可他说小县城没有发展前途,结果在大城市打工,不是嫌活路苦就是嫌工资低,短的干了几天,长的没超过三个月,常要家里接济。我说他俩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吃不了那个苦,张哥对此也嗤之以鼻,但看着我儿子在里面,就没有多言,只告诫小建千万不能耽误工作。两兄弟又约了一个朋友,三人开起了大排档,小建占大股,赚钱三人平分。本来店面简单装修一下就可以开业,他们非得砸了重装,整得高大上。营业时间从中午到半夜,小建白天上班,晚上下班了过来。开始几个月朋友亲戚都来捧场,他们满脸春风得意,觉得自己马上就是马云第二了。但捧场期过了,生意就差了。我去看了几次,三个人都低着头盯着手机,没人主动拉客吆喝,桌上还是客人吃过的残汤剩水。有别家的孩子在里面,我的话也不敢说得太重太直,反正早晚都是关门的事,也懒得管了。因没有生意,半年后仨孩子都不去门市了。张哥为了止亏,自己赶去把门市处理了。创业失败,小建也算收心了。张哥又请小建领导多关照,领导也答应重点培养。可过了一段时间,领导给张哥回话,说小建缺乏上进心,工作得过且过。张哥听了很是气恼,可也没什么办法。


就这么晃了两年后,小建和高中时的女朋友小敏结婚了。小敏身材高挑,虽不算漂亮,但性格温柔,对人很有礼貌。她父母很早就离婚了,爸爸去了外地另成了家,妈妈是企业“病退”,工资不多。小敏随妈妈长大,大学考的专科,后来自考了成人本科。高中时小敏主动追的小建,读大学时,两人分在两地,放假了天天形影不离,大大方方在家里跟父母一起吃饭。张哥和姨姐对小敏没有什么挑剔的,就是觉得有些门不当户不对,那几年来给小建提亲的不少,相亲对象家里有钱有权的占多数。张哥夫妇愿意,但小建只说非小敏不娶,还说他爸妈嫌贫爱富,不尊重他的选择。小敏毕业那年全县招村官,她去了一个乡镇的村里,后来考取了乡镇干部。2010年大年三十,我们聚在张哥家团年,小敏帮着端菜上桌,大家喜气洋洋地喝着酒。我对张哥说:“小建年龄不小了,该决定婚姻大事了。”别的亲戚们都随声附和,都说小敏人不错,和小建配得上,而且他们相爱多年,也拆不散了。那一日,张哥才算承认了儿子和小敏的关系。小建结婚那年,张哥找关系,把小敏从乡镇“考”进了县文化旅游委员会。一年后小敏怀了孕,小两口本想再玩两年,不想要,可去医院检查说是双胞胎,都是男孩。张哥和姨姐还是举棋不定——这辈子养儿子恼了他们的心,觉得还是女孩听话,省事,想要孙女。可张哥的父母听说了,喜出望外——张哥弟弟家是个孙女,老张家传宗接代就靠小建了。老爷子说:“迟早都要生,既然孩子来了,就该留下来。”然后,人就住到张哥家,成天守着大人孩子,不厌其烦地碎碎念叨,直到他们保证生下来,才回去。




儿媳妇生孩子的那年,张哥被推荐为正局长的候选人,结果组织部考察时,上级说“群众对他管理有异议”。其实张哥心里明白,关键就是和上级主要领导没搞好关系。反正自己年龄偏大,也没希望了,索性从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成了调研员。双胞胎生下来后的那两年,亲家有病伸不了援手,退休后的张哥就和老婆一起,全身心带俩孙子,我老婆也全天在他们家帮忙,人手不够时,我也过去。姨姐请了一个弄饭的保姆,我们平时都在她家吃,我吃完再给岳母带一份回去。张哥跟姨姐给孙子吃的用的都是质量最好的,食物严格按照营养标准,都有记录,器皿又是杀菌又是消毒,孩子的所有用品,全是专人专用,和大人分开。两岁多的孩子既好奇又好动,天天调皮捣蛋,遥控器、水龙头、插座孔洞全被整得一团糟,墙上涂得乱七八糟的。为争抢东西,两个娃娃常打得喊爹叫娘。家里儿童自行车,滑板车、机器人,枪刀等玩具,堆了半间屋。小敏怕影响身材,从满月后就开始控制饮食。双胞胎没有母乳,体质都偏弱,频频生病,这个发烧了,那个也跟着病。药不好喂,就输液。两个娃娃头上扎着针,在输液室待不住,哭闹着要出去。于是,张哥和姨姐,一个抱着孩子,一个用棍子挂着输液瓶子高举着,在外面街上逛。当年小建结婚时,张哥就给小夫妻购置了新房,“就想各过各的,眼不见,心不烦,落个清静”。可自打张哥和姨姐开始负责带孙子,小建两口子就以“每天都要来看到孩子才放心”为由,赖在父母家吃住。早上,姨姐要三请四催,他们才起床。俩人上班拖拖沓沓的,下班回到家,高兴时逗会儿孩子,不高兴时就低头玩手机或回卧室电脑上打游戏。爷俩常常说着说着就争论起来,张哥一辈子在外当领导,哪受过这种气,满腔怒火:“我们带得不好,你有本事自己带!”小建也不示弱:“你看哪个爷爷奶奶不帮后人带孩子?我要是不工作肯定自己带。”“那你就把精力多放在工作上,做事积极点,这辈子总得混点职务。有人提你,你自己得使劲朝上爬啊。”小建更是满不在乎:“我对当官不感兴趣,做个普通人有什么不好?”“那我们怎么带孩子,你就别B话!”看爷俩剑拔弩张的,我只能赶紧做和事佬。张哥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你看他这个样子,这辈子有多大出息?别人削尖脑壳找机会让领导重视,他有机会却不珍惜。”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唠叨自己在小建这个岁数时在做什么、取得了那些成绩,越对比越生气。小建最反感他爸喋喋不休地回忆过去,鄙夷地说:“你能干,牛X,怎么没当局长、县长?!”


张哥看着小建心烦,想把小两口赶回他们自己的家。我们也常劝小建:“你爸都是为你好,有时严厉点,话说得难听,你不愿听,就当没听见,别总顶撞他。”小建却说,主要是他爸过去在单位管人管惯了,现在退下来不习惯,天天故意在家找碴,“他成天板着个脸,这也看不惯,那也有意见,就跟我们欠了他几百万”。诚然,张哥从副局长位置退下来后,是有些郁闷,虽然也有心理准备,但过去他认为“关系不错”的人,现在有的对他都是爱理不理的,还有的干脆对他熟视无睹。过去他在工作中强势霸道,但自认职工有什么私事需要帮忙,只要请到他,他都尽心尽力地去办——比如行政人事科李科长被公安局抓嫖,怕存有案底提不了职务,他去帮忙擦的屁股;还有财务科女会计超生,按规定要开除公职,是他出面斡旋,缴了一笔罚款过关。以前过年过节,职工们不是在办公室,就是来家里拜年;在局里,在职工宿舍,谁看见他都是率先热情开口问候。如今人走茶凉如此之快,张哥始料不及。无所事事的他在办公室冷坐了两个月,就没再去局里上班了。李科长两次打电话清查他,要他去上班,都被他怼了回去。人退了还耍威风,李科长觉得自己被驳了面子,就向分管副局长反映,分管副局长是张哥培养的,理都没理李科长;李科长又向局长反映,当年局里许多难事都是张哥出面解决的,局长和张哥工作关系融洽,私交也不错,本来组织实行职务到龄一刀切,他帮着张哥硬拖了一年。见李科长来搞事,局长说:“张局退下来时,上级领导找他谈话,答应他级别从科级升到副处,可到现在都没兑现。他在闹情绪,你是行政人事科长,无事就帮他找上级部门催催。”李科长哪有“催上级部门”的胆量,一听局长说他“无事”,明白这是让他不要多管闲事,只得悻悻地离开了局长办公室。




见这个家整天乌烟瘴气,我劝姨姐要不换个地方住,脱离这个环境,也许张哥的心情会有改变。两口子觉得有道理,便把这套旧房子卖了,在城郊开发区买了一套新房。考虑到新房才装修,甲醛对孩子不好,也免得孩子把新房糟蹋得不成样子,张哥和姨姐就搬到了小建家,让小建去住了新房——反正小建有车,上下班和外出都方便。那时张哥爷俩见面形如路人,一般不说话,说话就干架。只有要钱时,小建和他老子口气才平和点。这令张哥很是不爽。搬到新房不久,小建对张哥说:“我想在小区买个车位,你们借点钱给我。”“小区里不是有地方停车吗?”“有点紧张,买个车位,一是停车方便,二也是投资,现在打折。”家里的重大开支都由张哥决定,小建说是“借”,但从来没还过。于是,张哥说:“我们没钱了,你有钱自己买。”自从有了这俩孙子后,张哥和姨姐就无暇顾及培训学校的事了,龙校长年龄大了,也干不动了,就把学校盘给了职业经理人。几年前,县里通了高速公路,去市里的客运生意好,有人邀张哥入伙,实则是指望他能办理那复杂的手续。张哥见商机不错,管理也简单,就同意了,还把我下岗后一直帮人开出租车的姐夫叫去当了驾驶员。客运行情好时,张哥一年能分红20来万。小建还惦记着这笔钱,问:“你不是客车每年还赚钱吗?”“赚的钱要还账,你在市里给儿子买的学区房,可是我们付的首付,有部分钱是借的。”说完,张哥不再搭理儿子,转身去喊两个在沙发上看动画片的孙子吃饭。没有达到目的,那天小建饭都没吃完,就黑着脸下了桌。没过多久,小建车被人砸了,说单位的调查材料也丢了。姨姐给张哥好说歹说,到底还是拿了钱给他买了车位。随后,小建和张哥因为选车位发生了争执。张哥觉得负一层电梯边好,上来下去都方便,小建坚持负二楼,“多走几步,正对大门,出车更方便”。爷俩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小建还嚷嚷说,早买还便宜些,怪张哥钱多任性。小建固执地买了自己看好的车位,气得张哥埋怨姨姐护短,助长了儿子嚣张气焰。两口子话不投机,都起了火。又得我和老婆去劝。


过去,我们都以为姨姐活得幸福,儿孙满堂,吃穿不愁。没想到她却哀叹自己这辈子活得太累,在家两头受气,提心吊胆——年轻时担心儿子的学习,怕小建考不上大学;中年时担心老公出轨,怕张哥犯事;老了担心孙子的抚养,怕家庭不和睦。张哥当年当官时,姨姐坚决不让他收人钱财,在张哥面前像念紧箍咒一样,听说的、报道的、看到的行贿受贿的事,天天给他念叨,念得张哥都快神经错乱了。很多人送到家里的红包,姨姐要么坚决拒收,要么事后退回。“小心驶得万年船,咱家没有任何靠山,输不起。兄弟姊妹指望他,叔伯姑舅指望他,三亲四戚指望他,家里农民的农民,下岗的下岗,无业的无业,有什么事都要找上门来求帮忙。过平常日子,我们没任何问题,何必铤而走险、犯担惊受怕的事?”由于张哥拒收红包,逢年过节来送礼品的就多了,鸡鸭鱼肉水果烟酒,挡都挡不住。后来有人敲门,姨姐都要先在猫眼里看看,没有提东西的才给开门。结果送礼的人也学精了,先将东西放在猫眼看不见的死角,姨姐一开门,堵着门就朝门里提东西,一番推搡,放下就跑。职工宿舍人多,要顾及影响,姨姐不能高声喊叫,更不能提着礼物追。我安慰她说:“这些都是小礼物,不违法。你不接,别人认为你清高,今后张哥怎么在圈子里混?我们老板过个年,要送上万的‘拜年费’。这年月,哪有那么多荷花,只有污泥。”张哥那时不着家,小建又在读大学,超过2000的烟酒,姨姐绝对不要。剩下的东西,大都分给了我们。但后面的事情,让我不由得佩服姨姐的先见之明。张哥刚退下4个多月后,纪委对张哥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纪委接到举报,说张哥在单位独断专行,一手遮天,收受很多人赠送的贵重礼物,支持黑恶势力,“教工大楼就是黑社会砌的”。对局里人事任免,人员调动这样的重大决定,都是经过组织集体研究决定,有记录,按规定执行,张哥不过是具体负责人,“工作态度专横”不是决定因素;至于“收受贵重物品”,调查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只有个别人承认送过七八百元的礼物,后来也落实了,最多勉强算得上是“违纪”,人已经退了,也没有任何职务,也就这么过去了。至于“支持黑社会”,也不成立:张哥保卫干事出身,对社会上混的人认识得多,但不深交,更不会参与其活动,建教工大楼时,当初帮过他整治培训校路上小混混的大哥找过张哥,张哥帮那人“二包”了大楼的单项工程,那人按时按质完成了——后来那人改邪归正,成了远近闻名的慈善家,张哥还叫他援助了不少困难学生,早洗白了。




张哥退休的日子,的确没有一天安生。那段时间,小敏休息日不是说加班就是说回娘家看看。但姨姐和我们多次看见小敏和好友在街上逛,有时还和小建一道,和朋友打牌、玩乐,深夜才归家。平时在家从不多言多语,也不帮姨姐做家务,最多就是帮着哄下小孩。有段时间,小敏被单位抽去应酬,陪客人喝酒唱K。这并不是小敏的工作范畴,也不是她的特长,只是她觉得好玩,单位领导便有应酬就带上她。小建阻止了几次,她就说想在领导面前挣表现,喝醉了还要小建去接。两人因此常常吵架,有次小建直接将小敏从KTV里拉出来,一阵拳脚,打得鼻青脸肿。小敏提了离婚,小建一口答应。张哥本不想插手,但看两人闹得太凶,又出面了:“你们要离婚,我们无权反对。可离了婚,遭罪的是孩子……”在全家的劝说下,两人好不容易才和好。消停了一阵,小敏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送两个儿子学画画、学跆拳道、学钢琴——但她和小建只管报名,之后全是老两口接送。小敏还在网上买了一条泰迪,狗粮都是进口的,说是专门给孩子买来“培养爱心”的,可狗却跟着她过,天天不是溜狗,就是把狗抱在怀里。一次,孩子闹着说要回爸妈家看狗,小两口上班去了,我们跟着张哥两口子去小建家。一开门,狗尿骚味扑鼻而来,木地板、家具上到处都是灰尘,餐桌上摆着没吃完的快餐,沙发上乱扔着穿过的和没穿的衣裤、内衣和袜子,垃圾桶里果皮纸屑堆满了,卧室的床上被子胡乱堆着。姨姐忙拉开窗帘,打开窗子,“这简直就是狗窝!”张哥气得七窍生烟,跑到阳台上透气去了。看着小敏平时把自己打扮得光鲜靓丽,能说会道的,没想到在家也是这般。姨姐愤愤地说:“我这辈子真是命苦,要服侍老公,要服侍儿子,要服侍孙子,现在还要服侍儿媳妇。男人我不说了,小敏一个女人,这个家不收拾,不清洁卫生,难道住着舒服吗?自己看着顺心吗?”我老婆看不下去了,拿起抹布擦起家具,我也在卫生间操起拖把,边拖地边宽慰着姨姐:“现在年轻人都是这个样,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谁干过家务……”“这又不是尖端科学,难道靠父母一辈子?”姨姐边气乎乎地收拾边说。“我们那时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他们现在是头脑发达,四肢简单。我17岁当知青,煮饭、洗衣、收拾样样都会……”张哥又说起了自己当年。


直到俩孙子上了幼儿园,张哥和姨姐总算有了闲暇的时间,他们辞了保姆,每天姨姐买菜,张哥弄饭。没事时,张哥就和要好的朋友喝点茶,打打牌,养养花。我常劝他,不要去干涉儿子的事,他是大人了,只要不是违法乱纪,管他做什么;更不要拿他和你对比,动不动就讲过去。“我是说不管他,可他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生气。”张哥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我跟小建两口子说,你们现在工作也轻车熟路了,节假日和星期天把孩子接回家,让老两口休息一下:“你看你妈,这几年老得多快。你们读大学时,你妈涂点粉画点眉,做点美容美发,还显得年轻漂亮,现在就是个黄脸婆了。你们看见她什么时候开心地笑过?为了带孩子,衣服天天穿得皱巴巴的,都是耐脏的颜色,头发都没去店里整理过。”可能是人慢慢成熟了,小建终于开始在周末把孩子接回自己家,不再赖在张哥家里吃喝。有个休息日,小两口把孩子带到公园玩,孩子跑出了汗,脱了衣服,大冬天,两孩子都感冒了,又要打针吃药。张哥又板着脸说了儿子儿媳几句,小建这一次没吭声。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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