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有路随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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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有路随便走
十九世纪末，在上海静安寺路上，时人称有静安寺街三大豪门：一是盛宣怀家，二是李鸿章的五弟李凤章家，三是邵友濂家。
因为都靠近外国人在上海的娱乐中心斜桥总会，这三家被称为“斜桥盛府”、“斜桥李府”、“斜桥邵府”。
邵友濂是同治年间举人，在清政府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上海道、湖南巡抚、台湾巡抚。
邵友濂有妻妾三人，生下两儿一女。大儿子邵颐，娶的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亲侄女李氏；二儿子邵恒，娶的是盛宣怀最受宠爱的四小姐盛樨蕙。
邵恒、盛樨蕙夫妇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1906年，大儿子邵云龙。
由于大伯邵颐早逝，邵云龙就过继给了李鸿章的侄女、大伯母李氏。所以，邵云龙就有邵友濂嫡孙、李鸿章外孙、盛宣怀外孙的三重身份了。
1916年，盛宣怀因病在上海去世，终年72岁。
就在去苏州安葬盛宣怀的过程中，邵云龙见到了自己大舅舅的女儿盛佩玉。盛佩玉是盛宣怀长子盛昌颐的女儿，比邵云龙大1岁。
邵云龙17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枚帅哥了，眉清目秀，有着“希腊式完美的鼻子”。
中国历来就有“姑表亲上亲”的说法。邵云龙与盛佩玉的恋情在这个时候开始上演。邵云龙将名字改为“邵洵美”。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他在《诗经-郑风》中看到“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一句，为了和表姐名字相配，就取名“邵洵美”。
1925年，邵洵美赴英国留学前，与盛佩玉订了婚。盛佩玉亲手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邵洵美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作为对盛佩玉深情的回报。
聪明女子大家闺秀盛佩玉对邵洵美约法三章：不可另有女人；不可吸烟；不可赌钱。
在漫长的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会挑选当地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诗句，寄给盛佩玉。后来回国后，邵洵美将这些短诗编辑整理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扉页上印着“赠给佩玉”四个字。
在英国期间，邵洵美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谢寿康、张道藩等一干人，还积极接济那些穷的叮当响的留学生们。年少多金仗义疏财的邵洵美被留学生称为“活银行”。
1927年1月15日，回国的邵洵美与盛佩玉在上海卡尔登饭店举行结婚仪式。
邵洵美与夫人盛佩玉的家庭合影
1928年，邵洵美在主持《狮吼》杂志出版的同时，创办了金屋书店和《金屋》月刊。
在此后的20年间，邵洵美马不停蹄的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第一出版社，名下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等杂志，多达12种，涉及文学、诗歌、漫画、电影、时事、评论等各个领域。
期间和徐志摩等人合作出版《新月》月刊、《诗刊》等杂志。事业鼎盛时期，邵洵美名下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这在中国出版界，无人能出其右。
邵洵美位于上海淮海中路的家，成为当时文艺界的根据地。
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四川路虬江路口的广东“新雅”茶室，在很多作家的文章、日记、书信中都能看到“新雅”两个字，包括《鲁迅日记》。只要邵洵美在座，所有文艺人的吃喝消遣费用，统统由邵洵美结账。
前面说到，盛佩玉对邵洵美约法三章中的一章：不可另有女人。直到一个叫艾米丽-哈恩的美国女人出现才被打破。
1935年5月，艾米丽•哈恩和她的姐姐海伦一起到达上海。艾米丽•哈恩的身份是美国《纽约客》杂志社中国通讯记者，她后来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项美丽。
项美丽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犹太人父亲是推销员，家中6个孩子中项美丽排四。
项美丽17岁的时候，考入威斯康辛大学化学系。后又转为工程系，成为该系毕业的第一位女学生。
毕业后项美丽到一家矿冶公司做了一名高级白领，小日子过得舒适安定。
但有些人，或者是人的某一个阶段，有一颗驿动的心，是不适合安稳圈养的。
1927年5月20日，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白以第一个独自飞越大西洋而名留青史。而项美丽却因此决定辞职。
辞职后的项美丽当导游、做广告代理商、当老师、当临时演员，日子过得丰富多彩。
1928年，项美丽在纽约亨特女子学院任教时开始写作，被聘为《纽约客》特约撰稿人，为了研究猿猴的生活习性，项美丽曾独自跑到刚果的丛林里生活了两年。
1932年，项美丽又回到美国，在牛津大学读研究生。1935年，项美丽来到了纸醉金迷的上海滩。
1935年5月的一天，邵洵美与项美丽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相遇，并一见钟情。项美丽这个名字就是邵洵美根据上海话发音取的。
1937年8月14日，枪炮声敲碎了邵洵美的美梦，他带着家人逃出杨树浦大宅，住进霞飞路法租界与项美丽为邻。盛佩玉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项美丽帮忙抢运出来的印刷设备，“连一个螺丝钉也不缺。”为表示感激，“我送了一只极好又厚的翡翠戒指给她。”
在那个纳妾成风的年代，盛佩玉接受了项美丽。邵洵美在项美丽江西路的寓所与她同居了。项美丽的住所，包括后来上海沦陷时项美丽的霞飞路住所，都成了邵洵美招待朋友的会所。后来他们又办理了结婚手续。
1938年9月，邵洵美与项美丽联手创办了抗日宣传刊物《自由谭》和英文版《直言评论》。
《自由谭》创刊号的发刊词写道：“编者既然是美国人，所以以《自由谭》为刊名，因为自由是美利坚的代表神！”这期创刊号问世后，香港《大公报》曾给予它高度的评价。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不久，组织决定将《论持久战》翻译成英文传播到国外去，于是把翻译任务交给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女党员杨刚。
杨刚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和项美丽是好朋友，《论持久战》就是在霞飞路项美丽的住处完成翻译的，翻译期间邵洵美和项美丽给予很大的帮助。
《论持久战》全书还未译完，邵洵美就已经开始在《直言评论》上连载了。邵洵美在编者按中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
《论持久战》在《直言评论》上从1938年11月1日至1939年2月9日分4次连载完毕。连载过程中，邵洵美又计划发行单行本。
毛泽东特地为英译单行本写了一篇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其中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这篇序言依旧是由杨刚翻译的，序言刊登在《论持久战》单行本首页。
由于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不能印制外文书籍，于是邵洵美就秘密联系印刷厂印制《论持久战》单行本，历时两个月，《论持久战》英文单行本共印制出500册。
这500册当时的禁书中，有四五十本是邵洵美开车趁着深夜，冒着生命威胁，一本一本的悄悄塞进虹桥路、霞飞路一带洋人住宅区的邮箱中。
1939年，《论持久战》英文版在《直言评论》上连载完后，这本杂志开始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一度有日本特务要对邵洵美项美丽实施暗杀的消息。
邵洵美不得已买了一把手枪防身，尽量深居简出，风头最紧时邵洵美领着盛佩玉等一大家人在项美丽家中住了半个多月。项美丽外出时也雇佣了一名外国特种兵做保镖。
1939年3月，在日本军方的横加干涉下，《自由谭》《直言评论》被迫停刊，共出版了6期。
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齐聚重庆，集体亮相，寻求国际援助，经常参加慰问伤员、考察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活动，项美丽被破例允许随行采访。
采访任务完成后，项美丽回到上海，处理完上海住所的所有事物，转身去了香港。项美丽《我所知的中国》第十六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从此，我再也没有看到上海。”
项美丽在香港与英国远东情报机构的查尔斯少校生下一个女儿卡萝拉。香港沦陷后，查尔斯被关入集中营，项美丽则抱着孩子，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苦度春秋。
1943年12月，项美丽和女儿作为第三批交换难民回到美国。这时的项美丽，因为《宋氏三姐妹》的出版已经名满天下享誉海内外。
项美丽是宋氏三姐妹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也是唯一一位对这名留青史的三姐妹都有过近距离采访的作家。后来各种版本“宋氏三姐妹”大都衍生于此。在原始珍贵资料的占有上，无人能出其右。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查尔斯被释放，查尔斯回到美国与项美丽团聚。
他们一家三口在机场相拥的照片，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查尔斯对项美丽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你有勇气。”
查尔斯后来成为大学语言学教授，项美丽继续写作，成为美国最具权威的文学杂志《纽约客》的终身撰稿人。
项美丽把她在上海、重庆以及后来香港的经历写成了另一本畅销自传《我所知的中国》。1997年2月17日，项美丽辞世，享年92岁。
上海解放前夕，胡适特意登门拜访邵洵美，拿着两张机票，邀请邵洵美夫妇一起去台湾。
邵洵美说不能弃儿女于不顾，更不能扔下众多印刷厂职工一走了之。
叶公超知道这个情况后，与国民党海军协商，腾出半艘军舰，让邵洵美全家和印刷厂职工，以及印刷机器一并迁往台湾。
邵洵美婉言谢绝。邵洵美自认为为共产党做过不少的事情，《论持久战》英文译本也是通过他的手出版发行的，不图回报，只求安稳。
上海解放后划分成分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为新中国印制出了第一本工人画报——《中国工人画报》创刊号。
随后，邵洵美的老朋友，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代表政府登门拜访邵洵美，代表政府征购那套昂贵的影写版印刷机。这就是新华印刷厂创建的开始，也是邵洵美时代印刷厂的结束。
当时懂具体操作这套设备的人不多，为此，邵洵美举家迁往北京，住在景山东大街乙一号，试图在出版业重新打开局面。
不久，邵洵美的时代书局被查出有“托派分子”费尔·哈定的作品，受到《人民日报》连续七天的批判。邵洵美只能怅然返回上海。
邵洵美的生活，从此开始陷入窘迫，为了生存，他办过旧货店，开过化工厂。
盛佩玉说：“我把金的、银的、铜的、锡的甚至木的陆续换了钱来过日子，当了首饰，不影响我的颜色。”这是一个隐忍、包容、自信，称得上伟大的女人。
老朋友夏衍伸出援助之手，介绍邵洵美替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以稿酬勉强维持生计。邵洵美先后翻译了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长诗《麦布女王》、拜伦的长诗《青铜时代》和泰戈尔的《两姐妹》、《家庭与世界》、《四章书》等作品。
1957年，陆小曼到上海看望邵洵美，适逢是陆小曼的生日，为了替这位亡友的妻子过一个体面的生日，囊肿羞涩的邵洵美忍痛将家传珍藏的著名画家、篆刻名家吴昌硕为邵友濂亲刻的“姚江邵氏图书珍藏”白色寿山石印章低价出售，换了十元钱的酒菜。
在此前，数次有人要买这块白色寿山石，邵洵美始终不肯，说家传的东西，要留个念想。邵洵美对徐志摩、对朋友由此可见诚意。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不久，邵洵美的小弟弟邵云骧在香港病重，无钱医治，写信向邵洵美求救。
于是邵洵美给项美丽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救助。结果这封信被截获，邵洵美因此被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美蒋特务”，被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和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关押在一起四个月。
贾植芳在回忆录写道：那是一个长宽各为6尺的小号牢房，密匝匝关着7个人，一只臭气四溢的马桶被供奉在身边。邵洵美经常自告奋勇，弯腰躬背喘着粗气擦地板，监友们戏称他为“老拖拉机”。
1962年4月，邵洵美无罪释放。邵洵美写了首自嘲诗：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盛佩玉写道：“1961年，我在南京接到电报叫我去上海看守所接洵美回家。我高兴得心跳，叫女儿到单位里去借了些钱，因为卖东西也来不及。见到他，可怜他的身体真所谓骨瘦如柴，皮肤白得像洋人。”
盛佩玉继续写道：“能回来就好，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会做人。”
当年的深宅大院早被充了公，家中物件皆被抄走，连个房子都没有了，怎么还有家呢？
邵洵美和离婚的大儿子挤在上海的一间十平方米的简陋小房内，父子俩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
盛佩玉借住在南京的女儿家，曲折走过一生的通天大道，到晚年，夫妻俩连见面都成为了奢望，荣华富贵都成了过往烟云。
盛佩玉从南京寄来的几只鸭胗肝，邵洵美要吃几个月。
邵洵美的女儿回忆道：“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
晚年落魄的邵洵美，已经没有了每天给自己轻施胭脂的能力，但依旧会用清水来梳自己的长发，用最低廉的方法保持自己心中的尊贵。
当时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老友施蛰存，每月定时给邵洵美寄上50元生活费。
还有一个人，也对邵洵美伸出过援助之手。文革中，狂热的北京红卫兵要将在上海的反革命邵洵美拉到北京去批斗，是姚文元出面制止了。
后来四人帮倒台后，报纸上揭露姚文元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包庇邵洵美”。
1968年3月，与邵洵美熟识的文学翻译家王科一在被批斗后的夜里，在家中厨房用煤气自杀。
从朋友的身上，邵洵美看到了自己的黯然前景。
据记载：邵洵美生命中的最后三天是这样度过的——他神秘的弄来一些鸦片精，天天当饭吃。
身边的大儿子阻止说：“害心脏病的人吃了鸦片是要死的。”
邵洵美点点头，第二天继续。儿子极力反对，邵洵美只是朝儿子笑笑。
第三天，也就是1968年5月5日晚8时28分，邵洵美离开了人世，终年62岁。
三代煊赫的邵洵美死后无钱置办寿衣，大儿子只买了双新袜子送他上路。
邵洵美的遗产是：医院里欠了四百多元医疗费，房管处欠了一年半房租六百元，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元。
1985年2月，邵洵美得到平反，这个时候，邵洵美已去世17年了。
风华是一指流砂，苍老是一段年华。每个人都会死，但不一定每个人都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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