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浓黑中闪烁的灯火：许崇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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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浓黑中闪烁的灯火
——许崇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和友谊
文/周济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许崇清
许崇清(1888-1969)，别号志澄，出生于广东广州，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国民政府时期曾两度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中山大学校长等职。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中央常委、广州市委会主委等职。
许崇清一生跌宕起伏，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走遍了唯心论各种形态哲学的歧路，结局是摸上了唯物论的最高发展形态——辩证唯物论的道路”，从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教育学的新体系就成了我的理想”。许崇清就是怀着这样一颗初心，在大是大非上始终跟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回顾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几则交往故事，更加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
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与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共商发展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大计。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许崇清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开始前，毛泽东环视会场问：“都到齐了吗？”看看名单后又特别问道：“请问许崇清先生到了吗？”许崇清答：“到了。”毛泽东说：“久闻大名。”许崇清说：“不敢当，不敢当。”
一问一答，体现出人民领袖对许崇清的赏识和尊重，也说明他们神交已久。
上个世纪20年代初，许崇清就与筹建中国共产党并作为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李大钊、陈独秀有工作交集。1921年初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到广东担任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戴季陶、许崇清为委员，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只有陈独秀和许崇清两人到任，陈独秀当时又忙于中共建党事宜和编辑出版《新青年》，反帝反封建教育改革的工作主要是许崇清负责的。1924年孙中山下令筹办广东大学，李大钊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许崇清等共同担任广东大学筹备委员。
国民党一大准备工作阶段，许崇清出任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一职。1924年国民党一大会上作为共产党员的毛泽东被选为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许崇清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希望实践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理想，毅然与共产党合作，在当时的青年讲习班上与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肖楚女等一起授课。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讲授《宣传问题》，而许崇清则讲授《革命与教育》，讴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教育思想。许崇清还发表、编辑《我的唯物史观》《新教育思潮批判》《教育革命与革命教育》《苏俄之教育》（译著）等文章、书籍。
就在这个时期，许崇清高尚儒雅的人格、深厚的辩证唯物论功底和独到的教育思想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20多年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点名要见一见许崇清。
据中山大学原档案馆馆长易汉文撰文回忆，建国初期中央考虑中山大学校长人选时另有其人，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后来中共华南分局推荐了许崇清先生，毛泽东很快同意并签署了任命通知书。许崇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的《中山大学学报》毛主席更是每期必读，但因创刊后的前两期在北京买不到，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还专门致函中山大学为毛主席购买。
1931年6月至1932年1月，许崇清任中山大学代理校长。期间，他在中山大学增设社会学系，由著名民主人士、历史学家、教育家周谷城（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担任系主任，讲授《中国通史》；中共党员、哲学家、法学家何思敬讲授《资本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员、民盟元老邓初民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并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中共党员、民革元老肖隽英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九一八事变后，因支持中山大学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崇清被免职。
1940年4月，许崇清再次出任代理校长。为躲避战火，中山大学迁址广东坪石。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赞成国共合作、抗日救国，在异常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在中山大学开进步自由之风气，重用中共党员和知名民主人士，身体力行，致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许崇清除自己亲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外，还聘请把《资本论》翻译成中文的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聘请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达讲授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
许崇清的开明思想和教育理念深得广大师生的拥护，却引起戴季陶、朱家骅等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他们密告许崇清“引用异党，危害中大”，不久许崇清即被教育部免职。
被免职后的许崇清挂了一个“广东省政府委员”的空衔，但仍然兼任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任一职，“隐居”广东韶关北部山区继续从事开展抗战和民主的宣传工作。
许崇清主持的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简称编委会）是抗战时期广东后方的进步文化阵地，也是中共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的亲密助手，许崇清凭借在广东的威望，利用编委会掩护了一批中共地下党员，为华南抗战和进步文化运动作出了特殊贡献。
据中山大学原校长黄焕秋生前撰文回忆，1941年，他受中共粤北省委的委派到许崇清身边工作，许崇清邀黄焕秋到编委会工作，担任资料室主任，协助编辑《教育新时代》杂志。编委会机构中的20多人，中共党员占了二分之一，编委会出版的4份杂志《新建设》《教育新时代》《学园》和给军官阅读的《阵中文汇》的主要负责人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曾有人提醒许崇清说：“你身边有好多‘八字脚’（即共产党）啦！”许崇清冷静回答：“请你不要管那么多闲事好吗？”在一次会议上，国民党第七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指责他“重用赤色分子”，许崇清拍案反驳道：“他们都是文化人，我编杂志需要的正是这些人！”
有一次，许崇清问黄焕秋：“你是不是中共党员？”黄焕秋机智幽默地答道：“我还不够格吧！”两人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家人成为世交。直到新中国成立、许崇清任中山大学校长，黄焕秋仍追随左右，先后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党委副书记，“文革”后期，许崇清逝世多年后，黄焕秋担任中山大学校长。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一些中共党员不得不相继撤走，编委会的工作遇到了严重困难。为此，受周恩来、廖承志委派，共产党员张铁生（曾任中共旅德支部负责人，之前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通过特殊关系，拿着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介绍信来到编委会。许崇清原以为张是余汉谋的人，不以为然，后来发觉并非如此，就将编委会的会务完全交给张铁生掌握，张铁生随后担任编委会少将副主任，稳定了编委会的局面。共产党员胡一声（民盟南方组织创始人之一）打入编委会任上校主任干事，共产党员黄秋耘（解放前隶属中共情报部门，解放后担任《南方日报》总编辑）打入并任中校干事，以及共产党员何平（后到中共香港工委工作）、麦坚弥等人的加入，使得编委会仍然“拿国民党薪饷，办共产党的宣传”。张铁生、胡一声、黄秋耘等共产党人在抗战异常艰苦的岁月里，历经周折，带领编委会骨干成员辗转坪石、赣州、梅县等地，在《新建设》上发表了多篇鼓舞抗战士气、呼吁民主自由的文章，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为此，有学者称编委会出版的四份刊物是“浓黑中的几盏灯火”。
据黄焕秋回忆，解放战争时期，他已在中共香港分局（后改华南分局）担任要职，但与许崇清经常暗中互通信息。许不时收到黄从香港秘密传来的革命报刊甚至中共文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1949年春，许崇清一家被安排到了香港，因黄焕秋已随中共华南分局到了粤湘赣边根据地准备迎接广州解放，中共香港工委委派曾在编委会工作过的何平负责联系许崇清。广州解放前夕的香港，情况非常复杂，知名民主人士杨杰在家中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轰动一时。当日，何平来到许家，对许崇清说：“您千万小心，有人来不要随便开门，少上街为好，有什么情况立即通知我。”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许崇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港九教育界庆祝新中国成立大会。10月14日广州解放，许崇清向中共党组织申请返回广州。鉴于珠江三角洲战事尚未完全结束，路途危险，临行前何平交给许崇清一封密函，是中共华南分局的特别证明，以便路上遇到困难时向当地党政军求助。11月初，许崇清辗转深圳解放区回到广州，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委员。
许崇清的最后墨迹（1968年）
来源：民进中央研究室，作者周济光系民进广州市委会机关副局级干部，根据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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