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家净评估与战略情报分析

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  易评估

净评估一向被视为设计战争、设计军队的有效工具。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评估”，可为战略制定与调整、战略规划计划、军事需求分析、兵力规模结构确定、武器装备及技术发展研究、军事理论创新等提供有力支撑。但是，净评估首先是“知彼知己”的评估，毕竟需要将红蓝双方（敌方和我方）及其盟友的数据拿到一起来比较，否则就不能拨开战争与和平的“迷雾”。这就是说，净评估与对外对内情报分析更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一、开展国家净评估需要战略情报分析的支撑

安德鲁·马歇尔说“我们所主张的净评估，到处都是数据问题，最能产生成果的唯一资源就是持续而艰苦的智力劳动。”这就是说，净评估要靠数据来说话。在数字技术时代，谁若及时拥有了真实、可靠、全面的数据，谁就将占据先机。但是这还不够，因为数据本身并不会说话，最终还需要人去解读。如果只有数据而不能深入分析数据背后的含义，那也是惘然。只有科学辩证地解读数据，才能真正获得制胜的法宝。对数据的科学解读，无论是对国家或军队的战略决策、社会企业管理，还是对公私投资都至关重要。然而非常遗憾，数据解读并非易事，即使大牌的领域专家和大型组织机构也常常犯难和犯错。某种意义和程度上讲，这种数据解读属于情报分析的范畴。 

对于战略决策与政策制定者及其参谋助手而言，评估外部安全威胁和识别战略机遇始终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所有国家无一不得熟悉这一过程——净评估，同时这也是制定有效的国家战略或政策的先决条件。正因如此，国家净评估（国家层面的净评估）始终与战略情报分析绑在了一起。

梳理研究发现，美国国家净评估的产生和发展总是与情报分析如影随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个时期的净评估机构中都设置有专职情报岗位，有时还要求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配合下开展净评估，有时甚至直接交由中央情报局来组织净评估活动。

例如，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净评估委员会组织构成看，最初编配7人（包括陆军上校2名，海军上尉、空军上校、海军陆战队上校、中央情报局官员、联邦调查局文职官员或其它成员），1958年编配8人（包括陆军上校、海军上尉、空军上校各2名，海军陆战队上校、中情局官员），五年后增至16人（包括陆军上校、空军上校各3名，海军上尉、中情局官员各4名，海军陆战队上校、国务院文职人员），都编配有专职情报人员。

再如，1972年春天马歇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美国第一个净评估小组，就设置在情报委员会之下。次年，该小组转移到国防部长办公厅，并更名为“净评估办公室”。起初，该室编配6人，后来最多时达到15人（包括主任，常务副主任，副主任，采购与金融分析员，采购与金融助理分析员，外交事务专家，陆军、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助理，历史学家，保密管理员，执行助理和行政管理员），另有项目合同制人员5060名，虽然没有编配专职情报人员，但是以国防部指令《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形式，明确赋予该室负责管理所有渠道来源的情报信息（甚至包括国家最为核心的绝密情报）的权责，并且依此还可得到情报部门实时的配合支持。

又如，在杜鲁门政府后期，由于朝鲜战争久拖不决而苏联军力稳步发展（包括原子武器的发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得不展开对来自苏联的进攻性威胁与美国防御力量的对比分析。在此情况下，美国曾一度干脆依托情报机构来开展净评估。有资料表明，1951年8月3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指示：“……中央情报局应当在国内安全跨部门委员会、跨部门情报委员会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协作下，评估1952年中期苏联打击美国本土之净能力。”

其实，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研究表明，净评估之“净”就源于这里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净评估之“实”则是对其中“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的展开。可以认为，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指明了净评估的核心实质，而且讲到了净评估对于情报和情报分析的依赖。

二、战略情报需求的总根子在于国家净评估

国家净评估需要战略情报分析的支撑。换句话说，战略情报需求根源于国家净评估。这话一点也不奇怪或过分。因为通常情况下，有决策必有评估，先评估后决策，再评估再决策。如果说情报为定下决策服务，那么它实际上是通过评估来为定下决策服务的。

既然情报要为定下决策服务，那么就存在一个“适销对路”的问题。因此，在情报生产上也就不能“拿到什么就算什么”，而是“需要什么就去拿什么”。也就是说，若要生产出高价值的情报，就要深入了解和紧紧抓住决策者与政策制定者他们最为关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以为，对于情报特别是战略情报工作而言，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十分要命。

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趣闻很能说明问题，不妨叙述一番。据有关资料反映，安德鲁·马歇尔当初进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从解决最高决策者的战略情报需求入手的。大约在1969年12月，马歇尔来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评估情报到达白宫的流程与质量。为此，他展开了五个步骤的调研活动：

第一步，马歇尔从情报到达基辛格与总统的枢纽站——白宫战情室开始。他咨询了包括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以及其他军事机关的情报单位领导，想要知道他们的情报来自何处、如何判断哪些情报比较重要，以至于需要呈送白宫？他发现，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人每几个月在战情室会见代表，检视当前的情报优先项目，调整他们认为能够改变世界情况以及白宫感兴趣的话题；而中央情报局追踪的各个事件，是以《纽约时报》上的故事为标准来判断哪些重要或不重要的，根本没有费心去找白宫最可能感兴趣的话题。如此等等，看来他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

第二步，马歇尔检视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情报产品——《总统每日报告》。他知道尼克松有个非常强烈的偏好，就是在阅览时喜欢边看边作旁注。但是他注意到，过去6个月里，总统在报告上的旁注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什么旁注都没有了。他据此断定，总统后来再也没看这些报告了。

第三步，马歇尔回到了中央情报局。他不明白为什么总统已经完全不再阅读这些报告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不懈地向其呈送？为什么不尝试调整改进使它符合总统的需要？中央情报局的长官想当然地认为，以他们的专业水准足以知晓和决定总统需要知道什么。因此，他们只提供他们认为总统需要感兴趣的情报，并且认为已经十分完善，无须改动。

第四步，马歇尔查看了中央情报局的另一成果——《国家情报评估》。这是国家情报委员会研究与分析的产物，最早从1950年成立起，就是由国家评估办公室来负责的。该室最初由各种“天才”或“精英”组成，除情报人员外，还有一些“局外”的能人。然而到了1969年，中央情报局为内部人前途计，不断地减少“局外”人，而局内人大多在混日子、等退休。使得该室分析能力严重下降，以至于逐渐失去了过去引以为傲的客观性与应对能力。

第五步，马歇尔坐下来分析研究。他察觉到中央情报局对世界以及影响它的主要力量的看法，似乎与最高决策层完全不同。尼克松与基辛格是从全球视野与战略角度来考虑，并预见决策的短期效果与长期影响，尤其侧重于长期。然而，情报界通常只是关注一个危机中潜藏的危险，而且还经常在极为严密的分析中掺杂私心杂念，这就难怪其不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了。

通过五步骤的调研，马歇尔感到：中央情报局并不理解尼克松与基辛格给他们定下的规则，也不知晓总统与他的顾问最想完成的事情是什么；尽管尼克松与基辛格更为关注他们的决策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然而情报机关在分析时，却完全无视长期影响的存在。其结果众所周知——尼克松总统最终不得不下令彻底改组了情报机构。

那么，决策者与政策制定者究竟关心什么呢？马歇尔基于这次调研取得的成果，在一份备忘录中清晰地写道：“国家政策制定者希望了解美国在不同竞争中所处的位置，他们对我们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有何种趋势或因素可以影响到它——这个问题感兴趣。更进一步说，了解上述因素和趋势产生的原因显得极端重要。”换句话说，国家政策制定者需要的是与净评估相关的情报，只有按照净评估的思路去生产才能满足他们。

这是一段极具价值的论述，我把它解读成“为什么的为什么”：决策者需要了解掌握国家和军队在不同竞争/对抗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到底如何——究竟有利还是不利、优劣或短长的状态（即“是什么”），特别是影响、制约或决定这种状态好转或恶化的趋势与因素有哪些（即“为什么”），更进一步讲，产生这些趋势和因素的深层原因或根源与基础在哪里（即“为什么的为什么”），以便最终找到真正重要的问题（挑战与风险）和机遇（解决问题的机会）所在，并籍此寻求有效的战略和政策，做好规划计划。我以为，战略情报分析就要为研究和回答“为什么的为什么”提供切实的支持。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就不能做到有的放矢，就难以找到真正的不足和缺口，针对性、有效性就无从谈起。

其实，毛泽东对此也有精辟论述。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学界认为，这便是毛泽东的“OODA理论”（决策周期论）。我以为，这里的“判断”就是“评估”。显然，按照这个逻辑，战略情报需求的总根子就在于国家净评估了。如果不循这个逻辑，那么战略情报工作就难以作到点子上。就战略情报的生产来讲，必须尽力避免过多无用甚至有害情报信息的干扰。当然，有效避免认知上的失调和偏颇，不仅要盯住支持我之结论的情报，也要重视反对我之结论的情报，而且要更多地去尝试寻找与决策者思路不一致的情报，尤其要避免用一些错误的情报来为以前的错误决策辩护。

三、情报分析本身也要应用净评估思维与方法

前面谈到净评估需要情报支撑、情报需求源于净评估，这里要说的却是情报分析工作本身也要应用净评估思维与方法。实事求是地讲，一些学者并不赞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情报工作要么关注一方、要么关注另一方，至于双方的相互作用问题，那是净评估研究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资深净评估专家菲利普·卡尔博尔博士认为：“我们判断敌方的意图，而敌方的意图是基于他们对我们的能力的详细情报而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对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很好的认识，那必然是不合适的。换言之，我们对敌方和其盟友兵力能力及部署的理解，至少在质量上应当与敌方所获得的关于我们的情报相当。”亦有资料反映，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研究潜在敌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关于美军强弱项的数据和洞察，因而往往感到特别沮丧……经验表明，在对己方能力没有足够了解的情况下，评估就会显得很空洞。”这就是说，通常在较低层次上把我情与敌情（内情与外情）分开，或许是对的。不过，在很多问题上，对手对我的了解，甚于我对自己的了解，又似乎不尽合理，而从情报管理角度考虑这却是必需的。但是，如果不在某个层次和程度上有所改变，情报分析就会遇到瓶颈而难以突破。显然，这种“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间相互作用的状态和趋势”的作法，涉及到了净评估的使命和范畴。

我注意到，台湾地区学者潘东豫博士在《净评估：全面掌握国家和企业优势》中也指出：“竞争者分析是针对竞争者的行为能力所实施的分析作为，它的目的是在了解竞争者目前与未来之战略态势，可以说是站在竞争者的观点所从事的‘反净评估’分析。”也就是“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的循环。我以为他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到了情报分析对于净评估思维与方法的应用问题。

净评估分析的国家间关系不是合作关系而是竞争关系，研究“战略竞争性”是净评估与一般战略研究的主要区别之一，即使一般的情报数据解读也需要借助净评估这种“竞争性的”科学辩证的思维与方法。例如，二战期间美国海军研究要在轰炸机哪个部位加装甲以更好保护飞机的问题，海军研究人员仔细研究执行任务归来的飞机中弹数据后，建议装甲应该加在飞机被打得最烂的部位。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思维方式。而匈牙利统计学家亚伯罕·沃德却指出，不能只考虑安全飞回的飞机而不去研究那些被击落的飞机。飞机上的弹孔数据表明它虽然受到如此创伤，最终还是能飞回来；而那些被击落的飞机肯定被击中了其他更为致命的要害部位。于是，沃德建议海军增强飞机上一些没有被击中的部位，因为那些地方如果被击中，飞机可能就回不来了。在我看来，这就是对净评估这种“竞争性的”科学辩证的思维与方法的典型运用。

四、情报分析要因应动态净评估的需求而滚动发展

净评估与一般工作层面的评估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仅要作静态的对比，还要作动态的衡量。动态的净评估就需要动态的情报分析。如果说净评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产品，那么同样，情报应该也是滚动发展的，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按照净评估的理念和追求，决策者需要的是一幅涵盖双方军事、技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景图，而不是“盲人摸象”式的情报碎片。不仅如此，它需要还是一幅不断发展与动态变化的全景图，是处于运动中的“整个大象”，而不仅仅是它在某一时刻的状态片段。

不可否认，情报分析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来运作。但是，我想说的是，净评估是前瞻性的评估，当然需要前瞻性的情报分析来支持。如果我上述三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前瞻性情报分析在为净评估提供支持的过程中，就能增强自身的主动地位。因为如果老毛奇“与敌军一开战，所有计划都完蛋”的格言是正确的话，那么要想获得胜利，甚至仅仅想在战争初期阶段生存下来，就必须非常重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确保前瞻性的战略评估——净评估的正确性。与之相应的情报分析同样也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不是等事情完全发生了再去描述，也不仅仅是等它发生一段才去描述一段。或许有人会说，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那样会超越情报分析的范畴。但是，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厨师作菜时根本不前瞻食客随后的行为与感觉，他还能成为一个好的厨师吗？

研究表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所以出现“战略自杀”现象，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因。美军就总结认为，突出的是美国外强中干的现实遭致外敌觊觎、缺少对潜在敌人的严密监督、战争与和平的“迷雾”过多以至遮蔽了真正应当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能力与期望之间的不匹配问题，也就是缺乏对敌我军力的净评估。美国之所以在战争爆发后前6个月内遭到灾难性袭击，与战前美国政府动态情报分析的缺失或严重错误，以至不仅没有预料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起到诱使日本采取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反面效果，有重大关系。

五、战略情报领域也是国家净评估的重要议题

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家净评估的“五个议题样板”中，就有情报这个议题，题目是“比较美苏情报活动”。其中讲到：

美苏两国领导和政策制定者都有很多途径可以了解另一方的政策、项目和活动。由于各种原因，情报工作在其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包括生成信息所需要的资源、形式、内容和可靠性等。比较分析两个国家如何收集秘密情报信息并将其推送给最高层领导将是一个兴趣点，不仅在于发现那些我们处于劣势的方面，而且在于展示对方形成对我认知的手段。

该“样板”指出，对美苏情报活动的净评估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比较双方收集、处理、生成完整情报的活动。二是评估各个系统将情报推送给最高领导人的手段，以及这些情报在领导人形成对对方认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三是评估双方因信息的可获得性而导致的问题和机遇。

由此可见，美国国家净评估与情报分析的关联程度之高，以及情报分析对于国家净评估的重要程度之高。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说就“美国对”而“他国非”。事实上，美国净评估也存在种种的弊病，只不过限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不便阐发罢了。我历来主张，对待美国净评估的态度，就要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特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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