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十）

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点击阅读前文

  CLICK

清风无痕，当年我们这一拨孩子去干校的时候，最大的也就十五六岁。那时对身边发生的事不大经意，也没觉着怎么样。然而，就是这种清风无痕，在50年后成了我们追忆青春成长的源泉。

具体表现为，过去几年，有好几大拨当年的干校孩子自发组团回访，零零散散地回去看看干校旧址的同一代人几乎每年都有。

中国因“文革”巨变。50年代出生的人，“文革”期间都在中小学里。“文革”剥夺了这一代人在学校读书学习的机会，其中大部分人下放到农村农场。我们这一拨人是跟随父母下放到五七干校的。

准确来说，五七干校不是学校。五七干校绝大多数是以农场的形式存在的，但并不要求有什么经济效益。去干校的干部仍然按在城里的标准拿原工资。只有少数戴上政治帽子、受隔离审查的人扣发工资，只给少量的生活费。此类人多属“问题”严重者。

我们这一拨孩子勉强在当地学校上了几天学，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就回干校直接和大人们一起参加劳动和政治运动了。因此，我们对五七干校的感受比小几岁的孩子们更直接，接触的干部更多，对政治运动的了解也多一些。

奔驰换卡车

年轻人的思维是活跃的。好奇心和兴趣使我们这些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对干校机务连的各种车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没事儿就爱往机务连凑，看司机们修车、开车。我们在基建连，特别喜欢跟车去干一些挖沙拉砖的活儿，这样可以出门兜风，看看外面的世界，对好奇心是一种满足。

外交部湖南茶陵干校校部机务连有大大小小十几台卡车、拖拉机，还有一台挎斗幸福牌摩托车，好像还有一部吉普车。

“文革”前，外交部的车辆统归总务司交通科管理。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外交部拥有的高级轿车比较多，以苏制的车为多。吉姆、伏尔加、华沙或胜利20，主要是这些车型，也有一些美国车，如林肯、雪佛兰等。交通科也有几辆大卡车，用于搬运物资和干部搬家之用。

到了办五七干校的时候，车辆就不够用了。外交部的五七干校分散在湖南茶陵、江西上高、湖北钟祥、山西离石几个地方（之前还有黑龙江五常干校）。办干校，搞农场，离不开卡车拖拉机，没有这些大型车辆就无法安置人员、维持运转。

现去买是很困难的，即使有国家批准的指标也无法买到。全国各地各级都在办五七干校，对卡车、拖拉机的需求暴增，有钱也买不到。

外交部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一个字——换。

这里要介绍一下背景。“文革”开始后，外交工作基本停顿，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基本都回国参加“文革”运动。当时中国驻外大使的座驾大都是西德产的梅赛德斯-奔驰（简称“奔”）。大使不在，座驾都入库待用。车辆长期闲置不用，会产生各种维修上的问题。

梅赛德斯-奔驰

外交部总务司决定将一部分暂时不用的车辆运回国内。当时的规定大概是外交部从国外运回的车辆，首先用于满足本部外事车辆的使用,多余的上交国管局处理。当时的总务司长是赵禁。他决定用外交部从国外运回的车辆与军队系统换卡车，一辆抵一辆。此事应该是经过部领导批准的。当时部领导管事的是马文波、陈德和。

外交工作大收缩，外事人员也大减裁，例如业务司中最繁忙的礼宾司，原来有40多个干部，减裁之后只剩下了9人，其余的人通通下放干校了。

外交业务的减少，造成外交用车也大大减少。此时，驻外使馆的大使座驾及公务用车大都运回国内了。驻外使馆没有几个人了，就是几个看摊儿的。按规定，使馆不能将大使座驾作为日常的工作用车，且有规定，大使的座驾一般四年一换，新大使到任换新车，旧驾运回国内。这不是浪费，是国家的脸面。副部级大使可以坐奔驰280，一般的大使坐奔驰220或250。

60年代起，外交部就统一了大使用车的标准。当年姚仲明在印尼任职时，不知道座驾的标准，买了一辆奔驰600，当时全世界也就几十辆。这车把各国驻印尼的使馆镇了一溜儿跟头，纷纷上前参观。后来因为超标，外交部给收了，该车成为外交部长陈毅的座驾。

大多数干部下放干校后，外交部的小汽车比司机都多，在客观上有了多余的汽车。赵禁手里有了牌。从国外运回来的奔几乎就是全新的，基本上行程没有超过1万公里的。外交使节用车极其有限，就是出席外事活动时使用，很少有跑长途用。一句话，基本上就是新车。

驻外使节用的德国大奔可比军队首长用的苏联吉姆好多了。60年代只有外交外贸的驻外部门能有奔驰开，军队首长的各级座驾是清一色的苏制车，比德国车差了不止一个等级。

苏制吉姆车

“文革”前，军队首长配车是有标准的。兵团级以上座驾配的是苏制的吉姆，大概是取消军衔前的上将级别。吉姆车宽大结实，比较笨重，油耗极高，前座与后座之间有两个可以折叠拉出的座椅，需要时可以变成三排座。军队兵团以上，政府副总理、部长基本上都配吉姆车。

苏制伏尔加车

军以上的配伏尔加车。伏尔加车有两种，一种是车头有奔腾的鹿标，一种没有。师级配的是苏制的嘎斯51吉普或嘎斯69吉普。

苏制的嘎斯69吉普

红旗车和上海车取代吉姆和伏尔加是70年代以后的事。

从国外运回来的“奔”当时可是个稀罕物。车辆从外观到内饰，再到功能、油耗，都比吉姆好得多，特别是高级的“奔”已安装有空调了，冬暖夏凉，舒服得很！

总务司长赵禁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先在115师，后来跟着115师进山东；抗战胜利后跟着罗荣桓去了东北，在东野一纵，一纵编为38军时任组织部长；后来在广州军区工作；60年调入外交部前是海南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军衔时是大校军衔。

赵禁在其军旅生涯中，一直在主力部队任职，认识很多军队首长，在总参军务部也有些老战友。他跟军队的人打交道没什么困难。

为解决五七干校用车的问题，赵禁找到总参管车辆的部门交涉后，两者一拍即合，说好用“奔”换军队的大卡车。那时各部门互相调剂交易时，不大以金钱计算，大都以实物换实物。就这样，赵禁换回来十几辆几乎全新的解放牌大卡车，解了各干校缺运输车辆的燃眉之急。

军队副总长以上的首长也坐上了“奔”。军队调拨卡车不是什么难事，你情我愿，这事就办成了。

赵禁曲征夫妇

赵禁家与我家原在豫王坟十三号楼，是楼上楼下的邻居。赵禁夫人曲征。他家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大女儿赵玉坚，“文革”前的大学生，比我大好多，我跟她不熟。儿子海鹰后来还真当了海军，武汉二海校毕业。二姐赵江燕前几年去世了。大姐叫什么忘了。妹妹南红，随妈妈的姓，姓曲。

干校的拖拉机

再说干校的拖拉机。

当时中国只有洛阳拖拉机厂是国家的企业，生产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和铁牛55轮式拖拉机，就是前轮小、后轮大的那种拖拉机。铁牛55可以下地，也可跑运输。

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

铁牛55拖拉机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买拖拉机也是需要国家指标的。外交部办干校拿到指标不难，难的是有钱有指标没有车。洛阳拖拉机厂在“文革”中生产能力受到极大破坏。派性、武斗影响到拖拉机的产量。恢复生产后，拖拉机的产量一年也不过万把台。全国都在办五七干校，都需要拖拉机，僧多粥少，不好办。

洛阳拖拉机厂生产车间

外交部干校经手买拖拉机的是副校长王国权。王国权是外交部老资格的干部，河南人，解放战争时期就做过热河省的省长；“文革”后出任首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后来调民政部任第一副部长；夫人常玉林。

    王国权          

王国权带着指标和介绍信到洛阳去买拖拉机。到了一看，有点儿傻眼。工厂的招待所早就全满，被全国各单位来买拖拉机的人占了，就是在洛阳城里找个落脚的住处都难。（洛阳拖拉机厂离城里还挺远的呢。）

王国权拿着介绍信和指标与厂方交涉。厂方说：“等着吧，这儿有好几百人等着提车呢，现在排队至少也得两个月之后。”

王国权可等不起。怎么办？他不愧为外交部出来的外交家，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再次与厂方交涉。这次拿出来毛主席给外交部成立五七干校的批示，说：“这是毛主席的亲自批示，您看看是否可以照顾一下？”厂方一看有毛主席的批示，当即决定：“明天有几台出厂，你先拉走。”

排队等着买拖拉机的净是有来头的大单位、大部门，人家不干了，凭什么后来的先办呀？厂方一句话就把抱怨者给噎回去了，“人家有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你有吗？你有我马上就给你办，给你优先。”

这样，干校的拖拉机顺利到手，运了回来。看来，毛主席的批示真是“尚方宝剑”，管用。那个年代，中国任何一级领导见到毛主席的批示，绝对一路绿灯，速办。

这些卡车、拖拉机在干校的建设中是出了大力的，功不可没。

干校合并后，湖南干校的汽车、拖拉机都转到江西去了。

这是一段故事，未必百分之百准确。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王国权到底买了几台拖拉机、都是什么型号。年代已久，无从考证，也是一个遗憾吧。如果当年干校的小伙伴中有谁能给提醒、补充，就太好了。

学地理

干校地处偏僻的湖南乡下，距井冈山不远。干校校部原来是个劳改农场，种茶。虽然地处边远，但在干校每天都能看到《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我就是从那时开始看《参考消息》来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

事出有因。

一日，我坐在宿舍门口竹椅上看《参考消息》，同连（那时我跟着我妈在基建1连）的一位年轻阿姨（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了，之所以称为阿姨是出于尊敬，其实那时对大人都是直呼其名）过来对我说：“你们小孩不能看《参考消息》。”

我顶回去说：“我也是五七战士，咱俩一样，怎么不能看？”

那位阿姨说：“我们干外交的，得知道天下事。”

我说：“我也要知道天下事。”接着我说：“那我考考你。”我在报纸上找了个长长的地名——斯德哥尔摩。“这地方是哪儿呀？”

该阿姨答道：“是瑞典的首都。”

我诈道：“不对。”

该阿姨回之：“不可能，一定对。”

我又问：“中非首都是哪里？

对之：“班吉。你爸你妈在那儿住过。”

我又问：“基督教科学咸言报是哪个国家的？”

阿姨对答如流，并纠正我，“是箴言报，那个字念箴（zhen）。”

一次不经意的对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对世界地理产生了兴趣。这次对话可以说是对我青春成长的一次启蒙，影响深远。以后我没事就翻世界地图册，背各国的首都和地理及国情概况，逐渐把全世界的国家装在自己的脑子里。

1978年参加高考（文科），我的地理成绩是98.5分，据说进入北京地区前100名了。那一年北京地区参加高考的有一二十万人。像我这种小学没毕业，中学没念完，高中没上过，在农村抡大锄的人，能考上大学实属不易。这真要感谢那位阿姨对我的启蒙，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