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与滥觞丨舒伯特的晚期风格与死亡意象
终结与滥觞
——舒伯特的晚期风格与死亡意象
导读：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晚期风格的生成永远是一个迷人而沉重的话题。而一位英年早熟的艺术家的晚期并非相当于常人的晚年，更像是经过突然降临的寒流而凝结作冰晶的繁花，带给谛观者无限的遐想与沉思。
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 1797-1828）这个在世不为人所重、死后却成为浪漫派偶像的维也纳音乐家只活了31岁。知道舒伯特的人很多，然而了解乃至迷恋其晚期风格的却很少。但对于敏感的心灵们而言，音乐史上大约没有比这些最后的篇章更加耐人寻味而又精心动魄了。在西方伟大作曲家中，舒伯特大约是第一位将个人的生命历程与艺术风格的演进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人。围绕他的动人的晚期作品中呈现的全新的艺术形象，我们发现：一个内心敏感而又耽于享乐的世纪儿的晚景和死水微澜而又暗流涌动的各种时代因素组成了一个个曼妙深邃的同心圆圈。
第一部分
在舒伯特短暂而平淡的一生中，1823年初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此时，艺术家已经确知自己梅毒的病症以及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这一疾病所引起的生理反映，虽然在随后间或有所缓解，但面临不可告人的绝症的心理阴影始终没有消除。从这时起，正在越来越多地为维也纳音乐圈子所知晓的舒伯特，不得不越来越少地参与社交活动。在19世纪初期的医学条件和奥地利天主教国家的社会氛围下，梅毒不啻宣告了一个正常人在生理和名誉上的双重毁灭。而从此时，直至1828年11月辞世的六年中，他实际上常常处于疾病的伤害和慢性焦虑的双重折磨之中。
舒伯特本人内心的恐惧是不言而喻的，在是年5月，他写下了一首名为《我的祈祷》的短诗，在绝望的呼喊和对得救的急切之情中充溢着对于死亡的复杂思索：
怀着神圣的至诚我想往着
在那更为公正的世界中领悟生活；
这阴暗的大地上是否有一天
会被爱神的美丽梦境填满。
不幸的孩子，全能的神啊，
请你赐予丰沛的报偿。
为了弥补在地上的遭遇
以无限的爱的光芒照耀。
看啊，我倒在尘埃和泥沼中，
被痛苦的火焰烤焦，
在囹圄中走上献祭之路，
步步逼近那毁灭的末日。
带走我的性命、我的血与肉，
将它们全都掷入忘川。
那纯洁的、更强有力的存在，
伟大的神啊，赐予我转变！
这种绝望的情绪在作曲家之前业已产生的个性化语汇的基础上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使舒伯特的风格发展成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象和表情系统，并且，使得“死亡”这一母题成为其晚期风格中新的形式要素生成的内在动力；同时在对这一内容性成分进行描绘和诠释中巩固了自身的新生命力。
《道林·格雷的画像》是英国著名戏剧家、小说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道林格雷是一名长在伦敦的贵族少年，相貌极其俊美，并且心地善良。道林见了画家霍尔沃德为他所作的画像，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在画家朋友亨利勋爵的蛊惑下，他向画像许下心愿:美少年青春永葆，所有岁月的沧桑和少年的罪恶都由画像承担。道林刚开始时不以为然，但当他玩弄一个女演员的感情致使她自杀之后，发现画像中的道林发生了邪恶的变化。恐惧的道林没有克制，反而更加放纵自己的欲望。道林美貌依旧，画像却一日日变得丑陋不堪。十八年后，基于对画家作品的憎恶以及对自己丑陋灵魂的厌恶，道林谋杀了画家霍尔沃德。之后，那位女演员的弟弟前来寻仇，被道林巧言欺骗，最终死于非命。正是女演员弟弟的死亡唤醒了道林的良知，他举刀向丑陋的画像刺去，结果自己离奇死亡。他的面容变得丑恶苍老，而画像却年轻如初。
这是一个古怪的悖论，犹如道林·格雷的肖像画——艺术家的个人现实生活越是平庸、肮脏、绝望，作为其心灵写照的作品便越是容光焕发、充满魅力：在舒伯特的时代，音乐和文学创作一样，越来越多地被允许将个体性的反常经历和极端化感受纳入其中，而舒伯特作为一个“小众的”作曲家和越来越离群索居的生活状态又为这种个性化写作提供了客观的契机。 对舒伯特来说，他的实际生活简直就是这种小说式情节的直接具象化：亨利勋爵——他的密友朔贝尔（Franz von Schober，1796-1882）诱导他进入了这种状态，而后者宣称：正是舒伯特“过度放纵的性生活及其后果又导致了最终毁灭他的疾病”。
Franz von Schober
当然，这种以死亡意象为重要题材诉求的风格并非无根之木，它在舒伯特1823年之前的生活经历和作品中已经播下了种子。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舒伯特是一个深受比德迈耶尔时代维也纳享乐风气和拿破仑战争后年轻一辈愤世嫉俗态度双重影响的人， 而他早期职业生涯的艰难与复杂的性取向和不可告人的性癖好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这无疑很早就和他敏感的内心世界相互渗透，早在1814-1815年创作完成的艺术歌曲杰作《纺车旁的格蕾卿》和《魔王》已经显露出作曲家以艺术歌曲这种新兴的浪漫主义音乐体裁从诗歌题材中挖掘阴暗的心理过程以及描画客观的死亡场景的惊人能力；而1816年完成的《流浪者》（Der Wanderer）不仅体现了浪漫一代对于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的迷恋，其中所流露的建立在细腻朗诵调之上的飘忽之感更是预示了其晚期作品中大量出现的与现实疏离的、极端孤独绝望的艺术形象。尽管舒伯特早年的大型作品和纯器乐作品还遵循着古典主义的范式，但这些小品中闪现出的难以言说的毁灭感与破坏性，以足以使歌德感到不安了——我们知道，这位德国文艺的教父对于门德尔松欣赏有加，但对于舒伯特献给他的诗歌配乐却未置一词。
第二部分
1823年春至1827年秋是这种晚期风格的逐渐生成阶段。结合舒伯特的传记信息考察这一时期重要作品的形式特征和艺术形象，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理解死亡意象如何在舒伯特日趋分裂和狂乱的内心世界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又透过其作品的风格嬗变展现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又以1825年夏为界限，在此之前，希望还未完全丧失，而舒伯特在这一个夏天度过了回光返照式的“他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光景”；在此之后，情势急转直下，直至1828年开始之际，绝望的情绪已经完全弥漫了舒伯特的精神生活，而他的晚期风格和其中包裹的死亡意象也藉着前无古人、却在他死后蔚然成风的诗意形象一道瓜熟蒂落了。
从1823-24年，疾病的困扰使得舒伯特不得不长期在家或住院治疗，而他的许多朋友在1824年离开了维也纳使他更为孤独。而与此同时，他创作数量和创作速度并未降低——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舒伯特是一位为自己而作曲的音乐家；创作就像写日记一样。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并未全都染上阴暗悲剧的色彩（如1824年初的《F大调八重奏》D.803和1825年夏季的《D大调钢琴奏鸣曲》D.850都是乐观明朗的）；他已完全放弃成为歌剧作曲家的希望（罗西尼的影响到此为止）；而1824年5月7日聆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演，显然从一个侧面刺激了舒伯特——他心中的贝多芬阴影再度加重了，这一情结在他最后的作品中汇入了死亡的终极意象中，并由此形成了不同于贝多芬的舒伯特自己的交响曲和室内乐语言。
1823年2月完成的《a小调钢琴奏鸣曲》（D.784）代表着舒伯特对奏鸣曲套曲的理解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作品中所包含的困惑、犹疑、绝望之情是显而易见的；而就作品整体的基调而言，则颠覆了古典奏鸣曲所追求的平衡、明快的美意识。第一乐章的第一主题是一个非动机式的歌唱旋律——尽管这种手法在作曲家之前的奏鸣曲中就已经出现，但在此，这个建筑在空八度上的叹息式主题却呈现迟钝、蹒跚而单调乏味的感受，如果以“古典”的视角观之，这是一个完全背离“趣味”的“丑陋的”旋律。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u0189675qbw&width=500&height=375&auto=0舒伯特《a小调第14号钢琴奏鸣曲》D784
对这一主题的加工和发展产生出了数不清的“叹息”（一脚踏空的八度无处不在），而E大调上出现的第二主题却具有圣咏的祈祷意味，犹如《感恩赞》中的歌词“我不应在永恒中泯灭”。在经过第二乐章徒劳的挣扎后，第三乐章在精灵鬼怪式的第一主题和狂暴的连接段后，出现了一个摇篮曲式的素材。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摇篮曲象征着婴儿的死亡。在性格截然不同的三种素材的并置之间，一种阴郁、怪诞、痉挛的形象浮现了出来，犹如福塞利（Henry Fuseli，1741-1825）的《魔魇》中所展现的梦境（上图）。这是在古典奏鸣曲的末乐章中难以想象的。舒伯特本人在一年后的1824年3月31日写给友人、画家莱奥波德·库佩尔韦塞（Leopold Kupelwieser，1796-1862）的一段文字可用作这首奏鸣曲的注解：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世上最不辛、最可怜的生灵。设想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再也不会好转……对于他来说爱情与友情的幸福能给予他的只有痛苦而已……我的安宁走了，心在作痛，我再也找不回它了。”
本文作者伍维曦，原载《书城》2015年1月，转自中国音乐学网站。往期内容：1、“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丨你们觉得舒伯特最痛苦的是什么地方？2、如何理解对舒伯特艺术歌曲爱得要命丨却从不关心歌词内容丨如何把握声乐中的乐与诗的关系丨二者可以完美结合吗丨舒伯特《纺车旁的格丽卿》；3、傅聪写给父母亲的一封家书丨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我内心的东方气质丨傅聪谈舒伯特丨鳟鱼五重奏丨第八交响曲“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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