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滇边漫说屈原与端午：为什么不可以端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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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滇边金沙江风光。

词曰：

涧浮落英山水近， 闲风相坐，天高云轻。 

千里莽原任往来， 看惯了，渔火金沙夜景。 

别枝听月花正好， 香茶半盏，收拾心情。

临江一歌涛声急， 滇边草长，飞鸟空鸣。 

人道是二十四史， 虚说了，多少英雄豪情。

究竟来楼台依旧， 王孙无踪，满目烟雨。 

——昭馀橡树辛丑午月于滇边攀西仁和地随题长短句。

这种远离庙堂，淡看红尘，随笔草草，书就几笔随意自我的文句，原本是古代一些文士们无聊时候提笔伤怀历史的常事。 

屈原，就是一位极让后来文士伤怀的历史人物。

不过，伤怀之外，屈原的年代相去久远，史书斑驳，因而现在既伤怀而又真正知道、了解屈原的人，可能也就不会太多。

相传，屈原被逐湘边，既不忘记自己为楚国王室苗裔，更是心怀庙堂，写下许多诸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美轮美奂的诗赋。

我的青少年期间多读楚辞，超级崇拜屈原。

不过，随着年龄渐长，多年来翻阅史书，经历故事，耳闻风雨，目睹现世，我终于可以转换到一种平和、普通的非文学的视角，重新真切看到了屈原作为伟大文豪的侧面。

这时，不再以仰望的视角。

于是，我在情感和理解上也就认为屈原作品在纯粹文学上的胸襟、格局方面的表现，似乎逊色了后来苏、辛。

苏词既有“大江东去”的激荡、豪迈，也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恬淡、从容。

辛词亦然。

辛词大开大合，从“气吞万里如虎”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间，有着让人一眼看透的气势恢宏的宏大叙事与平凡居家的饮食人生的哲学距离。

苏、辛二人活在宋朝，都是饱经政治风浪的济世大才。

他们频繁穿越政治风浪，遭遇坎坷，最终保持头脑清醒，认清了大宋帝国终究是皇帝的大宋帝国，认清了自己终究是外人的身份。因而，他们也就可以智慧、从容地在挫折、困境里放过自己，于抑郁、压抑之中，寻找着一份属于自我的轻松与解脱。

最终，他们于天高云淡间泛舟江湖，在政治的外面通透生活、思想，留下许多传世佳作与往事。

对了，我们多数人记得苏词、辛词之外，还有几人记得与苏、辛同时代那些伟大的君王、政客？

可见，苏、辛原来都是传世历史的真真的豪杰，英雄。

傅抱石画作：屈子行吟图

然而，活在战国后期的自认颛顼苗裔的源出楚国王室的屈原，却不会如苏、辛那样，在挫折、困境里轻易放过自己。

屈原之所以如此，这与屈原的出身，与屈原从来不会把自己当外人的心态有关。

屈原并非姓屈。

屈原姓芈，氏屈，名平、字原，别名正则，别字灵均。

前秦时代，贵族有姓、氏，分用男女。通常，贵族男子用氏。

此外，在当时，普天之下平民草根们只能卑贱生活，则只能有名，不配有姓、氏。

春秋时期，楚武王将其王子瑕封在湖北秭归一带的屈地。此后，王子瑕后代以屈为氏。

屈原即为楚武王子瑕之后，因而，屈原只能被称为屈原，而不能称为芈原。

如屈原这样繁杂的姓氏名字等等，在当时实为血统高贵的王室子弟们专用的名字。

可见，原来屈原与两次罢黜、放逐他的楚怀王、楚顷襄王，以及完全针对他的政敌子兰等人，原本就是同宗、一家。

同样，史记记载那位专门和屈原唱对台戏的靳尚，也是楚国王室芈姓子弟，因封楚地靳水而得氏。他与屈原，原来也是同宗、一家。

说来，那年楚国的国事家事混为一谈，都是芈姓一家人的事情。

同属楚王室子弟，屈原目睹同宗兄弟叔伯稀里糊涂治理下每况愈下的楚国，伤怀、愤懑、不屑，因而洋洋洒洒写下诸如“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等诗赋抒情，实属文人常情。

其实，每一个文人的心里，都活着一个酷似自己的屈原。

于是，千百年来，屈原就在各类文人笔下，按照他们各自对症了的自己，对屈原的才华、清高、正义等等，不间断地进行超人化诠释。

其实，冷静想来，纵算屈原能够践行其政见，甚至能够当上楚王，以区区一个清廉、刚正、才华、爱民的屈原，真的就能够如民间百姓想当然那般，比楚怀王、楚顷襄王、靳尚更有能力，为楚国草根百姓争取到他们更好的历史结果？

我看未必。

但是，很多人们还是愿意相信。

傅抱石画作屈原。

作为楚王苗裔，芈姓同宗，屈原终其一生纵算经历坎坷挫折，却始终牵怀庙堂大事而负重前行，终究无法将自己视作楚王室的外人而放过自己。

于是，他被逐湘边，无所政事，只能于心情极度抑郁下，写了很多修辞华丽、舒放工致，却又热衷着楚国强大与民众幸福的诗赋。

现在再看，屈原文学、生活美轮美奂之深沉处，实则说不清、说不尽的自我、孤独、抑郁、压抑。

屈原蹈江，其实便是年过花甲的屈原心情抑郁到了极致的结果。

——很多年以后，我再看屈原，就很容易联想到了北京的老舍和上海的傅雷。

在特殊年代，他们抑郁作文、生活，虽然名噪一时，衣着光鲜，但是他们出身草根便永远注定了他们谁也当不了当代的屈原。

既不愿选择把自己当成外人，以学习苏、辛放过自己，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其实，屈原之所以成为屈原，实为千年历史所沉淀。

最早，历史上那位真实的屈原，可能与后来载入史册的屈原，还是应该有着一定的距离。

史上，在信息极为落后和文化分割的战国、秦、汉、魏晋时代，屈原蹈江传说虽然存在，但是口碑相传，并没有后来民间与文学传颂的那么惊天动地。

即便楚文化在汉帝国北上、入主中原长达四百余年间，在《史记》有限的记载之外，屈原的蹈江往事和爱国诗赋还是少有典籍记述。

至于那时的端午，就是端午。

端午本来与屈原全无关系。

端午源远流长，原本为每年午月第一个午日节令，人们在暑期为拔除暑热、疾病、毒虫等而放松心情喝雄黄酒，吃粽子，划龙舟，放纸鸢，挂蒿艾，熏苍术……

传统的端午，有着太多的轻松、超脱的节目，却唯独没有沉重纪念屈原的这项内容。

屈原走出文学而走上道德神坛，实则始于汉晋以后的十六国、南北朝乱世。

那时，北方民族南下挤压，江南民族奋力抗争。于是，在南北朝军事、政治、文化全面对峙，作为长江以南的文化符号，屈原作为民间正确的政治象征而始冉冉升起。

此后，自唐朝而降，历史上又有了五代十国、宋金战争、宋蒙战争等等。每遇外敌自北而南的入侵，屈原形象也就更有一次深入人心。

傅抱石画作屈原。

当然，如是说起现代屈原形象和文化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郭沫若在1942年1月，针对延安与重庆的抗战分歧，而独树一帜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则起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史剧《屈原》是郭沫若践行左翼文化抗战而创作的纯粹的文艺作品。

不过，话剧毕竟是话剧，不是研究论文。

这部剧里，除却人名、地名、事件名出自史书，其余围绕屈原为代表的爱国主义与南后为代表的的卖国主义的路线斗争的故事、剧情、台词，显然都为郭沫若在书房里的激情创作。

《屈原》于1942年4月在重庆国泰剧院公演，影响极大。

随着历史剧《屈原》影响越大，以及郭沫若个人位置的上升，在1953年的端午节前后，北京举办了楚文物展览，展示了屈原相关文物照片资料。

同年，苏联在莫斯科红场集会，为屈原蹈江二千二百三十周年举办隆重纪念活动。

9月27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等五部门组织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哥白尼逝世四百一十周年，拉伯雷逝世四百周年，何塞·马蒂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

郭沫若先生，以文人、诗人而至副国级领导人。

于是，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等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四人，被中苏等多国戏剧性推认为影响世界的四位历史人物。

就此，在1942年至1953年，不过十年过去，屈原由纯粹的古代楚文化的巅峰，移步到了爱国主义领域，已经完成了他的巍巍人格的塑造，继而化作了历史巨人。

顺其自然，端午节与屈原也就几乎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就在昨天，我在电话里对一位朋友真诚祝好端午节愉快的时候，这位在沪上文化界小有名气的朋友同样认真而友善地提醒我：

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日子。因此，这个日子需要肃穆，祝福语不能用“端午节快乐”，只能为“端午节安康”。

瞬间，默然。

传统节日文化确实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

不过，即便存在各种文化内涵，史书记载最本真的春节、清明、端午、重阳等等传统节日，却确实都是源自节气，这些节日起源与后来文人们争相诠释的那些道德、伦理，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有的人看历史，一点，就看透了。有的人看历史，非得要彻底听完了评书、白话。

因此，关于端午与屈原，我也只能漫话至此。

说到这里，我们真的应该去了解历史，知道中国传统节日存在文化的浩瀚、本真、纯粹。

如此，在这个祥和的日子，我们可以纪念屈原，纪念千年沉淀而来的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何尝不可以彼此大方祝福：

端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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