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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做的,可不是让乡绅修路,首富造桥

2016-10-25 劳骏晶 人物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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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亚幸拒绝过很多人,背包旅行途中数不清的offer,一些空有热情的求职者,据他自己说,还有个别小姑娘的爱慕。


最见骨气的有两次,一次,他拒绝了月薪两万美金,面朝大海除了聊天啥也不用干的理想生活。还有一次,他拒绝了800万元人民币投资和1.6个亿的估值。


他要改造下CSR咨询。


在中国,几乎没什么普通人关心CSR,全称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的中文直译,是企业社会责任。然在一家提供企业CSR报告下载的网站上,几乎所有上司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都可供下载,但大部分的社会责任报告阅读量只有两三个。


在绝大多数人概念里,CSR就是大公司回报社会,尽是些超级英雄式的自我牺牲,诸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此类。


谭亚幸不想只是敦促企业做散财童子,他要把CSR放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语境下,按照商业逻辑来改造。


2013年底,谭亚幸在日本完成学业以后回国,独自一个人注册了一家公司,提供CSR咨询服务。


同行者渐渐多起来了,有曾经在迪拜工作过的财务负责人,有曾就职于埃森哲的咨询师,有留学背景,却也乐意参加的Teach for China的支教老师


这帮传统意义上前途光明的青年,聚在一起,鼓捣的是一件大家都看不太明白的事情。


他们抓住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并且发现这个概念背后的绊脚石和蜿蜒小道,以及路边树丛里长满的树莓。


百威英博、腾讯、阿里巴巴、渣打、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现在,这些企业都接受了他的理念,他的客户遍及五百强企业。


在这个微小的领域,他决心做到行业第一。


_____  





  一  


谭亚幸又高又瘦,留着盖住眉毛的刘海。他声线原本就很平缓,说话又不怎么洪亮,整体就显得有些娘。不过每遇如此调侃,他就轻轻竖起一根中指,全无一点青年典范应该有的气场。


刚听到互联网+乡村这个名词,我忍不住撇嘴,互联网+是个烂俗的概念,现在蒙上了一层表彰好人好事、拾金不昧一般的做作感。


不加掩饰的态度并没有刺痛谭亚幸,他依旧兴冲冲介绍起他们的最新项目。


这个所谓的互联网+乡村,是腾讯的为村开放平台。项目咨询方,正是谭亚幸和他的公司,MSC。


没多少人知道,腾讯的公益基金已成立了九年之久,捐几所希望小学,组织员工支教,总之就是些惯常套路,直到,谭亚幸和他的伙伴们出现了。


腾讯是谭亚幸的第10个客户了,为村开放平台正是他们提炼的想法。2014年,谭亚幸团队六人,坐着突突突的小飞机,转小巴,再徒步,抵达驻地。


铜管村驻点一个月,收不了快递,买不到零食,还会邂逅两条有剧毒的蛇,有时也会被热情的村民劝酒,喝的第二天脑袋死沉。看起来像是大学生社团下乡体验原生态,事实上,他们带着繁重的工作去的,调研铜关村的社区状况,找到他们的真实需求,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符合腾讯企业文化的服务种类。


调研后他们发现,铜关村在信息、情感、财富这三个层面与外界社会是断档的。而正如腾讯致力于做连接一样,他们完全有能力在这里实现社区服务。


为村开放平台上线了,铜关村,这个把地图放大了十倍也找不见的贵州小村落,建起了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在腾讯平台上上线了铜关市集,在拍拍上还可以买到这里的雀舌茶、香禾糯。村里的通知不在通过高挂在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而是在微信群里招呼一声,大家就知道要聚在一起,讨论某个公共事务,或是帮邻居找走丢了的牛。村头小卖部,有65岁的阿姨在蹭Wi-Fi,她正在用微信与远在广东佛山打工的儿子视频聊天。


听起来,这似乎是个大公司回馈社会的感人故事,形同乡绅造桥,首富修路。事实上,这是以腾讯为代表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像个成熟商业体的路数。而在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正是CSR。


所谓CSR,即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创造商业利益的同时,对劳动者、消费者、环境、社区等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这是成熟的商业文明里,大型商业提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在我国,对上市公司也有公开企业社会服务报告的要求。




为村开放平台正是腾讯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项目。这是一个开放平台,谭亚幸们为它提炼了一套工具包,在移动互联网使用、社区营造已经资源对接三个方面,提供玩法和技术支持。一年之后,已经有1200多个村寨入驻了为村开放平台。


而在腾讯这边,运营整个平台的团队,只有4个人,这套系统大量的节省了人力。在为村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微信用户也拓展到了深入中国腹地的乡村。


马化腾盛赞谭亚幸团队给出的腾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不久前,负责为村开放平台项目的部门,成为了腾讯集团的产业政策部门。社会责任这件事儿,上升到了腾讯集团的战略层面。


这恰恰正是谭亚幸他们努力的方向。


 二  


互联网+乡村,是这个项目在事后传播过程中用上的标签。谭亚幸对标签这东西的理解很实用主义。好用的时候就用呗。


他恰巧也是用一系列标签,完成了最初的零成本传播。


「90后」、「背包客」、「创业者」、「公益」,这些标签在自媒体兴起之初,相当管用。在日本完成学业后,谭亚幸回国,决定从事CSR相关的工作。一个朋友看谭经历传奇,请他在自己公众号写一篇自述。那是在2014年9月,这篇自述意料之外地刷了屏。


同事kiki说,这小子是拿旅行当性生活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他必须背上背包,出现在澳大利亚养羊驼,去夏威夷潜水瞎嘚瑟,在东南亚徒步还从瀑布里掉下去,在曾经在西藏的无人区脱水休克,如果不是藏民相救,他的CSR梦想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实现了。


也就是在满世界乱跑的过程中,谭亚幸开始深入理解CSR的本意。他参与过欧洲最大零售商M&S名为plan A的CSR项目,在吴哥窟的公共食堂见识过社区服务和商业利益的巧妙结合,他还在澳洲养过羊驼,在泰国为建公益小学搬过砖。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朴素的想法在那些时候被细化成了一套操作系统。毕业回国后,他就开始在寻找能够做这件事儿的团队。


结果不太令人满意,国内CSR领域的团队,要不就是学术研究机构,要不就是为上司公司写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国家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每两年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大多就是换换项目名称的模板生意。这就是国内CSR的现状。


谭亚幸想干点实事儿,那就是提供CSR的咨询,可以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方案,并且参与推进具体的项目。那时候他独自一人,挽起袖子开干。


自述文章火得理所当然,一个充满热情的有为青年,要做这个社会做点改变,肯定是要看得人一腔热血。那时,谭亚幸每天能收到上百封邮件,有要约他聊聊的,有探讨什么是CSR的,更直接的要成为他合伙人的。


精挑细选之后,谭亚幸把几个聊得比较好的人拉了一个群,群里八个人,初具团队规模了。绍兴人谭亚幸请当时的实习生范范,在老家给大家找了一个两百方的大房子,每个房间摆上两三张床。这八个人在这里初次见面,直接住下,成了同事兼室友。


他们开始接项目,细化咨询方案。客厅的墙上贴满了随意贴,五颜六色的,尽是指点江山的派头。谭亚幸自己想的很清楚,「我们可能要做好两年发不出工资的准备。」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自然满口答应。现在想来,实在是轻率了。


「与其说我们那时候是个公司,倒不如说是个学生社团,真挺像个传销组织的。」




大家热情昂扬,谭亚幸也是,他可以连续七天,在地下车库拦截一家银行的行长,为他们做出一份CSR总结报告,最终说服了这家银行,成为自己的第一个客户。


通过口碑传播,项目开始有了。


那还是在两年前, MSC刚刚注册没几个月,还叫「创客」这样矫情的名字。谭亚幸很满意地介绍为一家物流公司做的CSR咨询项目。


在一周的密集调研后,他们设计服务于城市环卫工人的方案,主体是管理广告公司产出公益广告,同时,通过物流公司的车辆,可以顺道带环卫工人探访在另一个城市打工的子女。


这听起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物流公司之处的成本小,环卫工人得到了切实的好处,而公益广告的方式则让这个理念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政府也被吸引了进来,参与公益广告的制作。


这个项目的结束比开篇惨淡地多。


公益广告是做完了,却没有办法发布,之前的一系列计划,全都停摆。原因很直接,这帮生瓜蛋子,在调研和方案执行中,触及了一个灰色地带— —环卫工人的社保问题。整套方案被迅速叫停了。


 三  


这不是唯一一个戛然而止的项目。


说来也讽刺,当他们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时,有的企业,却连遵守基本的商业规范的能力都没有。


一家民企,在上市之前,接受了MSC的咨询服务,在拿到方案之后,却找各种借口,迟迟不肯支付尾款。


不久前,MSC为一个企业家联盟和政府三方做一个环保教育的项目,这涉及到环保、民工子弟学校以及大学生就业。这是很完整的一个项目,而其中的总要一环,就是由政府把企业和学校链接在一起。


项目再次被叫停了,理由惊人地直白:政府换届了。新上任的书记不打算在自己任期里做任何公益的事情。


「500强会好很多。」谭亚幸多次提起,当然也藏着些许无奈。


中国企业对CSR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很原始的层面,相对应的,是世界500强公司的成熟,这些公司通常在全球范围内有自己的CSR部门,遇到的问题只是在中国范围的操作,挑选合适的供应商。因此,谭亚幸的一半客户,来自于这些公司。


他可以与这些公司的CSR负责人详谈甚欢,获得对等的支持。接下这些项目后,他们会市场、人力资源、供应链、营销等等环节全面了解这家公司,制定CSR方案,这背后往往是以战略上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的。


百威英博、温克集团、渣打银行等等,都成了他们的客户。


而团队,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承受同样的蜕变。


在公司半年内没有办法发出工资时,曾经的热情就显得肤浅了。一部分人主动离开。同时,在面对愈加庞大和密集的项目,咨询这行所需要的才能门槛越来越高。另一部分人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那时候,人一个个散去,谭亚幸说,自己每一次都会freak out。等他们从绍兴搬回杭州,团队只剩下包括谭在内的三个人,连原先负责财务的合伙人,也因为个人原因回了老家。


 四  


2015年9月,谭亚幸搬到杭州,与公司剩下的三个人一起,过自己的生日,场面有些惨淡。他闭上眼睛许愿,等睁开眼,竟然发现,已经离开半年的合伙人竟然回来了,出现在25支蜡烛映出的火光里。


恐怕只有郭敬明才能写出这么煽情而戏剧化的场景吧。


曾经的团伙越来越像个公司,公司的股权结构也在一年前完成。他们操作的CSR工作,也挺顺利。


近来让谭亚幸最愉快的,是与哈尔滨啤酒合作的蓝天计划。这是一个希望能够改善雾霾的项目,已经进行两年之久了。去年,对方找到MSC时,他们设计了1.0版的项目,主体内容是植树,很传统的做法。




今年,项目迭代得到2.0版本,他们从哈尔滨啤酒的业务出发,考虑了科技,以及与消费者的连接。在一家技术研发机构的帮助下,第一款室外空气净化器以广告白的形式,出现在了哈尔滨索菲亚广场上。


「明年就会做3.0了。」让谭亚幸兴奋的,不仅仅是他们在改善雾霾问题做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一家从来不懂CSR的公司,在与自己的合作中,慢慢变成了他们期待的样子。


谭亚幸说自己不够激进,情绪波动不大。所以不擅长给团队打鸡血。不过,这样的性格,在CSR领域,就显得很有益处了。


「我会去接受世界是怎样的,他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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