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小说滥觞于汉魏六朝，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
但是，在中国古代，“小说”一词本指那些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琐屑的言论和街谈巷语之类。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的“小说”多是对于轶事异闻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小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或者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小说”。篇幅也较为简短。因而也就难以录入较多的诗歌。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中，诗歌较少。有些按照情节可以插入诗歌的，也没有插入。
《搜神记·干将莫邪》中写道楚王杀了干将莫邪后，又要捕杀其子，其子“闻之亡去，入山行歌”。但文中没有歌词，按照情节是可以有的。
《搜神记·李寄》写少女李寄杀蛇，该文最后有“其歌谣至今存焉”。也未录入歌谣。
《续齐谐记·清溪庙神》中赵文韶月夜思归，“倚门唱《西乌夜飞》”只说“其声甚哀怨”而无歌词。
不过，这一时期小说中，插入歌词的也有，但为数不多。这类诗歌一般只是情节的组成部分，对于刻画人物关系不大，个别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物性格。
前者如《搜神记·韩凭夫妇》，写韩凭妻何氏被康王夺去后，康王又囚禁韩凭。凭妻暗寄信给韩凭，信中内容是三句诗：“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世说新语·谢公与子弟集聚》中谢公与子弟问答中，谢玄引《诗经》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作答。
后者如《搜神记·吴王少女》中紫玉魂见韩重吊墓时有歌词：“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这段歌词是紫玉向恋人表明心迹的，自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的性格。应该说，这并非是作者自觉地运用诗歌为塑造形象服务，而只是按生活的逻辑来写而已。
《志怪·卢充》中崔氏女赠卢充诗，《世说新语·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中引了曹子建诗都类似。
总之，这一时期的小说，只是雏形；就作者来说，他们并非意识到这是在进行一种独立的文体的创作，各类怪异故事都是作为真实事件记录的。这种记录很简单，因而其中诗歌数量就很少，大多数作品无诗歌；即使引入诗歌的，作者也不是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一时期，即中国小说的萌芽阶段，诗歌已经进入小说。
到了唐代，小说作者已开始有意识创作；也就是说，开始正式使“虚构”这一重要因素进入小说创作的领域。明·胡应麟在《少宝山房笔丛》中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这一时期小说，无论情节的复杂性还是形象的鲜明性都较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有发展。而诗歌在小说中的地位也较前一时期有所提高。从数量上说，有所增加。一篇小说，可以有多首诗歌。李朝威的《柳毅传》中洞庭君宴请柳毅时，就有洞庭君，钱塘君，柳毅三人在席间唱歌。元稹的《莺莺传》这篇传记，就有崔氏诗三首，杨巨源诗一首，还有元稹一首三十韵的长诗。薛用弱的《王之涣》，只有四百字左右的小说，诗竟多达四首。这样一篇小说诗歌多达三首以上，篇幅长达三十韵的诗在魏晋南北朝是没有的。
这一时期，诗歌一般地都能成为小说情节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如《柳毅传》中洞庭君、钱塘君、柳毅三人席间对唱，二位龙君得书后的感激之情和柳毅道明传书解忧的目的及将要离别的感伤情绪是很自然的。《莺莺传》中崔氏《明月三五夜》是暗示张生约会，后二首是崔氏被张生遗弃委身他人后对张重又求见的谢绝时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裴铏的《裴航》中裴航一诗是借诗传意，而樊夫人的一诗则是暗示的隐语。
这一时期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已较为鲜明，但诗歌对于刻画人物的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我们仍以上面所举为例，如《柳毅传》中的钱塘君个性非常鲜明，是一个“猛若怒潮，嫉恶如仇，而襟怀坦白”的英雄形象，但他在席间的歌词则丝毫不能表现他这一个性。我们不妨引出，让读者自己来鉴别：“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繻。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
再如《王之涣》中实录了王昌龄、王之涣、高适三人赛诗的四首诗，虽能表情节的构成部分，却没有表现人物个性。
《莺莺传》中元稹续的《会真记》三十韵在情节上也不是必不可少的。
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一变”。唐代确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诗歌在小说中的地位如上所述虽较前一时期有所提高却没有发生质变；只有到了宋代，才是“一变”。
就总体而论，唐传奇中诗歌还是少的，这一时期有一半左右小说没有诗歌。笔者统计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古代短篇小说选注》，“汉魏六朝小说”部分收了36篇，只有三篇插入诗歌的；同书“唐代小说”部分收了21篇，插入诗歌的也只有10篇。只统计选注本，虽不能窥全豹，却也能见之一斑。
宋代以后的文言小说中诗歌与唐代差不了多少，而白话小说中几乎每篇都有大量诗歌。《快嘴李翠莲记》一篇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诗歌竟多达37首，而且诗歌篇幅许多也很长。《碾玉观音》五六千字左右的短篇，诗歌亦有21处。一般的短篇都在一二十首左右。明清的拟话本诗歌数量情况也都差不多。
这一时期诗歌在小说中的地位较唐及唐以前有较大的变化：
1、唐及唐以前，小说中诗歌一般都是人物所作所引；而宋以后的小说中诗歌除此以外，还有大量叙述人的诗歌。叙述人诗歌中，有自己创作的，也有引别人的；引用的诗歌，有指出原作者名字的，也有不指出的。
《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就有：“千山云树灭，万径人踪绝。扁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基本上引用了柳宗元的诗，而未指出原作者名字。
《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所引苏东坡诗：“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却是指出了原作者姓名的。
《喻世明言·沈小官一鸟害七命》开头的诗：“飞禽惹起祸根芽，七命相残实可嗟。奉劝世人须鉴戒，莫教儿女不当家。”却是作者自己创作的。
2、诗歌在小说中的作用也丰富而复杂了。①有为情节进展的需要。《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的题诗和法海的偈语，都属这一类。②有用来描写人物和环境。《拍案惊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中有：“树木参天，草莱遍地。荒凉世界，无非些兔迹狐踪；坦迤土壤，料不是龙潭虎窟。……”是对海岛的描写。《明世杯·走安南玉马换猩绒》对圣僧的描写：“身披着七宝袈裟，手执着九环锡杖。袈裟耀日，金光吸尽海门霞；锡杖腾云，法力卷开尘世雾。……”③有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如《水浒传》中宋江的浔阳楼的反诗“……他年若有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④有表入话的、提示的。小说开篇的诗词都属于这一类，话本和拟话本几乎每篇开头都有。⑤也有表感叹的、总结劝戒的。话本和拟话本几乎每一篇末都有，篇中也有。《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末：“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⑥有以诗歌起兴的：《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开头用了13首春词起兴，引出咸安郡王的合家游春。⑦应当指出，也有一些文中穿插的诗歌与正文无关或关系不大，伤于繁冗。这在明《剪灯余话》中较为突出。
明清四大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中，诗歌的地位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三》中有诗歌178首，《西》中竟多达703首，《水》中多达797首，《红》中207首。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空前绝后的，至少至今还没有一部小说诗歌数量达到或突破这个数字。世界上只有日本的《源氏物语》可与媲美，其余作品则是望尘莫及的。就其作用来说，前三部小说（即《三》、《西》、《水》）中诗歌作用不外乎以上几个方面。而《红》中，诗歌总量虽不及《西》与《水》，但这两部中许多是赞语和叙述人的评语，作为人物语言的诗歌，数量上也应首推《红》。而诗歌在小说中作用上《红》则远非前三部可比。更非以前其他小说可比。《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已完全成为作品内容的有机部分，并且充分发挥了它表现主题和刻画人物的艺术功能。
据周雷先生的分析归纳，《红楼梦》的诗词在小说中的作用，大体如下：
1.注明撰书来由，陈述立意本旨——约有4首；
2.深化主题思想，表达作者观点——约25首；
3.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约130首；
4.描绘典型环境，烘托故事气氛——约29首；
5.展开故事情节，贯穿艺术结构——约14首；
6.交代历史背景，反映社会风尚——约7首；
《青埂峰顽石偈》和《题石头记》对我们理解其创作意图很有帮助。《好了歌》及其《注》却是全诗的点题之笔。《红》中多数诗词是为塑造典型形象服务并隐寓了人物的命运。《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十四首）、《红楼梦曲》（十四首）及其它咏物诗、灯谜诗都属于这一类。这些诗，精确地表现和预示了人物出身、修养、气质、思想、生活道路及其命运结局，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这部分诗歌数量最多、质量最高。
《红》中的典型环境创造，当然主要得力于作者出神入化的描写手法。但诗歌也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如果没有这些诗词，《红》不仅大为逊色，而且简直不是完整的艺术，很难设想将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正如一个画家画了一个各个部位都很逼真的人像，却没有画眼睛一样。在众多的诗歌形式中，曹雪芹成功地运用了对联和匾额这种独特的形式。宁府上房那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腐气十足的对联和秦可卿房内那副“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清新的对联，再分别配上《燃藜图》和《海棠春睡图》明显地显现了典型环境的天壤之别。
《红》诗中还有许多诗在展开故事情节，贯串艺术结构中提纲挈领的作用。探春的《招宝玉结诗社帖》和贾芸的《送白海棠帖》，同时送到宝玉手中，引出了海棠结社的故事，揭开了大观园中一系列诗社活动的序幕，并预伏着原著后半部中探春和贾芸这两个人物的命运的发展变化。
二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小说同诗歌关系极为密切，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呈现了越来越密切的趋势。那么，历史继续发展，发展到现当代，小说与诗歌是否更为密切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当代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即可得出结论。
鲁迅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伟大成就的小说家，也是现代文学的开山祖师。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只有《故事新编·铸剑》中有三首诗歌。一部《郁达夫小说集》收十五篇作者代表性中篇小说，仅《采石矶》有15首诗，《南迁》四处英文歌，《沉沦》三节英文诗、二节译诗。这些诗歌的内容，也只不过表达某种情节罢了，并无更大的作用。叶圣陶的《倪焕之》没有一首诗歌，茅盾的《子夜》也是一首也没有，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都是一首也没有。比起其他现代作家，赵树理有着更多的古代小说的传统手法，但他的小说中也只有《李有才板话》里有十三首快板诗，这完全是情节的需要，一般来说并不表现人物的性格。而他的其他小说，如《小二黑结婚》、《福贵》、《邪不压正》都没有诗歌。
建国以后出现的柳青的两部《创业史》只有一首歌词，一首民歌。杨沫的《青春之歌》十七首诗歌。梁斌的《红旗谱》只有严萍的一首诗。新时期的一本《蒋子龙中篇小说集》只有刘思佳的几句小调。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部长篇则一首诗歌也没有。
可见，中国现当代小说中，诗歌已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了。这与中国古代小说中诗歌的地位情况截然不同。那么世界小说中呢？我们不妨再举外国名著来分析：
先说明一下，外国文学中有一种诗体小说，如中世纪但丁的《神曲》之类，他是用诗写成的小说，是另一种体裁，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本文只是研究散文写成的小说中插入一些诗歌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上下册中有70节诗歌（其中有些不是全首，只是歌词的一部分）。这是外国小说中诗歌较多的一部。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有16处诗歌。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每日一歌，第十天再加两首，共十二首。
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有12处歌词，而《欧也妮·葛朗台》则无诗歌。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复活》中无一诗歌。
前苏联的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只八处诗歌。
而日本古代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诗歌则多达766处（有的是只有二句的对诗，有的是四句一首的完整诗）。
就其作用说，外国小说中的诗歌作用（除日本的《源氏物语》外），和中国现当代小说中诗歌差不多，无非是适应情节的需要，在整部小说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一般都是作为人物语言出现的，不象中国古代小说那样，诗歌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叙述人语言出现的。
就其数量来说也是远远不如中国古代小说那样多。
三
由以上对比可见，诗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地位乃是外国和现当代小说中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特殊的审美意义，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至于日本古代小说《源氏物语》中，诗歌亦有很重要的地位，乃是古代日本与古代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缘故。
人们不难发现，所谓“中国是个诗国”乃是指古代而言，现代则愧当此誉。在中国古代，诗文是文学正宗，唐代以后还以诗赋取仕。这样使得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甚至在中国整个古代文化中都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小说为文学之末流，为正统所不屑。小说家为了抬高小说的地位，就要引进一些诗歌。
唐代行卷风尚，对于诗歌进入小说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举子为了提高自己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以便使自己在考试录取时处于有利地位，常常向社会文学名人（常常同时又是达官显宦）行卷，即递交自己的文学作品。举子为了表现自己多方面的文学才能，有时也用传奇行卷，“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赵彦卫《云麓漫钞》）。这样把诗歌引进小说并且力图使之成为小说的艺术手段就成为小说作者的一种艺术追求了。由是形成一种风气。
中国古代小说之诗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叙述人语言出现的；另一个是作为人物语言出现的。
小说的作者大多是落魄文人，他们都具有较高的诗歌修养，这不仅为诗歌进入小说提供条件，而且也是自然的流露。而旧小说的题材，大多写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些人物应该具有较高的诗才。要塑造这样的人物，就难以避免地引入诗歌作为人物语言了。同时作为旧小说的读者——士人和市民，他们也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在诗风极盛的时代，他们必然地要对小说提出引入诗歌的要求。这样，诗歌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唐以后，包括变文在内的说唱文学的兴起，对宋以后的通俗小说有着明显的影响。变文等说唱文学在诵说时运用大量的四言六言句子，而在吟唱时采用五言诗或七言诗的形式。这也是宋以后，诗词歌赋大量涌入白话小说的重要原因。
微信编辑器 构思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