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季刊》中国如何结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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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26日，美国《华盛顿季刊》发表文章“中国如何结束战争”，分析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三次军事冲突中如何进行战争管理，特别是如何终止战争，并对美国未来的战时策略提出了建议。现全文翻译仅供参考，其中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翻译全文约为5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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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hina ends wars
Implications for East Asian and U.S. security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伴随着大国的兴起和衰落，战争的可能性似乎正在升高。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最近说，如果中国和美国不对避免战争尽最大努力，未来几十年“很有可能”发生战争。由于有意的或无意的计算错误，在南海或东海，朝鲜半岛或海峡两岸都有可能发生冲突。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尽管中国的谨慎和务实的政策，与美国冲突的风险......随着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实力和自信心的增强而增加，有可能发生战争。”
但中国将如何结束战争？考察中国参与战争的情况除了威慑，危机和冲突之外，还应当包括对中国战略思维的考察，以及北京如何对待终止战争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在历史上如何处理战时外交，第三方调解和冲突升级？这些历史模式在未来的冲突中将如何体现？再加上1979年中国自上一次战争以来的国内外环境的各种变化，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和更广泛的权力平衡转移将如何影响中国在未来冲突中结束战争的决定？
这些问题的答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方面，通过评估中国崛起的特征对其终止战争模式的影响，可以增强对中国战略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美国战略家们希望通过满足中国的一些首选诉求来改变冲突进程，美国战略家们可以改进自己的方法，以应对中国战时的各种战略，使战争以有利于华盛顿的方式结束。
在本文中，首先我们从以前的研究中总结出中国如何抵近终止战争的三个关键：战时外交，冲突升级和第三方调解。然后评估随着中国的实力增强，民族主义和参与国际机构，将如何影响这些倾向。
终止战争的三个要素
一般来说，战争在三种情况下有可能终止：有利于冲突降级，能将敌人带回谈判桌，接受第三方调解。相反如果交战双方拒绝外交，试图依靠大规模升级来结束战争，或者不愿接受第三方调解，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当一个国家以这种方式推进战争时，解决冲突将会产生很多障碍，冲突会变得更漫长、更血腥。
自1949年以来的三次主要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和中越战争里，北京表现出了三种有问题的倾向，阻碍了战争的及时解决。首先中国愿意在冲突初期对弱势对手开放沟通渠道。否则中国将切断通讯并拖延谈判，直到通过战斗显示出其具有足够的韧性。其次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信心，认为他们有可能通过逐步升级冲突，以迅速逼迫对手实现和平，这产生了一种紧迫感，阻碍了所有各方的合理决策。最后在调解方面，中国确实接触了第三方，从理论上讲这是有益的。然而由于中国明确地要求他们以中国的名义向对手施压，而不是充当真正的调解人，因此在实践上，中国的争端国际化并没有迅速解决问题。
这三个行为模式给解决冲突带来了障碍，而这些并都不是久被遗忘的历史行为 - 事实上，它们仍然是当前中国学说的核心部分。在版本众多的战略学出版物里，甚至是那些被认为中国最权威的战略思想作品中，仍在继续强化这种行为模式。因此它们可能会继续在未来的冲突继续发挥作用。
这可能是中国官方立场的结果，即历史上相对成功的终止战争方式得以保留至今。毕竟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能够击退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并保持朝鲜的主权，尽管其部队的装备和武器较少。1962年中国军队在短短几天内就击溃了印度部队，并在冲突迅速结束的同时占领了一些领土。
在1949年以来中国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中国相信它对领土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决心和能力。中国军事学者也指出，冲突初期的剧烈升级增强了中国的战略威慑力，防止了全面战争的爆发。
更加强大的中国
历史上中国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一般不会在冲突爆发后与对手进行谈判。只有当中国相信自己占据显著的军事优势时才会谈判，就像中印战争和中越战争一样。朝鲜战争中当中国面对美国时，毛泽东在八个月内拒绝谈判，即使毛泽东认可了以谈判来结束战争，他也拒绝举行直接会谈，因为这看起来显得软弱，他转而向苏联提出和平谈判建议以促成1951年7月的和谈。
这种不情愿来自一种普遍的认知倾向，即愿意和谈意味着软弱，会鼓励敌人得寸进尺或持续战斗。如果对权力平衡的看法决定北京是否愿意谈判，那当代的一些导火索事件如何理解呢？中国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而与许多地区国家存在领土争端，比如菲律宾、越南和台湾。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可能高估了这种权力的不对称，因为它的经济影响力和自1979年以来缺乏对其军队的真正考验。
鉴于这些权力差距，北京可能会在双边冲突的初期，与大多数东亚国家进行直接会谈，除了日本。而必须警醒的是，首先虽然中国人的谈判意愿可能有利于危机管理，但这种方式只会提高中国威胁的有效性。例如中国试图在1962年的第一次战斗后与印度谈判，以迫使印度签署关于划定边界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第二个警告涉及权力不平衡的程度：如果中国比对手强大到足以直接实现目标，它可能会放弃谈判并力争强行实现其目标。虽然这在过去的战争中没有出现过，但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现在越来越成为可能，台湾，越南和菲律宾的武装力量在质量和数量上水平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再采用有限战争，而是转向直接控制。
而对日本，中国在东海的潜在冲突中的立场并不明确。中国领导人目前认为力量对比正在改变，客观上现在日本处于优势，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可能影响未来中国人的看法。2017年8月22日，日本创下5.2万亿日元（481亿美元）的军费预算记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国防开支申请表示“关注”，称日本通过夸大“中国威胁”增加军费开支。此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加快修改日本宪法的努力，这一宪法自1947年生效以来从未修订过。
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中国对权力平衡的评估以及其在战时谈判中的立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美国干预的预期。北京可能会威胁将冲突升级，迫使区域对手尽早进行谈判，同时表明可以在美国参与之前进行谈判。如果美国确实卷入战争，中国对权力平衡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极有可能导致北京拒绝谈判，或者至少为谈判设定繁琐的先决条件， 这将大大增加解决问题和避免冲突升级的难度。
更加民族主义的中国
第二个和相关的历史趋势是依靠不对称的冲突升级来说服敌人投降并结束战争。有两个主要原因可以相信这种趋势会在未来持续存在。首先中国可能会迅速升级冲突来结束战争，以限制美国的干预。不对称的冲突升级被认为是避免美国干预的一种手段，中国战略思想家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深受减少人员伤亡的理念影响，特别是美国面对那些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冲突时。
由于华盛顿已明确表示想要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代价高昂的战争，并避免叙利亚进一步发生军事冲突，关于美国的软弱形象近年来得到了强化。虽然特朗普总统显示出其在使用武力方面存在不确定性，但他关于减少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和存在的评论，意味着美国军事干预的门槛在升更高。总之中国人希望在美国进行干预之前，就以强大的攻势迅速达成和平，也不至于需要攻击华盛顿。美国的专家担心，中国领导层在关于通过升级冲突来实现和平的计划中，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矛盾和困难。
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第二个理由，认为中国在冲突初期不成比例冲突升级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中国民众越来越要求对那些轻视中国，批评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企图作出坚定回应。一旦中国推动冲突升级，民族主义对这种行动的支持，无论是自发的还是政府激发的，都可能使政府难以为解决冲突做出妥协。这是因为保护中国人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是党执政合法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在他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宣布，中国将“永不放弃”其核心领土和安全利益。中国官方媒体经常报道在具体纠纷中发表的类似声明。虽然政府可能纵容甚至鼓励民族主义发出信号，但一旦释放将可能难以控制。如果政府看起来正在妥协，它可能会面临尖锐的批评，表达不满和抗议，甚至可能威胁到政权稳定。在与日本或台湾发生冲突时，情况尤其如此。
更加国际化的中国
第三，中国可能会在冲突中接受第三方调解。在此前的战争中，第三方是北京终止战争的一个关键。具体而言，北京积极争取支持其在特定战争中的立场，并鼓励这些国家参与对其对手施压。例如中国可以利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对美国介入南中国海争端施加压力，甚至向欧洲的美国盟友伸出援手，要求他们反对华盛顿武力介入。
第三方调解的作用可能源自中国在冷战中的经验，当时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拥有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势力的天然盟友，而自那之后，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力量和影响力呈指数增长，这也可能是引入第三方支持其立场的一个主要原因。截至2015年9月，中国与拉美，加勒比海，非洲和亚洲各国举行了70次战略合作。中国还通过战略伙伴关系加深了与巴西，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合作。中国还加了与外国公司及私营机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主要用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项目。除战略伙伴关系外，中国通过双边贸易巩固了其全球经济地位。中国2016年有212个贸易伙伴，是伊朗，俄罗斯，美国，香港，日本，韩国，朝鲜，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
尽管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表明第三方很可能是中国战时策略的关键，但北京深入参与国际机构可能会改变这一作用。中国不再是需要别人支持来维护国家利益的弱国。随着改革开放和整个9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到2000年中国已加入50多个国际政府组织和1,275个国际非政府机构。
现在中国参加了74个不同的国际组织，中国对国际机构的态度已经从公然反对到积极参与和领导; 除了参与这些早已存在的国际机构之外，中国正在开始自己建立新的多边机构。中国通过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国际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AIIB在2016年运营的第一年借出了17亿美元，其官员预计贷款计划2017年将增至15亿至25亿美元，2018年将增至25亿至35亿美元。
中国还通过上合组织（SCO）等多边安全协议，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中国表示上海合作组织使得中亚国家的成员能够“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为己任”，而不依赖美国等域外力量。中国强调上海合作组织“已经建立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伙伴关系而不是联盟”。中国还通过在2000年建立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来增强其影响力和中国可以在其中制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议程。
考虑到这些变化，中国现在拥有前所未有的胡萝卜和大棒，来说服第三方采取有利于中国的政策。重要的是战时外交举措可减轻其使用武力的声誉影响，并劝阻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例如中国可能呼吁所有亚洲邻国避免任何冲突，包括拒绝向美国提供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支持。无论是台湾危机还是海上争端，中国甚至可以向欧洲人或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施压，迫使美国退缩。
中国通过第三方施加压力和胁迫，而不是以公正的调解方式处理，将阻碍国际上的冲突管理，除非美国及其盟友有足够的力量并且愿意试图对中国进行调解。但中国是大多数地区大国的头号贸易伙伴，所以外部的有效干预是不可能的。
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多边组织在武装冲突中制定战略，特别是如果其领导人认为压力会限制美国的反应。然而在目前的政治和制度权力水平下，中国可能优先考虑防止其领土争端的多边化，特别是考虑到其担心冲突升级。
美国的对策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和盟国应考虑这些模式。尽管通过危机管理防止发生局部战争，这应成为学者和决策者的首要关注点，这种情况确实很短而且有限。为了确保美国尽可能短的参与冲突，尤其是考虑到东亚局势的不稳定性，本文提出美国及其战略共同体能够更好地管理未来亚洲冲突的三种方式。
1.改变美国的战时政策。目前美国对战争期间与对手谈判方面没有官方政策。美国应该考虑在和平时期宣布一项新政策，即从它参与的任何冲突的第一天开始，就开放战时谈判。作为调解人，美国应该考虑在冲突的第一天就提出中国与其对手会谈的政策。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这种策略，认为威胁比保证更有效。美国历来主要依靠胁迫，无论是通过使用武力，威胁还是制裁，让对手进入谈判桌。然而，除了使用武力彻底摧毁一个国家追求其理想政策的能力的极端情况之外，自二战以来，强制手段很少有效地使对手进入谈判桌。简言之，美国认为军事压力将对手推向桌面（如目前在美国对朝鲜战略中表现出来的）是有缺陷的，这一战略必将失败。
2.将外交官纳入战争体系。在有限冲突中，结果不仅取决于战场结果，还取决于各方如何通过政治声明和外交立场来看待对方。这意味着军方领导人和外交官应该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共同制定战斗和交谈战略，以降低军事成本。将这种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方法，是促进外交和军事领导人参与兵棋推演和应急规划，以便学习如何在冲突期间如何最好地协调以影响敌方的行动和对话的看法。
虽然军事理论对外交进程给予肯定，但它们一般不会转化为常规行动的应急计划。近年来美国军方专注于非常规冲突理论，和低强度冲突中适应外交和其他国家权力手段。但是从规划高强度常规冲突中忽略了整体政府的做法，而这些冲突仍然被认为是完全的军事事务。这一点对于特朗普总统发布的国防战略尤为关键，该战略将中国描述为“战略竞争对手”，其理由是北京推动实现“近期的区域霸权和美国的流离失所” “未来的全球优势。”
3.寻找中国愿意接受的调解者。当中国希望通过第三方向对手施加压力时，它会转向最接近对手的国家，而不一定是与其最相同的国家。如果美国直接或间接与中国发生冲突，它应该试图说服靠近中国的国家（如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柬埔寨）向中国施加压力，此外还要吸引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传统美国合作伙伴，北约国家，日本和韩国。这还为振兴联合国秘书长作为调解人创造了一个理由，这是“联合国宪章”对这一角色的定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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