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亲历者社群的创伤知情 | 讨论
（本文可能引起恐惧、创伤与不适，慎入；本文不涉及社群成员招募）
经历疾病的痛苦本身已经足以造成一般意义上的创伤。同时，向疾病亲历者以及四周亲近的人询问“为什么会生病、为什么会痛苦”，就像询问其他创伤幸存者“为什么会遭受暴力”一样。
70年代，自体心理学家Kohut提出“确认一个人属于其他人中的一员的感觉”，能整合孤立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际关系的否认，进一步激活过去未被体验过的“有归属的感觉”。(延伸阅读：孪生体验：“我和人类格格不入”)
社群本身的疗愈性是广泛地被描述的（self-healing communities model、C-HeARTS framwork、Trauma-informed community building model），从社区文化、新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到对一些固有观念的反思，借着建构共同记忆、个体意识以及成员之间的连接感，达到社区群体保健成果的显著改善，降低少数、边缘、和易受创伤群体所经历的贫困、经济与社会压力。
个体能够有机会在社群中遇到与自己有相似经历、相似理想、相似观念以及相似困境的它者，进一步有机会得到共情性回应，了解自己、走出迷茫，更宽广地拓宽对它者看待自己的方式的认识，进而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全面的存在处境。
此外，学习相关的知识具有赋权作用，一同商讨并阅读一些关于个体自身疾病诊疗的知识、个体社会角色如何延续或权力差异、个体所在的环境的知识、心理治疗与康复等问题的知识自我赋能。（bibliotherapy）
Community Healing and Resistance Through Storytelling: A Framework to Address Racial Trauma in Africana Communities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095798420929468
在社群中出现的冲突可能会动摇少数群体本身已经混乱的身份危机。
基于疾病经历的同质群中有许多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学习经历、家庭观念、性身份、人格结构、多意识体和单意识体、拥有不同理想化幻想的成员(以上这些也是相当粗劣不准确的标签)。尽管这些成员都经历了疾病，他们仍然会遇到许多可能引发彼此不适情绪的触发点。
尽管最直观而言，寻求同质性似乎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然而追求身份标签更本质的内涵时，若是不充分地使用创伤知情的态度，我们容易走上了一条暴力的不归路--排除“带给成员们伤害”的“不合格”者，以建立更纯净的同质社群。
当创伤被揭示出来，无法使所有人都舒服，也难以避免二次创伤的发生。对于“大众”的敌意常常反过来加深了在社会中创伤个体被分门别类地边缘化的处境，想象中的敌人逐渐成为真正的敌人。（延伸阅读：当我们谈到文明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走向了文明 ）
不幸沦为社会替罪羊时，大众对少数群体群魔乱舞无所不能的邪恶形象，与此同时，少数群体的愤世嫉俗再次强化了邪恶形象
在大众的观念中，人们往往将“霸凌者”视为天生的“恶人”，他们善于欺负和打压他人以树立自己的权威。然而，这种表面的看法在预防霸凌时往往不起作用。（延伸阅读：为什么会被讨厌？）
社群中的霸凌往往是冲突中的表面现象。
常见的隐蔽霸凌情境之一，个体可能在理想化同质社群的阶段感到在社群中畅所欲言才是“社群是值得被理想化”的表现，并预设社群成员会无条件地理解和支持他们。然而基于“信任与依赖”的口无遮拦，可能对其他成员造成不适，部分社群成员为了“维持社群稳定”在最初可能会安慰、疏导或引导纠正个体的破坏性言行。
常见的隐蔽霸凌情境之二，当迷茫的人们试图使用评判以及标签描述自己的经历，痛苦借由僵硬刻板印象表达出来，一部分群友接着观察和调整自己去整合刻板印象，另一部分群友感到被冒犯和不被接纳的恐惧在个体寻求支持的过程中给部分成员带来各种被冒犯的愤怒。
此时许多成员可能开始隐蔽地安抚与疏导那名激发自身情绪的个体，此时冲突的动力已经开始暗流涌动，若是那名带给成员们不适的个体没有被“顺利地引导”，几名反击的先行者可能开始划破安抚的水面。
当情绪被激发的个体成为反击的先行者时，其它压抑的成员可能也跟在先行者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此时，个体可能会感到被围殴。一些成员可能会表达“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不喜欢就离开”，然而，这实际上是对个体的攻击。社群中多方均已经经历了许多社会排挤和霸凌的创伤，又被迫成为霸凌的实施者。
有些成员们可能逐渐感到心力交瘁；有些人希望更高的权威能够纠正个体的破坏性行为；有些成员开始直接地攻击与指责；有些成员表达对失望退出社群；另一些人则选择被视为冷漠地压抑自己和回避冲突（这种冷漠实际上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卷入争论和进一步重演创伤的努力）；还有一些成员深深带入了自己被围攻的创伤而痛苦。
最初寻求支持的人们却在经历痛苦。
社群中的冲突是结构性的，面对这种结构，如果“安抚受伤害的多方”或是“让ta们自由互掐”，冲突没有得到有效平息，结果往往无法满足冲突中每个个体期望的“公正解决方式”，社群管理者容易踏入压制冲突的陷阱。
如果冲突背后隐藏着一些同样巨大的创伤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听到很可怕的话，也会看到很可怕的行为发生。
社群中存在的自杀、自伤或过量服药行为足以在社群中传递替代性创伤。对于那些本身没有经历创伤的人来说，接触到这些言行足以带来长达数年的替代性创伤。
此外，社群内的争吵和人际关系问题也常被概念化为霸凌和排挤，对个体产生长期影响。在社群中出现的冲突可能会动摇少数群体本身已经混乱的身份危机。
不可否认，分享疾病知识对个体来说可以提供支持，这也存在许多副作用。
每个人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那些在学习过程中未完全掌握知识的人来说，这些分享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例如医学生的大二综合征，看到什么都觉得自己有病。因此，当一些人刚开始学习心理学时，他们可能会让周围的人觉得他们的病情更加严重，从而直接给出“禁止”的建议。然而，不能因为不能讲述而停止学习和成长。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通过分享能够促进学习和成长的框架。
通过学习医药知识以及更全面地了解不同个体的服药经验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对疾病的全面了解和自我赋能。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加深对医疗的不信任和反抗。每个人的病情是不同的。如果个体调整药物后病情波动与谈论药物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可能导致个体陷入无法控制的精神疾病发作状态，进而导致自伤自杀和严重的人身损害。尽管我们可能希望没有这些风险，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在历史上，社群多次成为资本代言宣传药物的工具。目前，国家对医药广告和自媒体已经有法律法规进行管制，但在保健品传销和直销中，病友代言的商机仍然存在。因此，我们设立了群众举报渠道，通过向管理员或小助手举报后进行核实，并在社群中进行解释。如果经过解释后仍然反复出现此类行为的个体将被移除。
社群还容易出现以下风险：诱发自伤自杀、个体出现病情波动后造成人身损害的责任、非正规渠道药品与医疗器械的买卖、成员转发违法信息，以及诈骗和骚扰等继发性事件。对于前两点，我们强烈建议坚决抵制。
更隐蔽的是个体分享自身经验或基于个体经历的投射后引起的情绪波动。例如，当一名成员分享自己的病情和诊疗经验时，其他成员可能会感到身份动摇，或者在模仿性自救后出现严重的人身伤害。尤其是对于某些病友来说，他们的行为能力也会随着病情波动，因此在界定上可能存在许多风险。以上情况每次出现时，管理员应坚决抵制，故制定以下群规。
基本群规
我们所有的社群，均将制定以下群规：
不可向群友借钱，遇到借钱者可投诉
骚扰投诉机制
不可劝他人自伤自杀也不可分享自身自伤自杀经验
不可提及与精一、精二类药物相关的内容
不可指导他人用药
主题群避免长篇闲聊与主题无关的
不可在群内提及攻击他人以及无差别攻击的言论或是计划
不可将群内聊天记录以转发、截屏的方式转至其它地方
在执行层面进行以下调整：
相互监督以及投诉机制
每次活动结束后，活动群精简解散
建立同辈督导机制，每月一次线上同辈督导
只保留一个闲聊群，其它都是主题群
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少社群的伤害性，但是可能导致对新成员封闭。一种是提高加入门槛，例如通过考试、投递简历、面试、签署协议或缴纳会费等方式进入社群，但这会明显增加工作量。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多精力，我建议大家不如用来寻找更高薪的工作或读几个在职研究生。
另一种方法是增加交流设置，并且在设置上尽可能地创伤知情，以在不明显提高门槛的情况下促进新成员的参与。我们需要继续支持新成员在从业者的道路上发展，包括适应现有的医疗体系、找到工作并平衡工作和生活。一方面，我们可以逐渐减少同质社群的数量，但保留主题群。对于同质社群，我们可以将其弱化为结构明确且有一定流程的支持小组。对于那些难以进入支持小组的成员，目前只能设立一些有特定设置的同质社群，并提供心理支持来覆盖他们的需求。
在新成员入群时进行群规的告知，以及填写与创伤知情相关的内容。
有创伤史的人接触各类组织时（例如学校、职场、卫生和公共服务机构等），组织往往感到难以应对，反而可能会引发当事人的负面反应，引起自我伤害行为、攻击性行为、回避行为等，并可能助长暴力和贫困的循环。Carly Smith和Jennifer Freyd将这一过程称为“制度性背叛”。（延伸阅读：受虐的创伤源于人际背叛？了解背叛创伤理论）
创伤知情是面向每一个人的。创伤知情的社群预设成员经历过创伤，并且需要在一个安全的，富有同理心的环境中表达自己。我们如何去为社群建立一个容器（container），让之间产生的任何巨大的情绪都能被容纳，也都能在我们各自的容纳之窗内被代谢和消化。
在社群中出现重复的情绪激发可能引发次生的创伤，甚至影响生活。一些家庭成员可能会感觉到他们的亲人“交了不好的朋友之后精神变差了”。
下文观点参考自“作为组织者，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调解冲突”——冲突转变、创伤与正念Kai Cheng Thom之中“Impacts of Trauma on Group Conflict”模型，我试图去描述亲历者社群中的的一些创伤的特点。
创伤社群具有高冲突的动力，很容易激起成员之间基于歧视的创伤性反感。【high-conflict community dynamics】
当冲突被激发时，非黑即白的极化思维，将激发创伤的成员的言行解读为令人恐惧的伤害性压迫结构。【binary thinking】
为了维护群体的安全和存在，某些成员需要被排除在外。【splitting】
尽管那些长期进行深入交流的成员有时会对攻击特定成员持有反对意见，但这被归因为这些老成员思考周全、理性并具备共情能力，相反，引起冲突的不熟悉成员则是具有特权的迫害者。【in-group/out-group double standards】
一旦创伤议题被激发，实施攻击的多方都承担着某个长期受压迫、伤痕累累的群体的沉重使命，他们必须发声。【culture of escalation】
被激发的多方可能开始相互争斗。互相争斗时，每一方都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并开始评判他人的特权。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创伤者发声，必须终止歧视和暴力，对方伤害性的言行应该立即被制止。【toxic triangulation】
长期以来，成员不断整合冲突和创伤，对自己的歧视和评判言行进行自我审查。作为相互支持的亲历者，我们必须严格排除来自他人的伤害，确保我们的安全空间中不发生这样的情况，并在其他成员出现类似言行时一起跳出来纠正和制止。【culture of surveillance】
当冲突频繁，个体更加谨慎地表达自己，感觉自己与其他人不同，只有自己才是可信的。【group collapse】
后面两条是小编的私货：
在疾病亲历者社群中独有的特征是个体“精神症状的症状波动”，然而每个成员对症状的了解仅仅局限于线上的文字互动与自己的经验，因此可能将他人另自己不适的言行归因于某些症状，将药物以及医疗作为“解决”他人不适言行的方案。【medicalization】
由于人格特质、表达能力以及文化背景的差异，融入不佳但是仍然话多的个体被容易视为“症状重”，成员中被激发的病耻感的创伤开始复杂地运作，重构成员对自身的认知。【stigma-based re-medicalization】
创伤知情的社群预设成员经历过创伤，并且需要在一个安全的，富有同理心的环境中表达自己。成员也能意识到文化，历史和性别因素对一个人的影响。
创伤知情的社群不去询问个体的创伤，而是建立一个安全和信任的氛围。发展一段深入合作和支持的关系作为开端，给予成员能量去重视自己的声音，以及成员自己想要从社群参与中获得什么。同理和尊重是创伤知情的基石。
当冲突发生时，尤其是当冲突的本质与集体创伤有关，比如歧视、死亡。我们不可能阻止可怕的话和行为出现。冲突是创伤激发的生存反应。
我们在最后放了一些应对社群冲突的内容。
应对社群冲突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克服这些强烈的感情、冲突和不友善(mean)的行为。当冲突发生，我们不能使用“辩证对待一件事中的细微差异”去预防冲突，也无法去禁止他人发声。我们能做的干预更多是在冲突中去看到他人固持己见的背后的深层的原因，然后引导他人去看见自己真正想要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我有什么感受第一：离开当下来获得片刻安静，感受一下里面发生的事情。这种查询还可以包括与朋友交谈或写下一些文字。第二：记住，没有人「使」我有这种感觉，但我「有」强烈的感觉，它们值得我关爱。第三：对我的疼痛点(raw spots)保持好奇。
更完整的事实是什么样的？
当我们发现自己沉迷于一种观点、故事或判断时，问问更完整的事实是什么样的，这通常会很有帮助。对我来说，此类关于运动工作的最有帮助的查询是： 关于这个人/组织/空间还有什么事实？我能想到ta们的任何积极品质吗？我能想出我可以从ta们的行为中获益的任何方式吗？除了ta们所做的我不喜欢的事情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元素或经历可以构成更全面的画面、展示我们的善意，或平衡一些报复的冲动以及摆脱这个人的愿望？ 是否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导致了这种情况或行为？（编者注：例如孤独症谱系障碍（ASD）者可能难以适应一些主流社交规范，或读不懂暗示，导致一些双方沟通上的障碍。） 我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事实可以平衡这种情况？我的生命中还有什么？我有多少时间花在这个空间或与这个人在一起？我还做了什么？如果这种情况在我的意识中不成比例地明显和激烈，我的生活中是否还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很大程度上转移我的注意力的不同感受？ 这种情况或这个人是我的责任吗？这是我能控制的吗？如果没有，我可以想象不理会，哪怕是尝试部分的不理会(let go)，例如5% 或 10% 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吗？ 是否有可能与我自己的历史和经历有关的方式让我感到特别受刺激？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关注或爱护这些伤口？ 有没有可能是，对这个人的强烈感受让我进入一个熟悉的角色？在我的内心现实(inner reality)中，我是否将我们置于与我的原生家庭，或其他对我有深远影响的团体相关的角色中？
我们可以说“我看到了你的愤怒和哀伤，它们都是真实的，而且是深刻的。你的不满也同样是真实且重要的。那么，你希望这个冲突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呢？比如，当这个冲突结束时，你希望那时的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那时你与他人的关系会以哪种方式结束或延续呢？”
以上内容部分摘自“变革性问责”：变革性问责⑤｜在社群中对暴力问责时可注意的十个准则
变革性问责④｜我有权伤害伤害过我的人吗？
变革性问责③｜实践新的社会关系，即使在冲突中
变革性问责②｜社群责任意味着幸存者不必自己完成所有事
变革性问责①｜不再让暴力延续在边缘社群中（女性、性多元社群等）
部分内容摘自“冲突转变、创伤与正念”：“作为组织者，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调解冲突”——冲突转变、创伤与正念Kai Cheng Thom｜创伤知情正念与社会正义（连载九）“我们为什么如此恶劣地对待彼此？”——冲突转变、创伤与正念：Kai Cheng Thom｜创伤知情的正念与社会正义（连载八）
作者：Circle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报了数不清的心理咨询培训班，在康复的视角看待精神疾病的跨学科治疗。non-binary。对一切抱有好奇，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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