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玫首次回国巡演访谈丨什么是演奏最好的境界？为何练巴赫很容易取暖？丨“我的故事没什么好提的，我的故事不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
“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把巴赫音乐局限在宗教音乐的范畴中。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巴赫的音乐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绝不仅仅是宗教内容，它远远超出了宗教，超出了东西方的界限。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我是不信教的，但巴赫给我的滋润、营养是无法传递的。你不要害怕这些东西，我刚开始弹的时候也像是走进了一个迷宫一样，但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要坚持，听个十场以后，你就会慢慢找到共鸣。”——朱晓玫
往期内容回顾：朱晓梅谈巴赫与中国思想以及古尔德丨朱晓玫谈海顿丨世界动荡之际，她却借钱录制《哥德堡变奏曲》丨朱晓玫说：“30段变奏好像是我人生的30个章节，我人生的各种经历都能在里面找到。”
朱晓玫对录制唱片有着严苛的自我要求。巴赫最后的作品《赋格的艺术》，她前后“啃”了五年，直到真正有把握了，才进行了录制。
朱晓玫的演奏生涯与巴赫紧密相连。她说，在巴赫作品中找到真正的平静。这跟中国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而真正好的演奏，会让演奏者与听众一起忘记时间、自我，忘记身处剧场。
2014年11月2日晚，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一身简单黑衣，显得有些瘦弱的朱晓玫上台，开启了她首次中国巡演的序幕。当天晚上的演出非常顺利，现场鸦雀无声，朱晓玫用她35年来几乎天天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给嘈杂的香港，送去了45分钟难得的宁静。
在此之后，朱晓玫还会去到济南、上海、北京、成都，最后将于11月21日在广州为这次巡演画上句号。与香港45分钟版《哥德堡变奏曲》不同，在内地的演出，将会是全本75分钟。在正式演奏之前，还将播出纪录片《一位中国钢琴家与巴赫》。据巡演策划人、乐评人张克新解释，之所以会播放35分钟的纪录片，主要是考虑迟到观众，因为《哥德堡变奏曲》一旦开始演奏，中间没有停息，再无入场机会。
朱晓玫的这次巡演，消息一发布，便引发了国内古典音乐圈的热潮。大家在议论，在等待，希望能到达现场，亲自用双耳听到音符的奏出。
是什么力量让人们翘首以盼、饱含热切与真诚？巡演开始前，南方都市报专访了朱晓玫。
很多人知道朱晓玫这个名字，大概都因为乐评人张克新发表于2011年的一篇文章。在这篇名为《寻找朱晓玫》的文章里，张克新在偶然听到朱晓玫录制的《哥德堡变奏曲》后“惊为天人”，之后便开始了寻找朱晓玫的历程。
最终，张克新在塞纳河畔拜访了朱晓玫，并深深为朱晓玫的人格所感动。在《寻找朱晓玫》的结尾，张克新写道：“古典音乐是一辈子的追求和热爱，用心感受，传递上帝的声音，才是钢琴家的使命。以出人头地为目的，以挣钱为目标，手下的音乐怎么保持纯洁和心诚？即使上升到这个高度，朱晓玫也是中国钢琴家的榜样和旗帜。”
这次朱晓玫的中国巡演得以成行，也有赖于张克新的努力。“朱晓玫对国内的情况确实并不太了解。”张克新说，她一方面担心观众素质会影响到她的演奏；另一方面，她之前也了解到，现在国内大多都喜欢一些技术很好的，喜欢弹浪漫作品的钢琴，而她是专门弹古典作品的，很安静，也没有炫技的色彩，担心观众无法接受。
“国内情况现在早已不同了，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观众非常多元化。”经过张克新的劝说，朱晓玫最终勉强答应下来。曲目上，朱晓玫最终选了非常学术性，但又是她的代表曲目的《哥德堡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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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哥德堡变奏曲》（朱晓玫）
事实证明张克新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几乎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11月9日，朱晓玫在上海独奏会门票开售后48小时售罄，在乐迷的要求下，最后不得不在11月13日加演一场，最后竟在10分钟内被抢空。在国内，过去仅仅能听到朱晓玫的录制作品，这次巡演，无疑是块试金石。以下是南都对朱晓玫的采访内容：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一次你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作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它对你的意义是怎么样的？
朱晓玫：我是在很奇怪的情况下接触到它的，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名曲的存在。我在美国时，非常艰难，没有自己的住所，一直住在别人家里。我当时也会用主人家的钢琴练习，他都很不高兴。唯有当我弹《哥德堡变奏曲》时，他就什么都不说了。于是我就开始天天弹这个曲子。《哥德堡变奏曲》在国外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能让你不烦躁。我也是越弹越喜欢，别的东西都会让你烦躁，唯有这个曲子，让大家都能安静下来，不烦躁。
南都：那是不是不让人烦躁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对你最大的意义？
朱晓玫：仅仅是不烦躁，说得太简单化了。它可以让你休息，可以让你考虑，可以让你找到平衡。现在的世界非常非常嘈杂，吹吹嘘嘘，很多东西都是吹捧出来的，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很难。而这个曲子就是让你找到安静，安静的定义不仅仅指的物理上的安静，而是可以让你安下心来，可以舒服，可以清楚地想问题，就是在嘈嘈杂杂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一块净土，所以这曲子我一直很想带到中国来。巴赫的平衡、安静，其实正是中国人寻求的最高境界之一。这首曲子让我受益匪浅，每天早上弹一遍，就像打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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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古尔德演绎巴赫《哥德堡变奏曲》(1981版)
到今天，这个曲子我已经弹了25年。很少有一个曲子能让我弹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我这辈子把精力都花在这个曲子上了。这让我想起了郑板桥，他画了40年的竹子，他曾说过，我觉得自己不会画了时，才是自己画成熟的时候；一旦觉得自己画得不错了，那就是在走下坡路了。我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在练这首曲子。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会弹了，曲子实在是太难了。但这时候，我往往就能开辟出一个新天地；有时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但这也正是我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
据说郑板桥的画非常传神，能够使画中之物成真。话说郑板桥有一个朋友，家里新砌了一道墙，他一直请求郑板桥给在墙壁上画个画，无奈郑板桥总是忙著没时间。 有一次，这朋友请郑板桥还有一些朋友到家裏喝酒。酒席喝到一半，主人当著大家的面，非请郑板桥在墙壁上画一画不可。郑板桥见推不掉，就说："行，你磨墨吧！" 主人连忙让儿子拿来一砚墨来，郑板桥一看，说道："不行，太少了，至上要磨半小盆的墨。"大家一听，那么多的墨，难不成要将整壁墙都涂黑？主人心疑之际，仍赶紧让儿子端来半小盆的墨。这时郑板桥已经是醉得摇摇晃晃了，他走到墙壁前面，用手往盆子里一沾，就往墙上抹起来，抹了几把，又把整个盆子端起来，将里头的墨汁整个都泼到墙壁上，弄得黑鸦鸦一片。这主人心里可不痛快了，他原来只想让郑板桥画在墙上，一是风光，二是好看。谁知黑鸦鸦一片不知在画何物？又不好涂掉，只好留下，自己生闷气。 有一天刚下一场大雨，天上不住地打雷，加上闪电，好不惊人，谁知雨过天晴，这道墙壁前面竟然死了上百只的麻雀。过了一些时日，来了一个老头，来到这主人家门口，就对著这道墙壁仔细地看。这主人看见了，一时好奇，就问："您在看啥？" "这画，一定是名人画的吧？" 主人心中还有气，说道："那是什麼名人，只是一个朋友用手抹的。" 老头儿问："这画成了之后，可出过什麼奇怪之事？"主人答："奇事倒是有一件，有天下大雨，又打雷又闪电，之后就在墙前面发现死了上百只的麻雀。" 老头点头说道："这画，真是太好了！一般人看不出他画的是竹林，只有打雷下雨的时候，闪电一照，才看出是竹林，麻雀将它当成真的竹林，飞来避雨，所以就撞在墙上死了。"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v0136ig2rgy&width=500&height=375&auto=0朱晓玫于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采访视频
南都：从演奏上来说，《哥德堡变奏曲》的难度在什么地方？
朱晓玫：首先是技巧上，这首曲子是巴赫为有两个键盘的羽管键琴所创作的。现在你得在一个键盘上演奏，所以难度非常大，两只手得穿来穿去。但是我觉得技巧上的问题始终不是最难的，现在技巧好的人实在太多了，尤其是中国那些年轻的钢琴家，他们的技巧真是让人望洋兴叹，实在太棒了。
在技巧之上，我觉得更难的是怎样才能把观众抓住，怎样才能让观众比较容易听？再有就是找它的音速不同，找它的意识、性格也是不同的。在我看来，这也正是音乐上最难的地方。很多人的技巧很早就完成了，到了很高的高度，但能不能真正吸引人，让观众真正跟着你走，不觉得你的东西烦，差别就体现在这个地方了。
对这一点，我的体会非常深。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曾疯一样地练技巧，到了美国以后就被老师说：你就是手指会动，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在国外待了三到五年，我就觉得寻找音乐上的意境是几种因素。这些东西是无法用语言跟你说清楚的，简单来说，就是你究竟是在音乐之外敲敲打打，耍耍技巧；还是能够真正走进音乐里面，把作者的意图传递给大家。作为演奏者，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传声筒，你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只是去传递。掌握这个道理后，你就觉得好办多了。没什么好炫耀的，其实我们就是作曲家和观众间的一个传声筒。
2014年6月21日，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朱晓玫应邀演奏了《哥德堡变奏曲》，成为第一位在巴赫墓前举办独奏音乐会的钢琴家。演奏结束后，朱晓玫把观众送上的鲜花献给了钢琴背后的巴赫，并深深鞠躬。
在之后的采访中，朱晓玫说，对她而言，这是一个奇迹，“上帝安排这样一个月，这样一次见面，在他的墓前，跟他对话，弹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我真的有一种跟他对话的感觉。这就像中国人经常会去父母墓前跟他们说话是一样的。”
朱晓玫说，巴赫音乐中的宁静、平和，实际就是中国文化最高的追求，这使得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巴赫。但吊诡的是，巴赫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受到真正的重视。
“就现在来说，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任何人都喜欢听拉二、拉三这样的大众曲目，喜欢听浪漫派或浪漫派后期的作品。巴赫是非常小众的，如果要你一场从头到尾都弹巴赫，那票房可能就危险了。”乐评人、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田艺苗说。
“巴赫是需要你深度聆听的，不仅仅是曲调优美，你还可以去听它的内部节奏，多声部间是如何对话的，所以它是经得起反复聆听的。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去听，可能不太能感受到它的好，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消化的，不像浪漫派的曲调。”田艺苗说，这就是巴赫的音乐，它是一种抽象的力量，听完以后，你不会觉得他在说什么，表现什么，但他又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中年人来听。
南都：这次演出，一场下来只演奏《哥德堡变奏曲》这一首曲子，非常长。对观众来说，难度应该也是非常大的。
朱晓玫：非常难，所以我对观众会不会有很大的反应，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包括演奏时，下面可能会有很多声音，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觉得什么都是正常的，毕竟在国外，他们对巴赫音乐是有一个传统存在的，但在中国，巴赫的音乐始终受到不公平待遇。
从很早开始，中国就把巴赫音乐局限在宗教音乐的范畴中。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巴赫的音乐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绝不仅仅是宗教内容，它远远超出了宗教，超出了东西方的界限。最好的例子就是我自己，我是不信教的，但巴赫给我的滋润、营养是无法传递的。你不要害怕这些东西，我刚开始弹的时候也像是走进了一个迷宫一样，但读书百遍、其义自现，要坚持，听个十场以后，你就会慢慢找到共鸣。
所以千万不要害怕，让自己安静下来，用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听音乐会，或者听一张唱片。时间虽然并不多，但慢慢你的收益就会不得了，你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也不再想去沽名钓誉，那些实在是没什么特别意思，因为钱再多，学历再高也无法满足你精神上的需求。但音乐，音乐上的那种美一下就能让你满足了。
南都：这是不是也是你反复弹那几个作曲家作品的原因？
朱晓玫：说起来也是很自私的，我为什么要弹它，因为我喜欢，我舒服，没什么其他的目的，就好比是这东西好吃，我喜欢吃，那我每天都想吃这个东西。我弹《哥德堡变奏曲》弹了25年，潜移默化中，让我有了一种满足感，是别的东西都无法给我带来的满足感，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南都：除了《哥德堡变奏曲》，巴赫的《平均律》也是你弹奏比较多的曲目。
朱晓玫：是的，很多钢琴家都有这个体会，每天早晨开始都弹《平均律》。像肖邦这么伟大的钢琴家，他每天早晨开始弹的就是《平均律》。
巴赫的音乐是一样的，我非常欣赏的几个音乐家，都非常崇拜巴赫。首先是肖邦，他处处在学巴赫的谱调、手法；再有就是贝多芬，他说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因为巴赫的德文名就是小溪的意思；还有就是门德尔松以及舒曼。可以说他们四位崇拜巴赫崇拜得五体投地。
南都：你最早接触巴赫是什么时候？
朱晓玫：像所有中国学琴的孩子一样，我从五六岁就开始弹小步舞曲（BWV114）。当时就觉得特别喜欢，但不知道为什么。慢慢长大以后才知道，这是它给人的一种平和，一种快乐，它不是大悲大喜的，而是很清淡的，让人非常舒服、平稳的东西。
不过最初我对巴赫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喜欢，这是一个过程。“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张家口的劳改农场，当时也偷偷练了一下钢琴。那地方在塞外，冬天时也没有暖气，非常冷，我的老师潘一鸣先生就跟我说，你最好的取暖方式就是练巴赫，最后练它不只是身体暖和了，而且心也暖了。
之所以练巴赫的作品很容易取暖，是因为它的声部很不同，四个声部，你得用一只手摁住一个声部，然后用另一只手去弹其他声部。在这个过程中，你不是一个音弹完就完了，而是得保持住，因为声部不一样，保持这个声部再弹其他声部，于是就有撑和压手指的过程。
就像你认识一个人，你喜欢他，跟他时间呆久了之后就觉得很舒服，你跟他在一起也就很舒服了。
南都：你演奏过那么多次巴赫的作品。怎样的演奏，在你看来，才是真正好的呢？
朱晓玫：一般大家都说我演得很好，发挥得很好，那都是自我在主导的一种发挥。我觉得最好的境界应该忘记了自我，你不会去想自己该如何发挥，而是有一个管道，上面的东西通过你传出来。你既不知道时间的存在，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观众也感觉不到剧场的存在。这种状态是非常难得的。
就像《哥德堡变奏曲》，我弹了那么多场，让我感觉很成功的，大概也就两三场。当你进入完全的忘我状态时，那个能量很不得了，音乐是直接冲向观众的。
这种体验，主要出现在我演奏初期的时候。我今后还会不会有，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如果是现在，当我被推到这么高的台上，我觉得这种感觉会越来越难找到了。
演奏其实是一件非常苦的差事，我几乎每次演奏完都觉得自己没有脸去见观众，有时候甚至想临阵脱逃。尤其是现在把我推得这么高，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南都：现在这么大名声对你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压力吗？
朱晓玫：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希望自己永远做一个很普通的演奏家。我不喜欢大厅、舞台，我喜欢小的地方，去跟观众进行很简单的交流，他们说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这首曲子，我愿意跟这样的观众交流。
我很不喜欢在大厅中演出，每次演出也从不做广告，不跟我的朋友讲。我真的很难接受，像做生意一样去卖票，我觉得要来就是缘分，不用去推销。我刚到巴黎时，有一次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演出，大概只有二十多个人，但我觉得我弹得非常舒服，我觉得跟他们很接近，也更有能力把他们说服。
除了朱晓玫演奏的巴赫，让她获得巨大声名的，就是她的故事。2007年，朱晓玫的自传《河流与她的秘密》在巴黎出版。这本自传讲述了朱晓玫从张家口劳改营到哥德堡的传奇经历，在西方引发热潮，成为他们了解“文革”的一个重要窗口。
1975年，朱晓玫从河北回到北京。恰在此时，中国开始有国际音乐家访华。到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指挥家小泽征尔、卡拉扬，小提琴家梅纽因都相继访华。斯特恩的中国之行更是被拍摄成纪录片，名为《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部在1981年放映的纪录片，获得了当年奥斯卡最佳专题类纪录片奖。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让当时中国的音乐家有机会与国外的大师接触，并获得出国的机会。朱晓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0年考取了位于波士顿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钢琴音乐硕士。成为第一批出国留学的音乐家。
南都：“文革”结束后，你从张家口回到北京以后，很快就出国了。这段经历是怎样的？
朱晓玫：我是1975年回到的北京，之前在石家庄，那里根本就没有钢琴学。在北京，我做了很短时间的社会青年，当时也是每天练琴，什么都弹。
我一直都很想出国，当时对国内也已经没有信心了，学东西实在太难了。我也很清楚，西方音乐的中心肯定是在西方，我想到那里去继续我的事业，我几乎是第一批走的。
刚刚也谈到，到美国以后，老师听了我弹的东西以后，全盘否定。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他说的意思。
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讲完的。在美国时，当时几乎是没有成为音乐家的机会的。我当时在饭店工作，也做清洁工、看孩子，做保姆，经常是五六个工作一起做，根本没时间弹琴。后来我就决定到法国闯一闯，没想到到了法国以后，一切都顺得有些不可思议。
南都：你到法国后就开了自己的第一场音乐会。
朱晓玫：第一场音乐会是我自己想开的，当时我见到一个很漂亮的教堂，那是巴黎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名字叫圣日耳曼教堂(编注：建于公元6世纪的罗马式教堂，笛卡尔长眠处)。我就特别想到那里开一场我的音乐会。所有人都嘲笑我，说我既没朋友，也没有钱。我说我就是想弹，如果有一个能听懂的，那我就很高兴了。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去了有两百多人，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教堂遍地都坐的是观众。那场音乐会给了我很多信心。
南都：这么说来，初到巴黎是你最开心的时候了？
朱晓玫：我觉得人奋斗，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真是其乐无穷。等你爬到了一定的高度，大家都说你好、夸你的时候，你就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夸你的人有很多种原因。所以我觉得奋斗的过程其实是最美的过程。
南都：也确实有很多人把你的经历视作传奇，进而来理解你演奏的作品，你认同这种方式吗？
朱晓玫：我拒绝讲故事，在国外也是如此。我希望用我的音乐来打动观众，而不是我的故事，这种原则我要一直坚持下去。艺术如果有说服力，这些故事就不再需要讲了，不在话下了。我的自传几乎是出版方找律师运作了三年，被他们逼得不得不写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一直拒绝采访，也拒绝将其翻译为中文。
我的故事没什么好提的，我的故事不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在我们这一代人里，我已经是很幸运的了，那么多不幸的人，但没有人去听他们的故事。我觉得我自己根本没有权利讲我的故事，如果有一天能讲，我会去讲他们的故事，他们当中死的死，残的残，放弃的放弃，而我其实是个幸存者。
这次我到上海演出，我肯定会想到上海音乐界的前辈，像顾圣婴、李翠贞，都是在“文革”刚开始就过世了。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刺杀、被杀、被打死的共有17位老前辈，我也希望把《哥德堡变奏曲》作为一首安魂曲献上去。
生死
现在，朱晓玫住在塞纳河畔的一栋房子里，既没有邮箱，也很少接别人的电话。“我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是很悲惨的，每天好像就是只练琴，只有音乐。但也只有它能够使我满足，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她也是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教师，今年将从学院退休。
对于音乐会，“我每年都会限制在20到25场，最多30场。”朱晓玫说，她的精力也仅够做这些，不可能像年轻人一样有那么大本事了。
对朱晓玫来说，回国非常简单，就是很认真地演奏。但是此次巡演的策划人张克新觉得，面对国内现在嘈杂的古典音乐，尤其是钢琴界，有像朱晓玫这样演奏家的出现，不论是从榜样还是旗帜来说，都是希望告诉大家，钢琴其实可以这样弹。中国人也是可以弹成这样的。
南都：你最近录了巴赫的《赋格的艺术》，这是很艰巨的一个任务，为什么你想要现在这个时候完成这件事情？
朱晓玫：我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掉了，所以我得赶紧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赋格的艺术》是巴赫最后一个作品，也是他最杰出的一部。为什么？我觉得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很容易理解，中国音乐是没有谱调的，赋格有时候也是某个声部同时进行。很少有人达到这种境界。巴赫实际并没能完成这部作品，然后就离开我们了。但在这个作品之后，没有人再敢写赋格了。贝多芬曾试着去写，但仍然无法跟巴赫相提并论，贝多芬是片段的赋格，而巴赫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今更是如此。对于这么伟大的东西，我这一辈子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把它录出来。
除了《赋格的艺术》，唱片公司一直希望我能录全部的巴赫作品。我跟他们说我当然会去做，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绝不会说滥竽充数、多快好省地去做这件事。《赋格的艺术》我前后“啃”了五年，直到我真正有把握了，才会真正去录它。
南都：除了巴赫的《赋格的艺术》，你其实也录过贝多芬的奏鸣曲（OP.111）和舒伯特奏鸣曲（OP.960）。这两个作品也是两位作曲家的临终之作。你似乎对“最后的作品”特别感兴趣。
朱晓玫：佛经常讲，生死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大家很少认真去想过“生死”，都是想着赚钱，成就事业之类的。我一直对生死的问题很感兴趣，我就研究了他们两位的这两首作品，因为它们都是最伟大的奏鸣曲。
南都：在他们的曲子中，对于死亡会有某种兆示吗？
朱晓枚：他们是有感觉的，这些人是不可能没有感觉的，但是每个人对于死亡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贝多芬在OP.111中，对死亡的感觉是追求一种安宁，因为它在第三乐章结束时，已经不存在任何欢快、震动的东西了。所以很多人说它的结束是一个微笑，是一个微笑的佛，追求一个光明安静的世界。而舒伯特，则是很欢快地结束的，但在OP.960的第二乐章，你能明显感受到这种悲伤，在这一部分我觉得任何石头心肠的人都会落眼泪，非常动人。
我本来是想做四个大家的最后一个作品，我也研究了海顿和莫扎特，但都还没有录。莫扎特的最后一个曲子【编者注：莫扎特最后的钢琴奏鸣曲是《第十八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18，D大调，K576,）】也非常好，他就像一个13岁、17岁孩子写的那么天真，我觉得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到老、到死，都还是童稚未退，保持着向上追求的孩子一样的心，你感觉不到任何衰老的痕迹。这是非常动人的。海顿最后的一部作品【编者注：海顿最后的钢琴奏鸣曲是《第六十二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 No. 62 In E Flat Major，Hob.XVI:52）】已经预示贝多芬的到来，他是一首像贝多芬的奏鸣曲一样的作品。（延伸阅读：朱晓玫谈海顿丨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把音乐写成一个源泉，让忧苦或为工作事业辛劳的人，得以从中汲取片刻的休息并重新振作起来。”）
巴赫让我感受到一种气氛，他最后这首是没有写完的赋格，我感受到一种不祥的预兆。究竟是他不愿意写完，还是他就真的没有写完，一直是一个争论。《艺术的赋格》，它的每一完成，我觉得是一种佛教的思想，那就是生生不息。
南都：你现在会有需要直面死亡或者处理它的急迫感吗？
朱晓玫：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在北京的这场演出，我要把它捐献给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他们探讨的是人究竟应该怎样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如何走，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时候让大家也来考虑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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