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辑台上的《塑料王国》
由王久良导演的纪录片《PLASTIC CHINA》于2016年获得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2017年11月25日,剪辑师钱孝贞、李博凭借本片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剪辑奖”。2018年1月7日,拍电影网联合爱上纪录片举办金马奖剪辑师李博创作交流会。
在做纪录片剪辑师之前,李博做过会计,还在甘肃农村当过两年教师。在这平淡的生活里,他心里却一直有一个不太实际的想法,那就是做电影。2007年,导演杨德昌的去世,对其内心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由此他开始真正思考自己想要什么。直到2010年,李博才有机会,从零开始。七年间,他从一个不会用摄影机、不会用剪辑软件的热血小白,变成了如今第一部长片剪辑作品即斩获金马奖的优秀剪辑师。
剪辑师李博(左)、钱孝贞(右)在第54届金马奖颁奖现场
李博在创作交流会上的文字分享,他细致解答了观众对于 如何与导演合作、纪录片如何讲故事、剪辑师的定位等内容的疑问。
Q
能分享下你的从业经验么?如何从会计做成剪辑师,又成为荣获金马奖的剪辑师。
李博:我学会计的时候对电影感兴趣。2004年的时候,我在沈阳上大学,暑假怀着朝圣的心情去北京电影学院,在学院的小书店里买了那本《故事》,这本书到了13年后(2017年)才看。那个时候我是很怂的,我整个性格都很怂,毕业的时候想考电影学院研究生,但没鼓起勇气,然后做了两年会计,到2007年,实在做不下去了,觉得是浪费时间。就像我在颁奖礼上说的,杨德昌的死,这个事情当时对我打击特别大,那个夏天,当我知道那个消息的时候,有一个星期,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就像他的电影一样,他逼着你去想,你的生活要什么,不能去逃避,不能再这么怂下去了。
然后,大学时对农村感兴趣,就去甘肃天水的农村教了两年书,到2010年回来之后,就想做跟电影有关的事情,当时有个朋友的朋友,给我介绍顾桃的剪辑师周宇在招助理,问我要不要去,我就去了。然后就在宋庄顾桃导演的工作室待了一年多。后来,就去参加了一个提案会,我拿着我拍的一个短纪录片,不过,我的片子没找到钱,当时一个评委老师,杨紫烨导演,她说,哎,小朋友,你要不要来剪一下东西呀,她当时监制的一部片。杨老师是很有经验的纪录片工作者,拿过奥斯卡奖,我又什么都不会,每天就骑自行车去她家里,从早剪到晚,杨老师就一点一点的,手把手教我,我的很多基本功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如果说剪辑纪录片和故事片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主要是创作流程中细节上的把控,那些细节可以给纪录片剪辑留出空间来。那些细节很重要,比如场记要怎么做,要怎么整理素材,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线。
我去年有听一个好莱坞的剪辑师分享,其中一个细节很重要,他说在片子剪到中间靠后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从自己百宝箱掏出的东西,比如他看素材是跳着看,这些都是一个职业剪辑师的素养,他会逼着自己重新去看这些素材。这些细节,是那几年我学到的。
李博在创作交流会
Q
你的思路和导演的思路是如何碰撞交流的?
李博: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媒体版,二十多分钟的,那个跟导演自己剪的差不多一样。相信见过王久良的朋友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像社会活动家一样的人,说起话来澎湃激昂。片子跟他的人是一样的,感觉很刺激。
编剧上有个说法,情绪上的递减效应。你看导演那个版本,前二十分钟,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吓人,但是如果八十分钟全是这样的话,你就会觉得无聊了。他那个版本基本上是这个思路。他把想表达的东西都用一种特别刺激的方式告诉你,但是那种方式没办法支撑一个七八十分钟的片子。
我之前参加CNEX举办的大师工作坊,剪辑指导给我们的建议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变成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我当时觉得不太可能。但我用两个月剪了第一版后(其中大部分时间是看素材,加工故事),带着讲小女孩故事的视角,重新去看素材,发现很不一样。很幸运的是,久良导演看上去是很激烈的人,实际上他素材里有很细腻的东西,这也是现在这个影片结构能成型的基础。他就住在那个工厂里边,每天都跟他们生活在一块,跟那些小孩关系也很好。这也是做剪辑很有意思的地方,你能看到一个导演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一面。
于是我们就把小孩的欲望抛出来,就是她要回家。在第一版的架构上,我也是很头疼,这是我做的第一部长片,对这样一个长故事的架构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在后边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看书。这个故事其实是个幻灭型故事,像盖茨比那样——一个人始终抱着热切的愿望,但在最后一刻,他的梦想全部碎掉了。
依姐和弟弟们,图片来自圣丹斯官网
第一幕的结尾,是她遭受的第一个打击,她妈妈生孩子。在十几分钟的时候,有一段她洗衣服时的访谈,这个是我剪辑的一个重要时刻,那个访谈有很长时间,她说了很多关于老家的东西。在看这段访谈的时候,我有跟导演打电话。他们来这个厂子差不多有四五年了,女孩作为家里的老大,她的美好童年都留在老家了。可对于她两个弟弟来说,他们就是在这个厂子里长大的,一直都很开心。这个访谈之所以对我很重要,是因为她对老家的美好愿望,其实是跟她所处环境有着强烈冲突。第一幕的高潮,妈妈生孩子,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但对于她来说,是一个负担,让她离愿望又远了——无论上学还是回家。
第二幕的高潮是老板想拉她上学,她爸爸不让。第三幕的高潮,就是她没办法回家。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Q
你把重点放在小女孩身上,这样算不算一种编剧行为,纪录片中,会不会存在编剧(选择视点和呈现方式)。剪辑承担更多的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定位?
李博:我觉得剪辑的角色就是讲故事的人,故事是共通的。其实纪录片导演都有一个很大的恐惧,他怕你把他的思想剪没了。其实,每个镜头都是他拍的,怎么可能剪没了?
我觉得纪录片剪辑师要把导演想表达的东西,用一个故事去呈现。当然,可能每个作者对他作品的呈现方式,理解不一样。像马莉导演,她不会用这种方式去剪辑。当时制片方找到我们,也是对这个片子有一种期待吧。可能大家都觉得,一个好的故事的呈现,可以让这么一个议题性的片子,走得更远。
我在剪辑的过程中,又回头看麦基的那本书(《故事》),印象中最深的两句话就是,什么东西最妨碍一个好故事的呈现,第一是作者认为必须要表达的情感,第二是非要传递的思想。当时看的时候被震惊了。就去想,实际上故事有它自己的节奏在,人物的欲望到什么时候要高,什么时候要低。如果纪录片七十多分钟,导演一直在表达,观众会看不下去。
Q
这个片子素材量有多少,您剪了五个月,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李博:200多个小时,时间基本上是制片人安排的,跟制片人一起商量。因为时间特别紧,前边我是边剪边看素材。还有,导演特别好,他把场记做得非常非常细,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做长纪录片的导演极其可贵的品质。
久良导演是一个CPU运转极快的人,只要他想去做,他就会把CPU开到满负荷,烧掉也无所谓……他的场记非常细,这样的导演,是剪辑师非常爱的,他把所有的细节,拍摄时的想法,不光是拍摄笔记,还有他完完整整看过素材后的想法都写上去了。他第一个版本剪得非常非常好,他处理素材的方式,我觉得他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剪辑师,他有很多创意地利用素材的方式,比如,现在的片尾是他自己剪的。那场妈妈生孩子的段落,我印象特别深,在生孩子前的那两个镜头都不是同一天的,他在看素材的时候,就已经在脑子里开始剪了。在我没有很多时间看素材的情况下,他的场记帮了我很多忙。
《PLASTIC CHINA》团队在圣丹斯电影节上
Q
你在剪辑过程中,导演的介入程度怎样,如何处理各种不同意见?
李博:实际上我是制片指派过来的,前两个月导演很想过来把控,但都被我和执行制片用各种办法给挡回去了,比如吵架啊,我哭啊……在剪辑一个月后,他跟我打电话,说,李博啊,我要过去,咱们把故事线重新安排一下……天哪,他想把故事线重新安排一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哦。
我们合作其实挺有意思的。他在接纳我这个角色之前,其实都有努力在克制自己的控制欲,我能感受到,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合作下去的基础,他心里给剪辑师这个位置是留出空间的。
我们剪辑最艰难的时候,是即将定剪之前。他当时重新给了我一个剪辑大纲,那个大纲基本上是要改回到四个月之前。这个片子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两个人(导演、剪辑)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当时我们的关系崩掉,片子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作为剪辑师,要尊重导演的权利,如果在那样的时刻,他要改回去,我是下了决心跟他站一起的,虽然在前边四个月我们一起跟他对抗。我觉得那个时刻,是我想把自己交出去的一个过程。这跟谈恋爱特别像,你把自己交出去后,会得到一个反馈,最后导演也会把自己交出来。
Q
有个情节,就是工厂老板扇了工人的脸,是他们冲突激烈的地方。后边却没有继续讲下去。这个素材没了,还是没有剪进去?
李博:素材是有的,还有更激烈的冲突,和两人比较柔情的对手戏,也都是我的心头爱。但是放上去的话,感觉节奏不对,就是在后边的时候,观众所有的期待都在这个小女孩身上,我们不可能把故事的节奏拖下来。有一场戏是我的爱,片头有一场,她爸爸去找老板结工钱,结束的时候,又去结了工钱,老板算了钱就给他了,当时老板有一个很微妙的表情。她爸爸走了,门关上后,虽然两个人是老板与工人的关系,但他们也朝夕相处了三四年,难道只有雇佣关系吗?老板那个表情太好了。
Q
结尾感觉有点戛然而止,不明白为什么是大火。
李博:结尾其实是导演出来喊话的地方,前边铺垫那么多,讲那么多故事,都要落在结尾——到底要留给观众什么东西。我剪辑版本的结尾其实是落在人物上的,小女孩的前途没什么希望。当然,在没有剪的时候,我们就在聊这个结尾了,当时就问导演,你到底留给观众什么,或者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是很悲观,觉得就是没有希望。我剪的结尾是,工厂老板虽然买了新车,但一直不肯去医院检查,小女孩依旧在工厂劳作。最后跟剪辑指导(钱孝贞老师)聊,她说,毕竟这是个议题性的片子,而且已经用议题性的方式作为开头了,不能在片尾的时候变成个体的故事的结尾。所以把片尾改成了议题性的结尾,是指向议题的,没有完全落在人物上。
李博
Q
你在怎么找音乐的,即用音乐把控节奏的。
李博:这片子里的音乐是作曲家做的,作曲家是根据画面来的,这里边是有他的掌控。
我可以分享一些我找音乐的方法,我会把我的曲库放在播放器里随机播放,如果有段曲子能让我想起某段戏,某个画面,我就把它留下来,挑很多出来,堆在那儿。
Q
故事片因为有脚本,可能剪辑先于拍摄就存在了,剪辑师的作用可能没有那么大。作为纪录片剪辑师,您是如何构建故事,构建人物的?您在生活中,业余时间,会通过看什么书,来增加对故事的把握度和感受度的?
李博:有年轻人问周浩导演,做纪录片的建议。周浩导演回答说,三十岁之前最好不要做纪录片。我理解他的话意思是,人对于生活、对于世界多些自己的理解,比技巧性的东西要重要。当然,技巧的东西也重要,就是拉片子,看书呗。
我举个例子,在看素材的时候,就是片子最后,他们去了火车站,却没走成。我剪第一版的时候,在火车站的时候就起音乐了,觉得她当时一定很失望吧。但是后来,往下剪的时候,突然有个感受,就是人在突然受到一个强烈打击、情感刺激之后,实际上是没什么反应的。可能都是在过去之后,情绪在记忆里慢慢发酵的过程。现在这段的处理方式,是加了个彝族的音乐,听起来很远,然后在后边她开始画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出音乐。这其实不是什么技巧,而是对人心理的认知吧。
Q
这部片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你特别骄傲的地方是?剪完后,让你受益良多的经验是什么?
李博:可以完整地搭建一个故事的结构。这是我第一部长片,是按照时间顺序从头到尾剪辑的,它不复杂,但对我来说是个挑战。经验就是,如何跟大家合作去做一件事情,跟我剪辑《锤子镰刀都休息》不一样,那个时候,都是朋友,大家在地下室里,吃吃烧麦,就把片子剪出来了。这个片子,有制片人、监制、剪辑指导、导演……在这个过程里边。如何沟通,如何调整情绪,如何相互给予创作空间,这些都是收获。
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海报
Q
很多地方的情绪并没有用剪辑技巧去放大?
李博:可能是我不专业,我学会计的(笑)……可能是大家对某一点情绪的理解不一样。
Q
这是我第三次看这个片子,我也是做剪辑的,比较留意观众的反应,上一次在这部片子的放映上,我有感动到,也听到周围的啜泣声,我觉得这是一个片子很厉害的地方,能把观众的身心带进到片子里。先问一下您,具体剪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用到一些小tips的方法?
李博:是的,我一直在用,这个对纪录片的剪辑非常重要,我工作台的后边,暖气片上,整个都是用来贴纸上剪辑的东西(tips)。纸上剪辑特别神奇,你能从全局看到所有场戏都摆在那里,有时候你觉得故事走不过去了,挪一下,就会发现事情都解决了。这是经常会发生的奇迹。如果有多个主人公的戏,也能一目了然地看到。
Q
作为一个剪辑,多尝试不同类型的片子,比如预告片、综艺、短片、剧情片……这样好一些,还是,先把一种做好,再做其他的。
李博: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没得选,得吃饭嚒。有什么就做什么呗,没得选。
Q
听您分享跟导演王久良相爱相杀的过程,觉得特别真诚,特别可爱,我觉得您跟导演之间,是世界观跟方法论之间的问题。其实这个片子,包括王导以前的片子,呈现的都是全球化语境下一个大的困境。您说的杨德昌导演,他的作品可能会是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呈现。
我有个愿景吧,有没有可能,在两百多小时的素材里,假设一下,出一版更立体化、全景式的呈现。
李博:请问你是做什么职业?
Q
我是学电影,但我做的是当代艺术。
李博:谢谢。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要看参与这个片子的人,对这个事怎么理解吧。如果导演接受了片子最终的样态,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的表达啦。在作品完成的那一瞬间,他决定了这个就是他的表达,实际上,包括剪辑师在内的其他人,都是为了帮助完成他的表达的。
如果他不给出这个权利,说我们定剪了,那这个片子就不能定剪。至于这个片子完成以后,无论是好的评价,还是坏的评价,都是导演去承担的。我觉得一个导演在决定把一个作品完成的那一瞬间,他就是已经接纳这个作品的状态了。至于有 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对于这个作品来说,我觉得没有了。可能十年后,我们的状态会不一样,但就目前来说,这是我们能做到最好了。
Q
我觉得您太谦虚了,听了你的经历,我觉得跟你挺相似的,之前学经济学的,因为对电影感兴趣,也刚剪完一部纪录片,其实我是有点懵的,今天来是想听听您的工作经历,剪辑的经历。
李博:当时顾桃带着我们去某个纪录片影展看片子,看完之后,我特别失望,觉得自己也能拍。当时回到我教书的那个小学,拍了个短片……我就是比较幸运,想做这一行,然后就被收留了,做剪辑师也是被老师拉去的。都是运气特别好吧,这可能没什么借鉴的意义……如果非要说什么,我觉得,能活下来特别重要,能在这个行当里一直做下去,特别重要,你会看到特别多的人做不下去就不做了。只要你一直做下去,会不断地有作品出来。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Q
您之前有想过要做纪录片或者剧情片的方向么?
李博:没有,我觉得不算是选择了纪录片,说恶心一点,我觉得我有知识分子酸臭的情结,同时也喜欢电影,纪录片对我来说,有意思。很多时候比故事片有意思,它又不像新闻,直接跟社会冲撞,不负担那些东西,它有艺术的那一部分表达,回头看,其实有跟我性格契合的东西在。
Q
能透露一下您下部片子么?
李博:也是一个纪录片,拍了上海艺术家马良,他做了一个木偶剧送给他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爸爸,当礼物,特别动人的一个故事。
Q
想问您的劳务费是多少?
李博:这个不能问……(观众笑)
Q
我也是学编导的,学生作品也经常自己拍自己剪,很多时候,拍摄时跟剪辑时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您是怎么处理这些大量素材,主题又一直在变化的情况。
李博: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好啊,如果你是导演的话,你就会一直逼着问自己,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你还很好,你有同学,我都没有。你让同学来剪辑,反复思考,是剪辑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实际上我们剪片子,也是要跟导演聊,聊出一个能接受的方向,然后就往那里走了。片子是剪出来的,也是聊出来的。
《PLASTIC CHINA》剧照
Q
那个塑料的粒子是什么?
李博:就是塑料制品的原材料……中国塑料制品的生产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Q
你判断好故事的标准,好故事的要素有哪些?
李博:我觉得,就是人物的命运有变化吧,还有人物的故事跟观众能产生联系的。
Q
在纪录片中,如何处理纪实与艺术的关系?
李博:这个是纪录片工作者会讨论一辈子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不恶意的伤害和欺骗,不伤害是针对主人公的,不欺骗是针对观众的。不恶意地欺骗观众,不主动伤害主人公,这个是我的底线。在这个之上,任何的处理方式,我个人都是接受的。
Q
如果说我真的拍到一个人,真的很坏,那该怎么办?
李博:那就要问你自己咯,那个是不是你要表达的。这个是作者要决定的。一个作者决定把什么呈现给观众,那个就是他的态度。
Q
您在剪的过程中,会对片中的主人公投入情感吗?你们应该也没见过。
李博:肯定是有,这也是做纪录片剪辑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世界上有个人,跟你完全没有现实中、物理上的交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他的秘密,不光是人物的秘密,还有导演的秘密。
Q
前两天在王久良导演的微博上看到一个好消息,中国已经禁止洋垃圾进口中国了,就是这个片子里的景象,在政策出来之后就会慢慢减少,对片中这家人来说,他们可能就少了一个养家糊口的手段,这样的改变,你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坏。对这个社会来说,是好还是坏。
李博:我们在剪的时候也有讨论,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垃圾进口,而是产业的无序。你说这个产业有罪么,我觉得这个产业是无罪的,只要监管有力,工作做好,可以让它以一个更好的方式存在。需要改良的是行政系统的失控,让产业可以良性运作,这才能为从业者提供保障。
作品
2016年《Plastic China》
2015年《我只认识你》(剪辑助理)
2014年《锤子镰刀都休息》
2013年《颍州的孩子·后记》、《罕达犴》(剪辑助理)
2012年《风沙线上》
2011年《雨果的假期》剪辑助理
- F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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