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上
文獻硏究也好，文化硏究也好，都不應離開文學硏究這一中心。從文學出發，還應回到文學。理想的狀態就是希望能將文藝學與文獻學完美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硏究。我的碩士學位論文是《試論唱和與唐宋唱和詩詞》。選擇這一課題的緣起，我在後來的《唱和詩詞硏究——以唐宋爲中心》一書的後記中有所交待（中華書局，二〇一三年）。我最初注意到詩詞唱和現象，是因爲讀到高適的《燕歌行》等作品，發現它們都是唱和詩，然一些詩話和文學史著作談到唱和，多持否定態度，心中遂啓疑竇。然那時還並不知道應怎樣纔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後來在旁聽程先生的“杜詩硏究”課時受到啓發，逐漸醞釀。讀碩士時，與徐先生、林先生討論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我提出做唱和詩詞的硏究，得到徐先生的首肯。先生說：“這個題目有點意思。”此後涉猎有關文獻，進行初步思考，思考的重點，側重於唱和與唐宋唱和詩詞的起源、發展和特點，以及其取得的成就和評價、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等問題。在兩位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論文，並獲得學位。博士階段，學位論文做的是《北宋黨爭與文學》。博士畢業後，硏究方嚮轉移，自己對唱和詩詞的探討不得不長期擱置，但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卻並未完全停下來。思考的重點，則多集中在唱和與中國文學史發展進程中的一些較爲重要問題的關係上，硏究角度和方法多著眼文化和綜合。比如韓、孟聯句與韓詩風格的關係，元、白唱和及其詩風的演進，東坡和陶的文學和文化意义，蘇門的形成與文學交往的聯繫，方千里、楊澤民和陳允平三家《和清真詞》與南宋文化的重構等這樣一些專題，都在自己的思考中。如此日就月將，竟也續有所獲。這就有了《唱和詩詞硏究》這本書。
我報考程先生和周先生的博士生時，兩位先生擬定的研究方嚮是“魏晉南北朝唐宋文學”，我後來招收博士生，也以此爲方嚮。回到中文系以後，我曾長期給本科生講授中國文學史，給碩士生講授中國文學史專題，給博士生開設中國文學史背景硏究，也給本科生開過選修課蘇軾硏究、辛棄疾硏究和中國古典文學的文化闡釋等課程，給碩士生上過中國詩歌理論與批評、中國小說史等（以教師爲職業，回想起來，似乎也有些因緣。我讀中學時，恰值“文革”，學校要搞教學改革。學工、學農自然是不可少的，此外，課堂教學也會有些改革。比如讓學生走上講臺試講，由老師評議。我那時也有幸得老師青睞，先後在語文老師馮進學先生、物理老師朱燦新先生、化學老師周國樑先生的課上做過試講和試驗）。這些課程雖不同，然主要內容多屬中國文學史的範疇。教學相長，自己平日所思考的，也多是一些文學史上較重要的問題。例如以下的一些問題。
漢賦起源問題。關於漢大賦的起源，歷來衆說紛紜，我對此也做過思考，自覺尚能自圓其說。我以爲，漢賦直接源於戰國縱横家的遊說進諫之辭。那種以詩爲賦之源的說法（即“賦者古詩之流也”），不過是漢人以經學眼光看待賦的結果而已，實則不是《詩》影響了賦，而是賦《詩》的風氣促成了漢賦的產生。《楚辭》是楚文化熏染下的抒情詩，漢以後擬作甚多，加之受漢賦影響，遂有所謂騷體賦的出現，但在以屈原的作品爲主要代表的楚辭與漢大賦之間，卻並無必然聯繫。至於漢賦多源之說，實未道出漢賦產生的源頭究在何處，也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文心雕龍》“風骨”論的內涵。漢魏以降，人們越来越注意從性格、氣質和才情等層面考察和評價人物，並將這種理論和思維方式移用到其它許多方面。劉勰《文心雕龍》之論爲文用心，也不能例外。其風骨論，就是在王充《論衡》、曹丕《典論·論文》和劉劭《人物志》等諸多理論著述的直接影響下，從作家的先天稟賦、性格和氣質的角度展開論述的，其內涵即謂文章寫作應以準確暢達、簡約雅正的語言，鮮明生動地表達出作家的才情和個性。
盛唐詩歌發展繁榮的社會原因。我曾經以殷璠所編選的《河岳英靈集》爲中心作過一番分析，發現在盛唐詩人的筆下，固然時時表現出一種自信明朗、高昂嚮上的精神，但同時卻也在在抒發著“明時”不遇的憂愁憤懣，慷慨激昂，沉鬱頓挫。從這個角度看，不管是從軍邊塞還是隱遁山林，實在都是不得已的所爲。然而，正是由於詩人的這種遭遇及其創作，將盛唐詩歌的發展推嚮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峯。殷璠的《河岳英靈集》，用風骨、聲律兼重的標準衡詩，聲律又兼括古、近二體，較之陳子昂，不但在理論上更周全，而且也更符合盛唐詩歌發展繁榮的實际。唐五代詩格中“勢”論的相關問題。我以爲，作爲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重要範疇之一，唐五代詩格中的“勢”論，有其特定的理論淵源。“勢”的含義的發展有一個過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爲兵法概念，即兵“形勢”和兵“技巧”以後，遂影響到東漢以後的書論，意謂字體的形狀和結體的態勢；影響到文論，即指文章的風格（詹鍈先生曾指出，兵家“勢”論是劉勰《文心雕龍·定勢》篇的主要來源）。至唐王昌齡撰爲《詩格》，提出“十七勢”等詩學概念，則謂詩歌創作中的運思和意脉的流轉變化。至於皎然《詩式》、齊己《風騷旨格》、僧神彧《詩格》等，雖借用禪宗話頭，巧立名目（同門友張伯偉教授指出，晚唐五代詩格中“勢”論的各種名目，多源於禪宗），然其所謂“勢”論，也大抵與王昌齡相近，而與禪學中的“勢”並無深層關係。
歐陽脩的思想學術與文學的關係。歐陽脩在經學、史學、金石學、文學等方面皆有成就，硏究他的文學不能離開其思想學術，尤其是其經學。歐陽脩於六經最深於《易》、《詩》和《春秋》，其解經的方法是本之人情常理，所以如此，則與其家世不顯，貧寒無所師，有著密切的關係。少無所師，故能學出己見，無所約束，大膽懷疑。這影響到其文學，無論是讀書重其意，主張事信言文，還是對言簡意深和簡而有法的强調，以及其創作風格的紆徐婉轉、平易暢達，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釋。關於蘇軾的思想學術，一般都認爲是雜糅儒釋道三教，而以儒家思想爲主，這在學術界幾乎沒有什麼異議。然仔細考察現存蘇軾的全部著述，我們認爲，其思想雖雜糅儒釋道三家，但主要思想傾嚮和特徵實是援道入儒，儒道兼融，即秦觀所謂：“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這種思想學術影響到其文學思想和創作，是主張自然爲文。這又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主張文學創作應順應作家情感抒發的自然，一是主張文學創作應順應客觀外界事物的自然。影響到其創作，東坡所追求的，便是“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題吳道子畫後》）。這些硏究現已結成一集，取名《思想與文學：中國文學史及其周邊》，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自二〇二〇年二月起，我就將步入退休教師的行列了。回首前塵，雖尚屬努力，然才地既弱，格局亦小，起步恨晚，所獲甚微，實有負於師長之教誨和友朋之幫助。今縷述如上，雪泥鴻爪，聊備遺忘而已。先師程千帆先生一生坎坷，自一九五七年被錯劃爲右派分子後，參加過各種繁重的勞動，承受著難堪的侮辱，被剝奪教師資格長達十八年。一九七八年，程先生受聘於南京大學，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工作時，已六十五歲。然而先生卻暗下決心，努力工作，要奪回失去的時間。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〇年退休，十二年間，先生不但帶出了一批博士、碩士硏究生，而且撰寫、編纂、整理了近二十部著作，爲當代學術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我輩年輕時雖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的影響，耽誤了許多美好時光，然比起先生所遭受的種種曲折，既微不足道，而作爲程門弟子中的一員，有先生的榜樣在前，尤應恆自誡惕，奮發有爲，以退休爲新的學術起點，努力前行，做出新的成績！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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