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18河北大学李俊勇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18河北大学李俊勇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
李俊勇，80后，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9年参加工作，写过几篇文章，出过几本书。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我不是文献科班出身，和文献结缘，完全是兴趣和研究需要。我接触文献学很晚，到硕士二年级去天津跟刘崇德教授学习才知道有文献学这回事儿。但接触书籍很早，喜欢繁体竖排的书，书名、作者和出版社这类信息几乎会自动记住。中学时受语文老师黄清奎影响，喜欢上了古代文学和西方哲学，他讲课从来都是大学老师风格，跟我们谈古今中外的文学与文化，我也经常去他家里翻他的书橱，一起聊天。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读老庄、读钱钟书的学术作品，读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背诵《古文观止》和《文心雕龙》。那时买过中华书局出版的《陶渊明资料汇编》《庄子今注今译》《老子注译及评介》《列子集释》《史记》《陈书》《谈艺录》《管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心雕龙注》《宋诗选注》《沧浪诗话》等。高考前一个月，别人紧张的复习，我却为了休养脑筋，给唐圭璋先生的《宋词三百首笺注》作“补注”，因为唐先生注的太少，对一个中学生来说很多内容不易理解，就找来其他的宋词选本，把别本上的注，逐首抄到唐笺后面。
大学时受雷武铃老师影响，喜欢外国文学、哲学、艺术和诗歌写作，所以考研时一度茫然，不知考什么专业，最喜欢的应该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我的朋友都决定报考北大的世界文学专业，因为英语欠佳，我一直在犹豫。那时我自觉古书读的多一些，比较喜欢先秦和文论，就去重听李金善老师的《楚辞》课程，为考研作准备。李老师给我推荐了刘崇德老师，并讲了学科的历史，我才知道我们学校有詹锳、韩文佑这样的大家，有詹福瑞老师、刘崇德老师这样的大学者。后来雷武铃老师也跟我说，考名校和投名师，你得占一个。我于是下定决心，要投名师，报考刘崇德教授的研究生。当时刘老师以词曲音乐研究出名，特别是校译了《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我虽然不太喜欢戏曲，但坚定的认为，跟着一个人品好、境界高、有学问的老师读书，学什么都快乐。如果导师选的不好，即使研究方向很感兴趣，学习起来也不会愉快。那时古籍所还在天津的河北大学旧址，在保定上完了一年级的公共课，二年级就住进了马场道74号，一座两层的小洋楼，每周去南开区的导师家里上两次课，和老师品茗而谈，这种旧式师徒相承聊天式、漫谈式的授课让人倍感亲切。我们周一学习工尺谱和词曲音乐，周四学习古代诗文和文献，文献主要讲《四库总目提要》导读。在老师家，我第一次见到了大量的线装书，讲到某部书某个版本，老师从身后的书架上随手取来，从此完全颠覆了大学时对古代文学和文化的理解，抛开了那些文学史教材、部分今人著作和整理的古籍，开始从原始文献读起。当时直接读线装书，觉得新鲜有趣，即便是读过的书，再读线装的，收获和理解也不一样，物质形态的变化对阅读的影响就是这样微妙。我们很少读研究性的著作，大概读了张之洞的《輶轩语》《书目答问》，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等，《四库全书总目》读的最多。更多的是亲炙古籍或古籍影印件，老师推荐我们从《四部丛刊》读起，因为所里就有一套民国线装版的，借阅比较方便。这套书成了我研究生时期的主要读物，没有什么目的，纯粹出于兴趣，想读哪本就借哪本。除了古籍所的藏书，刘老师家的藏书包括明清刻本我们也可以拿回宿舍去看，天津图书馆和天津古籍书店更是经常光顾，古籍书店每次拍卖会前有两天预展，我们就去现场观摩，那些书都允许随意翻阅。我记得我常常把书举起来，对着光，仔细观察纸张的帘纹，还替老师去买过几部书，有过几次拍卖会上举牌儿的经验。那时对文献学的印象就是好玩、有趣，知道了我们平时读的古代诗文词曲小说，它的原始形态原来是这个样子，知道了读书治学要从基本的原始文献入手，怎么去查找资料，等等。因为专业是古代文学，并非专攻文献，对文献学的理解还谈不上深入和全面。近几年随着研究兴趣的转换，对古籍文献的关注越来越多，所写文章也大多与版本相关，对文献学的理解自然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部分就体现在下面的回答中。
2. 毕业后又从事文献学研究和教学，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我博士毕业留下来做老师的助手，在文学院的古籍所工作，学科是古代文学。由于时永乐老师的垂青，我同时在文献专业兼职，参加文献专业研究生的开题和答辩，给文献专业本科和研究生开设词曲文献方面的课程，后来又指导研究生。文献知识的熟悉和系统化，和文献专业的兼职分不开，也收获了朋友和友谊。具体技能的提升和见识的增长主要还是在刘崇德老师指导下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中形成的。这些年协助老师编纂了《中国古代曲谱大全》《碎金词谱全译》《魏氏乐谱今译》《现存日本唐乐古谱十种》《唐宋乐古谱类存》《中国古典诗词曲古谱今译》等系列古籍整理著作，我的工作主要是底本扫描、版本考证、提要撰写、校核手稿等，也参与翻译部分工尺谱。很多文献知识都是因为研究需要随时学习补充的。
从我个人经历来看，涉古专业的本科生学习“文献学”相关课程极为必要，而且越早接触、越早产生兴趣越好，特别是目录学和版本学，这样他们在搜集材料，研读文献时就会少走弯路。涉古专业对原始文献的“依赖”程度很高，有些文献必须看原件或影印件，比如竹木简，仅看点校整理本是不够的。有些可以利用整理本，但遇有疑问，只能通过核查古籍来解决，所以即便使用点校本来做研究，阅读古籍原本、辨识手稿等技能也不可或缺。
我认为学习文献学课程最大的必要性在于培养学生的文献意识，即使他不能产生很大的兴趣，至少脑子里要有这个意识，这样他就知道怎么去查资料，会对版本敏感，遇到问题会想到去看原始文献。原始文献，是一切学问的根本，我们感谢点校整理本提供的便利，但整理本也会有意无意的过滤掉很多信息，使我们错过重要的发现或产生很多问题。看整理本，相当于在别人的视角下读书，思路不免受限。比如读宋词，很多人爱翻《全宋词》，这当然是整理得极好的宋词总集，但受体例所限，《全宋词》不收别集中常有的序跋，而序跋中常有词集的编纂、体例、宗旨，乃至作者的身世、交游等信息，对理解作品很有帮助，如果研究某个词人的作品，最好直接去读他的别集。对我来说，总集一般用于泛览和快速阅读，以及部分数据统计和作品检索。很多别集的编排都有特定的考虑，有的是编年，有的按内容分类，有的按词调分类，现代的整理本常常打破原有的次序，这些次序体现出的特定命意，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如果不看古籍就无从知晓，甚至造成误解错解。
以南宋词人姜夔为例，今人研究白石词，一般都用夏承焘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这是词集整理的典范之作，详尽的校勘、注释，又附录版本考、交游考、序跋资料等等，词作排序按编年考定，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姜夔词中有十七首附有旁谱，夏书正文中都予删去，如果要研究姜夔词乐，必须另查古籍；二是姜夔原书《白石道人歌曲》的编排自有深意，夏书改为编年，和原书次序不同了。原书的编排涉及宋人的观念、“歌曲”与“词体”的界定、十七首词调的性质等等，改变原书次序，本来清楚的事就成了问题。《白石道人歌曲》宋刻今已不存，靠元代陶宗仪的抄本续命到清初，后来出现根据陶抄本及陶抄本的过录本刊刻的陆钟辉本、张奕枢本等。陆本并原书六卷为四卷，张本则保存了宋刻陶抄六卷的次第。张本的祖本是宋刻，这个宋刻本付刊时白石尚存，夏承焘先生定为白石手定本，其编排去取之间，自非他本可比。该书卷一为圣宋铙歌鼓吹曲十四首、琴曲一首，卷二为越九歌十首，卷三为令，卷四为慢，卷五、卷六为自制曲。有人说姜夔此集体例不纯，卷一、卷二所收作品非词体，实则姜夔此书名“歌曲”，是歌曲集，非词集。卷一、卷二为雅乐，虽非词体，却和词一样，都是乐歌。词为俗乐，自当编在雅乐之后，雅乐之中，圣宋铙歌鼓吹曲是进献给朝廷和皇帝的，赞颂开国帝业功勋圣德，属庙堂之音，故当置首。琴曲亦属雅乐，故附铙歌之后。卷二越九歌虽亦雅乐，却是姜夔依“九歌”之例，编曲作词的民间祭祀之歌，地位在庙堂之下。清人陆钟辉不明此理，将卷一、卷二并为一卷，因琴曲仅一首，调整到越九歌之后，纯按字数多寡编排。陆本传刻较多，又因《四部丛刊》的影印推波助澜，影响特大，如果不是有张本、朱本等六卷本的存在，原书编排的内涵恐怕就会被汩没。卷三到卷六为词体，按照音乐性质编排，令前慢后，所以卷三是令，卷四是慢，卷五、卷六的自制曲也都是慢。所谓自度曲即姜夔自创的词调，前人创调编在卷三、卷四，姜夔仅据前人词调填词；自度自制的编在卷五、卷六，自己既创调又填词。所以，姜夔原书编排，是有特别意义的。今天不少学者认为姜夔自度曲十七首都附有旁谱，十七首词附有旁谱不假，但不皆是自度曲。收在卷五、卷六的才是自度曲，卷五、卷六共十三首词，有谱者十二首而已。其余五首见于卷三、卷四，其中《鬲溪梅令》和《杏花天影》是宋代流行词调，《玉梅令》是范成大谱曲，《醉吟商小品》和《霓裳中序第一》是姜夔译自唐代乐谱，均非自度曲。所以你看，古人的集子仅编次一项，就包含多少内容。所以我认为涉古专业学点文献学，建立必须的文献意识，能够亲炙古籍，这是治学的正途。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学，偏重宋词和昆曲，文献学不是我的本行，但处处离不开文献，我做研究有一个“痼疾”，就是无论研究什么，一定先把文献搞清楚，特别是版本，如果不辨清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不敢轻易下笔。我的研究生跟着我也都养成了这个习惯，在古代文学专业，我的学生都是未曾动笔，先跑国图的。而版本和校勘又无法分家，版本之别，除了物质形态上的差异，最根本的还是文字的不同，由文字的不同导致内容的互异。辨别版本源流，就要比对多个版本，比对的过程就含有校勘，有些书甚至要逐字比对后才能搞清版本的先后优劣，这相当于作了一遍或几遍全面的校勘。而要判断优劣，做出取舍，又非对全书内容精熟不可。有些版本问题，固然无须通读全书，但全面的版本研究，如果不对内容有充分理解，就无法深入。有些甚至不需通读，只需翻一翻就能避免出错。比如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有原嘉业堂旧藏清抄本《玉狮坠》一种，缪荃孙、吴昌绶、董康等所撰的《嘉业堂藏书志》著录：“玉狮坠一本，旧抄本。张坚潄石撰。国初人，籍贯仕履未详。”实际上，在《玉燕堂四种曲》张坚自序及他序中，都记载他是金陵人，一生经历也有粗略说明，这些先生们连序跋都懒得翻两眼，直接写成“籍贯仕履未详”，虽然与版本关系不大，毕竟关系提要的准确。所以，按照我的研究路数，把版本、校勘和具体内容紧密结合，势必导致研究范围的窄狭，因为通读全书，哪怕是跳读，粗翻一遍，也要耗费大量时间。因而，我一直没有作版本的通体研究，只在词曲和其他感兴趣的研究中，着重解决相关典籍的版本问题，进而作文学和艺术上的讨论。比如研究古代曲谱的版本，必须要熟悉工尺谱才行，有些影刻本，纸墨精良，甚至超过原刻，但板眼乱删乱改，如果不熟悉内容、不懂工尺谱，还以为是后出转精的善本，其实一塌糊涂，完全无法歌唱。所以，对于有志于文献学研究特别是版本通体研究的同学来说，最好是兴趣广泛又有所侧重，经史子集都喜欢读一读，这样见了任何一部古籍，都会比较容易上手，研究版本时不至犯常识性错误。有所侧重，就能在一个具体方向上有所深入，超越“版本概论”的层次，成为这方面的行家。
校勘工作我做的不多，但古籍校注本特别是词曲方面的书读了不少，感觉还是有些问题。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文献学的常识，这些常识自属老生常谈，却又不得不谈。一个问题是底本和参校本的选择不是建立在版本源流考辨之上，虽有一定学术依据，基础却不坚牢。一部词集，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哪个是祖本，这个本子跟那个本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哪个本子从哪个本子出，哪些本子跟哪些本子完全一样，都要搞清楚。不是参校本越多越好，既要有所取，更要有所不取，不能因是古本就都拿来校勘。现在很多古籍的校勘工作，都犯着这样的毛病，选定底本之后，为了码字，或显得“详备”，其余诸本，尽数取来。实际上底本之外，参校本甲、乙、丙、丁四种，其中丙本、丁本都出自乙本，除了版刻形式和年代与乙本不同，文字并无区别，偶有异文也都是形近而讹，这时就在凡例或前言或版本考中交代一下即可，丙、丁两种不必参校，也省去校记的繁琐。更有部分本子，胡删乱改，虽然版本特色突出，却是十足的劣本，完全不具备参校价值，只能添乱，这样的本子更要舍弃。
尤有一种现象，就是将当代学者的点校本、校注本、汇校本以及各种名目的整理本当做一种参校本，称为张本、王本、李本、赵本，与古代的甲本、乙本、丙本、丁本并列。实际上这些张、王、李、赵诸本的底本跟你要整理的古籍选定的底本是同一个本子（或者这些张、王、李、赵本的某个参校本和你选定的古籍底本或参校本是同一个本子），这个底本今天还在，不然大家都无法取用。至于这些本子和你选定的底本有些异文，是整理者参校其他古籍对底本作的校改，这些古籍也无非是甲乙丙丁之类，你同样可以见到，也会用到。比如底本作“平”，甲本作“乎”，你又引张本亦作“乎”，实际上这个张本的底本跟你选的一样，至于为何不作“平”而作“乎”，这是张姓学者在整理时参校了甲本，据甲本改了正文的缘故。如此，引了甲本之外，再引今人“张本”，就重复了，毫无意义。那么，今人整理本是否就不可取用呢？不是的，如果一个今人整理的本子，他所依据的底本由于某种原因失传了，而他参校的本子，有存有佚，我们就可以称为张本、李本之类，并作为参校本使用，甚至用作底本。如果他依据的底本和参校本今日俱在，你同样得见，但他的校勘在你之先并有独到的见解，这时就要引用他的校记，但不宜称为“张本”，而是称作“张校”，是引用他的学术观点。仍以前例为例，底本作“平”，甲本作“乎”，张某已作考辨，认为当做“乎”，你认为他讲的对，就引用他的校记，说：“底本‘平’，甲本作‘乎’，形近而讹，张校‘………’，张校是，据张校改。”如果他在校勘中使用的底本和大部分参校本仍存，但参校的一个极有价值的庚本你无法见到或已亡佚，那么在凡例中交代一下庚本转引自何人何书，校记中可迳称庚本，或直接在校记中称张校引庚本作某亦可，但较繁琐而已。一般情况下，今人所作整理本，其底本和参校本我们都可以见到，我们和他使用同样的材料，作同样的研究，只是由于我们觉得他作的不好或不够完美，需要对这些材料重新考辨，同时再增加新的材料，得出新的结论。所以，对今人的整理本，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某本，而应视为一种研究，如果他的观点和结论可用，就予以引用，有时和我们观点相同，但出版在先，也要引用，詹锳先生一直主张“无征不信，片善不遗”，如有错误，可以辩驳。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文献学”当然是一个单独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对象性质、学术价值等等完全符合现代学科的界定。古典文献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几千年的古籍，史料浩如烟海，涉及版本、校勘、目录、典藏、文化制度等诸多方面，彼此牵连，体系清晰，承受着传统文化研究和传承的不能承受之重，如何算不上单独的学科？
我不赞成工具之说，文献学和古代文学、语言文字学、哲学、历史学等一样，都是基础学科，只不过，文献学的部分内容具有更多的工具性质。文献学从来不止是一般的版本、校勘等基本原则和方法，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内容，那些近似工具的原则和方法是从文献学长期的具体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比如宋版的特点、校勘四法等等，这些概要式的东西既是文献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文献学研究的基础。文献学的深入探讨从来不能脱离具体内容，一定要和某部具体的古籍或某种具体的文献结合，比如考定一部诗集异文的是非，解决诗句理解的疑难，或者确定一本古典小说的刊刻年代，从而解决小说故事是受传奇影响还是传奇受小说影响的问题。这么说吧，文献学从来不是一部教科书，任何一们学科都有它的教科书，但教科书只是基础，不是这门学科最深入的学问。你学了“文献学概要”这门课程，背熟了教材和讲义，期末考了一百分，只能说明你掌握了一些文献学的基本常识，接下来才是从事文献学的研究，具体的去解决一些古籍中涉及版本、校勘等相关问题。正如你学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只是知道了古代有哪些作家作品有哪些文体以及大体的源流演变等常识，并不代表你就做了或懂了古代文学这门学问。曾有学生期末考试，古代文学得了九十多分，跟我说，老师，我古代文学学的特别好，我想考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我说你读了《诗经》没有，他说没有，又问读过《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关汉卿、汤显祖、《红楼梦》没有，回答一概是无。我说你先好好读书吧，读教材和做学问是两码事。
以版本学为例，研究一部诗集的版本，有时需要把几个版本的异文全部校勘，才能确定几个版本孰先孰后、孰优孰劣，有些校勘或版本问题，必须把诗集中的作品读懂才能解决。版本的清理固然是文学分析的基础，但文学的解读也可以是版本判定的依据。并且版本问题还会涉及造纸业，需要化学的知识，涉及文化制度，需要历史的知识，等等。如果我们以版本为研究对象，能说文学、化学、历史学是版本学的工具吗？反之亦然。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原因还是现代学科划分过细，学科划分有学科划分的好处，但也有它的弊端，人为造成隔阂。很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综合的知识，在古人那里不成问题的今天都成了问题，比如我研究的曲学，本身就包含文献、文学、音乐、音韵、表演等多种因素，明人王骥德写《曲律》，清人徐大椿写《乐府传声》，民国时期王季烈写《螾庐曲谈》，谈到相关问题，都是顺手拈来，他们知识全面，完全没有学科的桎梏。今天文学归了文学院，音乐归了音乐学院，表演归了戏曲学院，各陷一偏，再解决曲学的问题就需要学科合作，申报项目称之为“交叉学科”，其实“曲学”是老的不能再老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提倡继承传统其实是为了接近真实，还一门学问本来的面貌。我个人认为，你认为文献学是一个工具也好，是一门学科也罢，都没有关系，在从事研究时要淡化学科意识，增强问题意识，最重要的是去研究具体的学术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假使你给一部词集做了一个很好的校注本，里面既有版本考证，又有精详的校勘，还有准确的注解，在注解中对词意进行了新的考证和解读，还附录了研究该词人作品艺术与风格的文章，人人称道，你管它是属于文献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呢，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5. 结合自身的求学和教学，“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您对学生们有何期待？
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常识也就那些，读几部文献学概要式的著作，再加几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书籍就可以解决，如果要精进，还可以再读一些谈论某些问题的专门著作，比如乔秀岩、张丽娟、郭立暄几位老师的书。最主要的还是要接触实物，引导学生从古籍原件的阅读中发现学术问题，然后再查找资料进行研究并解决之。
我一般注重学生对文献兴趣的激发，有了兴趣什么都好办。也会有意识的让学生去查阅一些古籍，结合教学和研究，给一些小题目，比如对比几个版本的异同，校勘一部短小的古书，等等。有时也让他们参与我的研究项目，我个人有了新发现，也会和他们讨论分享，在实战中学习。我觉得学生只要细心、耐心、聪明就可以了，我不要求学生坐冷板凳，他只要有兴趣，进了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要下班了，赶都赶不走，他喜欢啊，他乐此不疲，何冷之有！他不喜欢，你逼他去坚持也没用。当然，前提是要有朴素的人品，文献学是实学，容不得半点浮华之物。
对学生的期待，我只可能说说对我的学生的期待，我期待我的学生都能和我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有读书的热情，喜欢探讨学问，一起散步聊天。如果只是为了拿个学位，对读书没有热情，或者读书治学过于功利化，这样的学生肯定不是我的期待。我在文献专业教过的学生，也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有的在手稿辨识和文献敏感方面超过了我，有的在经学和历史文献方面早就把我甩了几条街，我觉得他们肯定会比我做的更好，虽然我也才人到中年（也许还算是青年吧，不然南兄不会拉我来充数，冲着“青年”俩字，也要来胡扯一通，满足自己仍然“朝如青丝”的妄想），还可以追着他们跑一跑。
6. “文献学”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如何？论文发表难度？主要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就业情况还不错，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文化公司都可以去，如果他们去中小学当老师，也绝对是个爱较真的好老师，学这个专业，一是掌握知识和技能，一是养成严谨踏实的作风，知识和技能可能有助于进我刚才说的那些单位，而严谨踏实的作风，是任何一个单位都欢迎的。
“纯文献学”的论文发表可能难一些，主要是刊物较少，但关键还是文章的好坏。如果能发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并解决了，我想这样的文章发表也不难。发表文章一是文章过硬，二是先要发出来，不必过度追求刊物的级别，你的文章好，发出来就会有引用和关注，甚至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了一定影响，再投知名刊物，发表的机会自然就多了。我建议研究文献学，包括写文献学相关的论文，最好还是结合具体内容，比如古代文学、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等等，以古代文学为例，你可以考证一部古代诗文集的版本，由版本问题进一步阐释并解决作品中的一些问题，这样你的文章既可以投文献方面的期刊，也可以投文学方面的刊物，还可以投各大学的学报，范围一宽，自然增加了发表的机会。
7.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不作预判。我想这是一个自然的演进过程，我们只需在当前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就可以了，着力研究并解决问题。另外，答非所问的啰嗦几句：如果你喜欢文献学，觉得能给你带来快乐，那就去学。如果你对文献学好奇，愿意去尝试和探索，那也去学。只有喜欢的东西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才能研究的深入和透彻，成为这方面的行家。任何一门学问，你把它“玩”透了，都会前途无量！你看王世襄先生，启功先生，这些大家，哪个会关注研究的前景、方向？哪个会关注他的研究是不是被人关注？他关注的只是学问本身，这个事情我喜不喜欢，喜欢它，愿意付出，觉得做这个事儿值，那就行了。一门学问的发展几乎都是由喜欢的人向前推动的。我的导师刘崇德教授经常跟我们说，学问都是“玩”出来的，你得有兴趣才行。刘老师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特别好，引在这里：“读书本是情性事，何可寸功利尺量。”
8.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必读书不少，好书太多了。我以为对于初学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用简洁有趣的文笔写出文献学的常识，引发兴趣。判断一部书是否符合这个标准，就要看书的背后是否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有或没有，开卷便知。写的简明、清晰、准确、有趣的书就是你所需要的。比如黄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就是这样一本小而有趣的书，不过一百几十页的小册子，古籍整理的常识一气呵成，清清楚楚，要言不烦。如果读了这本书，引发了阅读的饥饿感，就接着读黄先生的《古文献学讲义》，涉及的方面更多些，目录、版本、碑刻、文史工具书都有介绍。此外，时永乐先生的《古籍整理教程》虽然顶着“教程”之名，里面的每一条都是真知灼见，有作者的研究，读来兴味盎然。如果要全面了解文献学都包含哪些内容，杜泽逊先生的《文献学概要》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部书几乎触到了文献学的每一个点，即便不能通读，随取所需的翻阅也很好。版本方面，有三部书是我的偏爱，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黄永年的《古籍版本学》和李清志的《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对于初学来说，还有两部书，我觉得大家会喜欢，一是郑振铎的《劫中得书记》，一是林夕（杨成凯）的《闲闲书室读书记》，一并写在这里，供参考。
专栏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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