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党华、叶兴国：亦教亦译，服务需求——叶兴国教授访谈录
叶教授公务繁忙，以线上形式接受访谈。访谈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8:30到9:35，后续叶教授又亲自审稿并做补充修改。访谈主要从译者经历、译者翻译教学研究、译者翻译实践服务和新时代翻译教学和专业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四个方面，展开十个相关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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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生涯
夏党华：叶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都说您是不老传奇，我们不妨先从您的“青葱岁月”谈起。
1. 20世纪70年代的知青岁月（1970—1977年江西）
夏党华：根据2018年《当代外语研究·中外语教育改革40周年专家谈》，知道您1970年4月初中毕业后被下放到江西农村。想必您的知青岁月有很多难忘经历。我特别好奇的是，在那个不算开放的年代您怎么走上英语教学之路的?
叶兴国：以前追看《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孽债》等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往往会使我回想起自己的知青岁月。
1970年清明，我离开上海，被送往江西省乐平县双田公社横路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农村下放的八年时间里，最初两年我在生产队种田。工作上，我学会了耕田、平田、插秧、撒灰、喷药、割稻、打禾、挑担、晒谷、推车、种菜等农活；生活上，我能自己洗衣、缝被、机米、砍柴、做饭等。两年后，我的皮肤已被晒得黝黑发亮，工分由原先的6分涨到了9分，离最高分10分仅一分之差。在田里劳作时，腿上钻进了水蚂蟥，我也不再惊慌失措，用老乡旱烟杆里的烟垢抹一下，蚂蟥就会自动退出。抢收抢种季节，为了避开四十几度的高温，我凌晨两点出工，上午八九点收工。黑暗中镰刀割伤手指是常有的事，好几次甚至割断了缠在稻秆上的蛇，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后来，我有两年时间在生产大队的小煤窑干杂活。那是一个很原始的小煤窑，巷道的宽和高也就一米多一点，人在里面站不直，挖到了煤全靠人弓着背挑出来。我刚去煤矿时，曾下过几次矿井，挑过几次煤。后来有的煤矿发生了恶性事故，大队接到上级指令，不准知青再下矿井，只让干一些地面上的装车过磅之类的杂活。两年后，我又被安排到了生产大队的石灰窑干活。冬天石灰窑开始装窑烧灰，一层柴一层煤一层石灰石码在直径约40米的巨大窑炉里。窑下暗火焚烧，窑上烟气缭绕，当有人因吸入了过量一氧化碳而晕倒时，就会被拖至一旁，等他自然苏醒。每年春耕前是石灰的销售旺季。我当时的工作就是从石灰窑里把石灰块挑出来，经过那种被称为“过山跳”的踏板装上车。我那时候争强好胜，一挑超过200斤是常有的事。脊椎盘突出的老毛病就是那几年落下的。
到农村插队落户前，虽说我是初中毕业，其实那年代整个国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初中阶段教学很不正常。以英语课为例，我只学会了26个英文字母和两句英语口号，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另一句是“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我的英语老师当时50岁左右，新中国成立前在美国留学，用现在的话讲，是一名“海归”。我对英语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我大姐的影响。她是“文革”前正式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最后一批大学生。我从小经常听大姐在家里读英语，耳濡目染，开始对英语有兴趣。
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复出，“极左”思潮有所遏止，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决定为江西省乐平县和鄱阳县的下放知青举办一期英语函授班。出于兴趣，我报名参加了英语函授班。上海外国语学院派出李冬老师和林相周老师负责乐平县英语函授班的教学，姚天宠老师和华钧老师负责鄱阳县的教学。李老师和林老师为我打下了英语学习的基础。函授班结束后，每天劳作之余，我坚持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英语教程》节目和美国之音的《慢速英语》及《标准英语》节目。就凭那点通过函授和广播学到的英语，我被推上了乐平县双田公社横路中学的讲台，开始了我的英语教学生涯。
夏党华：叶老师您的上述经历对于现代年轻人包括在农村长大的我都难以想象，真的为您坚忍不拔、勤奋努力的精神点赞!而这只是您传奇人生的开始。
2. 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求学（1978—1988年江西和上海）
夏党华：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件非常重大的事件。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于1978年3月份进入江西师范学院(现江西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想起我自己大学读外语专业如同体育专业，需要不间断地操练。而你们那个年代条件更艰苦，是什么样的学习环境和精神让你们不负青春和时代?那时大学学习生活中有哪些值得回忆的人和事?
叶兴国：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在“文革”中停顿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以比较好的成绩被江西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录取，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1978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有两级学生入学，1977级学生3月份入学，1978级学生9月份入学。1977年有500多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全国所有专业招生数总和约为27万人，高考录取率约为4.7%。我很幸运能成为1977级的一员。因此，我特别感激邓公的拨乱反正，感激上海外国语学院当年举办的英语函授班，感激李冬老师和林相周老师的倾心投入。
1977级大学生特别好学，特别勤奋，特别坚忍，都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我养成了追赶型的学习和工作方式。在专业学习方面，我的几位室友都是“学霸”，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后来6个室友中邹同学考取了北京大学许渊冲教授的博士生，蒋同学考取了北京大学赵萝蕤教授的博士生，张同学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浙江大学任教，蔡同学在复旦大学获取硕士学位后去美国发展，杨同学和我则长期在国内的高校任教。记得有一天晚上，邹同学听到蒋同学用英语说了梦话，顿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直到几天后室友告诉邹同学听到他也在睡梦中用英语说梦话，他才释然。当时这件事在班上传为美谈。
关于你说的“外语专业如同体育专业，需要不间断地操练”，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认同的。所谓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外语作为一个专业，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外语技能和外语相关知识。外语技能方面，就是“需要不间断地操练”；至于外语相关知识，则该当别论。20世纪70年代末外语课最常见的教学方法之一是句型操练法和语音语调模仿法。下课后，全班同学经常围坐在一台硕大的电子管磁带录音机旁，听《灵格风英语教程》和《新概念英语》的录音。那时每天晚餐后，与邹同学或蔡同学在校园里的湖滨小道上，边散步边用英语对话也几乎是我每天必做的功课。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学习很用功，很少去关注娱乐明星，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往往是一座难求。1979年复旦大学外文系陆谷孙教授到江西大学讲学的盛况至今还历历在目。可容纳1000人的大礼堂几乎满座。当年陆教授肤色白皙，戴一副黑边眼镜，一边抽烟一边围绕一些学术问题侃侃而谈。用现在的话讲，很酷。那时候，陆教授那样的青年学者是大学生崇拜的偶像。
夏党华：叶老师的大学回忆历历在目，那时您在辛苦之余不乏学习乐趣，并心怀感恩。我们特别钦佩您和同窗们那时的学习劲头并学业有成，前辈们真是可敬可畏!您师范学院毕业后在江西上饶师范专科学校(现上饶师范学院)教书若干年，后来又是什么动力让您再接再厉，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简称“华东师大”)研究生的?记得您曾提及与黄源深老师的师生情，想必求学过程中有不少对您影响很大的老师和同学吧?
叶兴国：1982年1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西上饶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担任英语精读课专任教师，兼任3个班级的班主任。当年的学生现在有的已经是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和大学教授，有的在各类涉外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发挥重要作用。1985年，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谈不上再接再厉，想回到已经离别15年的上海是我考研的主要动力。
在华东师大，我师从著名外国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孙梁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孙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高才生，毕业后到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钱锺书、冯友兰和刘大杰等教授攻读中外文史。孙先生学贯中西，虽然没有出国经历，但先生纯正流畅的英语、对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深刻了解以及接待外国学人时的气度和风范，令人敬仰。方平先生曾对他的研究生说，在上海研究英国文学必须要拜访“两孙”，所谓“两孙”就是指孙大雨和孙梁。可惜孙梁先生罹患疾病，1990年驾鹤西去，享年65岁。
黄源深教授对我有知遇之恩，他主持了我的研究生入学面试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黄先生给我们讲澳大利亚文学，他治学严谨，思维敏锐，讲课时气场很强，深受学生崇敬。前不久看到黄老师的《澳大利亚文学史》①名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排行榜”(数据来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②)的“外国文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前10名”，我首先想到的是当年黄老师给我们讲授这门课时的情景。那时候黄老师45岁左右，讲课绝对精彩。黄先生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一直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此我心存感激。
我从华东师大研究生毕业10年后，当时我担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简称“上外贸”)国际商务外语学院院长。学院的学科发展遇到了瓶颈问题，亟须一位能推动学科发展的大家。我首先想到了黄老师。我陪同上外贸的党政领导多次拜访黄老师，后经两校领导友好协商，黄老师以商调的方式到上外贸工作。从此，在黄老师的带领下，上外贸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队伍建设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在教育部第三轮和第四轮的学科评估中取得较好成绩。
优秀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往往是长期的，包括我大学本科老师。教育部第一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郑树棠教授是我大学三年级“英国文学选读”课的主讲教师，我至今仍与郑老师保持经常联系，还多次应邀参与了他担任总主编的《新视野大学英语教程》的编写工作。著名翻译家张经浩教授教我们大三翻译课，他的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退休后笔耕不止，翻译出版了《欧·亨利小说全集》，于2017年12月被香港翻译学会授予“荣誉会士”称号。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全生教授教我们大一英语精读课，后来和我同一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又成了同班同学，现在我仍和胡老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
3. 从文学到外贸的学术转向（1988—2018年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夏党华：您的上述求学经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您的文学积淀和功力。很多师生不一定知道您前期在文学上的研究和翻译成果，如《论戴·赫·劳伦斯的继承与创新》《与命运的交易—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中的精神危机和冲突》《不是我，而是风》《支那崽》等。后来您转向外经贸领域的教育和研究，能否分享下您的转型心路历程?您对我们后辈在专业和研究领域的“转与不转”有什么经验分享?
叶兴国：我从三个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1)关于我的学术兴趣；(2)我为什么要转型；(3)对于外语专业人士转型问题的认识。
我一直对英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鉴于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认识不全面，导师同意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戴·赫·劳伦斯的继承与创新研究》。我认真研读了劳伦斯所有作品，包括他的诗歌、散文、日记、短篇小说和10部长篇小说，还仔细研读了劳伦斯同时代人的有关传记，以及对劳伦斯产生重大影响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等人的相关材料和作品。毕业后，我在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了题为《论戴·赫·劳伦斯的继承和创新》的论文。该论文分析了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卡莱尔、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尼采、弗洛伊德和《圣经》等对劳伦斯的影响和影响途径，论证了劳伦斯在理念上和艺术上的创新。文稿寄出不久，就收到了时任《外国文学评论》责任编辑盛宁先生的亲笔来信，通知我论文已被录用。看到自己的论文能在权威学刊发表，我很激动。论文发表18年后，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外国文学评论》的主编盛宁先生。
研究生毕业后，我曾做过一些文学翻译，包括出版的《不是我，而是风》《支那崽》，以及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版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等文学名著，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可能要数跨文学和心理学的《与命运的交易》。20世纪80年代，精神分析法开始在我国传播。《与命运的交易》一书中，伯纳德·派里斯(Bernard Paris)运用卡伦·霍尔奈(Karen Horney)的精神分析法对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以及其他主要作品中的主人公进行了精神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推断了莎士比亚本人的性格结构。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通过翻译，我对莎翁戏剧中的主要人物的动机加深了了解，对莎翁本人的内心活动和不朽的文学成就有了更深的体会，对人的心理也有了新的认识。现在《与命运的交易》一书已成为心理学经典著作，并被许多学者列为心理学的必读书目。
我的学术转向既受到了上外贸学校性质的影响，也受到了学校两位前辈教授的影响。一位是裘劭恒教授。裘老曾担任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秘书和助理检察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长期担任上海市外文学会会长、上外贸副校长和名誉校长。一个学者能有如此担当，实在是令人钦佩。另一位是汪尧田教授。汪老是我国关贸总协定研究第一人。1986年中国政府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同年，年届七旬的汪老在上外贸建立了“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该中心在我国“复关”和“入世”谈判的进程中，很好地发挥了智库的作用。裘老是著名法学家，汪老是著名经济学家，他们把英语和专业深度融合，在事关国家命运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勇于担当，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的早年译著《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是汪老交办的任务，陆续完成的译著也大多与汪老毕生研究的多边贸易体制有关。机缘巧合，我应邀带领翻译团队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二辑，第1—15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三辑，第1—15卷)的翻译任务。这项工作与裘老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秘书和助理检察官的工作也紧密相关。
促使我学术转型的最主要原因是迅猛发展的国家经贸事业对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外经贸事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中央提出，对外开放的地域要扩大，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利用外资的领域要拓宽，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中央的战略意图很高远，但是实际上1992年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微不足道，仅1655亿美元，仅占当年全球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4%，与人口数量约占全球总人口数量19%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需求在发生迅速和深刻的变化，英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范围在不断拓展，但是，许多大学的英语专业教育教学却以不变应万变，人才培养同质化现象严重，教学内容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的需求。为迎接挑战，1994年上外贸领导决定在原外贸外语系的基础上筹建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我被委任为新成立的国际商务外语学院首任院长。
上述诸因素叠加，促使我做出学术转向的决定。学院的英语专业建设重点开始转向商务英语专业建设，我个人的翻译实践也开始转向外经贸相关文献的翻译。我国外经贸事业发展的事实证明，我的学术转向顺应了国家外经贸事业大发展的趋势。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为4.3万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约为5000亿美元。两者相加约占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额的50%。与1992年的1655亿美元相比，差不多翻了五番。
对于青年教师和学者在学科和专业研究领域的“转与不转”，我没有什么忠告，只谈一点看法。国家对外语专业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顶层设计包括但不限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扩大服务贸易业对外开放”；“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等。上述国家顶层设计都需要高水平的外语专业人才。
需求的多方面性和外语专业方向的有限性势必导致一部分青年教师的所学和所用之间会有些距离。当所学与所用不一致时，或当工作单位对你的要求和你的学术兴趣不一致时，你就必须做出选择，你可以坚持自己的学术兴趣，你也可以顺应单位的需求。我个人认为，兴趣和需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需求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两者是可以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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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翻译教学研究
夏党华：叶老师的学术转型很有智慧和前瞻性，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在道义上的传承与担当。近年来我开始关注外宣翻译，狭义上讲这属于实用英语翻译或非文学类翻译。结合您的翻译实践和认知，您认为实用英语翻译或非文学类翻译与文学翻译有哪些异同?
叶兴国：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大，学术性很强，精准和全面的答案应该到翻译教科书上去找。刚才讲过我曾做过一些与文学有关的翻译，但更多的是与贸易相关文献的翻译。大概而言，我认为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对于译者的要求是同大于异。所谓同，是指无论你从事文学翻译还是从事非文学翻译，译者必须要具备对所译语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所谓异，主要体现在文学翻译要求译者具有更强的语言感悟力、创造力、想象力、审美判断力和艺术感悟力，而非文学翻译则追求文字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信息的明晰性和统一性，以及风格的正规性和严谨性，文学翻译则允许并倡导语言的主观性、模糊性和多义性。举个例子来说吧。关于多义性和单义性，以下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差异性。杨周翰教授曾经统计，nature一词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先后出现了40多次，在不同的上下文里被译者分别译为“孝”“天地”“造化”“本性”“人性”“人”“生命”“身心”“仁慈”“精神”“天伦”“慈悲”“天道人伦”等。我本人曾发现，国内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学术译著中，核心术语legality被分别翻译成了“合法规定”“法律制度”“法律”“规制”“法规”“法规性问题”“合法”“公民”“合法性地位”“法律义务”“依法操作的法律业务”“律师职责”“法制”“合法行为”“法”“律师业务”等10多个对应词。前者被有些学者津津乐道，传为美谈；但后者恐怕只能成为翻译界的笑话了。
夏党华：叶老师的上述解答有理有据，您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想必对您翻译教学有莫大帮助。您多年来面向本科和研究生都开设了翻译教学课程，请问您在翻译教学方面有哪些比较好的理念和做法可资借鉴?记得当年面向研究生的翻译课，您把学生的课程论文汇编成册并人手一份，这种形式挺好的。
叶兴国：我曾多年为本科学生讲授“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课，还多年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和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讲授“商务英语翻译实践与研究”课。10多年前课程团队的建设思路可以概括为几个结合，即理论学习和理论应用相结合、研究能力培养和翻译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翻译基本功训练和信息技术应用相结合。在教学方面，提倡教师进行研究型教学和任务式教学；在学习方面，要求学生进行研究式学习、发现式学习和合作学习；在翻译实践方面，实施“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实践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翻译实践能力和发现问题并用创新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具体实施层面，“商务英语翻译实践与研究”课程有几个特点：(1)在翻译理论学习和翻译实践能力培养两者之间，更偏重实践能力；在授课时间分配上，分析和解决学生翻译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约占60%的授课时间。(2)要求学生翻译的材料是计划正式出版的与贸易有关的材料，而不是专门为课后练习编写的材料。(3)每堂课要求课后翻译约1000字的篇幅，所有学生翻译的内容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章节，但每人翻译的内容各不相同。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中，译者序都明确说明了这两个协定的翻译是“商务英语翻译实践与研究”和“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的教学改革成果之一。
为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会在每学期初就要求学生在第15周之前完成课程论文的写作。因为在前14周学生学习了相关翻译理论知识和大量的双语平行语料，学生基本上都能理论联系翻译实际，写出较好的学术论文。我会安排几个课时让有交流意愿的学生在课上陈述并回答同学和老师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每学期的最后6—8节课就是研讨会的形式。每个学生都有约5000字篇幅的论文，每人都精心制作了PPT，约10分钟陈述后，是老师和同学的提问环节。把学生的论文汇编成册并人手一份，既是便于学生之间互相取长补短，也是听了这门课的一个纪念。有一部分学生在此基础上，在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有不少学生把课程论文扩充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指导的两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即刘彦旭撰写的《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英译研究》和孔晓杰撰写的《对<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关于日本加入TPP谈判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分别被评为2011年和2015年的“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考虑到2016年上海市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仅4篇博士学位论文和6篇硕士学位论文被评为“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优秀学位论文的称号可谓来之不易。我主讲的这门课能被评为“上海市精品课程”，我指导的两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能获评“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这似乎证明，学界对我的翻译课教学内容和方式创新还是比较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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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翻译实践服务
夏党华：叶老师不愧是教学名师和领军者，也谢谢您当年给我们参与翻译项目的机会。在服务社会方面，您先后主编或牵头翻译了《世界贸易组织术语汇编》《英汉WTO常用术语词典》《美国商务部反倾销指南》《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工具书和多边贸易文献；主持创建了“非关税措施数据库”。请问你们做的这些大部头翻译或编译项目和一般性出版翻译教材、申报高级科研项目有何不同?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叶兴国：你提到的这些翻译成果基本上都是一些服务国家需求的工作，既不属于通过申报获批的纵向项目，与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华学术外译等项目关联度也比较低，但对于政府有关部门和涉外企事业单位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中国“入世”前后，为了入世后的贸易文献翻译术语标准化，我们翻译了《世界贸易组织术语汇编》，并在此基础上编撰了《英汉·汉英世界贸易组织术语词典》；为了让国内读者了解多边贸易新体制，我们完成了《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的翻译任务；为了帮助企业应对入世后发达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措施，我们翻译了《美国商务部反倾销指南》等文献；为了向世界公布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政策演变，我们连续六年翻译了商务部制定的《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为了给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借鉴，我们翻译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文献；为了使国内相关企业了解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非关税措施，我们翻译和制作了涉及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5个国家/地区，包括自由贸易协定、非关税措施、WTO法律文本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案例四个专题的“非关税措施数据库”；为了给商务英语研究者提供语料，上述翻译成果大部分被制成了“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和“英汉双语对比语料库”。这些翻译工作与参与教师发展的关联度较低，经济回报很低甚至没有，但必须有人去做。
夏党华：叶老师服务社会的精神和带领团队的能力令人钦佩。您也多次深度参与“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作为组织者和评委，您能否谈谈对参赛译文和译者的印象?
叶兴国：是的，近10年来我先后参加了三届，即2010年作为承办方负责人参加了第22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2014年作为英译中评委组组长参加了第26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2016年作为英译中评委组评委参加了第28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
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翻译》连续30年持之以恒地举办“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为培养和发现优秀翻译人才搭建了全国性的竞赛平台，为满足国家需要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当今时代，国家对优秀翻译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国家战略中，有许多国家战略直接需要高水平翻译人才支撑。
培养能满足国家需要的翻译人才是外语院校和外语教师义不容辞的使命。每次参加该活动，都是了解青年译者总体水平的一个好机会。总体而言，青年译者的翻译水平越来越高，但假如用更高的标准衡量，大部分译者甚至获奖译者的翻译水平离专业标准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我曾经引用佛教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说法，比喻道行、造诣虽深，仍需修炼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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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翻译教学和专业建设
的机遇与挑战
夏党华：叶老师对“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的反馈意见非常客观，我参赛过，也有同感。您不仅提出问题，还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2015年5月30日您在第16届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新常态下翻译教育协同创新的几点思考》的主旨发言。为了更好地推进翻译的“管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最后您提了7点建议供参考。三年多过去了，您了解到这些好建议落地或生效情况如何?
叶兴国：有时候即使是红头文件也很难得到切实的贯彻落实，你不能指望一名学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建议“落地或生效”，如能引起关注和思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记得当时我也是有感而发，指出了当时存在的6个主要问题，即重翻译学术研究轻翻译实践、学生翻译练习的批改环节薄弱、翻译技术进课堂的速度滞后、翻译质量控制环节空转、对翻译语料“数据化”工作不重视、翻译技术研究的资助力度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提了7点建议：(1)应该承认教师的翻译成果和学术论文具有同等价值；(2)教师指导学生翻译实践过程中所做的学术贡献应得到应有的承认；(3)翻译课教师应了解翻译技术发展最新趋势，并开设相应课程；(4)鼓励专职翻译教师和专职译员双向兼职；(5)把好翻译语料数据化的质量关，避免低质量的译文成为语料和数据；(6)加大翻译技术研发投入；(7)权威部门或机构牵头，跨界合力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一流水平的翻译技术产品。
三年多过去了，上述6个问题有不同程度的缓解。有的学校已开始把翻译成果有条件地等同于学术论文，机器翻译平台的翻译质量也有了提高，但是总体上，翻译教学模式依然严重滞后于技术的发展。
夏党华：作为中国外语教育的前辈，您的思考和建议体现了教育者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同样作为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实践的资深教授，您能否谈谈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翻译教学应如何与时俱进?
叶兴国：正如你说的，我们正处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机器翻译的主流技术已经从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转变成以真实语料为基础的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2017年末，基于神经网络的实时机器同传技术已经问世，据称准确率已接近人类同传翻译结果。搜狗宣称其语音识别准确率已超过97%，谷歌宣称其英译汉准确率为58%，汉译英为60%，西译英为63%，英译法为64%，法译英为83%，英译西为87%。虽然有些数据有夸大之嫌，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给翻译教学带来的巨大挑战有目共睹。
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对教育产生深刻影响且翻译技术取得长足进步的情况下，我们确实应该认真思考和回答翻译课如何顺应新技术时代的挑战、如何改革翻译课程体系。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要求学校改变翻译教学内容，有的学校已经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工具操作能力和项目及质量管控能力；有的学校的翻译教学已经体现出四大特色，即真实项目驱动、技术团队联动、学生主动参与、企业平台互动。
随着机器翻译与信息通信技术融合，译后编辑逐渐成为机器翻译的一种替代。信息通信技术与云技术结合，融合成为“机器翻译+翻译记忆”或者“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融合了多种方法和模型的混合型机器翻译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上述软件、系统和技术进步，翻译课任课教师和翻译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和掌握。
机器翻译越强大，学生的翻译基本功就越重要。在机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译后编辑，要求我们具有敏锐地从机器翻译结果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前一般要求教师和编辑掌握的审校能力，如今对于学生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在引进翻译技术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学生的诉求，加强译文批改，并把审校能力培养纳入培养计划，这是加强翻译基本功训练的重要环节。
有条件的教师可以尝试在翻译教学、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三者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关系。翻译教学应把翻译研究成果应用于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翻译实践是为了学以致用、检验翻译教学的有效性，翻译研究是为了发现并解决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中的问题。这对翻译课程的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翻译教师具备授课能力、翻译审校能力、翻译实践能力、翻译实践指导能力和翻译研究能力。集上述各种能力于一身的教师才能培养学生的翻译审校能力、实践能力和一定的翻译研究能力。
夏党华：叶老师如此关注和深入思考翻译技术等前沿问题难能可贵，总结翻译教师的五种能力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非常感谢叶老师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并细致地分享您的人生经历，特别是翻译教学实践方面的真知灼见。您为人处世谦虚低调、严谨认真，又不失大家风范和生活情趣，相信为我们众多外语教育工作者树立了一个榜样。谢谢您，叶老师，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叶兴国：过奖了。榜样不敢当!我的奋斗目标是成为一名恪尽职守的教师和译者。谢谢党华！
后 记
叶教授在访谈中说，翻译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同样，参与这次访谈项目的过程中，访谈者也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一是师长们的人格魅力，比如做大事又不失细节，做好自己的事情又不忘提携后辈。二是工作态度，也是责任意识和实际能力的一种体现，正如访谈中叶教授强调的翻译校审的重要性。三是传承和进取精神，比如叶教授带领翻译团队承担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查医生援鄂日记》等文献的翻译任务，这既是对前辈工作的一种接力，也是翻译服务国家、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尝试。叶教授胸怀国家，服务社会，他的教学和翻译人生如思源湖畔，隽永入胜。
注释：①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②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叶兴国，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二级教授，资深翻译家；曾获“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和宝钢教育奖；主讲的“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被评为2007年上海市精品课程。先后在《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国外文学》《中国外语》《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中国外语教育》《当代外语研究》等高级别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主持编著和翻译出版《世界贸易组织术语汇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英汉·汉英世界贸易组织术语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世界贸易体制：从乌拉圭回合谈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法律出版社，2011)、《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法律出版社，2016)等工具书和多边贸易文献；完成商务部和上海市WTO事务研究中心委托翻译项目《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汉译英)和《美国商务部反倾销指南》(英译汉)；主持创建了“非关税措施数据库”等数据平台；带领翻译团队承担并完成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二、三辑第1—15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2021)、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查医生援鄂日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的翻译任务。
访谈者简介
夏党华，华东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2018—201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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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231-248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