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九）

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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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李

1969年10月，外交部通知下放五七干校的干部和家属，这次下干校是长期的，要做好不回来的准备，住房和公家发的家具要退还，户口要转到外交部的集体户口，粮食关系也同样如此。因为房子退了，户口转了，离开北京就不是北京人了。这种措施使人们不得不相信是真地、永久性地离开北京了。人们有怨言也不敢说，随大流吧，好歹大家都一样。

大家去干校能带多少就带多少东西，运费都是公家支付，且不用自己搬运。其实每个人也带不了多少东西，几个箱子而已。这是第一次大搬家。

第二次大搬家是1970年盛夏，从湖南干校迁往江西上高。一拨一拨分着走，逐一撤并，先是平水的点儿撤销，然后是菜花坪的点儿，等虎踞茶场校部最后撤完是1972年了。

“九一三”林彪事件

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中国下半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九一三”林彪事件；另一件是10月份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际上是表决通过驱逐台湾政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替。所谓“恢复”是法理上的意思，原来就不应该由台湾作为中国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成立联合国的原始签字国，一天也没有在联合国内存在过，何来恢复？台湾是成立时的常任理事国。但说法上又不能说接替或顶替，用“恢复”比较好。

中国在外交上有所松动，主要是北边苏联的军事威胁太大，这成为中国对外的主要矛盾。中国与美国迅速靠近，共同对抗苏联。这种变化使得外交部的工作开始繁忙起来，开始往各驻外使馆派人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总理在机场迎接

特别是1972年初，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外交工作大发展。搞外交没有人不成，没有有经验的外事人员不成。人呢？都在干校窝着呢。于是部里开始从干校往回调人。不是成批地往回调，都是零零散散的，一个一个，根据需要往回调。有些“不得烟抽”的，不受待见的，还被赶出外交部，留在地方上了。

不管怎么样，干校的规模在缩小，人员在减少，往外运的行李多起来了。被外交部调回的干部会把自己所有的行李从干校运回北京，中转地是湖南株洲。外交部的干部很多在国外待过，或多或少有些洋货。解放后，中国就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与国际上交往不多，外交部的人是主要对外的队伍，他们手里有点儿洋货也不稀奇。问题是这点儿洋货被贼盯上了。

外交部五七干校的行李屡屡被盗，有些箱子打上草绳、捆上都不成，草绳切开，锁撬开，好东西盗走，明目张胆地干，很猖獗。因为箱子上写着外交部五七干校的标签，是发货地。凡是外交部五七干校的箱子，很多都被盗失窃。

有些人就不愿意声张，悄悄地忍了，有些人被盗后向干校反映。干校也多次派人去株洲火车站交涉，没有用，丢失的东西没有一样儿能找回来，车站的管理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且大多数失窃案件就是火车站工人干的。因为不是成批的行李，干校也不会派人押运，致使某些个人损失惨重，又无处报案上告，只好吃哑巴亏。外交部湖南干校也撤销了，只能由江西干校出面与湖南省交涉解决失窃问题。

后来湖南方面抓了一些盗窃犯，其实就是火车站的搬运工和青年工人勾结社会上的人干的，没有追回来什么东西，这才知道是铁路上内部人干的。

干校方面反复告诫运行李的人，不要托运贵重物品，以防丢失。这种丢东西的现象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外交部被盗人数超过百人，被盗行李数百件。回到北京住在外交部的招待所里，人们谈起调动的事，每每会提起不愉快的被盗事件。

还有就是回北京的人士把在湖南、江西买的竹椅子、竹竹桌、樟木箱子统统带回北京去了。我家回北京是1972年底，回京治病，回来时带着竹桌椅、樟木箱子什么的。北京干旱，樟木箱子不久就开裂了。在运输过程中，我家没有箱子被盗，可能是因为我家走得较晚，铁路系统采取措施了吧。

寻亲

我们回访时，有个姓谭的50多岁的中年人找到我们，向罗小平提了一个事，让我们有点儿挠头。

这位谭先生是在县医院工作，家住焦家老屋一带。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参观。两层的小楼，七八个房间，装修得挺好的。家里宽敞得很，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过于冷清。

谭先生告诉我们，我们在干校时，有一对夫妇住在他家，与他家关系好，想收养他为儿子。他爸他妈都同意了，就是他奶奶舍不得，于是就没有过继。谭先生想请我们帮助寻找当年住在他家的那一家人，想去拜访。我们问他，住他家的外交部干部姓甚名谁。他说，当时太小，不记得。只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不能提供任何线索。我们问，有没有相片或工作部门什么的，一概没有，这个忙可不好帮，无从着手。

之后，又有一位小尹，是陪同我们参观的同志，想写一本龙开富的传记，向我们问一件事。70年代林彪垮台后，杨勇接任龙书金，任新疆军区司令。杨勇送了哈密瓜给龙开富。龙开富是茶陵当地人，1928年就参加革命了，一直给毛主席当挑夫，从井冈山一直挑到延安，一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人。小龙想问问杨家的后人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杨勇        

这事有名有姓就好办，杨勇的儿子杨小平是我们育英学校第三届的学长，找校友会联系就行。杨小平电话里说，他不知道这事儿，但知道他爸爸杨勇经常送些新疆的土特产给老同志，给龙开富的东西肯定不是专门送的一份，应该还给其他老同志也有。原话回复。杨勇也是湖南人，浏阳文家市的，他妈妈和胡耀邦的妈妈是亲姐俩。

这事让我想起在江西干校发生的一件事。

1971年某天一大早，干校门口不远的地方放了一个婴儿，快到中午了也没有人来抱走。有人报告了校部，赶紧抱到医务室，发现有字条，说养不了这孩子了，请干校开恩，收留这孩子。这是个刚刚出生的女婴。

干校报公安局，警察来了也没用。估计是当地上海知青留下的种。警察也无法安置，就请干校先养着。几天之后，警察也没影儿了。干校抓瞎了，于是贴出布告，问有没有人想认领这个孩子，有愿意者请报名登记。结果报名者踊跃，有三四十个人报名领养，有的人还为此吵起来了。我妈也想去报名，我爸阻止道：“你怎么想呀？咱家有五个儿子呢！”我妈说：“咱家不是没有女儿吗？”结果我妈就没凑那个热闹。

干校领导经过研究讨论，决定把这个孩子给了一对近40岁、没有子女的夫妇。我们背后叫那个孩子“小老俵”。

1973年我家住外交部招待所时，这家人和我家住对门，小家伙已经满地乱跑了。父母很担忧孩子的事走露风声，甚至想为了这个孩子调离外交部。我妈千叮咛万嘱咐，别当着人家面叫“小老俵”。后来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在干校又发生过几起弃婴事件。好像干校没有再收养了。

娱 乐

五七干校地处偏远偏僻的地方，当地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连电影院也没有。干校倒是自己举办过几次文艺节目的演出。下放的干部中有文艺细胞的人都会积极参加。每次演出，有几个是必演的。

马小艺他妈妈蔡沁华原来是武汉军区文工团的专业歌唱演员，每次都登台给大家唱。马小艺大概继承了妈妈的音乐细胞，也喜欢唱歌，沙哑的嗓音别具一格、与众不同，上大学学的是英语专业，专门唱外国歌曲，又会弹吉他，迷倒了无数青春少女。后来因为唱外国歌，结识了著名歌手成方圆，两个人就拜了天地，成为一段佳话。

还有基建一连的大个子铁柱，天津人，说天津快板。齐怀远的女儿齐小新会跳舞，每次都跳一段独舞，有点儿水平。基建一连的毛华田会拉手风琴，而且有一架非常好的国际名牌琴，经常伴奏。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几连的中年干部，每次说山东快书。

干校家属的孩子们也有一支文艺宣传队，基本上是71届、72届的学生。由干校派人指导管理，到周边的农村或单位去演出，当地反响很好。

宣传队领头的是李道豫。那时他30多岁，文艺青年的范儿。他是李鸿章的重孙，李鸿章弟弟李鹤章的孙子；50年代大学毕业就到外交部工作了，“文革”前是国际司的科级干部，后来在部里作过国际司司长，部长助理；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驻美国大使；2019年被国家主席习近平授予“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成为外交部第一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李老颁发国家级的荣誉勋章。牛！

2018年底，我和吴晓宏一起去李老家看望过。吴晓宏曾经是李道豫宣传队的成员。

在干校我们看书少，主要是没的看。我们在基建二连时传阅一本书，是说书版的《双枪老太婆》。这帮男孩子个个差不多都背下来了。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流似开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忽然间，乌云密布遮天日。“哇”的一声大雨似瓢泼。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架滑杆儿下了山坡。这抬滑竿的本是两个棒小伙，生的是胸宽背厚粗胳膊，短裤短褂精神抖擞。要论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

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是张口就来，没忘。

干校的时光，是我人生中看书最少的两年，却又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那时连中国古代诗词都不能看，《三国》《水浒》都成了禁书。不是外交部干校不让看，是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样的封杀，被耽误的是整整一代人。

不读书的孩子就爱闹事儿，惹是生非的事可没少干。

偷听敌台

那时偷听敌台是一大乐趣。外交部很多人家都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们这帮孩子几乎各个都偷听过敌台。主要是苏联对华的汉语广播和美国之音的汉语广播。我家有一台非常好的“飞利浦”12波段的半导体。我常常躲在被窝里听，好奇加惊险。好奇是想听，惊险是得偷偷地听，不能让别人发现，我妈绝对禁止我偷听敌台，这事可以招来灾祸。

记得有一次在“美国之音”听到一个对于神的解释。意思是两个人对话，信神的说信神的话，神就时时处处保护你。另一个就故意问：“那你跳到井里试试，看神保护不保护你？”对曰：“神不可试。”当时觉得特好玩儿。

现在回顾一下，当年偷听敌台不是因为思想反动，实际上是从少年走向青年阶段的年轻人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一种强烈的愿望，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那个年代的青年，特别想在千篇一律的政治说教中听到不同的声音。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同时也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让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不同的声音。我们也逐渐地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来干校探亲的大孩子们 

下放干校的时候，大部分干部都按照规定把住房上交了，北京没有家了，家属就到干校来探亲了，大多数都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春节前后挺多的。记得有邢宪他哥邢小明、程箭他哥程放、朱开宪他哥朱开国、张明养的儿子张之正、我四哥孟和平等人。

这帮人天天泡在一起，胡聊神侃。大孩子们给我们讲一些外面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和一些小道消息。邢小明年岁最大，讲各种好玩儿的事给我们听，挺过瘾的。邢小明他妈在新闻司工作，他爸不是外交部的，是空军学院的。他爸邢海帆是开国大典开着带弹的飞机从天安门上飞过的中国第一代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击落过美国飞机，解放军中的英雄人物。邢小明的大弟弟和我四哥是同班同学，小弟弟跟着妈妈在干校。

邢海帆

开国大典上

第一个驾机受阅    

我哥在来探亲的路上，在火车上睡着了，结果手提包被人偷了，害得他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穿我的。

来干校探亲的大女孩子也有，但不认识。只知道有一个也是插队的知青，来干校探亲后，知道了父母因为“五一六”的问题受审查，心理上受不了，自杀了。

来干校探亲的大孩子们绝大多数都是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当年北京“老三届”的毕业生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分配到山西和陕西的为多。我二哥、三哥都是十五中的，去的是山西原平。我四哥是外语附中的，去的是陕西甘泉。北京学生还有一部分去了内蒙古和吉林白河子一带。

北京知青特别爱串，邻近的县、公社什么地方，只要有认识的人，哪怕是上百里远也抬腿就走。也有很多知青互不相识，有人介绍就去某个知青那里玩儿几天。那几年在村子里好好干活的没几个，都挺折腾的。下乡插队的男知青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扒火车回北京、蹭火车逃票的不在少数。互不相识的知青群体打架是家常便饭。那个年代打群架、扒火车不是什么耻辱的事。跟道德品质、行为规范没什么关系，大家都这样，约定俗成的事。

都说上山下乡锻炼人，不光光是在地里干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打架、扒火车这种事情也能锻炼人。怎样在对方人多势众、手里拿着家伙的紧急关头全身而退？有时需要果断出手，先发制人；有时则需要伶牙利嘴，提人名、套近乎讲和；又怎样设计回北京的路线，如何蹭火车、客车，如何扒货车，怎样逃避检查人员的盘问，进站出站的地点、时机，如何选择同行人等等等等，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得需要超高的智力、体力、耐力，需要胆量、预判的眼光、手段和应变能力。个人要经常应付各种困难和不测。生活逼得你不得不拿出自己全部的能力来应付之。十几岁的孩子，就这样在磨难中迅速成长起来了。

扒火车的不光光是男知青，女知青也搭帮结伙地扒火车回北京。“老三届”的北京知青很多人，不论男女，都有过扒火车、蹭火车的经历。现在讲起来是天方夜谭的事，在那会儿却是家常便饭。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回家不跟家里人说。我问过不少“老三届”，在山西、陕西插队扒过火车的人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他们异口同声回答，不跟家里人说，怕家人担心。生活所迫，使“老三届”的这些知青不把这种类似历险记式的盲流生活当回事。自己在外不论受了多少苦、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回家都是一切都好。有的被家长逼问急了，就随口编个什么理由来搪塞，反正不能说实话。

我二哥、三哥都有多次扒火车回北京的经历。山西出煤，往外开的火车基本上都是拉煤的车。先到大同，然后几经辗转到北京，到家后成了煤黑子一个，饿了几天，一斤一子儿的干挂面煮熟就倒点酱油，转眼间就下肚了。

知青下乡插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吃不饱。山西比陕北好一些。知青到干校探家至少可以吃饱、和家人在一起。

1969年底，北京知青发生了很大变化。干部子弟中，家里没有什么问题的都纷纷找路子，走后门当兵去了。1970年底，国家招71年的兵，又走了一批，剩下的则开始进入安顿阶段。因为中国各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了，给广大知青，特别是学习比较好的“老三届”知青以某种希望。大家开始努力学习读书了。

男女有别

我们成长的年代，同龄的男女生是彼此不说话的。哪个男生要是和女生说话，必遭到打击和挤兑，在男孩子中会被集体性看不起。虽然我们和女生大都是发小、邻居、同学，彼此很熟悉，但也是老死不相往来，在外面就是走个迎头对面，也是头一扭假装不认识、侧身而过，而且大家都习惯了，习惯就成自然了，也不会觉得难堪。

比如说罗小平，小学、中学和我都是同班同学，我从来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也不觉得有什么尴尬。她姐和我哥是小学同班，我问过我哥，他上小学也没有和罗小平她姐说过一句话。直到80年代初，小学同学聚会时才开始说话。这种事也没有什么稀奇，是我们那个年纪男孩子的基本行为准则，大家都约定俗成而又坚定不移地执行。

事情的另一面也挺有意思的。

虽然大家都谨守着不跟女生说话的行为准则，但在背后议论女生却是津津有味，乐而不疲。当然，为了掩盖自己青春的萌动，常常在说到女生的时候总是说她们的缺点和不足，且无限制地放大，说好话的时候不多，除非是我们当中某个人的姐姐或妹妹。

另外，起外号也是经常的事。男孩子不敢流露出对同龄女孩子的好感，只好用取笑和丑化女生来掩饰内心对异性的萌动。十五六岁的孩子为异性所吸引本是自然而然的事，可在那个年代，你必须极端压抑自己，以至于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感。对于异性，心里越是想，在行为上却越是做出一些相反的事情来，有时会做出一些有悖常理的怪事来。这就是青春成长期对异性的渴望、追求、暗恋……

心仪的女生在这个时期在男孩子心目中是完美无缺的女神，但在男孩子扎堆儿议论女生时，则又把心中的女神说得是一文不值、一塌糊涂。这是掩盖青春涌动最常见的现象。我觉得这算不上是心灵的扭曲和变态，而是正常的心历路程，是从少年时期进入青年时期阶段的一种必然。

当人们老去的时候，回想起年轻时的幼稚行为，青涩中带有羞怯，暗恋中带有自我折磨的时候，就是一种人生甜蜜的幸福，留在心底一块净土，神圣的自留地。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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