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先秦文学 《诗经》
◎袁行霈版◎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二章 《诗经》
第一节 《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一、概述和体制:
(一)《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二)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约公元前6世纪编定成书。
(三)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四)作者包括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
(五)包括公卿列士献诗,民间诗,周王朝乐官保存下的宗教宴飨中乐歌等。
(六)按风、雅、颂分为三类,最初都是乐歌。
1.“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十五国风即地方土乐。豳风全是西周作品,其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2.“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乐调。雅分为大雅、小雅。
(1)大雅31篇西周作品,大部作于西周初,小部作于西周末;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2)大雅作者,主要上层贵族;小雅作者,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地位低微者。
3.“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每篇只一章;鲁颂4篇,作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商颂5篇,大约是商中后期作品,内容上可分两类:《那》《烈祖》《玄鸟》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七)最初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今文鲁、齐、韩三家诗: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一、《诗经》内容反映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二、内容:
(一)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如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业绩,反映了周开国历史。
(二)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农业的初步发展。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如《七月》(风诗中最长)。
(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内容燕飨诗,更多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天子宴群臣嘉宾。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关系是维系社会重要纽带,统治者重视用宗法关系加强统治,表现宗法观念和亲族温情;宴饮中的仪式,体现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赞美守礼关系,否定纵酒失德;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
(四)西周中叶特别西周末,出现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板》《荡》,小雅《节南山》《正月》等,反映厉王、幽王时的黑暗现实,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1.大雅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讽刺有节制,带更多规谏之意,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2.小雅怨刺诗作者,地位不高,不但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节南山》《正月》。还有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北山》。小雅中更多将笔锋指向在奸臣佞幸者,言辞激烈,情绪怨愤;
3.国风中辛辣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国风中针对具体人、事而发讽刺诗,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行,如《陈风•株林》。
(五)战争诗。
1.正面描写天子、诸侯武功,表现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这类从歌颂角度写的战争诗,不重描写战斗场面,而是表现军威声势,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2.表现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
3.徭役诗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如《唐风•鸨羽》;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
(六)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主要集中在“国风”中。
1.反映男女爱情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周南•关睢》《邶风•静女》。
2.爱情遇挫的痛苦,如《齐风•南山》;爱情受阻挠时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愿望,如《鄘风•柏舟》。
3.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如《周南•桃夭》。
4.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如《邶风•绿衣》《卫风•氓》《邶风•谷风》。
(七)其他。如《王风•黍离》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爱国之情。
三、特点:
(一)内容广泛,立足社会现实,无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神话。
(二)祭祀、宴饮、农事是周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描写。
(三)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其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对生活侧面描述,表现诗人情感、个性和生活态度。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一)赋: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月》。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三者中,赋是基础。
(二)比: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部分运用比手法,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以动作和事物比拟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风•黍离》),“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
(三)兴: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更多兴句与下文有着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比兴都是以间接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
(四)三种手法交叉使用的作品,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境界,启发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如《秦风•蒹葭》。
二、句式:
(一)四言二节拍。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节奏感带强,是构成《诗经》韵律基本单位。
(二)重章叠句。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在表达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1.整篇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
2.一篇之中,两种叠章,如《郑风•丰》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
3.一篇之中,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首章不叠,后三章重章。
4.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
5.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6.叠字,又称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7.双声叠韵使诗歌章节舒缓悠扬,具有音乐美。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还有用在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砲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三、押韵。(举例)
(一)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
(二)还有句句用韵;
(三)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
(四)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四、语言。不仅具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一)数量丰富的名词;
(二)《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硃熹《诗集传》卷一);
(三)修辞:
1.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
2.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
3.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
五、总体特色。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
(一)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二)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
(三)国风中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在雅、颂中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这些不同反映了时代社会变化,创作主体身份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体现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言志。有少数叙事史诗,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此后,我国诗歌沿《诗经》抒情言志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现实主义。《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三、“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慷慨之音;陈子昂主张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李白;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陆游到黄遵宪。
四、“比兴”、寄托。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就成固定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发展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五、体裁结构、语言艺术。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四言诗创作;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追溯到《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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