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新四军往事：在皖南事变之前的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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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军长与陈毅、粟裕、袁国平等参加南昌起义新四军干部合影。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向南方红军高敬亭、傅秋涛、项英、刘英、张鼎丞等部，转发了蒋介石10月6日的电令。
电令指出：
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湘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抗战军兴，这一电令，即标志着国共两党关于将在南方八省边界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军参加抗战的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电令之后，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约14个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按照命令陆续集结，完成了改编。
——此后，新四军在1939年，将10月12日定为新四军建军纪念日。
四军这个番号，对蒋介石而言，大致是他任总司令的北伐军的第四军。
对延安方面而言，四军，自然就是红军官兵都很熟悉的井冈山最早的红四军，或者红二、红四方面军曾经出现过的红四军。
至此，新四军正式挂牌，也就有了叶挺军长的走马上任。
叶挺自1927年秋冬开始流亡海外，他在游历欧洲，访问苏联之后，便一直寓居澳门，一度与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李济深等人往来密切之外，对国共两党，均是少有联系。
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叶挺这才结束流亡，由澳门回到上海。
当时，国共两方就红军改编事宜，正在上海谈判。
战事紧迫而谈判艰难，是以，主持谈判的周总得知叶挺抵沪，当即邀约会晤。
会晤中，周总深知叶挺在军界颇有人脉，因而向叶挺表示，希望他能够出面，参加、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
叶挺与周总交情多年，现在才回国内又急欲领兵上阵抗战，因而爽快答应了周总，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另外一位故交，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他表达了自己愿意出面，协调国共两党共同改编南方红军，继而率军抗日的愿望。
于是，通过陈诚举荐，叶挺向蒋介石提出“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并上报了国共联合改编、组建一个新的第四军的建议。
新四军建军方案很快得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批准。
——因为新四军的新的番号出现，一度纠结在国共两党之间的陕北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的问题，也就分为八路军、新四军两个部分进行改编而迎刃而解。
然而，叶挺上报的新四军组建方案虽然得到通过，但是，谁来就任新四军的军长的问题，国共双边却分歧重重。
冯玉祥、宋庆龄、李济深等人的率先支持叶挺就任军长的提议。
新四军军部在岩寺。
1940年，新四军的两位军长，叶挺与陈毅。
可是，这时的叶挺对延安而言，已经脱离共产党多年；对国党而言，又有指挥南昌、广州起义的往事。是以，无论国共，既有改编南方红军为抗战武装的共识，却都对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深为顾虑。
为此，延安方面推出了由项英、陈毅等人指挥新四军的方案，国民政府方面则针对性提出以陈诚、张发奎指挥新四军的方案。
双方相持不下之余，直到9月28日淞沪战事扩大化，战事日趋危机，在陈诚建议下，蒋介石这才拍板，以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名义，签署了对叶挺的新四军军长的任命。
国党迅速表态、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延安随即也表态认同，并致电邀请叶挺前往延安。
1937年11月，就新四军建军和抗战方略问题，叶挺、项英等人相继来到延安，向中央报告新四军筹建工作。为此，延安方面为叶挺专门召开了高规格的欢迎大会，向这位北伐名将热情致意。
会上，延安明确表态，欢迎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
叶挺感动之余，同样坚决表示"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
叶挺、项英在陕北期间，国共双方就组建新四军军部达成共识，经叶挺提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明确了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等其他主要部队长的任命。
不过，按照红军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和传统，在叶挺离开延安回到武汉之后，延安在12月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和中革军委新四军分会等两个党的、军队的最高机关。
两个机关，均由项英担任书记。
1937年12月，长江局领导人与新四军部分负责人在武汉八办门前合影。右起：项英、曾山、周恩来、博古、王明、叶剑英、张云逸。
其他主要顶层人物还包括军分会副书记是陈毅，东南分局副书记是曾山，后来增加了饶漱石——作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基本为组织原则屏蔽在决策核心群外。
——通常，人们会被项英挂着新四军副军长职务，因而将项英视为聂荣臻、罗荣桓这样的人物。
其实不然。
项英早在红军时代，即与周总比肩，为包括朱、毛、任弼时等人为委员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曾任中革军委主席。
（本文10000余字，详说新四军建军至皖南事变前的叶挺、项英等人的往事。感谢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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