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漫谈双十协定：战争与和谈
第74军往事：李天霞的抗战时代及南昌反击战
1945年9月3日，重庆谈判期间，重庆军民庆祝抗战胜利。
对中国历史进程而言，1945年的10月10日绝对是一个非常标签日子。
这天，经过43天的磋商、谈判，国共高层在重庆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这个纪要，即为《双十协定》。
就此可见，《双十协定》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具有契约意义的文件。
不过，当时中国重要城市报媒、舆论都是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与《双十协定》混淆而论，使得为国共两党敲边鼓的民主党派和民众们对国共和谈充满信心。
——在抗战惨胜，和平渐进的关键时刻，既然有着辛亥革命以来军阀内战、抗日战争的几十年深重灾难，如今痛定思痛，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本该是最合乎情理与逻辑的事情。
在“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了谈判”的国共和谈氛围中，举国军民无不憧憬着灾难深重的中国，能够在抗战胜利之后，有一个近乎唯美的、理想化的战后重建。
不过，非常遗憾。
既然纪要与协定存在客观的本质的区别，即便《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画出了如花一般美丽的前景，一旦落地，终究不免鸡毛乱飞。
抗战结束，在驻华的美国、苏联代表斡旋之下，国共两党顶层人物最早在8月28日开始面晤谈判。
1945年8月，八路军沿平绥线攻击，占领张家口。
1945年8月，八路军占领青县火车站。
然而，在更早的1945年8月9日，随着美国对日投放原子弹、苏军向东北开战，日本投降已成定局，重庆和延安都发表了各自内容大相径庭的大反攻命令。
延安各部八路军、新四军控制陇海线以北广袤战区，相比部署在两湖、川滇的国军主力进军便捷。因而，在8月9日至9月2日的大反攻作战中，延安方面军队即收复了华北、华东等地150余座县以上城市。
就此，8月26日，国民政府军委会针锋相对延安，在策划、制订不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中国战区的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16个受降区之时，对延安方面予以了强硬的反制。
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国军各战区主官下达了命令，要求各部国军加快东进、北上，派兵进驻16个受降区。
其中，在陇海线以北战区，国军以第十一战区以孙连仲为平津地区受降主官，在北平接受集结在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等地的日军投降。
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李延年为济南、青岛、德州受降主官，在济南接受山东等地的日军投降。
以第一战区胡宗南为受降主官，在洛阳负责接受集结在洛阳、新乡、郑州等地的日军投降。
以第五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在郾城负责接受集结在漯河、开封、郾城、商丘等地的日军投降。
以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受降主官，在太原接受山西等地的日军投降。
以第十二战区傅作义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设在归绥，接受日军投降。
这16个受降区完全没有给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划出受降区域。
尤其上述受降区，都是陇海线以北地区的受降地区，这些地区本属八路军、新四军实际控制。然而，国军北上、东进，如果按照命令进军这些地区，为接手这些地区发生武装交火，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可想，何应钦的这一受降方案自然激起了国共极大分歧。
重庆方面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时的延安已不再是抗战前的延安，更不是在重庆可以被指手画脚的其他的没有军队的在野党。
经过八年抗战，延安发展迅猛，不仅拥有了百万军队，上亿人口，而且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美国左翼势力的同情，有着相当的国际声望。
庆祝抗战胜利的重庆军民。
庆祝抗战胜利的延安军民。
可以说，国民政府军委会忽视延安的实力，美国、苏联对中国影响，以及无视中国战后民众渴望和平的现实，反而在划定16个受降区之时极为强硬地排斥延安加入，确实是非常不明智的决策。
于是，抗战硝烟尚未散去，国共两军就进行了颇具规模的上党会战、平汉会战、平绥会战、津浦会战……
于是，就在陇海线以北的国共内战硝烟中，国共代表就地盘、军队等核心问题，在1945年9月10日至15日期间，连续四次正式会谈。
双方打得眼红，谈得口干。
然而，虽然将抽象的国家大义扛在肩上，却无法在具体的地盘、军队等核心问题上达成一致。
于是，同样强硬的国共双方代表将谈判推入僵局。
当时，受美国杜鲁门总统委托居中斡旋国共谈判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即将回国述职。之前，赫尔利因为完全没有且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概念，仅为国共口头精彩表态打动，认为国共急欲战后重建，理当应该尽快达成合作。
不料谈判一拖再拖，国共矛盾日益加剧，赫尔利想当然的憧憬破灭，又临回国述职。无奈之下，他也就只能在杜鲁门授意之下，在临回国前一天，邀请国共高层及谈判代表坐在一起，开出了美国以巨资扶持中国战后重建的价码，要求国共双方出具书面协议，达成合作意向。
当时，为促成国共和谈，赫尔利自作聪明地抛出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提案。
这一提案看似简明，有效，然而，鉴于历史上的国共关系，尤其抗战期间国共为争夺敌后控制地盘频繁摩擦战等等现实，赫尔利提案实则非常失策。
其实，国共两党在谈判期间虽然分歧，对立，但是，重庆和延安方面总要顾忌谈判对国际、国内舆论，民心军心的影响，故而，即便在谈判极端恶化的情况下，双方都没有踩出底线，去主动提出比例分配军队、地盘等提议。
显然，赫尔利的提案孟浪出台，在事实上给国、共双方军队对立、分割提供了更宽广的想象空间。
既然军队可以按比例分配，那么，困扰国共谈判的其余政府岗位，地盘等等问题，当然也可以参考进行分割、分配。
想象一旦展开，在新的一轮谈判中，国共双方希望争得分配上的主动，在谈判桌和战场上都是非常活跃。
客观上，赫尔利的分配方案不仅恶化国共谈判环境，更是将国共谈判推向不可预判的险境。
时任美国大使赫尔利。
抗战胜利，乘坐美军飞机东进的国民政府军政官员。
9月20日，国共两军在山西长治进行了上党战役最为惨烈的作战。
9月21日，重庆代表否决了周总提出的“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以及延安方面退出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地区，换得陇海线以北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地控制权的提议。
重庆方面对延安方面提出的编组43个师，控制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的要求极度不满，国共谈判全面恶化。
当时，蒋介石得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以及美国以贷款和援助为筹码，外交施压国共和谈，苏联佯动于新疆、东北，只能犹豫再三，一声长叹：
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抗战结束，重庆方面财政赤贫，尤其需要美国援助、输血。
因而，纵算对赫尔利提案万般不满，重庆方面也只能选择满足美国外交索求，在赫尔利提出的按比例分配军队、分割辖区的基础上，意向性达成国共和谈。
同样，一旦国共谈判涉及按比例分配军队、分割辖区内容，兵力弱小的延安方面就可以赢得重庆方面对延安实际控制军队、地盘的承认。
这种承认，既是重庆对延安的利益的承认，更是对延安控制军队、地盘的核心利益的承认。这种承认，在政治和战略上极有价值。
就此，国共重庆谈判终于签署了一份不伦不类的，双方都不太相信的文件《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这份文件之所以被冠以协定名头，看上去更像是当年为了搪塞美国、苏联。
很可能这也是国共两党为什么历尽千辛万苦，又打又谈，最后在1945年的10月10日签署的文件，仅仅是纪要，而不是协定的内核原因。
之所以说到国共两党都不太相信这份纪要，除却积怨过深，分歧极大等现实问题之外，这份不伦不类的纪要本身并非契约，谈不上法律上的约束，当然就更利于谙熟中国政治的高人们后来发挥。
10月12日，就在纪要签署不久，延安方面即向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发出指示：
“……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
……即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亦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整编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同样，重庆方面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战前准备。
签字格式可见，《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实则并不是一份协定。
重庆谈判旧址，渝中上清寺2号楼。
就在纪要签署，美国开始对华援助战后重建之后，蒋介石旋对纪要完全持不接受态度，专门拟定三条反对意见：
其一，国民政府改编延安军队，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
其二，延安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
其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国民政府这三条意见当即遭到周总回绝。此后，直到周总在1946年早春返回延安，国共谈判为这三条意见分割，几乎处于两个频道，在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
无法沟通，就只能选择战争。
于是，抗战硝烟还未散去，又一场席卷中国的战争已经拉开帷幕。
国运蹇滞如此，历史确实让人痛心。
——关于《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因为内容繁杂，这里就不赘述，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多年以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被称为《双十协定》，确实云山雾罩了这段往事。
现在再看，抗战胜利之后，国共谈判看似几乎有成功可能。
然而，因为美国、苏联等国外交插手中国事务，使得重庆谈判走向《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之后，无论同时拥有军队的国共之间，还是国共与其他在野党之间，中国的政治与军队的架构已经为外力干扰变得紊乱。
抗战及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才逐步由近代国家进入现代国家，社会结构极为脆弱、散乱，一旦政治与军队的架构紊乱，底层民众势必随之来回摇摆，动荡，于是，社会安定也就更是遥遥无期。
如此一来，大势渐乱，国共合作又有几许可能？
当时，出于想当然的对战后重建的憧憬，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在野党、普通军民完全无法解读《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民心所向，无非自我安慰天下太平。因而，大家既看不到国共和谈破裂的危机，对国共和谈、合作也就抱以了极大的信心。
不止当年，甚至现在，网络还有着很多活灵活现的传说。
诸如说起1946年2、3月，延安方面几次计划在国民政府返都南京之后，随即南迁苏皖边区首府淮阴，以加强与国民政府联络，组建联合政府。
为此，华中分局腾空了淮安城内的蒋公馆、丁家花园等地，粉刷一新，预备为延安南迁提供办公和住宿场所等等往事。
实则，这些相关国共谈判祥和的传说，无非后人空穴来风的猜度。
事实上，从1945年10月10日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开始，到1946年1月13日，由重庆、延安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国共双方早就已经在东北、华北、华东及秘密战线拉开架势，剑拔弩张。
国共双方既在作战，又在谈判。
正在备战的东北民主联军。重庆谈判前后，东北一直是国共两军争夺的要点。
这一现实自然就在客观上使得《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纵算可以画出完美的、唯美的战后重建蓝图，最终，在实际意义上的地盘、军队等两个实质性的核心问题上，基于完全没有相互妥协，达成协议的可能，也就只能刀兵相见。
于是，当年的中国走过国共谈判和国共内战相互交错，穿越抗战尚未散却的硝烟里，最终，走向绝大多数国人都意想不到的云山雾罩的三年内战。
现在再看，不难发现，国共内战既可以看成是重庆谈判的重要补充，而重庆谈判，本身何尝不是国共双方全面内战的第一阶段战事的重要单元。
历史可见，不退让，不妥协，始终以强硬的姿态进行的一场和平谈判，其结果，很可能还是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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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祝秋安，有空有闲，不妨三点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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