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我的治学之路

从滇黔桂交界的大山里跨入大学校园，转眼间已是N年。我不敢说取得了多少成就，但却自知是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索之路：

一是涉猎面广，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论文。

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制度、社会、文化等“新史学”领域，但也搞过人物、事件、军政进程这类传统史学题目。我用文言写过“乾嘉式”的考据文章，也写过充满数字、公式、表格与曲线图的技术化论文，还卷入过引经据典的理论争鸣。而在史学、经济史领域之外我还就变革中的中国面临的若干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问题发表过意见，包括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与杂感随笔等。

二是“逆潮流而动”：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之时，知识界思潮迭起，西学东渐，是个盛行谈“主义”的时代。而我在那时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做着“死学问”，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到90年代伊始气氛大变，“保守”成为美德，“第二思潮”兴起，知识界似乎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这时我反而越来越多地由历史走向现实，由“问题”走向“主义”。这是为什么呢?   

我自知才智平常，更何况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已不再是“百科全书派”的时代，不“由博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我当然更知道由80至90年代的学风、士风的变化到21世纪有其明显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许多人力求适应乃至“领先于”这种潮流自有其道理。但我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我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我设计好的“奋斗目标”：80年代初正陶醉于从《嘉兴藏》到稀见方志、钞本遗碑的古文献中，为考究隐秘的史事而追寻吉光、穷搜片羽的我不会想到多少年后自己会去搞社会调查，并对现实问题投入如此大的关注。

这些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更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匹夫之责。

从“农战史”走入学林

我于1978年作为浩劫后首届研究生考入兰州大学，在此之前在壮族山寨里做了九年多的知青。我下乡时年仅15岁，三年“初中”都是在“文革”大停课期间度过，课堂生活实际上是小学之后就是研究生，中间的12年(1966—1978)求学黄金时代都是在社会上，头3年在“武斗”中，后9年在大山里。

我的中学与大学知识都是在“早稻田大学”自学的。当年在那个边远小县只有我这个“农民”一人考上研究生，而同考的大学毕业者们均未遂愿，这曾成为当地一桩新闻。但就全国而言，由于正规高等教育中断了十年，我们这届在北京常被戏称“黄埔一期”的研究生中相当一批人都来自没有本科文凭的“同等学力者”。这也是改革初起时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同等学历者”在统计意义上是否比科班出身者有所优劣这很难说，但两者各有特点是无疑的。“同等学历者”缺少后者经历过的那种正规科班训练。但他们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不仅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与人生体验，而且一般来说，他们的“自学”绝对是“爱智求真”型的。那时高考久停，更不是科举时代，没有为“应试”而学的机会，更无为求仕而悬梁刺股的“激励”，当时也绝对没想到日后自己会以治学为“饭碗”。

因此他们的求知欲之单纯，不仅不同于正规科班，甚至也与今日在“自学考试”之类的制度激励下的“自学”者大有区别。在那些年里，农村应用之学，如农技、水电、林业之书我也读了不少，但那时农村技术“职位”也是计划体制下按“关系”分配的“稀缺资源”，并不是具备有关知识者就可以此“谋生”的。因此我读书主要还是“务虚”，是为了免于精神饥渴；低调点说，是为求知而求知，高调点说，是为追求真理——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高调，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真理”，你还能追求什么?

金雁/插画

这样的背景使我的学习带有两个特点，一是社会关怀导向。有人说我后来选择农民学、农民史为专业是“情系黄土地”，其实倒不一定是“黄土地”。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社会人”，对我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进程我要知道“为什么”。二是专业畛域的淡化。我父母都是学史学的知识分子，虽然1949年以前便在大学里作为民盟活动家从事反蒋，1949年后又成为“教育局干部”而脱离专业20余年，毕竟“家学”、包括家中藏书对我走进史坛是很有影响的。

然而在我的自学时代的确没什么“专业前途”方面的考虑，反而形成了多方面的求知欲。今人常引为“文革中异端思潮之源”的“灰皮书”，我是在插队后才读的。由于缺乏理、化实验条件我曾对数学发生极大兴趣，至今因此得益。在全无听说条件的大山里我仅为阅读而用汉语拼音来念英文，居然在进入兰大后的“英文”考试中连拔头筹，然而实际上我的“英语”既聋又哑。这种自学的习惯使我在大学任教后头几年总把学生当做为智求智者，热衷于抛开教材讲“问题”，难以适应当时的教学常规。

但这一切在我读硕士期间尚无反映。1978这个年份是国人兴奋的一年，我一家尤其如此。我考上研究生、妹妹考上大学和父母结束流放回城“落实政策”都在一月之间。一时真有否极泰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遂心之感，似乎风声雨声已过，只有读书声“声声入耳”了。有道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山中九年之后回到“世上”，面对如潮新知不免有烂柯之叹。

我于是成了不问世事的书虫，读研三年间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在那时太平盛世的气氛下我虽然从“三论”到萨特、汤因比接受了不少新知，却没有太大的理论冲击感，穷究史料而考证“问题”成了我用功的主要方向。我信奉陈垣先生“竭泽而渔”的史源学原则，无新史料不落笔，每文辄引书百数，列注数百，还专门写过批评某些人猎奇哗众，学风不谨的文章。这赢得了不少史坛前辈的赞许，但年轻同仁则往往对这种乾嘉式文章的“老气横秋”不以为然。

实际上，我这时的文风虽然“老”，“问题”却不属于传统史学。我读研读的不是传统的断代史而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之重要成分的专史——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这一选择无疑与我的“农民情结”有关，而且影响到我的专业兴趣与“农”有缘。

我的导师赵俪生教授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学科的开拓者。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外语系，参加过左联与“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山西抗战，随后转入文化领域，成为一名新锐的左派史学家。建国初期他曾非常活跃，但不久便耿直招祸，成了“右派”，经历了无数坎坷折磨，直到改革时代才又重新崛起。先生也非史学科班出身，他学贯中西，思想敏锐，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主义”信仰，视野开阔而不囿于专业畛域，这一切都对我有着极深的影响。

与赵先生以及师兄们的合影

以土地制度、租佃关系为核心的阶级分析及以农民战争为高潮的阶级斗争，是传统农民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内容。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包括郭沫若、范文澜等的关注点均不在农民史，倒是在理论上比较轻视农民的托派，最早在30年代初便出版了薛农山的两卷本《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然而托派并不从事现实农运，薛书亦几成绝响。

后来的农民战争史体系是以赵先生为代表的新一代左派史学家在1949年前后建构的。如今经过几次范式转换，我们思考农民问题的方式可以说完全变了。但凭心而论，当初马克思主义农民史的兴起与从事的现实农民运动研究一样并不仅仅是几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东渐的西学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双重危机的背景下入华的。以它为理论基础的农民史也是传统王朝史体系危机的结果。当初它作为一种“新史学”在知识体系与社会批判两方面都富有生气。至于后来它自己成了“正统”，并且由“官学”而“显学”，最后沦为一种非学理性的政治图腾，那是需要深刻反思的。但因此而回到那种“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梁启超语)的传统“王朝史”中去，至少是同样可悲。

我当初是认同这种农民史理论的。为此在考研之前就曾从农村中给赵先生寄去过若干习作，表述了我对建国前后农民史论争中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先生对我这个山中“南蛮”之论极为欣赏，遂有知遇之恩。但我进校后，对理论争鸣却失去了兴趣。尽管那时农民战争史研究正处于空前绝后的高潮。

随着包括赵先生在内的受迫害者复出于史坛，之前以政治结论压制下去的“让步政策”之争，“农民政权”之争重新活跃，而“平均主义”之争、“历史动力”之争与“农民战争导致历史循环、长期停滞”之争又相继爆发。但作为学科开拓者的赵先生本人对此却已兴趣索然，他鼓励我另寻新路。而我也感到这时的“理论争鸣”虽然热闹，其实证研究基础却很贫乏，而且理论争鸣本身所据的思想资源也十分陈旧，基本上是在过去的“农民两重性”说框架内，只是调子由高变低、由过去盛称“劳动者的革命性”转为强调“小生产的保守性”罢了。

理论争鸣不能只打“语录仗”。农民们以及动员他们的造反精英们除了死里求生的生存冲动外，到底想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这一点过去的史家实际上并未提供什么案例。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虽说是“成王败寇”，但总是“败者为寇”多，“成者为王”少。反映在史料上也就是“破”多“立”少，除了那个并非农民所作也未得到实施的《天朝田亩制度》以及等贵贱、均贫富之类的“口号”外，没有人真正明白他到底要什么。

因此也就没有人真正能说明本世纪中国的“新式农民战争”究竟“新”在何处，它所造成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传统的经过包装后的重复、多大程度是“新”的结果、引进“西学”的结果。至于引进的到底是什么“主义”，引进得对不对，就更无从论之了。对“农民平均主义”，有人斥之，有人赞之，有人说农民喜欢“均产”而不喜欢“共产”，有人则认为农民也有共产的“乌托邦”，而持这两种看法的人中又对他们所认为的这类农民的主张分裂为或褒或贬的两种立场。……但是同样也没有人能提供案例说明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农民主义”的制度含义究竟是什么。

历史上的造反者中两个最著名的“成王”者刘邦与朱元璋所推翻的又恰恰是两个短命的特殊王朝：秦与元。这两朝都有别于我国古代通常的王朝周期而崩溃于特殊的社会冲突，刘、朱二位因而也与一般的“农民战争”精英有别，更何况即便刘、朱，其草莽时的“制度”我们也所知甚少。

这时我注意到明清之际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第三政权：由张献忠继承人孙可望、李定国等在西南建立的体制。这个奉张献忠为“老万岁”，自称“国主”并以干支纪年的政权实行的完全是一套从晚明“农民战争”中形成的草莽体制，而且比历史上多数民变政权更长命也更典型。但由于僻处边陲，它的史迹多尘封于地方文献，其形象又为当时的明清之争或“民族矛盾”所掩盖，以至于人们往往只视其为残明势力之一部分而忽略了它的独立性、或只视其为李自成、张献忠之变的“余波”而忽略了它在体制方面实比李张更为发展。

小说中的大西军插画

孙、李政权当时大规模地推行了军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国有”经济即“营庄”制，由军队派“营官”、“管庄”管理。营庄的出产称“皇粮”、“皇草”、“皇柴”，一律实行调拨。“民私用草一束者，或斩或杖”。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缙绅降为编户、衿佩等于仆隶，”旧有的权贵、精英层被消灭，社会在一种严酷的命令体制下实现了军营式的“平均”。为此，这个政权控制的地区经历了严重的社会震荡。它不仅是不同利益集团即“阶级”间的斗争，更是一种不同体制的冲突。因此不仅“缙绅”、“衿佩”，就是“刁小二”这样的“种稻”人也难以适应这种军营式体制。这就造成了四年之后的“改屯制”与九年之后的“清田弛禁”，经过多次改革后营庄民田化、“皇粮”赋税化，孙李政权也就“常规化”，用当时人的话说，即“孰知世间有不常之变，而复见有不变之常也!”   

除了农业外，我还系统地考证了孙李政权在工商、税制、驿传与交通、盐法、币制、官制、军制、社区管理、宗教与文化、少数民族管理方面的体制演变过程。可以说，如果不计近代的太平天国，在古代的所谓“农民政权”中还没有第二个像这样在制度史层面得到过实证性的详尽分析。我的研究结果是20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后期大西军的经济政策》，以及后来发表的《后期大西军营庄制度初探》、《大西军治滇时期的农业》等长篇论文，和未正式发表只以打印稿在同行中流传的书稿《孙可望评传》、未写完的《明清之际西南“国主”政权史》。 

这一时期我还对明清之际历史、主要是与“农民战争”有关的许多史事进行了考证性研究：清理了李自成死后四分五裂的“余部”与派系纷出的南明政府间一团乱麻似的复杂关系，并梳理了这些“余部”各自的兴衰去就。

考证了明末“流寇”与“土寇”的不同社会学背景及“流”“土”关系，“流”、“土”和明、清四方关系演变的社会原因。尤其是我指出当时平民地主普遍组织“庄佃”结为“土寇”在乱世中既抗官又反“流寇”的事实，对那种以地主与佃农的冲突来解释“农民战争”的成说进行了质疑。以长篇考证指出流行的李自成余部拥戴“后明韩主”、建立“定武政权”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并推翻了所谓李自成余部组成夔东十三家“孤悬敌后”坚持抗清之说——十三家既非仅由李系余部组成，李部也并非都到了夔东，而夔东这块地方与南明在川、楚的其他地盘连成一片，水陆畅通，政令畅达，并不“孤悬”。我还就李自成妻高氏、部将贺珍的下落、明清之际楚粤一带的“白毛毡”武装为李之流落余部等事写过考证文章。

勐腊李定国祠

总之在这一时期我显得像个考据派学者。对史料的搜寻、甄别、辨伪、整理极为入迷。明清不同于前代，其文献数量大增堪称浩如烟海；但又不同于近世，没有机印、传媒，多数文献流传甚罕。于是到处“访书”、泡大型图书馆尤其是善本特藏部，成为我的日常之功。孙李政权因僻处边陲，保留的遗珍可供考证者比其他兵荒马乱中的民变政权为多，但也因其僻处，搜寻困难。在一年里我仅云南就去了三次。以致一些前辈学者，包括我的导师在内，在肯定我重视实证的同时也提醒我要开阔眼界，不要局限于饾饤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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