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陆基督教文学研究举要

据粗略统计，从1978年至2012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发表基督教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近400篇，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1990年代以来涉及该研究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有130余篇。

不少学术期刊设置专栏进行系统的学术探讨与争鸣，比如《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设置“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专栏；《东方丛刊》2008年第4期设置“中国新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笔谈） ”专栏；《甘肃社会科学》2010 年第1期设置“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专栏等。

在这3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仔细梳理其众多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发现已然存在的三种研究范式，即文化—精神研究范式、文学本体研究范式和宗教信仰研究范式。<1>

文化—精神研究范式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中文化—精神研究范式逐渐形成。这种研究范式关注的是，如何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时代所需的精神资源来沉思中国社会文化的命运，探究基督教文化精神之于中国文化现代性发展的重要意义。

不过，有学者认为，这种范式虽然在使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常化的历程中功不可没，但似乎因过分急切地想纠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复杂性。其次，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学术领域，“大多以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分析为主，而较少作文学本体的深入研究与探析，在关注文化层面的问题时常常忽略了文学层面的问题”。<2> 这在后来的一些评论者看来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杨剑龙的论文，“论‘五四’小说中的基督精神” <3> ，试图通过阐释基督教的牺牲、宽恕和博爱三种文化精神对“五四”作家及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探究基督教文化精神与“五四”文化精神的有机契合，以纠正1980年代依然残存的“文化侵略”定位思想的偏颇。他的博士论文《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4>，选择了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苏雪林、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曹禺、徐訏、北村、张晓风等十五位代表性的作家，将他们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个范式后来的研究有一些变化，主要是从作家个案研究转为宏观研究，从文化文学研究转为多视角多方法的研究，从作家作品内部研究转为社会历史外部研究。

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侧重表现作家对于基督教文化复杂、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他们强烈地需要基督宗教的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却竭力回避或否定它的物质形式和某些教义信条，他们始终没能像拥抱希腊文化那样热情不衰地接待基督宗教。” <5> 

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6> 一书打破了以往研究仅限于基督教与中国作家个体之间的对应思维模式，而从历史意义、精神遇合、叙述方式上，展示出对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审视的学术魄力和微观阐释的精细高妙。

文学本体研究范式

1990年代出现的所谓文学本体研究范式是一种文学“内部”研究，主要考察基督教如何影响和改变中国文学的特质，即将基督教对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影响从文化回归至文学自身。但文学本体研究并不排斥文化研究，相反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是最终指向文学本体的研究。在一个较广阔的中西文化对话的语境之中保持其文学本体研究的开放性，无疑对于纠正文化研究范式的偏执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也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如研究的不均衡性，层次感和纵深感不强。

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书的下编——“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话语方式”，将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的关联置于文学研究的视野中，论述了《圣经》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方式、20世纪中国文学里的上帝话语，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耶稣形象，试图将文化研究与文学本体研究有机融合，使文化研究最终落实到文学本体研究上，维护了文学本体研究的自主性和边界。

唐小林的《看不见的签名: 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7>，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的学术专著。从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入手，探讨了现代汉语诗学的基督教语境、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的话语逻辑。王岳川评论道: “本书从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关系入手，解决现代汉语文学百年来的现代性运动中的价值厘定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前沿意义。” <8>

陈伟华的论文，“文心与模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 <9>，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阐释了在基督教文化催生下的中国小说新情节模式，即将《圣经》典故作为小说的文心，用其叙事框架作为小说的叙事模型，并指出这种模式“不但给中国小说提供了新的样式，也给中国小说增加了新的内容，促进了中国小说的转型和发展”。他的“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一文，通过考察由年号纪年到公元纪年的转变、基督教节日进入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系统等，来论证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时间中染有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色彩，是具有基督教文化元素的叙事，并一步阐释具有基督教文化元素的叙事时间在中国小说中的出现。<10> 

陈伟华专著《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叙事新质》<11> 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它以叙事学的角度审视中国现代以来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小说，对中国的文学文体进行了历史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它从文化整合的视角，对中西文化从碰撞、整合到叙事新质产生这一‘嬗变’过程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论证。” <12>

袁进的论文“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 <13>，详细地论证了西方传教士在小说观念、小说功能、小说内容、小说语言、小说形式、小说理论等诸多方面如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变革的导向。

陈奇佳、宋晖的《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14>，以网络文学为研究对象，考察基督教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的研究基本关注精英文学的缺憾。

宗教信仰研究范式

进入21世纪后，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开始了一种新的转向——改变以往研究中将基督教作为文化因素或影响因素的思路，开始从信仰层面来研究中国基督教文学，并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呈现出基督教文学的某个特有的部分，同时也带来关于基督教文学定义的讨论。

不过也有人认为，在宗教信仰范式主导下的思维，其“核心问题是宗教问题，而所有与宗教相关的问题预先又被设定成一个是不是符合基督教价值的问题，这样的逻辑设定，就容易使得研究偏离正常的人文向度” <15>，既无法达到学术的深入与推进，也会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生长构成严重的观念障碍。

2008年10月1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30余位学者参与会议，会议论文集《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于2009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基督徒作家兼学者齐宏伟呼应了施玮提出的“灵性文学”，他在《文学·苦难·精神资源》一书的第七章，就把史铁生与北村的写作称为“灵性写作”，即“从灵魂蒸腾出来又可以进入苦难肉身的文字”。<16>  他在“‘灵性文学’与‘灵性写作’的若干思考”一文中，通过与中国传统的性灵文学比较，来凸显灵性文学的概念内涵: “中国文学从来都不乏性灵文学，却缺少灵性文学……前者基于自然人性的扩张，后者则基于神圣启示的来临。” <17>

关于“基督教文学”之定义的讨论，刘丽霞在其《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18> 一书中第一次明确而严谨地提出“中国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将中国基督教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文学支脉，从新教和天主教两个方面阐释广义和狭义的基督教文学的书写形态、精神品格和美学诉求。

季玢在《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一书中，试图描述基督教文学命名的双层内涵：一是基督徒作家创作的纯正的基督教文学，二是非基督徒作家创作的非纯正的基督教文学。前者“以文学语言承载了基督信仰之言”，后者则是“以文学语言认同了基督教文化精神”。两者都强调“用个体的生命来关注和表现大生命气息”，这是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重要特质。<19>

<1> 季玢，“新时期以来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2> 杨剑龙，“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3> 杨剑龙，“论‘五四’小说中的基督精神”，《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

<4> 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5> 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

<6> 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7> 唐小林，《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8>《看不见的签名：现代汉语诗学与基督教》封面评论。

<9> 陈伟华，“文心与模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叙事”，《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0> 陈伟华，“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2期。

<11> 陈伟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叙事新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 龙其林，“中西之辩: 从整合到嬗变———兼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小说的叙事新质》”，《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6期。

<13> 袁进，“论西方传教士对中文小说发展所作的贡献”，《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14> 陈奇佳、宋晖，《被围观的十字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当代大众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5> 马奇佳，《遇到异乡的神祇———论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6> 齐宏伟，《文学•苦难•精神资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

<17> 齐宏伟，“‘灵性文学’与‘灵性写作’的若干思考”，出自杨剑龙，《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新加坡青年书局，2009年，第37页。

<18> 刘丽霞，《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9> 季玢，《野地里的百合花———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题图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课题》（酿出版，2016年）封面，作者是此文提及的徐訏（1908—1980），他是作家和学者，曾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有较大影响，但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被广为忽视。

此文首发于《世代》第5期（2018年夏季号）。若有媒体或自媒体考虑转发《世代》文章，请通过微信（世代Kosmos）或电子邮件联系：[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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