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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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版◎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绪 论
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是中古期第一段,以五七言古近体诗兴盛为标志。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达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前期鼎盛。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文学创作个性化,其间,宫廷起核心作用,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趋同性使文学呈现群体性风格,使文学发展阶段性明显。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在五古和辞赋方面最明显。
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繁荣。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出现。
文学自觉的标志:
(一)文学从学术中分化成为独立门类。
1.汉朝人所谓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
2.南朝文学有独立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儒、玄、史学并立,《后汉书》单列《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同时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文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
(二)体裁的细致区分,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明确认识。
1.《艺文志》《东观汉纪》蔡邕《独断》刘熙《释名》等反映早期文体辨析意识。
2.《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明晰而自觉。
3.《文赋》将文体分为10类,对每类特点有所论述,并将诗赋分成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4.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追溯起源,考察演变,并列举作品。
5.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辨析文体。
6.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分84题。
7.《文心雕龙》上篇主要讨论文体,分33大类,“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追溯起源,叙述演变,说明名称意义,并举例评论。
8.《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文学总集。
(三)对文学审美特性自觉追求。文学自觉最终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
1.四声的发现及其运用,用事和对偶的讲究。
2.《文心雕龙》多论述作品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等,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二、从人物品评到作品品评。
(一)人物品评。
1.汉末察举制度,士族流行乡党评议,如许劭、许靖、郭太。
2.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人物品评的风气更盛。刘劭《人物志》总结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
3.《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评人事例。
4.汉末人物品评多带预言成败意味,偏重识鉴人才,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
5.魏晋以后人物品评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评议外,增加审美成分,为已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品题。《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 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最常见的是:真、深、朗;用作比喻的不乏自然物象。
6.人物审美对文艺审美起催化作用;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文艺批评,如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
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
(一)《文心雕龙》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
1.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序志》一篇是全书的自序。
2.贡献:
(1)论述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外部原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与社会风俗、政治兴衰联系;内部规律总结为“通”和“变”,即继承和创新相互作用;此外《明诗》论述文体演变过程,《才略》评论历代作家;
(2)总结文学创作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书中许多精辟的概括,如“体性”“风骨”“定势”“情采”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风格等。
四、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萧统的《文选》
(一)李善注《文选》60卷,选录先秦到梁代共130人作品,另有古乐府3首和《古诗十九首》,共700馀篇。
(二)编排方法: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诏、册、令等37大类,大类下按题材分若干小类。
(三)诗占近13卷,共334首,各类中数量最多。
(四)选诗带较大宽容性,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在标举一流诗人方面眼光不高;推崇被忽视的诗人方面眼光高。
五、新文学思潮: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探寻文学特点、文学分类、文学创作规律及文学价值。
(一)汉代儒家诗教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占统治地位,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
(二)魏晋后诗学摆脱经学束缚,追求文学独立的意义,提出新理论概念,如风骨、风韵、形象,并形成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各类文艺互相沟通。
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乱世文学,作家在战乱中易感受到人生短促,生命脆弱,命运难卜,祸福无常及个人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悲剧性基调及作为补偿的放达,后者常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带上了政治色彩。
二、文学创作的某些共同主题,如生死、游仙、隐逸,并与药和酒相连。
(一)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短促,死亡不可避免,及如何对待生死的思考。
1.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薤露》《蒿里》之作,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后生死主题普遍。
2.对待人生的四种态度: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四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
(二)游仙主题主要想象神仙世界,表现对其向往及长生的愿望。
1.《离骚》《远游》开游仙主题先河。
2.魏晋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浓。如曹操《气出唱》,曹植的《游仙》《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郭璞《游仙诗》构成游仙系列。
(三)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
1.隐逸思想在《庄子》中较早体现。
2.隐逸主题可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招隐士》、张衡《归田赋》早期作品。
3.魏晋后左思和陆机《招隐诗》、王康琚《反招隐诗》、潘岳《闲居赋》;陶渊明描写隐逸生活、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诗品》)。
4.隐逸主题与魏晋后因战乱和玄学导致的希企隐逸之风有关。
一、门阀制度使士族和庶族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不平也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
(一)战国时代作品中有反映,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最早。
(二)《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反映寒士希望改变地位的要求。
(三)魏晋南北朝左思《咏史》、鲍照“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二、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如:三曹、三张、二陆、两潘。
(一)与门阀制度有直接关系,文学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
(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如: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
一、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魏晋玄学。
(一)其形成和老庄思想有关,东晋后又吸取佛学成分,步入新阶段;
(二)是一种思辨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二、玄学重要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派。
(一)崇尚自然派。
1.“自然”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郭象《庄子注》中进一步发挥:
(1)老庄认为有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认为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是自然地如此;“我”也是自己而然的,完全独立;
(2)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就可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
2.“真”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
(1)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
(2)《庄子》对“真”的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渔父》)即:
①是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
②圣人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
③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
3.“真”和“自然”相通,不仅属于抽象理念范畴,又属于道德范畴。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
二、言意之辩内容是言辞和意旨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影响重大。
(一)言不尽意论。代表荀粲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差别和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
(二)得意忘言论。代表王弼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象,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象。言不尽意论—创作论,得意忘言论—鉴赏论。达意最好方法: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体味字句外的情思和意趣,达到言有尽意无穷的效果。
三、魏晋风流。
(一)定义:魏晋人追求的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乱世下痛苦内心的折射,是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否定,认为名教是执和障,主张破执除障,保持本来面目。
(二)构成条件: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三)外在表现特点:颖悟、旷达、真率,即追求艺术化人生,或用言行、诗文、艺术使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
(四)与文学的关系:
1.表面看来,阮籍、嵇康等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其作品体现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2.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对个性化的向往,自我表现的要求和无拘无束的氛围,是文学成长的好条件;
3.魏晋玄学转化为文学。直接转化,玄言诗;陶诗以从生活中体悟玄理为艺术特色,理趣被宋人发挥到极致。
一、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翻译。
(一)约前6C到5C,释迦牟尼创佛教。
(二)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是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
(三)约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天竺僧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洛阳。
(四)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译出《道品行经》等,大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五)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到洛阳弘法,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系统地传入中国。
(六)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翻译,出现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翻译家。
二、文人与佛教的关系。曹植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谢安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支遁是诗人;慧远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文人有交往;谢灵运是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赵继文士造经呗新声;沈约笃信佛教;刘勰、徐陵与僧人交往;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北魏洛阳佛寺。
三、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一)想象世界丰富。佛教三世(前、今、来世)观念,因果轮回观念,三界、五道观念把思维时间空间和想象世界扩大了。用因果报应观念解释人间现象,如刘义庆《幽明录》、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维摩与观音形象在这时建立。
(二)故事性加强。佛经故事传入中国。有的直接来自佛经,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鹅笼书生”;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本土故事,如《幽明录》。
三、反切产生和四声发现。反切产生于汉末。在翻译佛经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分析汉语声音结构,分析出声母韵母,产生反切;反切欲求准确,就发展到对声调的注意。四声发现始自南朝宋代周颙。
四、词汇扩大。用原有汉字翻译佛教概念的,如“因缘”“境界”等;外来语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多样化。佛教中真与空、心性、境界、象和象外等观念,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丰富了文学观念。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始自汉末建安,建安是汉献帝年号(196-220);终结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共经历了393年。
二、建安文学。
(一)实际包括建安年间和魏前期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以七子为骨干。
(二)政治理想抱负和务实精神,通脱态度和应变能力,不拘于儒学,个性鲜明。
(三)其创作反映动乱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构成“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三、正始文学。
(一)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
(二)条件: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屠杀异己,形成恐怖政治局面;哲学上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代表何晏和王弼;文学上代表是嵇康和阮籍。
(三)对抗司马氏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
四、太康文学。
(一)是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年号。
(二)代表:“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锺嵘《诗品序》)。
(三)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左思《咏史》诗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五、发展脉络:
西晋末,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影响,产生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助长其发展→宋初转向山水诗,谢灵运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晋宋易代之际,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开创田园诗;使汉魏古朴诗风纯熟,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晋宋间文学转折,追求艺术形式华美→宋鲍照七言乐府作出突破→齐梁两个重要文学现象:一是诗体发生变革,周颙发现四声,沈约运用到诗歌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创“永明体”,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新探索。“永明体”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重要形式;二在皇帝太子周围聚集文人,形成3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萧衍、萧统,梁萧纲为中心,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并在切磋中提高技巧→梁陈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主流,主要以艳丽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女性题材。
六、文学风格。
(一)南北对峙和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南北文风不同:南方清绮,北方质朴。如南北朝民歌。
(二)南北文化交流:北朝诗歌模仿南朝明显,梁末,庾信北促进南北文风交流;北朝散文佳作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颜氏家训》。北方文化对南方影响在音乐和佛学方面明显。
(三)魏晋南北朝新变:
1.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创作趋于个性化;
2.玄学兴起和佛教传入带来新因素;
3.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
(四)文体发展: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传统得到长足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抒情性强、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诗化散文即骈文兴盛,成为重要文学现象;抒情小赋因骈文兴盛增加骈俪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确立;南北朝民歌加其他因素,使唐绝句繁荣;中国小说基础奠定,出现一批志怪志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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