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名家谢志华:财务管理的转型与发展-“十三五”回顾和“十四五”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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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二一 我们一起追逐梦想

出品@会计学术联盟(ID：KJXSLM) ,学者观点栏目，来源：财务与会计公众号；萌小二采编

     

摘要：“十三五”收官、“十四五”启航，我国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财务管理有哪些特征，“十四五”期间将面临怎样的发展趋势，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时刻，确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展望。“十三五”期间，以经济社会转型为背景，财务管理经历了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实施转型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应对疫情挑战、走出现实困境的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财务管理都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十四五”期间，以新技术不断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供需两侧双向互动和高质量发展为背景，财务管理必将在聚焦风险防范、促推可持续稳定发展，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业财信息全面整合，融入双循环、实现价值共生和共享三个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财务管理；“十三五”回顾；“十四五”展望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从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需求侧改革向供给侧改革转变，从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初始发展和运用向新技术在经济领域的交叉和深度运用转变。正是这些转变使得财务管理在“十三五”期间也相应进行了转型。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实施，财务管理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在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我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的立足点侧重放到国内，通过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更好地联通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这种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为财务管理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为此，我们需要总结“十三五”期间财务管理的转型经验，为“十四五”期间财务管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依据；同时也要根据国家新的发展战略提出财务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财务管理的转型：“十三五”回顾

“十三五”期间，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国家相应调整了发展的理念和发展的方式。在这一大背景下，财务管理也实施了转型，经历了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和实施转型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两个阶段。同时，“十三五”末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人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财务管理必须应对疫情挑战，走出现实困境。

（一）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

1.“十三五”初期我国面临的经济环境

“十三五”之初，国家已经提出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国家采取了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措施，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要内容。稳增长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只有当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才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好的改革环境，否则如果经济持续下行，国家对经济处于“救火”的状态，就难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机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重塑供给侧结构，实现经济的真正转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能重塑新发展之基，最终能为稳增长提供持续的内在动力。

我国之所以提出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基于这样的背景：201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IMF 2014年10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中国已超过美国；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越过7 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叶初升，2020）。从世界的历史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通常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追求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对资源采取掠夺式开发利用，环境生态也遭受极大的破坏，经济发展的质量被忽视，不太注重技术进步、经济结构优化，加之收入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容易停滞不前，甚至严重下滑。

实际上我国经济在“十三五”开启之前就已经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邓忠奇等，2020），所谓三期叠加，一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实际上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的速度结束多年平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水平，转而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7%，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4%。这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投资增速趋缓，国内消费增长乏力，另一方面是外部需求受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影响而长时间处于萎缩状态。二是结构调整阵痛期，结构是相对于整体或总量而言的，我国多种经济结构调整阵痛相交织。主要是产业结构中的产能过剩、低附加值产业要压缩和淘汰，增长动力结构中的出口和投资依赖部门的地位面临下降，要素投入结构中的初级资源部门、无技能人员面临的机会不断减少，排放结构中的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三高”行业和企业必将被严厉管制。三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也相应遭受巨大冲击。为使经济不至突然快速下滑，国家采取一系列拉动内需和产业振兴的刺激政策，以确保经济增长迅速企稳回升。2008年底到2011年初，刺激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经济增速最高时达到了11.9%。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产生的红利。2011年二季度开始，经济增速逐级回落，这表明经济进入了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一方面前期的刺激政策对经济结构继续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掣肘，调控余地受限。面对这样一种三期叠加的情况，有必要准确研判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找准新的定位实现转型发展。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这种变化，我国相继在2015年5月、11月提出并采取了稳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措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又首先要实现“三去一降一补”，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以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在这些措施中许多都涉及到财务管理的内容。

2.应对措施之一：稳增长

稳增长既是指增长数量上的稳，也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的转换。在转换的过程中要自觉、有序、持续培植新的增长点，并进行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稳增长，国家在投资政策上提出许多举措，其目的主要是确保投资的规模，既有宏观上的一些措施，也有微观上的一些措施，不少措施都与财务管理直接相关。宏观上的措施主要有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迅速投放专项建设基金，直接注入项目资本金，重点支持投资方向明确、有效，回报较高、不新增过剩产能的重点项目；以中央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清理盘活存量资金，用于亟须支持的重点领域。微观上的措施主要有加强政银企合作对接并建立相应的对接机制，实现资金与项目的有效对接；降低企业债发行门槛，简化审批程序，扩大债券融资规模，通过企业发债支持重点领域建设；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制度，更加合理投资结构。这些政策无疑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国家也实施了增支减税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宏观上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在微观上对小微企业实施减税的政策，取消、停征和免征了许多对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下调铁矿石资源税征收比例，降低失业保险费率，下调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玉米加工品、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等；实行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以及科技企业转增股本、股权奖励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等政策；完善加速折旧政策，放宽适用折旧的条件；启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试点，降低企业使用风险；支持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企业一方面获得了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减少了税费支出，获得了风险补偿，无疑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从而为稳增长提供了微观基础。

3.应对措施之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错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扩大有效供给，使供给更好地适应需求的变化，满足人们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调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用增量促进存量调整，通过增加的投资优化整个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二是优化产权结构，国民共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使资源既优化配置又优化再生。四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五是优化分配结构，更好地发挥促进效率、实现公平的作用，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六是优化流通结构，降低流通成本。七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升级，不断提高生活品质。不难看出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矫正要素错配，在此基础上才能通过供给侧结构调整，提高生产效率，扩大有效供给，满足个性化、多样化、多变化的需要。

国家为矫正要素错配采取了“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这些措施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为新的发展提供动能。“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大多与财务管理有密切关系，有的是由经营业务带来的问题，但最终表现在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恶化上；有的直接就是财务管理问题，需要用财务的办法来解决。

“三去一降一补”，首先是去产能，即化解产能过剩。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和持续影响，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国内市场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和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其结果是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形成了很多僵尸企业，产品的价格下跌，库存大量增加。为了解决产品供过于求而引起的企业恶性竞争问题，一方面必须对僵尸企业进行破产处置和财务清算，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对现有的生产设备及产品进行转型和升级，形成新的有效供给。从财务管理的视角看，产能过剩是过去投资冲动而导致的投资过剩的必然结果；而从去产能的措施看，对于僵尸企业要实行破产清算审理，必然要充分地利用国家的各项财税支持（张栋等，2016），要对不良资产进行有效处置，处置后的资产要对相关利益关系人进行合理合法的补偿。去产能也可以通过兼并重组、新增投资等方式实现现有的生产设备和产品转型升级，这样既可以以存量投资的结构调整盘活存量投资，也可以以增量投资盘活存量投资。国家把“去产能”列为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走“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路子。在去产能的过程中，企业对去产能的途径进行了许多科学合理的探索和实践，使得去产能政策的落实没有给经济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影响，同时还为转型发展提供了新的动能。

其次是去库存，即降低库存的水平。国家采取去库存的政策措施不仅是从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降低库存水平，更重要的是指去房地产库存。对于一般企业的去库存，各个企业都采取了许多按照市场法则去库存的办法，而对房地产的去库存，采取了一些符合房地产企业特点的方法。国家在宏观层面上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房地产库存问题，包括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速农民工市民化、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落户就业地、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等措施；在微观上对房屋需求者建立了购租并举住房制度，适应这一制度，相应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通过购房进入租赁市场，成为租房房源提供者，同时鼓励设立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租赁公司。就房地产企业本身而言要租售结合、大力发展租赁业务；降低成本、实行薄利多销；兼并重组、强强联合、强弱联合，既实现规模效应又实现品质品牌效应。在财务管理中存货管理是重要内容之一，其目标不仅要使存货适销对路，产生好的收益，也要使存货的储存成本尽可能降到最低。在国家提出去库存政策措施的大背景下，日常的库存管理就转化为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存货管理，其目的不只是为了使存货储存量尽可能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处理由产能过剩和不符合需求导致的过剩存货。去库存从根上就要解决产能过剩和产品适销对路的问题，对前者必须要减少过剩产能，从而要去产能，对后者就是要不断地按照市场需求淘汰过时产品、升级换代产品、增加创新产品。对于仍有需要的产品，一方面企业要加大营销的力度，让所有需要产品的顾客都能得到及时周到的服务，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要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消费群体，使得消费者能够得到所需要的产品。去库存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事后挤压库存的处理上，更应该在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动态地调整生产和库存。在这方面各企业通过零库存管理、需求导向的库存管理、供应链管理或价值链管理以及薄利多销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尽可能使库存降低到最低的程度。

再次是去杠杆，即降低宏微观债务水平。去杠杆是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二是逐步降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杠杆水平。国资委对去杠杆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在去杠杆的实践中，涌现出了许多比较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包括处理僵尸企业和不良资产、通过债务重组化解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债转股、债换股、减免利息、延缓债务；更重要的是强化技术创新、调整经营结构、改善经营管理、盘活各类资产、降低成本费用，既可以长期地缩减债务的规模，也能够对已有的债务进行清偿。在去杠杆的过程中，有研究指出，一国整体杠杆水平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居民的储蓄意愿，当储蓄高时，杠杆水平就会升高，反之亦然；同时，负债能否偿还最终不是由债务的规模决定，而是由债务形成的资产的变现能力所决定，只要资产能够及时有效地变现，负债的偿还也就不会存在问题；再者，去杠杆是一个逆周期管理的过程（王桂虎，2017），一般来说当经济景气时，杠杆水平就会提高，但一定不能等到经济萎缩时再还债，而是要未雨绸缪，在经济景气时就应该预提各种资产的减值准备或者风险准备，为未来的还债提供前提。正因为这样，我国去杠杆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第四是降成本，包括降低宏观成本和微观成本。从政策上看主要是降低企业的宏观成本，也就是通过深化改革降低制度成本。降低各种宏观成本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9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中，这些措施有不少在2019年之前就已经实施。主要是通过“正税清费”，降低企业税费成本；通过金融对实体经济予以支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强化社会诚信管控，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成本；通过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调整用地综合成本，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通过直接降低物流费率、提高物流效率和高速公路通行效率，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通过清理规范保证金，提高资金周转效率，降低企业资金成本。以此同时，企业也通过加强成本管控和内部挖潜，降低自身的微观成本。一方面，去过剩产能、降负债比率、处理积压库存、清理僵尸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成本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在降低产品成本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

第五是补短板，补短板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上的补短板是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通过增加新的重大项目的投资，既为经济的进一步稳定增长提供基础，又通过新建投资项目科学合理地调整供给侧结构；二是通过强化技术创新，以实现产业升级、企业转型、产品换代，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主要体现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和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相关部委有关鼓励科技创新的文件中。就新建投资项目而言，相关的政策包括：通过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和项目管理，既保证重大项目有资金的支持，又保证重大项目能够对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稳定增长发挥切实可行的作用；通过加大对重大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确保项目能保质保量按期完工；通过合理保障融资平台公司正常融资需求，进一步确保重大项目的资金需要；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扩大资金筹集的范围；通过规范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使得社会资本能够进入重大项目投资领域，从而扩大筹资渠道；通过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能够加快重大项目的建设步伐和提高建设质量。就科技创新而言，主要的政策包括加大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的科技投入和科技转化的力度，给予科技创新更多的政策优惠，给予科技创新主体更多的激励措施等。

不难看出，稳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与此相应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说是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改革政策以及实践活动都与财务管理密切相关，有的政策和实践直接就是财务管理的内容。

（二）实施转型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2017年国家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由于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国内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国内市场日显重要，国家提出了“六稳”要求。2020年国家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战略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财务管理与此相适应。

1.高质量发展下的财务转型

高质量发展就是以高效率高效益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持续而公平地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发展。经济从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通过这一转型主要达到的目标是经济运行更有效率和效益、产业结构更趋合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更高品质，最终使经济发展更可持续、生态环境更加绿色、社会分配更加公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宏观层面，表现为经济以创新为动力高效率和高效益稳定增长，城乡和区域均衡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这一要求首先必须稳增长。高质量是一定增速下的高质量，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必须保持经济增速稳定，不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正因为这样，国家针对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采取了许多刺激政策。许多政策的落地最终要靠企业的行为才能实现，企业通过追加投资实现供给侧结构性调整，通过初次分配调整收益分配结构使得员工的收入比重不断增加，通过海外投资、收购兼并等方式不断扩大外贸额，避免单边主义下的国际贸易额下降的风险。其次，必须均衡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强调稳增长，更要求实现增长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企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考虑了这种协调发展的需要，通过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增强创新力度，使自身的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从粗放增长型向集约增长型转变，从高耗能环境不友好型增长向低耗能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从多元化增长向专业化增长转变，从自生价值增长向共生价值增长转变，从低附加值增长向高附加值增值转变。实际上这种转变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更加强调了环境的可持续性，只有绿色发展才能为经济的可持续性提供基础，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再次，必须社会公平。高质量发展是兼顾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一种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公平正义的一种发展。这要求企业在财务管理中贯穿这种理念，实现企业与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协调、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特别是要确保员工的基本利益。在实践中，企业强化了社会责任履行中的投入，尤其是积极参与精准脱贫，或者产业扶贫，或者捐赠扶贫，或者智力扶贫，采取并创新了各种有效的方式，在服务社会和国家需求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利益；企业也参与到整个供应链的重组过程中，通过新增投资或者收购兼并实现链上企业的价值共生和价值共享；企业在员工利益的保护上不仅使得工资逐年增长，员工的社会保障、集体福利和能力潜能培养等相关支出也都得到了有效保证。

二是产业层面，表现为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持续转型升级，产业发展的效率效益不断提升。国家为此出台了各种政策，特别是相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企业的投资方向，企业也相应进行了财务管理的转型。企业由过去的多元化经营向专业化经营转变，做大做强做优主业，在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破产僵尸企业剥离与主业无关的产业和产品，处理相关的各类资产；其二是通过新增投资、收购兼并等，不仅把主业做大做强做优，而且形成了强大的创新体系，实现企业创新发展。整体上企业实现由虚拟产业（虚拟经济）向实体产业和实体经济转型，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由环境损害型产业向环境友好型产业转型，由低端产业向高端的产业升级。在实现产业转型的基础上，企业通过追加投资、收购兼并等措施不断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实现规模效应。

三是微观层面，整体上就是要由粗放式生产经营管理向精细化生产经营管理转型。对企业来说，是在分工效应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进一步形成协同效应；同时，通过采用各种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与方法和持续不断的创新，形成稳定可靠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从而增强竞争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财务管理在这一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纷纷利用“大智移云物”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建立了财务共享中心（信息共享中心）或资源共享中心，以大数据和云平台为基础形成智能财务体系，并将管理会计的各种方法有效运用于整个管理活动过程和各个管理层级。财务共享中心最早只是会计信息的共享，主要反映的是会计核算场景。在新技术的助推下，通过业财融合使得财务共享中心不仅仅只是会计信息的共享，而是全部的会计信息与业务信息的共享，反映的不仅是会计核算场景，更是延展到业务核算场景，这种信息的共享就实现了会计信息与业务信息的全面整合，结果财务共享中心自然就成为了信息共享中心（谢志华等，2020b）。资源共享是以信息共享为前提的，企业以财务共享中心的现金资源共享为基础，进一步将共享拓展至所有其他资源，使得企业不仅能够知道全部资源的分布，而且能够了解所有资源是否被使用以及使用的效率如何，可以发现过剩的资源和短缺的资源，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企业也通过预算管理的方式整合企业的所有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一方面，通过预算将企业所要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事项全部纳入其中，形成基于“事”的预算；另一方面，通过预算将企业所要进行的全部事项分解落实到各人员或岗位，形成基于“人”的责任预算。在行政事业单位和重大项目方面，国家也强化了预算管控的作用。行政事业单位和重大项目的预算早期主要强调收支平衡和合规合法，“十三五”期间开始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从预算编制、执行到考核评价全过程都要进行预算绩效分析，确保“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跟着绩效走”。为促进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加强管理会计工作，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财政部于2016年6月发布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随后发布了一系列管理会计应用指引，各单位特别是企业纷纷运用于管理实践中，工信部也组织了管理会计在企业中使用的实践活动。管理会计的运用使得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更加科学合理，业务更加有序、精细，效率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成本费用不断下降，资产占用不断降低，内部控制与治理水平不断上升，风险预警与防范的能力不断加强，最终使得品牌形象不断优化提升。

2.双循环下的财务跟进

2020年国家提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是以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为背景的。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开始致力于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级，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向中高端升级，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由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惯性，这种转型较为缓慢，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具有出口依赖的典型特征，自主创新动力不足，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高端化面临瓶颈。中美经贸摩擦所导致的“逆全球化”作为一种“倒逼机制”（武汉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中美经贸摩擦研究课题组，2019），为我国进行彻底的内部变革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内在动力。每个企业都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自身发展的极好机会，融入到双循环战略的实施之中，就企业财务管理而言，已经和进一步要采取的措施有：

一是融入到构建完整的供需体系之中。国内企业一方面按照国家的规定调整了员工收入分配的结构，完善了员工的社保，在制约居民消费的痛点和堵点上进行投资，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按照国际标准，对现有的生产经营体系进行改造升级，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为国内外各类高质量消费提供基础。另一方面，积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进一步提供有效供给。国内企业通过自身的财务行为，实现供给侧的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既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在双循环中掌握主动权，又为国内提供有效需求。在企业提供有效供给的过程中既能扩大就业，又能提高员工的收入，从而推动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形成良性互动。

二是融入到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体系之中。双循环必然推动更高水平的开放，开放的数量方面，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程度；开放的质量方面，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开放的层级。同时，开放也是双向的。我国以实施《外商投资法》为契机，落实了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现了既开大门也开小门，既让准入也让准营；国内企业也加大走出国门的力度，将资源有效配置于世界各国。在双循环的过程中，一方面实现国内企业的国内投资与国外企业对我国的投资的双向融合，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投资的双向融合实现供应链的更加一体化，也尽可能使得我国企业在供应链中向高端逐步升级或者转移至供应链体系中的关键枢纽环节。

三是融入高质量建设双循环平台载体的体系中。为了实现双循环，我国相继设立了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保税区等，它们既是我国对外开放的载体，也是实现双循环的重要平台。通过建立一整套以开放为目标的制度体系，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这些区域必然成为推动和实现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国内企业通过投资进入这些平台，参与国际竞争，形成国际品牌形象。就财务管理而言，也必然遵循国际规则、国际经验和国际做法，从而不断提升整个国内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四是融入构建合作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处于调整和重构之中（张茉楠，2020），我国企业顺势而为，因“企”、“链”施策，从以下方面逐步构建紧密协作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首先，借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东盟等国家转移的机会，实现自身向产业链中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两端的升级，并向转移了的产业提供原料、设备、技术；其次，通过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构建以电子信息为主的东亚高技术产业链；再次，发挥我国钢铁、有色、石化、机械等重化工业的性价比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充分利用相关国家的资源和市场，构建资本密集型产业链；最后，在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走国产替代的道路。各企业加大这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特别是对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项目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平台的投入，同时对束缚科研人员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致力于解决“卡脖子”问题。在国内，中西部地区也开始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形成“东部设计—中西部加工”的链条。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通过新增投资或收购兼并实现自身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调整和再造，自动融入双循环体系。

（三）应对疫情挑战，走出现实困境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现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涉及到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称为“突发的全球性灾难”，对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企业经营也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为了防控疫情而采取的封锁措施，必然导致部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间歇性停摆，企业在面临巨大生产经营压力的同时，更是要面对现金支付的巨大压力，甚至会陷入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防控疫情导致很多人的收入下降，市场需求萎缩，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的市场需求相应下降。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必须应对疫情挑战，走出现实困境，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特别是财务管理方面的措施，应对疫情挑战（谢志华，2020）。

1.宏观上，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力保企业走出困境。为应对疫情，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及海关总署等部门发布多个重要文件，助力防控疫情。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保证生产防疫物资的企业和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能够正常经营和扩大经营规模。一方面，扩大产能新购置的相关设备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进行所得税税前扣除，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申请全额退还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企业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企业捐赠也实行了所得税及其他税种的税收优惠全覆盖。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所需要的资金也通过银行借贷和财政资助予以全力保障。其二，为了防止企业因受疫情影响而陷入生产经营困境，甚至破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支持和救助，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和现金支付压力。首先是财税政策的支持和救助。安排中央预算资金、新增专项债券、部分特别国债用于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延长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多地向居民发放消费券等。同时，对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企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扩大增值税免税政策的适用范围，延长纳税申报期限，减免中小企业一定的社保缴费金额，财政部门安排资金用于物资采购、救治补助、扩大政府支出。这些政策减轻了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企业收入，有助于企业渡过难关。其次是货币政策的支持和救助。专项额度搭配财税支持，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央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精准滴灌，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通过降准、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和公开市场操作，支持信贷规模合理增长，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也积极引导市场利率平稳下行。同时，还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旅游文化等消费型行业加强金融支持。这些政策对于纾困企业获得资金、降低资金成本和取得收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微观上，企业自身也采取各种财务措施尽可能化解疫情带来的风险。新冠疫情下，企业收入下降，现金流入不敷流出，债务偿还压力增大，但成本和支出却呈刚性状态，因此企业面临双层压力。在财务管理上，企业针对这两个方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走出疫情困境，主要措施包括：（1）根据变化的市场需求调整企业预算。有的企业伴随疫情的出现，市场需求下降，通过缩减生产规模，相应减少各项现金支出，降低相关成本费用；有的企业伴随疫情的出现，因提供与抗疫相关的物资和服务，需求扩大，则积极组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效率，不断增加现金流入。（2）积极组织现金流入，加强疫情期间的营运资金管理。对于应收款项应收尽收，对于应付款项尽可能争取合理支付时点，对于银行欠款争取与国家的配套政策联合使用，延期还本付息或降低利息支出；对于成本费用及投资支出要严格管控，凡不需要的支出严格禁止，凡可以降低和减少的支出严格控制规模，凡可以在未来支出的尽可能延后，在遵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缩减固定成本，降低变动成本；加强存货变现能力管理，控制存货规模，已有的存货尽可能快速变现，增加的存货必须实现以需定产、以产定购、产供销平衡，减少资金占用。（3）利用优惠政策增加现金流入减少现金流出。充分利用税费减免、社保返还或延期缴纳、降低租金、降低利息和延期还本付息等优惠政策，获得政策性现金流入，减少政策性现金流出。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企业开始复工复产，各企业迅速将自己组织的资金和国家各项优惠政策所带来的现金流，投入到生产经营和服务业务之中，为复工复产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在复工复产后，企业财务管理继续发挥着较大作用。既保证资金的需要，又通过开源节流不断地为这种需要获得现金流入。

总之，“十三五”期间，财务管理在解决遗留问题、奠定转型基础，实施转型战略、促进高质量发展，应对疫情挑战、走出现实困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财务管理的发展：“十四五”展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了“十四五”的发展蓝图。经济社会发展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里特别提到了更为安全的发展，也就是说当经历了突如其来新冠疫情的考验和世界经济环境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性不能不成为未来需要充分考虑的问题。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必须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保证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必然要求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特别是在双循环的过程中，要确保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目标。与此同时，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必然给经济社会带来更深刻的变革。所有这些方面对财务管理必将产生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整体上说，“十四五”期间财务管理将面临以下变化的趋势。

（一）聚焦风险防范，促推可持续稳定发展

“十三五”期间，我国已经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清理和化解，但是伴随着新冠疫情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又积累了不少新的问题。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具有以下特点：传播的全球性，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影响的全面性，对经济、社会、政治各个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时间的长期性，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甚至有专家预言，这一病毒可能长期存在；预期的不确定性，病毒在未来的演变、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程度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世界经济本身的未来发展也变得难以预期。除了疫情的影响外，世界经济环境也处在不利的影响之中，美国等相关国家对中国实施打压，逆全球化的声浪不绝于耳。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本身也一直经历周期性的波动，在疫情爆发后使得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容易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未来一个时期内，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必须要防范经济风险，必须要未雨绸缪，做好事先准备。从财务管理的视角看就是要采取稳健的财务策略，包括：

1.从数量扩张向结构调整转变。要进一步优化企业的生产经营结构、产品结构，专注于能够为企业未来带来更多现金流的业务和产品。要降低未来现金流较少的业务和产品所占用的资产，减少债务的规模。

2.从粗放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稳规模调结构的同时，一方面要将更多的资源投放于主业或者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和产品，另一方面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投入进一步形成和强化业务与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特征就是能够保证自身的持续稳定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形成自身产业和产品长期的核心竞争力。

3.从简单重复的发展向持续创新的发展转变。市场竞争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要淘汰的必然是不能持续创新的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唯有不断创新。为此，企业要瞄准市场需要和世界科学技术高地持续地进行研发投入，要建立健全研发人员的激励约束体系。

4.从重资产发展向轻资产发展转变。资产既是企业创造收入的基础，也是企业风险存在的前提。资产占用越多，变现的难度就越大。资产占用越多，负债的规模也会随之提高。一旦资产不能变现，就会导致到期不能还债的风险。所以企业要不断地“瘦身”，减少资产的占用，能不购买资产就尽可能租赁，能不自行开展业务就尽可能外包。

5.从自身独立发展向外部协同发展转变。随着供应链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企业越来越不是单兵独斗，而是协同作战，特别是新技术的出现为这种协同作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支持。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尽可能专注于自身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环节或产品，通过与外部协同合作形成供应链、供应网络关系，在整个链上实现有效的专业分工。让专业的企业做专业的事情，既能够分散风险，特别是资产占用的风险，又能够使链上的企业能够通过专注某一个环节或者某一个细分的产品如某种零配件，从而做到集中所有的资源解决专门的问题，也做到精益求精，形成最优竞争力。

6.从较少风险准备向更多的风险准备转变。就企业而言，就是要预留各种资金，特别是提取各种风险准备金以冲抵未来风险。当企业发生亏损后，应该先弥补亏损，也就是当企业有利润的时候不是将利润分光吃光，而是要考虑前补和后补亏损的可能需要。当企业有盈余的时候必须要提足法定公积和尽可能多提取任意公积，以备未来用于转增资本金。总之，当未来不确定性增强时，企业应该把更多的资金和利润留存于企业，以备不测。

7.从更关注收入向更加严控支出转变。经济社会环境越不确定，企业收入的波动就会越大，收入下降时，必须要严格控制相应的支出，能不支出的绝不支出，能少支出的绝不多支出，只有当支出能够带来相应的收入且收支相抵有盈余时，支出才被视为可行。严控支出就必须对企业所有的各项支出进行用途分析和效率分析，以及进行全面的作业价值分析。

8.从宽松的信用政策向稳健的信用政策转变。社会经济越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各企业的经营状况也会起伏变化，信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为了确保现金收支的均衡，在现金管理上大多采取相对比较稳定的信用政策，也就是尽可能对收入事项采取现金收入的形式，避免对方失信带来损失。对于支付事项则尽可能采取更为灵活的形式。

9.从较关心国家重大政策变化向全面关注国家政策调整转变。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不确定性，国家必然出台各种相关政策调节这种不确定性，通常来说国家政策具有“组合拳”的特征，会涉及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方方面面。这些政策包括：放管服政策，“放”就是简政放权，降低准入门槛；“管”就是创新监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服”就是高效服务，营造便利营商环境。产业政策，也就是鼓励和限制某些产业发展的政策，鼓励的产业会有优惠政策，限制的产业会有各种门槛。货币政策，通常会通过资金供给量和市场利率水平影响企业行为，当经济不太景气时，货币政策就会相对宽松。财税政策，包括减免税和补贴等，当经济需要刺激时会采取相对比较积极的政策。企业应该用足这些政策。

（二）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业财信息全面整合

从财务管理的视角看业财融合，就是一切业务活动必须要创造价值。在业务和财务没有分工的个体经营者那里，业财必然是融合的，个体经营者进行的每一项业务都必然要考虑实现收支相抵后是否会有盈余。但是伴随着企业内部业务与财务分工的出现，业务关注的是如何开展业务活动，而财务关注的是最终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正是两者关注点的不同导致了业务部门不知道自身业务是否创造了价值，财务部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业务创造了价值，这就是业财分离。这里分离的根本原因就是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信息由于分工而形成孤岛，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实现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了解不同业务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过去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各自成为孤岛的条件下，企业也采取了许多办法实现两者之间的联系，如通过财务分析，寻找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的原因，从而追索至业务场景，以及通过作业价值分析和作业成本分析寻找业务与价值形成和成本支出之间的关系，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了业财信息整合的客观必要。业财信息整合也包含了内外信息的整合，企业业务活动最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最终形成原因，不能不涉及到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

“大智移云物”和区块链等新技术为企业业财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提供了充分的技术基础，这些技术使得企业不仅能够获得内部信息，也能够获得与己相关的外部信息；不仅能够获得价值结果信息，也能获得业务原因信息；不仅能够获得时点静态信息，也能获得过程动态信息；不仅能够获得事后信息，也能获得实时信息；不仅能够获得数字信息，也能获得写真信息；不仅能够获得原生信息，也能获得智能加工和智能分析信息；不仅能够获取、加工、分析和储存信息，也能够保证信息的可溯源和真实性。相对于新技术的这些特征和进一步发展，现在企业所进行的业财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的程度是不够的。

实现企业内部业财信息全面对接和整合，必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建立企业内部一体化的网络体系，不能形成网络孤岛；二是在网络上必须使用通用的数据接口；三是网络上流转的信息必须按照相关、有用、有序进行结构化。依照这样的要求，目前大多数企业构造的信息系统仍然存在缺陷：其一是企业建立了财务共享中心形成了自身的网络体系，但是还没有与业务部门的信息网络连成一体，特别是财务共享中心的网络体系还不直接延伸至业务部门最底层和最基本的作业层面。其二是财务共享中心所使用的软件系统并不能全面与业务部门所使用的系统进行链接。其三是财务共享中心所获得的信息主要是核算场景的信息，通常是以作为企业业务活动结果的发票为基础，按照标准的会计核算流程所形成的被标准化了的结构化信息，而发票背后所发生的业务活动的信息并没有纳入到财务共享中心的信息体系之中。也就是说这一信息体系中缺少了业务场景的信息，业务活动经过的流程、每一个流程的环节所发生的作业、每一个作业的动作及其结果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再现于这一体系之中。

目前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只是结果信息，会计将业务活动结果的发票信息通过分类归纳汇总的方式最终形成了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而其成因的信息全部被省略掉了。要实现业财信息全面对接和整合，实际上就是要构建因果关系的信息结构或者数据结构，以资产负债表为结果报表（反映了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通过追索这一结果形成的原因，延伸至业务层面，从而实现业财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传统的财务会计信息体系是一种由因导果的信息或数据结构，根本的问题是原因信息只是作为业务活动结果的发票信息，并不是终极的业务原因信息；而现代化的管理会计信息体系是要构造一种由果导因的信息或者数据结构，其目的就是找到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终极原因，因为只有找到终极原因才能发现企业风险所在，只有发现企业风险才能发现企业价值所在，只有通过避免和消除风险才能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企业利用新技术实现业财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就是要建立因果关系链的信息或数据结构，并且也能实现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的全面对接和整合。应该说因果关系的信息或数据结构是企业甚至所有单位的基本结构，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正是在这一点上，企业甚至所有单位都必须要形成因果关系的信息或数据结构，无一例外。除了因果关系的信息或数据结构，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形成各种相关性的信息或数据结构，如各种财务预测和分析指标或模型，它们也可以为决策提供有用性信息。但是，相关性的信息或数据结构更多的只是对因果关系的信息或数据结构的一种补充。原因很简单，相关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仍然要回到因果性上。

“大智移云物”和区块链等新技术也能够实现企业内外部信息的有效对接和整合。传统的财务报告信息主要是以企业内部的信息为基础生成的，披露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企业设立财务共享中心后，所提供的信息不应只是企业内部的信息，也会涉及到企业外部的信息。宏观上涉及到与企业有关的所有政府政策的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微观上涉及与企业有关的供应链上和提供相关服务的所有企业和单位。进一步来说，外部信息不仅只是涉及国内，也可以扩展至整个世界范围。在双循环的背景下，企业必然会走出国门，参与到世界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中，企业走到哪里就应该把信息网络覆盖到哪里。

所以，可以看到的发展趋势是，企业必将会构建一个巨大的信息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仅能够实现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的对接与整合，也能够实现内外部信息的对接与整合。有了这样一个信息体系，就能把企业一切业务活动及其形成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全面、持续、实时、写真地展示出来，无疑会对企业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生产经营活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能够及时发现企业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并为控制这种风险提供依据。

（三）融入双循环，实现价值共生和共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是国家新的战略抉择，这一战略的实施必将给企业带来机遇，也要求企业为实现双循环提供微观基础。企业融入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一是要按照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理念，通过提供有效供给支持内需的不断扩大，同时也要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员工的收入水平为内需的扩大添砖加瓦；二是要通过走出国门，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吸引和利用全球资源，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有效连接；三是要在提供有效供给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过程中，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发展。为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要求，财务管理应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十三五”期间就已经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需求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的制造业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特征的，需求也是大规模标准化的。伴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需求侧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表现为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变化，这种需求变化与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为基础的供给形成了尖锐的结构性矛盾，从而要求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以适应这种变化。首先，任何单一的企业都很难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变化的需求，只有在供给侧进行有效分工的条件下实现协同整合，才能适应这一变化。每一个单一的企业只是生产和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的某一组件，通过核心企业与消费者需求的及时连接，随时发现其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变化的需求，并通过这些组件的有效配置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所有为这种消费需求提供产品组件的企业，形成了一种价值共生关系，或者叫产品生态系统。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价值共生系统才能够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多变化、多样化的需求，从而真正提高供给的质量。其次，这一价值共生系统的协同整合，离开了新技术为基础所形成的信息网络体系也是无法实现的。新技术所形成的信息网络体系一方面可以迅速捕捉需求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变化的信息，并及时反馈到价值共生系统的各成员企业；另一方面可以迅速获得供给侧的价值共生系统的各成员企业的资源信息，并通过核心企业的配置整合，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最终产品。正如前面所述，企业只有建立业财对接整合、内外对接整合的信息网络体系，才可能实现价值共生系统的协同整合。这一价值共生系统是否能够有效，既要在业务上实现分工和协作，也需要形成价值链关系，使得共生价值最大化，价值共生系统的所有企业的财务协同就变得十分重要。价值共生系统不仅要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创造和实现价值，而且也要对创造和实现了的价值进行分享，如果价值分享不合理必然会导致价值共生难以真正持续实现。所以，价值共生系统财务分配的有效协同也变得不可或缺，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价值共生系统中所有企业的价值共享。每一个企业在国内供求关系的贯通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消费者个性化、多变化和多样化的需要，就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提供了基础。

国内企业不仅要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发挥作用，也需要主动将国外循环与国内大循环有效地贯通起来，为实现双循环发挥应有的作用（王娟娟，2020）。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要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质资源为我所用，通过优质资源的使用既可以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的质量，进而提升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可以带来更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第二，要将自身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企业就必须要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产品，按照国际惯例展开经营，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形象。企业应通过参与到国际市场的供应体系和需求体系中，实现国内的供需体系与国际的供需体系之间的贯通，并且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应进入关键环节，应由相对较低的一端向高端转移。在具有平行属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企业要形成自身环节的核心竞争力。在具有枢纽属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企业要不断地强化自身枢纽作用。所谓平行属性，是指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其重要性，都有自身的核心竞争要素，并形成各环节的核心竞争力。所谓枢纽属性，是指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企业所处的环节具有连接各方的功能，处于中心环节的地位。

为实现上述目标，企业财务管理要以世界市场为背景，以相应的供应链为方向选择投资领域，实现国内与国外的双向连接和贯通；在投资中要选择产业链的高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环节或者具有枢纽作用的中心环节；要加大这些环节的研发投入，始终保持企业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并形成持续不断的价值创造力；要对整个供应链进行价值链分析，确保自身所处环节能够分享到必需的价值，并动态地分析和发现供应链上最具价值创造力的环节，实时调整其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我国企业不仅自身要融入到国际体系中，也应该寻求世界各国优秀企业加入到我国自身的体系中，取长补短，从而实现价值共生和价值共享（谢志华等，2020a）。实际上，双循环或者加入到国际供应链体系中，是一种人性的需要，没有一个人不愿用最低的价格去购买质量最好的产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有限的资源在全球进行配置，让最优秀的企业或者企业群体获得有限资源，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造福于全人类。

不难看出，“十四五”开启之后，企业财务管理要遵循稳健性的原则，进行各项财务管理活动，要以新技术为基础构建真正业财一体化的信息体系，在企业获得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搭建内外一体化的网络信息体系，全面充分地了解全球的分工协同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发现企业自身的价值所在，并充分地融入到这一体系中。

作者简介

谢志华，北京工商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财政部会计名家,教育部工商管理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会计学会会长，北京国有资产协同性创新中心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会计、财务管理、投资管理、审计理论等。至今已发表论文400多篇，出版书籍著作四十多本，其中专著十部，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科研课题及多项其他层次课题。

沈彦波，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授薪合伙人、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师，研究方向为会计与财务。

杨龙飞，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会计与财务。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A51）

▷原文载于：《财务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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