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建立“双循环”体制是要付出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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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理解“双循环”的四个要点

对于“双循环”内涵的理解，有以下要点：

第一，“双循环”是应对当前疫情以及恶劣的国际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型。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历可知，参与全球分工、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使得世界各国都获得好处、实现经济增长的不二之道。现在之所以提出“双循环”，而且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就是因为全球化的环境被破坏了。这中间，既有某些国家的人为因素，也有疫情蔓延致使全球经济“大关闭”的因素。

第二，中国“内循环”有自身的经济、制度的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小国基本上没办法、也没有条件来重建自己的循环，只有中国可以。中国是少数几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身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超级大市场，国内区域发展形成梯度结构，从而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具备建立国内循环体系的经济体。

第三，要想用“双循环”来取代原来的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瞻前顾后、久久为功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行，首先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市场机制。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特别要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必须进一步调动企业这一主要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要大力鼓励发展民营企业，大力引进外资，深化国企改革，“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其三，必须充分利用我国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目前跻身全球第一方阵的有利条件，在资源配置格局重新调整过程中，深入推动我国经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使我国得以在新的更高水平上重新塑造我国资源配置格局。总之，这个从双循环向内循环为主的转型过程，应当是一个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唯有如此，这个转变才是积极健康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

第四，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若用进出口总额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指标，则情况不容乐观。十余年前，我国的对外依存度曾高达60%以上。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该比例逐年下降，2019年依然在40%以上。应当清楚地看到，就是这个GDP的40%，是需要从对外循环转型为对内循环的；有些行业的依存度高达70%、80%！需要转移和被替代的规模如此之大，绝难一蹴而就。所以，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在很多领域要用国内循环代替国际循环，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要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成本问题、物流问题、适配性问题等等。所以，有效地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体制，是要付出努力、付出成本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蒙受效率和速度的损失，蒙受福利损失。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无穷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潜力无穷。“超大规模”主要指市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不仅总量庞大，结构也很完备。如果出现问题，可以灵活进行调整。而且产业体系完备，从最基础的土地生产物，到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高新科技，中国基本上都具备。但是，国内或许可能有“内循环”所需的各种资源，但是不如国外的质量好或者不如国外便宜。所以，从经济角度考虑，很多企业更多地选择使用国外的资源，有其合理性。如今要把这些同国际市场之间的循环转变为国内的循环，恐怕须费时日。更有甚者，有一些资源、产品和服务，国内原本就是没有的。这些资源和产品构成中国经济内循环的“断点”，若不能有效地弥合这些断点，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受到阻滞，就会有瓶颈；依据短板原则，经济的增速和质量就会下降，严重者，会遇到比较大的麻烦。当然，这就提供了一个压力，一个迫使我们攻关的压力，过了这个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无论是速度和爱是质量，都会有大的提高。

总之，从宏观上看，超大规模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但是，若要将这个掩盖大量问题的“宏观”，拆分为结构、拆分为微观、拆分为区域、拆分为企业，就会发现存在大量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显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恐怕还要忍受大量的不利冲击。

理性的国家不会听任企业大规模地撤出中国

在投资领域，一些国家正在推动企业回流，一些跨国公司也开始审视自身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外资的撤离是一个肯定的趋势，不可阻挡。但是撤多少、撤哪些领域，等到大家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时，答案很可能会和原来所想的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外国企业从中国撤走，中国固然会受到损失，但是，同样的问题是，撤走的企业又该从哪里获得收入？

一二十年前，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曾经垄断了对中国的铁矿砂供给。当时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就曾非常尖锐地指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中国造就了澳大利亚的一些百万富翁。如果中国不需要澳大利亚的矿石，当地还会是一片沙漠，当地人还是穷光蛋。因此，世界各国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整个经济过程就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不断博弈的过程。毫无疑问，利用好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掌握好时机、规模、分寸、重点和优先顺序，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这种关系处理好了，我们会游刃有余，福利增进；搞的不好，我们作为主要的需求者，却不能对商品交易的规模和价格置喙。这种极为扭曲的情况，过去我们已经见到多次，今后不能再让它们发生。

我们一定要记住：经济由供求两面构成，供求相互依赖，需求没有了，供给还有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相信，理性的国家不会容忍、也不会听任企业大规模地撤出中国。当然，可能一些关键性的产业、关键性产品会发生变化。例如当下的美国，动不动打着安全、人权的幌子，推动关键领域、关键产品与中国脱钩，这显然会对我们产生较大影响。应对这种情况，当然只能依赖我们自主攻关了。

总之，我个人认为，最终会对中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可能是一些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对于其它的民用领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中国经济下滑，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成长，其他国家都会受益。而且，其他国家对于经济下行的容忍程度肯定没有中国高。

我相信，等到这些撤出的企业痛定思痛的时候，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大家若果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发展，就不会有大规模撤离的发生。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时，必须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受到的影响，给予特别的注意。

下半年货币政策宽松的可能性比较大

疫情以来，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的制定逻辑都已经十分清楚。如果实体经济发展不好，流动性肯定会进一步宽松。反之，则会逐渐地收紧。

所以，下半年流动性到底处在何种水平，取决于疫情发展的状况。现在研究经济的人，至少一只眼睛要看疫情的发展态势，要看国内和国际的互相影响。疫情如果得到控制，形势好转，货币政策肯定要稍微收紧，“回归正常”；如果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货币政策还会再放松。目前来看，我觉得下半年宽松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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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背景：

经济学博士，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教授

全国人大原委员长万里的秘书

原国家进出口检验局副局长

现担任中房集团理事长、幸福人寿监事长

汇力基金董事长、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副会长等职务

工作经历：

孟晓苏博士，卓越企业家、著名学者、北大经济学博士，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孟晓苏集高级领导干部、企业家和学者等多重角色为一身，既擅长宏观角度洞悉中国房地产走势，又长于实战地决策房地产运作。他的专业思想与观点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媒体誉为“中国房地产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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