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的音乐是在“没有胜利希望的地方开始的斗争”丨“他的作品深处不仅饱含虔诚的宗教情绪，更充满孤寂的心灵对通体透明的彼岸的向往。”
特米尔卡诺夫指挥拉赫玛尼诺夫《交响舞曲》（op.45）
拉赫玛尼诺夫音乐悲剧之源丨上
对历史深处的最初一瞥，使我深信历史不过是一片苍茫瀚海，你我不过是蝼蚁，淹没与被淹没正是历史与个体的关系。偶然、暂在、生灭，一叶障目的命运伴随着永受局限的微小生命，谁能从中得到拯救？——题记
1906年冬
布罗代尔说：“杂事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如果把这种“结构”勉强理解为某种由“偶然性”促成的“必然性”的话，那么可以说从古至今的哲学体系莫不以它为支撑点：原理之追溯本源以它为参照，体系之正确与否以它为前提，思想之力量评估以它为基础。我们所处于的“现实”只求自身是否符合“必然性”，使后者得享崇高地位的始作俑者是苏格拉底，是他赋予了必然性以伦理意义——虽然“现实”的，未必是“合理”的。
而对此时的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来说，最紧迫的“现实”就是“离去”，离去的具体路线颇为曲折：从莫斯科出发离开俄国，朝西南辗转到亚平宁半岛南端，然后向北部折回，途经奥地利，最后到达德累斯顿。在这里的未来定居生活中，他将在对自己祖国、故乡的思念中创作其《E小调第二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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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文德·詹森指挥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曲》
在同时期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另一位俄国的谢尔盖——活跃激进的年少天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身上光环的圈内人士看来，他的作品多少有些缺乏创意和才华——风格上模仿柴科夫斯基、保守地沿用浪漫派后期作曲技法，而到了严肃的权威评论家那里，他的作品又成为了感情泛滥、肤浅庸俗的现代主义模仿产物。格罗夫大辞典的撰笔者曾认为，不出半世纪，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将被弃如敝屣、乏人问津——导致这种尴尬境地的原因倒不是他的作品晦涩难解，而在于这位“落在时代后面的人”的那种可爱可敬的“固执”：俄罗斯传统旋律语汇的抒情方式，色彩浓烈的和声、鲜明、唯美的音乐形象，更主要的是——总被一种古典、贵族式的悲伤感情所贯穿，而这些都显然难以追赶上20世纪初俄国社会变革动荡的时代背景之急速而愤怒的脚步。
这或许也就是他选择离去的原因，他有理由在高山欲倾、地表振动之际感到恐惧，无论这种颠覆力量是来自音乐舞台还是革命党人集会大厅，抑或两者兼有。出身于沙皇俄国上流贵族家庭——与托尔斯泰、阿赫玛托娃类似——使他在现实质变的必然性面前内心中怀有舍斯托夫式的焦虑和不安，也许还有部分归咎于艺术家的脆弱敏感，或者因为对社会生活变革切肤之痛的直觉预感：他生活在一个“理性的自负”已经膨胀到极点并注定要被无情地嘲笑、旧秩序正在破产的时代，于是他选择了一次离去——在现实世界中是一个作曲家跨越国境的长途迁徙，在精神世界中却是一个沙皇庄园贵族子弟从此岸迈向彼岸的漫长路程。别尔嘉耶夫说过，此岸世界是堕落的、黑暗的、走向毁灭的，只有彼岸世界——上帝才是高尚的、纯洁的、光辉灿烂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人世间的一切并不是都尽如人意，甚至有时候极不如意；约伯，希伯来意为“受苦、遭难”，他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早期后裔。在这部自传中，约伯的三个朋友以为苦难必然是犯罪的结果，因此试图劝约伯认罪；但是，他们错了，苦难与个人的罪不一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个叫以利户的年轻人在聆听了整段对话后，首先批评了那三个朋友，接着说，约伯尽管是一个好人，却骄傲自大，神惩罚他是要试炼他，要他谦卑。这个答案只说对了一半，苦难的确能够净化信仰。但是，对约伯而言，最大的试炼不是痛苦或者损失，而是无法理解为什么神要让他受苦难？”——舍斯托夫
从这个离去时刻起，那些沉埋在他记忆深处的东西——童年时代随外婆去教堂时聆听见的钟声、远处传来的人们的祈祷呼唤将被重新唤醒，那些对存在的压抑而悲痛的无结果探索之后的绝望将混合着乡愁及对上帝的信仰而伴随他的余生，并在他的创作和演奏中得以恐惧而虔诚地加以抒情——无论是钢琴曲、交响舞曲、交响诗《死之岛》还是后来著名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钟》。但是出于对终极关怀的牵挂，使他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都蕴含着一些不同于他所追随的俄罗斯前辈作曲家创作的东西——最明显的是罗马天主教义“最后的审判日”宗教概念，不仅仅是聆听感受到死亡之不可避免，还欣喜地意识到“死亡”已不再可怕，“死才是真理”，能使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们得以洗却躯体上的污垢和罪孽，重生高尚的心灵。
此刻，他站在冬夜街上眺望着自己在斯东宁街不久前租到的那栋二层小楼，相当干净漂亮的公寓，和德累斯顿市内其他的巴罗克风格建筑一样精致美观，尽管比不上自己记忆中童年时涅瓦克庄园的豪华别墅——至于他视线之外的那些远在祖国的“现实”，他完全可以不受其纷扰，虽然他的心绪已无从躲避……
旧制度所呈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早在尼古拉一世统治的三十多年间，俄国已经爆发了五百多起农民骚动，随着与英、法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的灾难失败，农奴觉醒意识的不断上升带来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起来，然而解放农奴以及工业化发展本身作为一种极权者的妥协手段却进一步削弱了旧有的社会格局，引发了俄国社会中固有的分裂因素和冲突，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群众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难以忍受沉重的税收负担；
20世纪初，俄国爆发经济危机，随着1904-1905日俄战争爆发，俄国国内的反抗情绪风起云涌。各方面强烈抗议沙俄发动的日俄战争——这场战争中沙俄被耻辱地击败，人员伤亡惨重，激起了激进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强烈愤怒，1905年1月9日，东正教牧师领导工人和平游行队伍穿行于圣彼得堡市区，而沙俄士兵向他们开枪，百余人死亡，后展开大规模屠杀，致使三千余人死亡；
2-9月武装造反、罢工、兵变和农村进攻等浪潮强烈地震撼着整个沙俄帝国，政治事件不时地惊动国内外，直到著名的“波特金”号军舰事件爆发以及10月间全俄境内政治总罢工，政治气氛急剧恶劣；
1906年1月至7月21日，政府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追捕并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还烧毁整个村庄——
北方的初春，学校图书馆里冷冷清清。为了完成一篇论文，我在翻阅文献时候的偶然机会中接触到居维叶、R·欧文以及现代学者相关的灾变理论。原初作为生物学界理论的“灾变论”被纳入新近审读视角（从生物学、考古地质学领域转到人类种族历史领域）之后对社会文化的解释如下：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包括草原游牧民族的反复入侵)，在某些地区逐渐形成以生存恐惧为特征的灾民文化或次灾民文化，并从神学自由主义的视点对此种人类灾变文化进行近于冷酷的反省。
学术界内部“权威人士”（如赖尔）向来不吝对居维叶理论给以沉重打击——批判武器从“渐变论”、“进化论”到“火成论”形形色色不等，然而这些不过是尚未触及人类社会严肃问题的地质学概念差别。重要的事实是：甚至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也不否认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就意味着解释不同的文化就要从不同文化的生存环境（包括灾变环境）角度。可是由于孟德斯鸠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使“地理社会学”成为“权威”眼中的学术笑柄，严重损害了地理社会学本来就不高的声誉——然而反观人们对“地理决定论”的严厉批评话语，恰恰也采取了决定论的独断方式，这种批评如此轻易地忽视了生存环境作为人的理性所必然具有的文化上的特殊意义——如果能够宽容地看待每种理论，如果它们“都有自身的解释能力，也能被证伪”（这符合卡尔·波普的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那么“地理决定论”和所谓“社会文化决定论”又真能分伯仲吗？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沿岸，这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荒漠地带是一条绵延不绝的火药线。……这些以畜养马匹和骆驼为业的牧民耐苦而又凶残，当他们因冲突、干旱或人口增长而被逐出自己的草地时，便侵入邻近的草地……东欧各民族组成的堤坝保护着欧洲，他们用自己的不幸换得了欧洲的安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他们所以激发了健康的和强有力的反应，而不是在一种普遍的专制主义下粉碎反抗，是由于这一事实：他们适应草原条件的力量的机动性，不得不在周围的森林和山脉中停止。——麦金德
地缘政治学奠基人约翰·麦金德恳请人们“暂时地把欧洲历史看作隶属游牧民族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游牧民族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东欧这块地方既是来自亚洲腹地的草原民族通往欧洲的通道，又是西方民族阻挡草原民族或是向其发动进攻的战略要冲。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生存空间，斯拉夫人、突厥人、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各种大大小小的游牧部族之间在此爆发过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大规模武力冲突，血腥屠杀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为了获得新的耕地，俄罗斯先民在寒风中“鞭打芦花”、四处奔走，其流动性同时被迫受到外族侵入的推动，因为俄罗斯平原广阔无屏，草原游牧部落可以长驱直入，克柳切夫斯基曾说：“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波洛夫齐人以及凶恶的靴靶人的斗争从8世纪几乎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叶，这是俄罗斯人民最痛苦的历史回忆，深刻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并且异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史诗中。”
彼得大帝一般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他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同时改革军事，建立正规的陆海军，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可以说，近代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无不源于彼得大帝时代。他制定的西方化政策是使俄罗斯变成一个强国的主要因素，促成了黄金时代到来。——伏尔泰作品
“俄罗斯的自然地理和精神地理是相适应的，”别尔嘉耶夫曾深刻指出俄罗斯精神的“二律背反”特征，在俄罗斯“命题会转变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诞生于无政府主义，奴性脱胎于自由，极端民族主义源自超民族主义。”
实际上，俄罗斯虚无主义的主题和俄罗斯共产主义的主题是同一个主题。通过极权主义思想，俄罗斯知识分子开始探索现代生活，而不仅仅是探索现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著作。俄罗斯长期地出现不了哲学文化，却有一批思想家。俄罗斯的哲学首先是历史哲学，而且还要赋予历史命题以极权主义性质。德国唯心主义对俄罗斯思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真正的哲学激情将在法国哲学的影响下产生。——别尔嘉耶夫
如果说秩序理性代表希腊-西方文化（无论是欧陆的建构理性主义，还是英伦三岛的经验理性主义，均来源于对宇宙秩序的赞美和沉思，即而来源于对宇宙秩序的理性探索、对物质世界的不断的抽象思维以及对“彼岸”的确定性信仰），忏悔理性代表耶路撒冷，灾民理性（很难称之为“理性”，或许应称之为“此岸-强制力-崇拜-惯性”)代表游牧民族的话，那么俄国文化——由于地处亚欧东西之间的地理环境缘故以及周边游牧部落的历史性入侵导致的战乱——则处于秩序、忏悔和灾民之间，这种东方共同体精神与西方个体自由精神的矛盾在近代俄国表现得尤为尖锐，她不无尴尬和痛苦地辗转徘徊其中——在与灾民理性的“生存恐惧”进行强硬对话中，“雅典与耶路撒冷”联手作为秩序理性的共同子嗣偶尔占据上风，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被打翻在地。
“在其他社会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族文化的不同就是自然条件的不同”（魏特夫），严寒的恶劣气候、自然灾害的连锁反应（天灾）与为了与外部敌人——东方游牧民族和西方条顿人争夺地理资源、生存资料而引发的各式各样的种族争斗以及内部敌人——自身集团中持不同利益者的破环（人祸）结合起来，毫不留情地塑造着俄罗斯民族。然而，由于可以轻易地触摸到西方文明边陲的喀尔巴阡山以北、位处中欧的波德平原，又使得俄罗斯精神与东方文化相比更拥有宗教品质，虽然与西欧宗教相比拜占庭东正教的亚细亚色彩是明显的（比如东正教的政教合一问题非常严重，同时其对圣母崇拜的强调在为俄罗斯文学提供灵感的同时也渲染着某种女性化气质——或非理性主义精神）。
由此，一方面俄罗斯文明在从天国探照出的微弱光线之挽救中幸免陷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达达尼尔海峡的彻底而恒久的黑暗之中，另一方面，她又以灾变游牧民族原始军事专制主义为主体，同时揉和了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最冷酷、野蛮的大部分特征——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的西方化强制性改革更多是为枪膛上抹润滑油，功绩体现在对外扩张中的凶蛮、残忍效率和版图大幅度变化中。到19世纪，随着法国大革命、欧洲工业化和思辨理性思潮的冲击，随着自然灾害、饥荒、民族矛盾、内外战争的冲击，在西欧坐享1815-1914年间“百年和平”美好时光的同时，沙皇俄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群众意识、人文精神却在对理性秩序、宗教忏悔和灾民暴力崇拜几个不同方向朝拜的团团打转中痛苦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大规模冲突的集体爆发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同法国革命跨越了宗教改革一样 ，俄国革命也跨越了形式上的民主。需要在整个时代打上自己印记的俄国革命政党不是在圣经里面，也不是在 “纯粹”民主的世俗化基督教当中，而是在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关系当中替革命任务寻找依据……无论这个制度最近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蜕变，它就像宗教改革和纯粹的民主在自己的时代一样 ，深深地渗入了群众的意识。”——托洛茨基
19世纪俄国大部分地区的歉收、瘟疫和饥饿使破产农民和农奴大批逃往大城市和南部以及西南部地区，这些无法克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恶果，大大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直接促成了农民战争爆发的此起彼伏，社会下层纷纷起来反对地方政权、贵族和僧侣，并多次夺取了政权。
农民们只能通过信仰才能把他们与统治阶层的高压隔离开来。但在异教与迷信黑暗的潜流下，他们的信仰就像一根点燃的飘忽不定的蜡烛。农民们还有一个很深的村社组织传统，是为了抵御一些自然灾害所采取的重要生存战略，如作物歉收，疾病，饥荒等。这是因为俄国的农村生活非常艰难和不稳定，远远不是田园诗般的宁静安详。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曾说的话似乎可以绝好地描述一个在19世纪的俄国农民的生活：确实是、并且经常是“贫穷、肮脏、野蛮未开化、匮乏”。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后采取了一个灾难性的路线——把中央集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而当时俄国社会正在加速现代化，工业化大潮正改变着城市和乡村，新知识快速地向新的社会阶级传播，地主们遭到农业产量严重衰退的重创，他们发出痛苦的呼吁，要求立宪政府、法治、议会和公民自由。
红场上，圣瓦西里教堂的拱顶举世闻名，而教堂守护圣人瓦西里的历史行踪却神秘莫测。世世代代的俄国人对他所象征的“圣愚”态度和价值观深为眷恋。作为俄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民族文化现象，“圣愚”在俄罗斯民众记忆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并深刻影响到政治、宗教、社会、文学等领域。本书回顾了“圣愚”现象的来龙去脉，梳理了俄国历史和文学上具有代表性的“圣愚”人物，分析指出“圣愚”源于萨满教的独特性，而东正教的加入又助长了这种现象的民间威信。俄国人对其自身的文化解释深受“圣愚”现象影响，俄罗斯民族心理中充满悖论的双重信仰正是其典型体现，必须加以正视。
因此从根本来说，俄罗斯人文精神的悲伤症结来自激烈动荡的灾变历史的深处，天灾与人祸的历史沉淀造就了那个时代俄国知识分子普遍焦虑不安的精神模式，同时也将生存恐惧深深嵌入社会话语的各个层面和角落，然后以个人方式抒情、控诉和诗意转换——这也是俄罗斯文学、诗歌以及艺术音乐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悲剧性段落的根源所在。
听过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如歌的行板》后托尔斯泰激动地如是说，他所说的“人民的灵魂深处”其实就是“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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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友友演绎《如歌的行板》
至于柴氏本人则始终处于无所适从的矛盾和彷徨之中，而且愈演愈烈：知识分子对沙皇俄国黑暗现实局面的不满、艺术家对政府专横暴戾的反感（或许还有理想主义者对苦难深重大众的同情）结合着保守派对革命人士采取暴力行为的厌恶畏惧，使他说出如下话语：
“我们心爱的然而却是可悲的祖国处在最黑暗的时期，所有人都感到莫名的不安，好像在即将爆发的火山上行走，都感到时局不稳，前途渺茫。”
“能躲在艺术世界中去不看这副可悲情景的人是幸福的，遗憾的是我不能工作来忘怀和避开。”
既然无法忘怀和避开，于是他选择抒情——另一种更为隐匿、更具迷惑性的逃避手段，以斯拉夫式的辽阔自然气息和民歌回响形式出现，用优美、真挚、深情的音乐来讲自己心目中的美好事物理想化，同时把阻碍“理想”、引发心灵悸动且无法理解或解决的现实问题诗意地抽象为“噩运”、“梦魇”，于是这种鲜明的对立冲突（往往是后者打碎前者）便成为使其作品听上去很“悲剧”（在有些人那里进而成为“深刻”）的创作基础。
在这个生存恐惧、逃避、诗意话语转换的过程中，这位最具艺术创造力的作曲家也难免有时会犯上“抒情幼稚症”或“激动幼稚症”，与普通的抒情和激动不同，这里的“抒情”格外地急于向人诉苦，这里的“激动”格外花里胡哨地以拍手舞蹈的方式出场来感动听众，并同时深深感动作曲家自己，就像其被压抑的断袖情结导致的兴奋与沮丧波动那样——有时甚至达到强迫的程度。听一下他很多作品（如《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F小调第四交响曲》等）的末乐章就会体验到这种牵强、勉强所带来的审美尴尬，这不能仅归咎于创作技术水平上的原因——如果不是非要将其理解为特殊的“立意”或风格的话。
和其他俄国知识分子一样，柴氏热爱故乡、祖国矢志不渝，作为黑暗时代灾变民族的“良心”，他在个人激情与忧伤的共舞中摒弃了理性和对彼岸的关注，虽然怀有某种宗教情结，也怀有某种思想冲动，但却不足以使其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由于缺乏清晰而系统地表达哲学思想的能力而只能从个体出发凭体验来描写内心生活的激烈叙述过程相类似）——现代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柴科夫斯基并列为近代俄罗斯悲哀殿堂的两大支柱实在是出于某种误解。
从埋首于东方式的生存恐惧的汪洋中真正能够得以暂时“离开”，仰望天空、憧憬彼岸的俄罗斯作曲家是拉赫玛尼诺夫（可能还有斯克里亚宾，但他是神秘主义者）。也许没能像克尔凯郭尔突然察觉到伟大导师（黑格尔）的哲学里隐匿着变节的、致命的谎言和可怕的诱惑那样，拉赫玛尼诺夫从未（至少表面上）声言指责自己所崇拜的前辈音乐中的抒情幼稚症，但是他在逃亡的旅途和对死亡的绝望中却真正地、孤独地走向了信仰哲学，与克氏殊途同归——因为“与罪孽对立的概念就是信仰”，信仰是思辨哲学无从知晓、也无法具备的思维之新的一维，它敞开了通向所有可能性之本源的道路。
当然很多时候他既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自己所终生效仿的昔日前辈的传统路数——“打不赢就抒情”，其大多数作品的创作手法上继续着传统俄罗斯作曲家式的“原样不动的或模进的重复以及很原始的变奏”(保罗·亨利·朗)；他的悲剧气质也注定是俄罗斯式的——就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残酷的天才在自己的创造中深刻地揭示着的自身“黑葡萄酒”元素：黑色、阴郁、蒙昧、不透光的非理气质——区别仅仅在于，他的恐惧和痛苦抒情最终试图通过忏悔和信仰在至高无上的怜悯中获得安慰与宽宥——他的作品深处不仅充满了一种虔诚的宗教情绪，更充满着寂寞、孤寂的心对于通体透明的彼岸的向往以及与“绝对的对方”（即克尔凯郭尔所指的“上帝”）融为一体时的欣喜。他的《E小调第二交响曲》就在很多段落中美妙而真实地表现了这种个体的感受（同样地可见于他的很多合唱曲中，如《通宵守夜》），虽然这部作品长久以来并不像他的钢琴曲更为世人熟知，而且与普罗科菲耶夫或斯特拉文斯基的同时期作品相比，似乎还没能真正从19世纪后半叶进入到20世纪。
但是，无论他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忧伤旋律怎样地受到自己同胞大众和准灾民广播市场的欢迎，拉赫玛尼诺夫们关于信仰的微弱呼告都终将是在没有胜利希望的地方开始的斗争，即使没有试图以激烈的方式在普遍的混乱和麻木中引起注意和震惊，也同样不可避免地作为另一种“呼告”而存在，因为“人们回答说，他们的话毫无意义，当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黑格尔对立时，他们的话被置若罔闻，因为一切视线都引向思辨哲学——因此很少有人去倾听或准备倾听他们的话，他们的呼声过去是，并且始终是旷野呼告。”（舍斯托夫）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某物的重要性、重大性和实质性，根本就不却决于它是否经常复现。天才是极为罕见的，而平凡的人则要多少有多少。但天才却总是能吸引我们去关注。100年甚至是1000年中，往往才会有一次发现。可是，即使在世界存在的无限延续的全部时间中，只有过一次发现，那对我们来说，也比所有的每日每时甚至每分每秒都在重复出现的现象，更要珍贵。”——舍斯托夫
他们毕生都在致力于回答下述问题：人能做什么？人期待什么？人是什么？——他们这些充满诗意的存在主义者最终都将视线投向彼岸，他们仰望星空，他们认为基督教是达到人内心深处的最终和最高的可能——道德唯心主义。（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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