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是如何搞垮明朝的（下）
耶稣会士是如何搞垮明朝的（下）
五、崇祯帝的唯一出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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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末，东林党人借用“国本”、“梃击”等事情，无中生有地编造了“有人想废黜太子”的“舆论”，掀起了支持太子、保护太子的“运动”，莫名其妙的万历帝赶紧出来辟谣，发表了“太子地位稳固”的讲话。这一出戏，东林党获得了明光宗的大大好感。估计就是在这个时候，叶向高等人建立起了与明光宗的贴身太监王安的秘密联络。因此，光宗一即位便大规模启用东林党，召在老家修养的叶向高入朝为相。
才三个月，光宗驾崩，熹宗登基。熹宗当然也继续领东林党的这份情，照样重用东林党。
叶向高等人主导朝政之后，将依附于他们的一大批蝇营狗苟之徒安置在朝廷各个重要位置上，很快朝野普遍不满，《幸存录》：
神庙殂落，光庙首召叶向高，而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俱以召用。名流为首辅，自邹元标、赵南星、曹于汴之属，皆为铨宪大臣，即附丽东林者，亦无不由田间起，相次为显官......然附丽之徒，惟营躁进，京卿添注累累，已不满人意。
明熹宗聪明绝顶，不久就通过这群人的种种伎俩，认清了他们邪恶的本质。例如，《国榷》：
（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御史陈九畴参晋抚谢应祥，力言其不可用......会议陈九畴参谢应祥及魏大中、夏嘉遇相讦事，上以谢应祥于魏大中有师生之雅，事属自欺；且去辅专以门生招议，大中欺朕幼冲，把持会议......
天启帝一眼就识破了东林党的把戏：谢应祥不仅是赵南星推荐的山西巡抚人选，而且是魏大中的老师，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魏大中都不可能真正地举报谢应祥；他之所以这么干，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让朝廷无法评判是非。
天启帝一言中的：他们是欺负我年青，想把持朝政啊！
自天启四年起，天启帝开始大力整肃朝政，一边严厉打击叶向高及东林党，一边充分依靠宦官魏忠贤，企图建立起一支全新的官员队伍。短短三两年间，天启帝几乎把浮在表面、隐藏在浅层的“东林党”分子一扫而空。《明史·阉党传》：
自（天启）四年十月迄熹宗崩，毙诏狱者十余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夺者三百余人，他革职贬黜者不可胜计。
表面上不参加任何帮派、“专心”为朝廷训练军队的徐光启，也在天启五年因“御史智铤参光启招练无功”，被罢免了礼部右侍郎等职务，回家修养去了。
估计天启帝早就调查清楚了叶向高等人精心伪造的“梃击”等系列案件。天启六年正月，天启帝对众宰相公开揭露了这系列案件的真实面目及其邪恶目的，《国榷》：
己未，谕内阁曰：......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奸人孙慎行、张文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怨。迨朕缵绪，正统相传，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
天启帝彻底扒开了明朝末年的所谓“党争”不断的真相：一个庞大的阴谋集团为了达到绑架控制皇帝，打击消灭异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精心炮制了一个又一个“案子”。天启帝点出了阴谋集团成员的名字，显然，他只是有选择地说出了部分成员的名字。
可以想象，顾秉谦、周如磐、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宰相们，以及即将担任宰相的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等宠臣们，在听到天启帝点出这一个个名字的时候，一定是心惊肉跳、后背发凉的。
天启帝已经摸到了真相的大门，不用太长的时间，天启帝就能彻底掌握事情的真相。到了那一天，将是叶向高等人的末日。
一年半后的天启七年八月，天启帝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三岁。如此天资聪慧，不好声色的皇帝，怎么会在青春年少之际突然去世呢？《明史·霍维华传》：
霍维华，东光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元年六月，中官王安当掌司礼监印，辞疾居外邸，冀得温旨即视事。安与魏忠贤有隙，阉人陆荩臣者，维华内弟也，侦知之以告。维华故与忠贤同郡交好......所亲为近侍，宫禁事皆预知，因进“仙方灵露饮”。帝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忠贤颇以咎维华......无何，熹宗崩。
天启帝是在饮用了霍维华进贡的“仙方灵露饮”之后，全身浮肿而病逝的。
霍维华这个角色，留下的巧合实在太多。
霍维华的内弟，是大太监王安身边的宦官，而王安又与叶向高徐光启等人联系十分密切。同时，霍维华与魏忠贤又是私交较厚的同乡。
偏巧，霍维华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叶向高、徐光启的门生。天启朝重用的万历四十一年进士还有官至宰相的冯铨、杨景辰，和被《明史》列入“阉党传”、官至省部级的崔呈秀、孙杰、李蕃、李鲁生等。
还有一个巧合，崇祯登基后，凡是与魏忠贤走得近的大臣，统统被杀被贬，唯独这个霍维华反倒被提拔升官至重要位置，《明史·霍维华传》：
其年（天启七年）十月，以兵部尚书协理戎政。崇祯改元，附珰者多罢去，维华自如。
关于霍维华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参考这一信息，《明史·阉党传》：
其后定逆案，（张）瑞图、（来）宗道初不与，庄烈帝诘之，韩爌等封无实状。帝曰：“瑞图为忠贤书碑，宗道称呈秀父‘在天之灵’，非实状耶？”
崇祯即位后，严惩“阉党”。崇祯时的所谓阉党，是特指紧跟魏宗贤的那些人。宰相们开列阉党的名单呈给崇祯帝，崇祯问：为什么没有张瑞图、来宗道？宰相韩爌回答说：没有什么证据。崇祯生气的说：所有的歌颂魏宗贤的碑文都是由张瑞图书写的，来宗道称崔成秀父亲“在天之灵”，这还不是证据？
韩爌等人为何对如此跪舔魏忠贤的张瑞图格外开恩？因为张瑞图是天主教徒。
巧合太多，那就应该是一种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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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帝是有儿子的。但是，他却将大位传给了聪明能干的弟弟崇祯。在临终前，特意将崇祯叫到身边做了特别交代：千万别用东林党人，一定要相信、善待魏忠贤等人。
很遗憾，魏忠贤及其官员队伍的形象和努力，在东林党强大的舆论力量面前十分脆弱。
崇祯帝没有听天启帝的，他更相信“舆论”，准确地说，崇祯是迷信“舆论”。他即位之初，不仅重用东林党人，而且毫不留情地处理了所有的“阉党”成员，使得天启帝几年的整治成果毁于一旦。
不久，崇祯帝发现，所谓的“舆论”不过是东林党或者自吹自擂或者抹黑对手的谣言，多不靠谱，甚至颠倒黑白。
面对朝政持续败坏，崇祯帝无可奈何，便反舆论之路而行之，舆论攻击越多的大臣，他反倒觉得更可靠一些，《明史·张四知等传》：
帝自即位，务抑言官，不欲以其言斥免大臣。弹章愈多，位愈固。
崇祯帝显然不如天启帝有魄力，他优柔寡断多，干脆利落少。朝廷的大小事情，总得依靠大臣尤其是宰相们去部署落实。因此，他便不断地找寻靠谱的人，企图通过更换宰相、调整用人思路来扭转局面。他做了许多改革。
首先是掺沙子，不断地试错。例如，崇祯三年，选用“浙党”的温体仁进宰相班子；崇祯五年，选拔什么党都不是的郑以伟、徐光启入相。
其次，抛弃“宰相出自翰林”的框框，不拘一格选拔宰相，如《明史·范复粹传》：
（崇祯十一年）时同命者五人，翰林惟方逢年，余皆外僚，而复粹由少卿，尤属异数。盖帝欲阁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简一人：首辅刘宇亮由吏部，国祥以户，逢年以礼，嗣昌以兵，国用以工，刑部无人，复粹以大理代之。
第三，刑乱世用重典，先后处死周延儒、薛国观等，流放刘鸿训、钱龙锡、吴甡等宰相，他诛杀了许多的办事不力或罪大恶极的大臣。《明史·薛国观传》：
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
第四，启用宦官，许多重要的事情，派遣宦官们去监视督办。如《明史·张彝宪传》：
帝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乃思复用近侍......吏部尚书闵洪学率朝臣具公疏争，帝曰：“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众莫敢对。
第五，大力提拔青年官员，许多官员短短几年时间就被置于高位。例如，魏藻德是崇祯十三年的状元，崇祯十七年就被提拔为宰相。
第六，鉴于宰相们不可靠，一度停止了甲戌、丁丑两科的翰林院庶吉士的选拔。
崇祯皇帝不知道，在他视野里的官员，几乎全是叶向高、徐光启等人培养出来的。什么东林党、阉党分子，都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江湖身份罢了。无论崇祯帝怎么办，都逃不过徐光启等人手板心。
徐光启等人知道，在朝廷中，他们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到了该一统天下文坛、民间舆论的时候了。徐光启在临死前，将他一辈子发展起来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组建了复社。崇祯四年，张溥中进士，接受了徐光启的训导；崇祯五年，张溥回乡，完成复社的组建；崇祯六年，徐光启去世。复社不是东林的继承者，而是徐光启的部分事业的传承者；张溥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徐光启的白手套。
也许，崇祯帝唯一用对的人，就是温体仁了。此时，唯一有可能帮助崇祯帝走出困境的，是温体仁、薛国观等少数几个人了。深知当时朝廷内幕的复社分子杨士聪也承认，在崇祯朝的众多宰相中，唯有周延儒和温体仁拥有统帅全局能力：
上即位以来，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无贤者。求其精神提挈得起，惟宜兴与乌程二人，但俱不轨于正耳。
崇祯帝一度十分信任温体仁，《明史·温体仁传》：
独体仁居位八年，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兼支尚书俸，恩礼优渥无与比。
崇祯帝最大的失误在于，他从未坚定而有力地支持温体仁；明知复社是邪党，但他从未下定决心予以严厉打击。温体仁自崇祯三年入相到崇祯十年致仕，崇祯帝先后提拔了一批宰相。崇祯五年任命郑以伟、徐光启，崇祯六年任命钱士升、王应熊、何吾驺，崇祯八年任命文震孟、张至发，崇祯九年任命林钎、孔贞运、贺逢圣、黄士俊，他们大多甚至公开与温体仁作对。温体仁不得不在艰难困苦中勉力支撑，与复社做了艰苦的斗争，终以失败告终，因为崇祯帝过于相信日夜守在他身边的太监曹化淳，不知道他最信得过的太监竟然是他最痛恨的复社的人，《明史·温体仁传》：
最后复有张汉儒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事。体仁故仇谦益，拟旨逮二人下诏狱严讯。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帝，请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乃尽得汉儒等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及得旨竟放归......
力量的天平彻底倾斜，终于，崇祯帝放弃了温体仁。温体仁退休回家一年后，郁郁而终。他与周延儒完全对立，然而，在《明史》中与周延儒一起并列“奸臣”。
但是，温体仁不可能取得成功。别说是皇帝身边的太监，即便是朝中的那些大臣元老，他也无法分清敌我，《幸存录》：
嘉善钱士升......颇重温（体仁）而轻周（延儒），温遂与相结......如用冢宰谢升、总宪唐世济，皆温意也。
温体仁向崇祯推荐使用的人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他不了解钱士升、谢升等人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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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温体仁的离去，崇祯帝一步跨入大权旁落的深渊，他再也掌握朝廷的任何真实信息了。明朝无可阻挡的势头快速走向灭亡。
温体仁退休回家前，专门向崇祯推荐的薛国观。崇祯真的提拔薛国观为宰相，而薛国观也确实是一位真心与崇祯帝站在一起，为国为民思考问题的人，但是他缺乏温体仁的政治智慧。不久，薛国观就被复社借崇祯帝之手干掉了，《幸存录》：
温（体仁）去而薛（国观）遂败，以贪赐自尽，亦属太甚。且其事发于东厂，佥云部臣吴昌时实发其机。
复社大佬吴昌时与太监掌控的东厂勾结，联手罗织罪名，薛国观沦落到被崇祯帝赐死的悲惨结局。复社如此狠毒，连夏允彝也直呼太过分！
整个朝政早已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势力全面控制，让一些朝廷大员们也瑟瑟发抖，《东林始末》：
（崇祯十四年）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弈琛在系上言：“去夏六月，同邑诸生倪襄贽于庶吉士张溥之门，归语知县丁煌，夸溥大力，可立致人祸福；因言及臣旦夕必逮。未几，而王陛彦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结党招权，阴握黜陟之柄，岂不异哉！”
被关在牢里的刑部右侍郎蔡弈琛上书皇帝：入仕不久、在乡闲居的张溥，对前来送礼的青年学生倪襄说，朝廷官员我想干掉谁就能干掉谁，想提拔谁就能提拔谁，不久就会让蔡弈琛下狱。果真，没多长时间，他们就让蔡弈琛下狱了。
随着薛国观死去，周延儒又回来掌权了，《明史·庄烈帝本纪》：
（崇祯十四年八月）辛亥，赐薛国观死......（九月）甲申，周延儒、贺逢圣复入阁。
至此，所有阻碍复社工作的绊脚石全部清除干净。
有趣的是，当周延儒重新出山掌握朝政后不久，正值壮年、才三十九岁的张溥突然死去。或许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吧，张溥的使命完成了，他也该永远闭嘴休息了。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崇祯帝根据复社成员的集体举报，杀掉了周延儒。周延儒也永远闭嘴，并与温体仁共同承担了导致明朝灭亡的全部罪过。周延儒死后三个月，明朝灭亡。一切干干净净。
4
崇祯帝早已被完全彻底架空了。
此时，明朝廷已是风雨飘摇，外面有清军不断地攻击，内地有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四处摧毁。《明季北略》记录了名曰“造船航海”的故事，由此我们就知道朝堂上的这些高官是如何处理军国大事的了，也就知道装备精良的明朝大军为什么屡战屡败了。
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兵科都给事中鲁应遴鉴于清军不断大举进攻，向朝廷提出了建造3000艘战船，从山东半岛攻击辽宁，迫使清军回救而无力进攻的建议。宰相们看了后批示：好建议，请工部商议办理。工部回报：造船确实是我部的责任，但是有关制度，建造军舰必须由兵部与工部共同办理，因此，我们决定承担其中的一半即1500艘舰船的建造任务。如此报到崇祯皇帝处，皇帝批示：同意，请工部、兵部立即着手建造。不管怎样，具体的造船工作仍然是工部的责任，工部又写报告道：每造一艘船需要2000两银子，造3000艘需要600万两，即便是我部造1500艘也需要300万两，但是，现在工部一文钱也没有，考虑到河南开封等府欠工部700多万两银子，建议他们马上将银子转运过来用于造船。工部的这一建议十分荒谬，因为此前李自成大军围攻开封数月不下，便掘开黄河大堤，彻底淹没了开封城。这一报告依然被送到皇帝那里，崇祯帝批示：同意。宰相们和工部没招了，立即找到兵部，兵部报告说：用兵所需，我们必须好好办，但是手头没钱啊，我们查了一下，凤阳等府欠兵部80多万两银子，可以催他们先送过来，让工部先开工再说。兵部的这报告送到皇帝那里，崇祯帝批示：同意。工部依然没有找到推卸责任的下家，便找户部要钱，户部说了一百个没钱的理由。工部尚书这下真着急了，但是，他很快想到了金蝉脱壳的妙计，给上面写报告道：工部和兵部经过努力初步解决了造船经费问题，但是，目前北京周边地区不太安宁，造船用的油钉板木不易采购，造船工匠不易雇请，而舰船需求又刻不容缓，正好我部最近派遣造船主事（相当于如今的造船处处长）朱正色前往淮安船厂，考虑到那里造船所需的材料工匠齐备，我们建议，将造船任务交给造船主事朱正色办理。崇祯帝依然批示：同意。一下子，工部尚书把造船的责任全部转到了他的手下朱正色身上了。众所周知，崇祯帝动不动就会“军法从事”的，朱正色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脱身之计，就会被砍头。谁知朱正色递上来的报告，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建造舰船以海军进攻辽宁，确实是绝好的计谋，我坚决支持，但是我目前负责督造的船只是用于内河航运，专门通过大运河给首都运输物资的，它与海船大不一样，板木不同，钉铁不同，式样不同，连操驾水手也不同；建造海船，必须依靠福建广东，在海边建造，因此，我建议将任务交给这两个省的长官，要求他们在限定的时间完成，然后安排船工开到山东交付即可。报告上去后，崇祯皇帝必然将任务下达给广东福建的长官了。如此公文往来几个月，造船一事依然八字没一撇。直到崇祯十六年九月，广东福建两省长官的奏折出现在崇祯皇帝的书桌上，他们都盛赞造船进攻辽宁的主意之妙，都表达了自己支持建造海船的决心，同时都认为，目前清军早已退回，天下太平，建议暂时没有必要再研究造船一事。崇祯皇帝阅后批示：同意。
在朝廷大员的眼里，崇祯皇帝不过是任由他们戏耍的一只猴子罢了。
按照中国千年不易的礼制，每年大年初一，在京文武百官必须上朝，举办盛大庄严的元旦朝会。
崇祯十六年的大年初一，到早朝时间，崇祯皇帝上朝一看，文武百官只到了两个人，《明季北略》：
乃癸未年春正之朔，圣驾升殿，文班止一首辅周延儒，武班止一勋臣……久之来者作踉跄状，十少五六，勉成礼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误，乞夺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
过了很久，大臣们才陆陆续续赶来，直到最后，到会的人数仅有应到人数的五六成。首辅周延儒上奏道：这太不像话了，也怪我工作不力，请从我开始，扣罚全体大臣的工资，以示惩戒。崇祯帝说：没事，就免于处罚吧。
到了崇祯十七年的大年初一，索性，文武百官一个都不来了，《小腆纪年附考》：
是日，明帝视朝早，立班者止锦衣卫一人，奏：“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令鸣钟勿歇，门勿闭，久之无至者。
《明季北略》也记录了这一场面：
甲申元旦，上视朝最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时钟声已绝，金吾启奏：“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令再鸣钟，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疾驰。”乃谕鸣钟，且勿歇，门永不闭，又久无至者。
崇祯帝很清楚，文武百官没人把他当回事了。
在崇祯帝面前，文武百官连装模作样的客套都懒得做了。曹操时代的汉献帝的待遇，都比崇祯帝要强得多。至少，曹操一直承认汉献帝是皇帝，大面上还过得去。
崇祯帝只能坐等亡国。
朝廷里一直在夸夸其谈、吹牛吵架，崇祯皇帝对严峻形势几乎一无所知，《明季北略》：
李自成入畿辅，京师满城汹汹传贼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枢终日会官群讼，扬扬得意如平时。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包围了北京城。直到此时，崇祯帝才知道真实局面。他找群臣商议守城之策，群臣没有一个人说话。李自成开始攻城，驻扎在城外的守城明军全部投降。《明史·李自成传》：
（三月）十七日，帝召问群臣，莫对，有泣者。俄顷贼环攻九门，门外先设三大营，悉降贼。
此时，值守在城墙上的部队本来就不够，官兵吃不上饭都没人管，《国榷》：
登郫（官兵）仅存羸弱兵五六万、内阉数千人，守郫不充，又无炊具；市饭，兵饷久缺。
值此形势严峻之际，宰相们理应昼夜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协调调集一切有生力量，全力组织守城退敌。但是，他们像没事人，和过去一样，有的忙着聚会喝酒，有的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国榷》：
大学士魏藻德等未闻变，尤传单醵金；方岳贡、范景文方传道至西长安门，亟还。
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部队攻入城中的时候，宰相们一个个晃晃悠悠从家里出发去上班，双方差点相遇于途中。
朝廷大员们如此这般，宦官们也没什么两样。
总攻前夕，李自成派遣宦官杜勋入城面见崇祯皇帝。杜勋原是崇祯帝身边的太监，崇祯安排他担任军事重镇宣府监军，把守北京城的门户，没想到，他和总兵王承允一起出城数十里迎接李自成进入宣府，率领数万精锐官兵投降。杜勋见到崇祯皇帝后转达李自成的意见，请崇祯禅位给李自成。崇祯帝闻言大怒，将杜勋赶走。
当晚，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迎接李自成大军进城，《明史·李自成传》：
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贼尽入。
大宦官们纷纷向李自成表忠心，《国榷》：
司礼太监王德化以内员三百人，先迎德胜门，令仍旧任；诸监局印官如之。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占领北京城。朝廷的“名士”们的末日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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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还是比较了解由名士组成的官僚集团的。崇祯十七年二月初六，李自成大军包围太原，三天后拿下太原城，随即四处散发传单即李自成的“诏书”称，《明季北略》：
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宫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
李自成告诉天下百姓，崇祯帝算不上是昏君，但是朝廷的大臣们尽是些混账王八蛋，他们彻底架空了崇祯皇帝，利用权力压榨百姓谋取私利，弄得民不聊生。
因此，李自成及其手下对这些明朝大臣肆意侮辱，毫不手软。李自成进北京后，专门交代李过、刘宗敏等高官，要有组织地处理贪官污吏，《国榷》：
初，李自成命李过、刘宗敏等曰：各官罪甚者，杀之；贪者，刑之。
这群名士的表现，进一步增强了李自成及其手下对他们的蔑视、厌恶，《明季北略》：
（三月）二十一，百官报名者甚众，以拥挤故，被守门长班用棍打逐。早起，承天门不开，露坐以俟。贼卒竞辱之，竟日无食。有云：肚虽饥饿，心甚安乐。
（三月二十三日）百官囚服立午门外，约四千余人，凡遇贼党，咸强笑深揖，及矮宋（献策）至，数人跪问：新主出朝否？宋骂曰：汝曹不戮为幸！些时岂不耐耶……忽传伪旨云：押往西四牌坊去，即用铁链串锁，每五人一串，各兵驰马驱逐，如羊豕然。
数以千百计的明朝大臣像狗一样前去投靠李自成，希望谋得一官半职，继续作威作福，祸害社会。李自成的手下也把他们当野狗一样对待，不仅不给饭吃，而且动辄棍棒交加。尽管如此，竟然有人说：肚虽饥饿，心甚安乐。
《国榷》专门选录了李自成处理三名投降文武高官的故事。
李自成的部队抵达北京城下后，鉴于京城卫戍部队司令李国桢手握重兵驻扎城外，派人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李国桢就投降了。拿下北京城之后，李国桢求见李自成。李自成见到他之后，说：崇祯帝如此信任你重用你，你既不坚守京城，也不在城破之后自杀殉国，你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给我拖下去！
大学士陈演、魏藻德求见李自成。李自成对他们说：崇祯帝都让你们当上宰相了，多大的恩德啊，明朝亡了，你们不自杀殉国，还有脸活在世上吗？给我拖下去！
这三个人随即被送去追赃。经过一番严刑拷打，陈演交出了白银四万八千两，黄金三千两，珠宝无数，之后被杀；魏藻德交出了黄金一万三千两，因为在被追赃时他骂崇祯帝是“无道”昏君，惹得刘宗敏大怒，现场将他打死。
如此寡廉鲜耻、卖主求荣的人，李自成敢用他们吗？把权力交给们，李自成能睡得着觉吗！释放他们进入民间，李自成能放得下心吗？
李自成挑选了一些崇祯晚期的进士即青年官员予以任用后，将“德高望重”的八百多权贵用铁链串锁着押到一个地方，严刑拷打十昼夜，逼迫他们交出赃款赃物，《明季北略》：
（三月二十五）午后，唤诸文武进内点名，幽闭饥饿一日夜。至次早点过，共绑八百余员，五人一连，俱押锁田皇亲府中，着刘宗敏用夹棍拷打招认赃银，凡十昼夜。
李自成以近乎残忍的手段，榨光了他们贪腐来的一切家产。
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消息传来，李自成在带兵去与清军决战之前，还没忘记下令杀掉这批朝廷官员勋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明季北略》：
至是东行之期已定，取勋戚大臣皆杀之。于是内阁陈演、定国徐允祯等，诸戚畹官都指挥以上、锦衣堂上官，俱死。方岳贡、丘瑜予绳自缢。以戚畹女妇配给军卒。又押诸系官至宗敏寓前，累累坐于路侧，徐次取杀。
李自成给了他们最合适的归宿：让他们受尽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之后死去。他们的女眷被赏给了士兵们。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明朝亡了，陈演在北京猪狗不如，他的远在老家的女儿，也被张献忠抢去做了压寨夫人。
李自成及其手下并非天性残忍。他们并未祸害北京城的普通百姓，无数资料表明，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城后，城内很快恢复秩序，工商业正常。李自成率先安抚百姓，《国榷》：
李自成召慰父老于武英殿，问疾苦。
不少文献记载了李自成对明朝皇室的友好态度。李自成厚葬了崇祯帝和皇后的遗体，而且安排二号人物宰相牛金星亲自到场致祭，同时给予崇祯帝的儿女崇高的待遇，如《小腆纪年附考》：
贼（李自成）之入宫也，见袁贵妃、长平公主仆于地，叹曰：“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闯贼封明皇子为宋王......自成命刘宗敏善养之，语在廷者曰：“我将以杞宋之礼待之。”皇子往来皆乘骡。
又如《国榷》：
（李自成）封东宫宋王，永王改£永公，定王改安定公。令日朝见，乘驴。
在对于这批明末名士的认识上，李自成与崇祯帝可算是知音。就在北京城被攻破前夕的三月初三，崇祯帝也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明季北略》：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崇祯帝干了他唯一能干成的事情：自缢于煤山。
崇祯帝之后的弘光、隆武、永历三个皇帝，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也必然而且只能是同样的结果。
弘光朝刚刚创建，便陷入了所谓的“党争”，朝政昏暗无比，毫无体统。复社之徒还把唯一有扭转危局之才的马士英污毁成臭名昭著的草包。事实上，夏允彝也承认，马士英不仅才华横溢，颇有人望，而且有相当的军事才能，在骄横而战功赫赫的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四大将领面前很有威信，《幸存录》：
马士英素以才望称，其阔大不羁，或亦边才之选......盖四镇骄悍，马尚可以向来交谊笼络之。史则与之相水火，莫肯听其驱使。
既无军事才能也无军队根基的史可法偏要抢夺军事指挥权，直把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搞得离心离德、内讧不断。尤其是在李自成征讨吴三桂大败，军心不稳，败退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官民纷纷驱逐李自成派遣的官员回归明朝的大好时刻，弘光朝上下正陷入一片混乱的内斗之中，彻底错失收取中原真空地带、建立稳固防线的良机。
复社党徒黄澍给了弘光朝致命一击，《明史·左良玉传》：
会朝事日非，监军御史黄澍挟（左）良玉势，面触马、阮。既返，遣缇骑逮澍，良玉留澍不遣。澍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良玉踌躇弗应。亡何，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自汉口达蕲州，列舟二百余里。良玉疾已剧......是夜死。时顺治二年四月也。诸将秘不发丧，共推其子梦庚为留后。七日，军东下，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梦庚遂偕澍以众降于九江。
左良玉是复社名士侯方域的父亲东林名士侯恂一手栽培起来的将领。此时，左良玉拥有八十万大军，驻扎武昌，是南明最大的一支武装。黄澍仗着与左良玉关系密切，当着弘光帝的面，在朝堂上大骂并动手殴打马士英。回到左良玉那里后，便鼓动左良玉及其将领起兵“清君侧”。不久，有一个自称是崇祯帝太子的人到了南京，黄澍得知这一消息后，更是起了推翻弘光帝的歪心，并说服左良玉下定了起兵造反的决心。左良玉即起兵沿江东下，攻城略地。兵到蕲州时，左良玉病死。黄澍立即拉上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投降清军，继续沿江东下，于南明的黄得功部厮杀。清军趁势攻击江北的明军，南明的复社党徒带着守卫南京的二十万大军投降。弘光帝逃到黄得功处，黄得功为保卫弘光帝战死。
隆武、永历两个小王朝，不过是弘光故事的重演，而瞿式耜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史可法的翻版。
《明史》如此评价崇祯帝和他的大臣：崇祯帝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但是那些大臣多不是好东西，《明史·庄烈帝本纪》：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
复社骨干夏允彝对东林复社党徒的行为痛恨不已，对自己此前的行为痛悔不已，《幸存录》：
群臣之负烈皇帝也，上事事焦心，而群臣无一忠公者；之负弘光帝也，上事事虚己，而群臣无不恣肆者。
如今，那些仍在夸耀东林、复社、耶稣会及其追随者的人，必是“恣肆者”，必“无一忠公者”！相关的奇谈怪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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