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家住阿弥岭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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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颜可风
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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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岁末，我们家忽然从热闹异常的湘春街16号搬到阿弥岭1号，四望是水田和小山旳乡下。租住的是私房，房东还分给我们家两块菜地种菜。
那时我家特简单，一大床二小床、一张二屉条桌，外加大饭桌、大木箱、几把竹靠椅，组成全部家当。大木箱约一米见方，箱比门要宽大，还是房东严老爹，拿来大锯子锯掉了四五寸箱子边，才得以搬进家门。这木箱就是我们的大衣柜，既放全家的被子，也放全家换季衣服。
所有家具搬进房之后，父亲就带我上菜地挖土，把地翻了一遍。父亲告诉我，等菜苗栽上之后，就要经常到菜地看看，长了野草就要拔掉，不能让野草孳生。我心里生出了一种新鲜感，期盼菜蔬勃勃生长。
少将司令陈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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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一个休息日，一个健硕的中年汉子到了我们家，父母让我们叫他陈伯伯。陈伯伯看了我们简陋的家，知道我们一家六口（我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一岁多的弟弟）纯靠父亲一人工资收入维持生活（父亲当时在长沙市搬运公司汽车运输处财务科从事财务工作），就跟我父亲说：“你到我家去抓几只小兔子来，可以养在这只大木桶里，都是良种肉兔，两三个月就可以吃，可以改善生活。”
我长大后才知道这个陈伯伯名叫陈克斌，黄埔军校毕业，还进过陆军大学学习。解放前是囯军一个辎重兵团的少将司令，解放前夕在西南地区起义投诚。解放后作复员处理，拿了几个月复员安置费，在阿弥岭西南边的胡家垅子租了几间农房，养了几头奶牛，喂了好多鸡和兔，开始了新生活。
随后，我和父亲与去胡家垅陈伯伯家抓了四只小兔回家，并把那只大木箱腾空，将小兔放了进去。从此，我和二姐放学后，就和隔壁邻居家小孩去田野上拔草喂兔子。
六十年前阿弥岭一带示意图 绘图/颜可风
阿弥岭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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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的阿弥岭，是一条由南往北的小街。阿弥岭1-4号是一字排开的几户居民屋，最南端是阿弥岭1号。1号、2号是平房，3号、4号是二层楼房，坐北朝南，前面是一条小路，大约2米来宽。
我们家就租住在1号房屋的后面两间。我们房屋对面只有一间低矮简陋的茅厕，旁边搭了一间猪栏屋，租住在2号的杨大婶家饲养了一头肉猪，就养在那间猪栏屋。茅厕房后一片菜地。菜地后往南是一片开阔的水稻田，冬季种着一些萝卜油菜之类，还有一些田里种着肥田的兰花草籽和红花草籽。
阿弥岭3号、4号住的是房东一家。他们家一共有四代人。第一代是严老爹，约八十多岁；第二代是严友姑娭毑，六十多岁；第三代我们应该称姨或婶婶，估计是三十八、九岁。这个姨为人善良，知书达礼，穿着素雅，现在感觉她应该是一个工厂的管理人员，当时在南门口一带工作；第四代陶三、陶四，那时和我年龄相仿。五八年夏天，我看到一个女孩子，衣襟左上方别着一枚小小的长方型证章，白底红字写着“北京师范学院”，但不知道这个姐姐是陶家的老大还是老二。
我们隔壁还有一张姓人家，他们家是3号、4号的后屋，从北边进出。张家先生在劳动路上什么设计院工作，夫人负责家务，有两三个儿女，大的是女儿，老二是儿子，老三也是一个儿子。女儿比我大一点，老二比我小一点。
5号住的是一户农民，他家姓田。我们与他家交道不多，印象不深，两夫妻有一男孩，这男孩也是七八岁左右，上面还有爷爷奶奶之类。
6号是桂花树小学，学校后面是一条小溪流。小学对面7号、8号是大杂院，住了好几家居民，9号是一家豆腐店，老板姓高。
桂花树小学隔壁有几户人家，还有小店铺，印象最深是一家铁匠铺。掌锤师傅姓董，那时大约五十来岁吧，比较瘦。铁匠师傅带了一个年轻徒弟，长得高大壮实。每天从早到晚都听见铁铺叮叮当当敲打声，给冷清的小街带来一点热闹气息。
街中被一条由西向东的小港子（小溪），把南北向的阿弥岭街道隔开，绕过小学校，径直流向田野。溪上面一座小桥，没有护栏。桥北是阿弥岭街尾，街两边各有十来栋房屋，好像有卖肉的担子，还有一家小南食店。
今日桂花树小学 图源/颜可风
阿弥岭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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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花树小学据说是清代享堂改建。享堂即古时城里老了人，将棺柩运出城，暂时寄存处。古代殡葬礼仪繁锁，棺柩不能随便入土，送出城后一般寄放在享堂，再择吉日下葬。
我们转到这个小学读书时，早已看不到享堂的面目了。小学校园扩建了，有较大的空坪，装有两种健体娱乐器械，一是巨人部，其实是一根竖立的2米高的大木柱，顶部装了一个转轴，转轴上拴了四根粗麻绳，麻绳下端结了个小圈，四个小孩子可以同时玩。玩的时候小朋友把一只腿伸进去半坐在绳圈里，几人同时起跑后，便悬在空中旋转；另一种是秋千架，悬挂着两只秋千，每只秋千可以玩两个小孩。还有跳远跳高的沙坑。虽然这些健身娱乐器具极简陋，却也是我们当时快乐的源泉。
阿弥岭街尾（北端）是一条很陡的山路，沿山路上去，东面山坡是长沙市新生制砖厂（现在是长沙市武警支队宿舍）。当时这座黄土小山已挖平了一半，形成一块平地，码着一排排制好的砖坯，还有一排排烧好的红砖。砖厂的大门朝路面，大门内有办公室，有警卫办公室、宿舍，还有劳改、劳教人员宿舍。砖厂后门通往砖厂的制作坪。砖厂内外还有几座较高的警卫瞭望塔，能一目了然地看清被监管者的动态。
西边山坡有一片旱土，冬季种了点小麦，小麦收完就种红薯。旱土再往西边，就是长沙新生火柴厂（现在叫长华公司），也是一座劳改单位。
原长沙新生火柴厂、长沙新生机械厂厂址 图源/颜可风
如果翻过山坡继续往左家塘走，路面渐渐平坦。路西边是一家新生机械厂，路东边还有一家工厂。这个路口处较宽大，经常看到一个汽枪摊位，放着两支旧汽枪，十来米远摆着个靶子。一分钱2枪，打中免费。
继续往北走，就可看到路两旁的池塘和菜土，菜土边有房屋（后来知道这个农家姓曾）。屋前一块小小的禾坪，经常看到一群鸽子，或在房间上空欢乐飞翔，或在禾坪上自由踱步。
走过池塘菜土，就到了左家塘。这条街比阿弥岭街热闹多了，有粮油店、饮食店、南货食品店、蔬菜肉食店、煤店、小百货店、文具店、废品回收店。老百姓生活必须品一应俱全。
老长沙稻田农夫
阿弥岭南边有一条十字岔路，南通树木岭，东边去狮子山，往西一条山道，弯弯曲曲通向胡家垅（翻过胡家垅后的山岗就是后来的长沙标准件总厂、长沙床单厂、省轻工安装公司、长沙阀门厂，但当时是一片荒山）。往胡家垅这条山道北是一座绵延的小山，山道南是一片农田，还有一口较大的水塘。
菜园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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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分的菜土，就在我家房子的东旁，只隔一条尺把宽的小路就到了菜园。菜园外围有一圈篱笆，很稀松的竹篾编的那种。房屋北边也有一些菜土，还有一眼水井，我们吃水用水全靠此井打水。
我们在菜地里全部种上了莴笋，那时正是冬天，无需每天浇水，只隔几天浇一次沤熟的稀肥水。到了春节前，那莴笋叶绿油油的，莴笋脑壳又粗又壮。只要一棵菜，莴笋脑壳炒得一大碗，莴笋叶子也炒得一大碗。
可惜，我们家仅仅只吃了几餐后，那两块地里的莴笋，突然在一个晚上全部消失了。第二天早上看到光秃秃的菜地里只有几根稀稀拉拉的杂草。这事发生在离春节只几天的日子，当时感觉很难受，很沮丧。
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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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之后，父亲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后来在一个雨夜，听到母亲和大姐在讲悄悄话，说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关起来了”“还会坐牢”等一些让我非常吃惊而且恐惧的话。
到四五月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收入。经好心人介绍，母亲接了附近一些被子床单来洗，大约是几分钱或一角钱一床。二个姐姐都帮忙洗，扯井水、刷床单、牵绳子晒，晒干后再折好给别人送到家。
陶三、陶四的妈妈也给我们家送来了一些手工活，就是她们工厂做煤汽灯的纱罩子，要人工缝一下口子边之类。两个姐姐都参与这种手工劳动，一个月大抵也能挣得几元钱。后来二姐的一个同学也介绍我们锤瓜子，将瓜子皮去掉，把瓜子肉送到收购点。这种活，母亲也让我参加。
至于收入，绝对是少之又少，一个月全员投入所有时间，可能也得不到多少报酬，但总比没有收入要强一点。
无奈，母亲决定让两个姐姐停学，以解决吃饭问题。当时大姐十五六岁，差一点点就初中毕业，二姐十二岁，刚读完初小。这时候，大姐的班主任来了（姓周，十一中的女老师，教数学），苦口婆心劝导母亲，一定要让大姐读完初中，考一个中专，说很多中专不要学费，还有生活费发。母亲动心了，再怎么艰难也要送大姐读完初中，结果让二姐先停学。
那阵子，还有邻居介绍了桂花树小学的姚老师，把一个出生不久的小孩寄放在我家带。姚老师每天早上把小孩抱到我家，母亲上午给小孩煮一次奶粉吃，姚老师中午来喂一次母乳，下午母亲再给小孩煮一次奶粉。每个月也有几元钱固定收入。
姚老师丈夫当时在火柴厂从事宣传工作。姚老师看到我家确实困难，还特意介绍二姐去长沙火柴厂做临时工。我二姐去火柴厂是装火柴盒，即把火柴棍子装到那小盒子里。我也常跟随二姐一起，那时候也没有童工一说。
那个车间很大，有一排工作台像教室的讲台，不过长一些。记得台子上放着四方的大木盘，分成十条格子，我们将装好的火柴盒竖放在条格里，每条格放16盒火柴，每盘160盒，装一盘是6分钱。我们装好5盘、10盘就送到验收台，若验收合格就登记在名单上。我那时候从早上8点到晚上10来点钟，大约能装五六盘。二姐比我要多装几盘。
后来听人讲，姚老师爱人属刑满就业人员，由于会写会画，就留在宣传岗位负责版报工作。还有一大批解放前从事色情行业的年轻女子，在火柴厂劳动，经过几年教育劳动，转为就业人员，发给工资，成为自食其力的工人。
记得车间一个劳改人员叫殷剑书（音），我们加晚班疲劳瞌睡时，他会一边做事，一边给我们讲故事。主要讲聊斋，常常听得我们心里紧张，瞌睡顿无。看得出此人是读书人出身，不知犯了什么事。
长沙火柴厂生产的火柴 摄影/周和平 熊其雨
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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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从树木岭到阿弥岭没有马路，运输物资全部是土车子，即独轮车。我们家刚搬到阿弥岭，从早到晚都听到这种独轮车咿呀咿呀的声音。
五八年秋天，我们房屋东边开始修马路，我们的菜园正好在马路红线内。因此我们家的菜地很快消失了。
附近的农民也加入了修路大军，从早到晚吆喝喧天。他们先是在线内填石头，再挑土覆盖在石头上，然后几个人抬着那种沉重的石墩子压路，一边唱夯歌一边压实马路。记得歌词是：同志们哪加油干哪，嗨嗬哟喝嗨嗬哟……修路工人都是日夜奋战。
照明则用煤气灯，那种灯烧煤油，并且要打气，玻璃罩子里面有我们家手工绞边的纱罩子。这种灯比家用煤油灯威力大得多。
在修这条马路的同时，京广复线也几乎开始动工。附近的小山丘好多都被削平，那些山石泥土则变为路基。因为离我们家也不远，且与门前马路是平行线，晚上清楚地看到那边施工更是挑灯夜战，照耀得如同白昼，队伍更庞大，气势更磅礴。
1959年长沙学生在京广复线劳动
给牢中的父亲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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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的是，马路修好之后，我看到一队穿着劳改队灰服装的人，挑着一担担硕大的稻草，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战士押送，从我们家前的马路上经过。我好奇地注视着，突然发现父亲在这支队伍里。
我赶紧躲到屋里，非常害怕。我知道这是新生机砖厂需要稻草编织成草串子，再覆盖在砖坯上，防止未经烧制的土坯淋雨。那天晚上，我很久很久还睡不着，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我想告诉母亲，又怕，最终也没有告诉，搁在自己心里，一个人难受。
有一天，家里做了锅红烧肉，母亲先给父亲盛了一大碗，盖好放在一个菜篮里，让我赶紧趁热给父亲送过去。我提着菜篮，兴冲冲穿过阿弥岭小街，爬上阿弥岭，来到砖厂门口，径直就往厂里面走。持枪警卫将我拦住了，说不是探监时间，不准进去。
我心里一急，哇哇大哭，惊动了监管干部。随即走过来一个负责干部模样的人，问我们什么事，我说了事情原因。这个干部可能也动了恻隐之心，大声说“我负责帮你送到你爸爸手中”，说完接过我的菜篮子。
1979年末，父亲获得平反。
催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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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间段，严老爹家的私房也适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没改造时，严老爹从来没有催过房租，也没有要我们搬家的意思。母亲碰见老人，总是说：“对不起！累您老人家再等几天，我们凑齐给您送过来。”老人也总是安慰母亲：“没事，没事。”改造后，房东变更为南区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月月来催房租。
房产公司收费员名叫杨六初，四十多岁，瘦高个，人很淳朴很善良。母亲如实告知困难情况后，杨伯伯帮忙介绍二姐到妙高峰修建公司去学徒做泥工。虽然只有十八元工资，但她省吃俭用每月还能资助家中几元钱。
我虽然小，但只要有空，我就去制砖厂推板车。那时很多板车在砖坪里拖砖，阿弥岭坡岭很陡，需要在后面加一把力。有一次我推板车，推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得了五分钱，非常高兴。但那时没有方位感，回来时凭感觉找到新修的铁路顺着一直往前走（那时新修铁路路基上还未铺铁轨，高出地面二米左右，好远就看得到。现在回忆应该是过了五里牌到了陈家湖一带），结果越走越远。想到阿弥岭那边可以看到很多小山丘，突然醒悟，立即掉头往后走。那天很晚才回家，家里已乱成一团，此后母亲再也不准我去推板车了。
不能推板车还能干吗？说来也巧，隔壁杨大婶看到原来的乡长在视察马路通车，连忙跑上去跟他说修马路占了我们的菜土，请他帮忙还一点土地给我们种菜。没过几天，我们就分到了菜地，就在马路东边，离我们房屋很近，于是我就开始学习种菜。
菜地
母亲“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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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弟弟大了一些，母亲就到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做勤杂工。母亲从家中出门，上阿弥岭往西经过长沙火柴厂，再上曙光路（那时不叫曙光路），再经小林子冲到劳动路，然后到三医院上班，全部是崎岖的山路，每天来回估计要走20里。
母亲最害怕上晚班，因为上晚班经常踫到住院病人亡故，而晚班的勤杂工需要抬亡者遗体到落气亭。从住院楼到落气亭路灯昏暗，比较冷僻，心里常常发怵。这是她从未经历过的难关，但母亲还是咬牙挺过来了。
母亲出身于湘阴县一个富裕人家，解放前家中经营湘阴最大的南货号：邵记和丰南货号，乡下还有几十上百担田地。母亲在抗战爆发前后毕业于湘阴县初级女子职业学校，当时也算是个知书达礼的人。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常引用一些古诗文中的语句，什么“早起三朝当一更”“书到用时方恨少”“吃不穷穿不穿，不会划算世代穷”等等。母亲还会唱很多抗战时期流行的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在松花江上》等等，我小时候听到母亲哼唱过，十分好听。
母亲也很迷信，到过大年时，不准讲不吉利的话，年三十多煮点饭菜，余饭余菜留到初一吃，初一不能倒垃圾。1957年她帮父亲去算过命，八字先生说父亲人不见官八字也要见官。母亲笃信父亲这次反右遭祸是命中注定，怪不得天，怪不得地，只怪命中有此一劫。
母亲还会“打时”，生活遇到什么坎坷难处，她就会五个手指头掐算一番，然后告诉我们这事会怎样发展，或吉或顺或难或咎，而且经她掐算的事情也常常很准确。
好人汤连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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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晚年时给我讲过一件事，唠唠叨叨讲过几次。她说，刚解放时，有年遭水灾，湖田颗粒无收。父亲为了安排好家庭粮食，特意从岳家（即我外婆家）借了二十担谷，请汤连爹（一位帮我们家种田的贫雇农）驾划子（湖区子船）从县城运回临资口，并将稻谷全部存放在打米行，以后每月从米行背米回家维持全家生活（那时我们家有祖父祖母母亲，两个姐姐，我也已经出生）。
因为是从码头上一担担将稻谷挑运到米行，肯定镇里街上许多人都看到。所以，1950年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如火如荼时，就有人在斗争大会上提出问题，讲我父亲从公家搞了几十担谷回来。顿时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要求斗争我父亲。我母亲吓得脸色苍白。
正在这危急关头，是汤连爹走上台，大声解释了此事经过，这才给我父亲伸冤解危为安。否则任凭我父亲有多少张嘴，也无法为自己洗刷清白。母亲反复叮嘱我们，汤连爹真是好人呐！
父亲晚年，也曾反复给我们兄弟姐妹说过这件事情。
陈伯伯“畏罪潜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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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桂花树小学读书时，有一次刚下课，同学们轰地一下就跑到学校隔壁看热闹，原来是铁匠铺的老板娘上吊死了。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老板娘和徒弟发生了什么暧昧之事，被老板发现，这才使老板娘羞愧难当，一死了之。
大约过了几个月，这个铁匠铺老板又结婚了，而新娘也住得不远。就是住胡家垅山坡边一个单家独户的妇女。铁匠老板结婚后，这个新娘则出售了原来的房屋，铁匠一家也搬走了。
事情好巧，新娘原来的那栋房屋就被陈伯伯买下来。陈伯伯稍微扩建了一些鸡房兔舍，一家三口也住得很舒服，房后还可以种一点蔬菜。那时候，陈伯伯喂的奶牛，也公私合营了，都合并到长沙市奶牛场。陈伯伯的儿子初中毕业后，考取了黔阳卫校的医士班。
大约是1960年或1961年吧，陈伯伯突然之间失踪了，单位领导给陈伯伯加了一个很别致的名称：畏罪潜逃台湾或者畏罪自杀。
文化革命结束后，终于有了结论。八十年代初，市委统战部和南区统战部给陈伯伯恢复起义将领荣誉，给陈伯伯的遗孀（我称呼为玉姑的老人），毎月发给一定生活补助，让老人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大姐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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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姐初中毕业后，本来可以选报好多中专学校，有卫校，有中等师范，有机械中专，最后她选中湖南省土木建筑学校。可能是憧憬着毕业后戴着藤条安全帽，手中拿着建筑施工图，在各种工地来回穿梭，指导施工人员进行工作的神气吧。
但在湖南省土木建筑学校仅读了一年多，全国性基建下马，这个学校就被解散，大姐也中途失学未能毕业分配。这个建筑学校就设在雨花亭，后来利用原校区改建成长沙市第二十一中学。
湖南省土木建筑学校，1958年成立。1960年3月，为扩大办学规模在长沙树木岭征购约9万平米土地，设立湖南省土木建筑学校树木岭分校。1962年4月，学校停办。1972年12月，学校恢复办学并更名为湖南省建筑学校。学校现已发展为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位于湘潭）
稻草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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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们家家户户的铁锅铁器都收走冶炼钢铁，都改为吃食堂。食堂设在阿弥岭街的最北端，靠西边的山坡下。
食堂饭菜油水不足，刚吃过肚子还觉饿，充满一种饥饿感。因此食堂就做了一种稻草馒头，将稻草切碎处理后与面粉一起和匀发酵，大个头，浅黄色，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稻草芬芳。口感不错，吃过也有一种膨胀感，以致于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
吃食堂大锅饭（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历史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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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弥岭生活了整整四年，1962年元旦又搬到了北区洋火局。
1984年8月，长沙市铁建指挥部征收了南区桂花大队的土地，并对全大队的人员进行安置。桂花大队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北到左家塘南到树木岭，东到京广线铁路，西到曙光路，有农田和山地，以及阿弥岭、狮子山、胡家垅、水库等地一些居民和农民聚居区，全部属于征收范围。
然后开辟了几个新的居民区，包括现在的桂花新村、赤岗小区、狮子山小区、狮子山二片小区、水库小区。阿弥岭小街也全部推平，重新规划修建了一条新的阿弥岭街。桂花树小学也整体搬迁至桂花新村，即原先桂花大队部附近。腾出来大大片土地。
当时铁建指挥部有一个政策，长沙市的工厂单位每接收一个成年农民（16岁一55岁），单位即可分得半亩土地，并且每人带7000元安置费。换言之，如果一个工厂或单位接收安置100人，这个工厂或单位即可获得50亩土地和70万元安置费。
这种安置接收都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农民要看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上班，安排做什么工作。而单位则主要挑选年轻力壮的人，便于安排工作。双方确定之后需要签一个文件，表示双方自愿。当年有数十家单位在此接收了大批青壮年农民，如长沙市第一输公司、长沙市联运公司、长沙市金属回收公司等等。
我们单位（长沙市笫五运输公司）也接收了60个农民，分到了30亩土地。我当时就是负责与桂花大队青年接洽，动员他们到我们单位。我们单位安置方案是男性适龄青年学习汽车驾驶，年纪稍大一点学习汽车修理，女性青年分配到单位下属电器厂工作。还有一些尚未毕业的学生，我们单位负责供他们上学费用，并且带工资学习。优厚的安置条件吸引了很多青年来我们单位。我们在1984年底就圆满完成了动员签约安置工作。
而长沙市铁建指挥部则得到了更多的土地资源，用以建设树木岭的新铁路货运站。这是因为设在湘雅路口的老北站，巳经完全不适应当时长沙市飞速发展的货运形势，而老北站周边也根本不可能扩大货站的规模。
今天，桂花大队已经是左家塘街道下面的一个社区，管辖范围也大大缩小。而狮子山和水库也是单独的社区了。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阿弥岭的巨大变化。这里的山林，田园，小溪流，已消失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到田野的痕迹。
桂花路上看左家塘街道办、桂花新村住宅区
那些我曾经接触和熟悉的人，可能早就消逝在历史的尘埃里，但却依然在我脑海里闪现。这一带今天高楼林立，店铺繁荣，夜里更是灯火辉煌，人流如织。汽车的笛声此起彼伏，时时在我耳际鸣响。
这一切就是我曾经在阿弥岭上生活的回声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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