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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边的女人卖脐橙

2018-01-27 导筒
硬广置顶|转自纪录片“秉爱”导演冯艳:帮秉爱卖柑子!随口说出“农人嘛,土地是根本”的农妇秉爱,她的柑子收获了!坚实的土地,辛勤的劳作结出的果实!愿意尝尝秉爱的柑子的朋友可以微信联系她的女儿灵芝咨询,她在工余时间帮妈妈卖。另:现在都是果实挂在树上保鲜,需要时采摘。所以是现摘现发货!没有微店没有淘宝,只请信任秉爱的朋友购买。灵芝上夜班有时不能很快回复微信的话也请原谅!感谢!

购买方式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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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爱》预告片


影片简介:张秉爱是一个住在三峡库区的普通的农妇。20多年前,由父母做主从高山上嫁到了生活相对富裕的江边。丈夫有病,张秉爱不得不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的生活重担。日子虽苦,但张秉爱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儿子是村里唯一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的孩子。张家是村里的钉子户。虽然第一期移民的时候,她家被允许就地后靠,但6年过去,村里一直没有分给她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坝就要截流,第二期移民也已搬迁完毕,一片废墟中,只有张家的小屋,还孤零零地执拗地矗立着。干部们一遍又一遍地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动员她外迁。在和干部交锋的空隙,在繁忙的农活之余,张秉爱不动声色地,蓄谋已久般地讲述那充满痛苦的过去……


秉爱 (2007)


冯艳与纪录片与秉爱的渊源


初识秉爱


从天津坐火车到宜昌,乘船逆流而上,湖北省秭归县离三峡入口不远,这是诗人屈原的故乡。桂林村这样的小地方,上去的大船一般不停,只能先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下船,再坐小船去那儿。当年,冯艳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现在建了公路,从宜昌坐车到茅坪一个小时,再从茅坪上去,两个小时就到了。


1994年夏天,冯艳第一次来到这里,半年前她从朋友那儿得知三峡工程获批的消息。带着小川纪录片的余温,原以为突然被改变了命运的农民们“即使不抗争也会为失去家园痛哭流涕”,不料竟是一片欢呼之声。这里实在太穷,长期以来,为减少水库建设所造成的损失,政府限制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建设,移民,等于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为得到补偿款,有的人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流行的说法是“要想富,下水库”。农民陆续外迁,带头走的还会有奖励。因为地里有一些庄稼还没长成,有的人家,丈夫就先在外面安置下来,妻子在家里把庄稼收完,到年底把猪杀了卖了再走。


冯艳觉得不安,她朦胧地知道自己要拍三峡,可是拍什么呢?再者,虽然拿了个日本的记者证,她还是没有“身份”。那一阵,就那么漫无目的地晃。有天逛到了一个小市场,一个老太太闯进镜头,冲她说了一大通,还让她上家里去。她一句话也没听懂,还是去了。后来知道,老人和老伴分居,许多年不说话。儿女们觉得妈妈倔,喜欢爸爸,都不管她。老人很孤独,对她来说冯艳是个可亲近的人。


刚开始我拍她特别多,她会告诉我:明天几点几点我要下田,你来找我啊。或者几点几点我一直在家,一定要来啊。有一段时间我开始拍另外一个年轻人,去她那儿比较少了。过年的时候她就过来找我了:你这些天为什么不来?她给我看她的牙,你看,我花150块钱镶了副牙,就等着你来拍了,你怎么就不来呢?


那天我还没起床,赶紧拿起机器,那奶奶咱们现在就开始拍。拍什么呢,您给我讲点什么。然后她就说,啊——她就学电视里看过的东西——你看,我们都是托毛主席的福,才活到今天。


冯艳渐渐明白了,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她先拍了茅坪,明渠改道工程要从那个村子里经过,那里的农民最早搬迁。然后她来到桂林村。


一天,有个男人来找冯艳,想要她拍张照片,从长江对岸拍桂林村的全景,说他可以给钱。冯艳说,你给我留个地址。那人就在软烟壳纸背面写了一个地址——那是冯艳第一次见到张秉爱的丈夫。


秉爱 (2007)


最初她拍得更多的,是秉爱的邻居“舅妈”,但秉爱的与众不同渐渐把她吸引住了。其他的农民看到冯艳手上的摄影机,都管她叫“冯记者”,念叨着:你这个拍完在《焦点访谈》放放,兴许对我有点好处。秉爱从来直呼其名,从没追究过冯艳是什么人,这让冯艳感到亲近和平等。


张秉爱一家4口。她和丈夫熊云建结婚前“从来没有走过一起”。秉爱这样说她结婚的情景:“你看,我81年农历八月二十七结婚的,我八月二十五还在坡里种豌豆。八月二十六晚上还要酬客,坐了一二十张桌子。第二天我要当新娘子了,二十六在家里做菜。我外婆是主厨子,我妈和我舅妈是帮厨子,饭厨子就是我一个人。晚上一二十张桌子的饭,完全都是我做出来的,我还帮忙洗菜切菜。你说,我第二天就要当新娘子了,二十六晚上两点多钟了,我外婆才说,张秉爱,你还是睡一下去。我两点钟睡,睡一会儿,4点钟又起来。外婆说,儿要起来梳头洗脸呵,收拾清白穿衣服。”就这么结了婚。


熊云建身体弱,儿子昌文、女儿灵芝都在上学。他们家的地还不到一亩,秉爱和丈夫就去开荒。山崖上种地容易被野兽糟蹋,他们还是没完没了地开。秉爱不想外迁,她只想就地“后靠”,继续生活。


1996年4月1日,桂林村贴出了第一批外迁移民名单,共310人。


1996年6月1日,桂林村第一批移民外迁至下游120公里处的董市镇,共4户,21口人。竹筐、提篮、锅子、童车、桌椅、扫帚……以及多少年的琐碎记忆,与他们一同上了船。有人在船头点起鞭炮。


第一次搬迁前,冯艳一直住在村公所。后来那里虱子太多,实在住不了,就搬到“舅妈”家的二楼去住——那是放杂物的地方,虱子、跳蚤、耗子一样不少。“我每天晚上拿一个棍儿睡觉,一听到‘簇簇簇’的声响就‘啪啪啪’拍床,也不睁眼,就下意识的。以前有点东西就受不了。可那阵就觉得很正常,接着睡,不当回事儿,满身都是虱子。”拍完第一批移民外迁,她已在村子里呆了3个月了,马上就是洪水季节,再不走,乘小船就危险了。


满身的虱子钻心地痒,衣服煮了好几次,还是没用。她决定回家。



再遇秉爱


1998年冯艳生了孩子。2002年,她正在一边带孩子,一边拍别的片子,秉爱的儿子给她来了一封信,说他们家还没有搬,村里一直没给划定建房的地。于是她又来到桂林村。


当年,秉爱从山脚嫁到河边,她爸爸说,“老子姑娘嫁到河边上,喝碗水都清凉。”现在,河水要涨上来了。


秉爱对外迁心存恐惧。跟前就有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好朋友,拿着十几万拆迁款带头搬到城里去了,却遭遇诸多的挫折。年轻时她也向往过城市,看到的却是城里人欺负农村人,她女儿的好朋友也被骗到城里去卖身。她知道自己挣不了城里的钱,做生意没城市人精。不过,“农村里只要刻一点苦,没有比城市的差”。她所指望的,无非是建上几间房,离地近些,通上水电。


秉爱 (2007)


移民站干部这么答复:“这个你有你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规定。我们有大的政策把我们管着。你让我们政府想办法,我们也不可能让你一个人脱离政策。我给你一个人脱离政策,其他人都要找我说无政策的事。那么多移民,都要到那边搞去,我怎么受得住呢?6月底,县里统一规定,二线以下房子必须拆除,马上验收。你不能拉我们全镇的验收不合格啊。我这儿还有大局哪。”


干部们到秉爱家来做工作,冯艳刚拍了个镜头就被“cut”了:“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干吗的?”第二天,她拿着朋友开的介绍信去说明自己是“干吗的”。


地方的官特有意思。我拿着信追他,他跑。他不能接,一旦接他就必须有表态。我说主任,我给他拿,他躲,他躲。他也不说你行你不行,他不跟你正面接触。你想一大男人,被我追着在那场子里跑。最后也没接。气得我大哭一场。


冯艳的对策是:“把摄影机拿到手里,也不问他们,我认为需要的画面,我就拍。他们要我停下,我就停。你不阻止我就拍。”


秉爱家后来被断了电,等她忙完一天的活,晚上冯艳只能录下声音。黑暗中秉爱谈论梦和灵魂:“我做梦的时候,经常性地还是跟着我爹妈。一般是和我妈在一起干活,或者是和我外婆在一起。经常性地做梦是在娘家。在这儿,跟着你熊大哥的极少。这人,只怕好多年以后才能做梦到这儿来。这只怕是属于灵魂。人的灵魂等于说是不能轻易地跟着人一起走的。我起码跟他结婚20年、30年以后才能做梦到这儿来。我现在做梦到这儿来了,这儿。”


在冯艳看来,秉爱选择“后靠”非常现实。“她迄今为止的人生当中,只有土地给了她回报:只要劳动就能有吃的,这是她最有把握的,别的付出了不见得有回报。”冯艳也试着跟秉爱“劳动”。“但现实是他们活看似轻松,其实很累。我只能帮她背一些东西什么的,锄头我基本没动过。我弄几下她就说你这根本就不叫干活,去去,边上帮我撒籽儿撒化肥。”


2002年6月,二线移民搬迁基本结束,桂林村留下来的村民开始重新划分土地。


有一天秉爱干了半截活,说要带冯艳玩,把她领到了山上。她是有意识地领冯艳去看她的田。冯艳一支起脚架,秉爱就说起来了,特别得意:“你看,我好多田,在那个下头。算起来怕有一二十块。跑都跑不过来,闹得我一块块地跑还忘记,太多了。都是移民以后别人送给我种的。光下面送给我的,有5户人家的屋场,大院子还送给我了。你说我种多少。”她想在135米水位线下种上桃树,搭个棚子让她丈夫在那儿守。桃子熟了卖给别人。


冯艳问:“问题是明年水一上来呢?”


秉爱很乐观:“水涨一下涨不到这儿来。这是国家预备,怕洪水。我就怕他们要砍,我的小树还没起来。……等他们砍过了,我再栽。快得很,桃子树快,四年就可以吃桃子。”


片子里插入的秉爱的叙述,都是冯艳2002年拍的。“但以前秉爱已经讲过很多次,要是当年自己有倾听能力,也许早就把这些东西拍下来了。”


我在日本那么多年特别顺利,并没有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刚去三峡时,我还抱着知识分子那种想法接近他们。2002年回到中国后,我也生了小孩了,也体会到生活的艰难了:生孩子养孩子是多么不容易,挣钱养活自己是多么不容易。那阵才一点点体会到秉爱的压力——我才头一次感觉到压力这个东西。所以2002年我再去的时候,秉爱也想说的时候,我才能听进去这些东西。后来把它们用到《秉爱》里,是因为我理解她说的话了,要不然我还会省略那些东西。


那次在江边,秉爱“入戏”了,一连说了4个小时。


秉爱 (2007)


这是冯艳临走前的一天。秉爱说,这么多天光跟我干活了,咱俩说说话去。就带冯艳去江边的沙滩。那块沙滩只有冬天枯水的时候才露出来,她小时候常在那儿玩耍。她说,等到2月份的时候,水库大坝一合龙,水涨上来,这片沙滩冬天也露不出来了。


她说她要把一家人捆在一起,捆得团团圆圆的,将来死了也留个好名声:某某人的妈,再造孽,她还是把她丈夫、孩子照顾得好好的。只留这么个名声。


正说着,熊云建来了。他在路边摘了些柑子。秉爱让他把柑子皮上的麻子擦干净。他从上衣口袋里掏柑子,掏了七八个,又在裤子口袋里掏。两个人坐在沙滩上擦着柑子,就像在清点他们所有的财产。



秉爱进城


2002年7月,昌文高考落榜,放弃复读的机会,当兵去了新疆。2003年2月,长江水位上涨到135米一线,张家小屋的原址彻底淹没在水底。张秉爱先是在自家田里搭棚子住了一年,后又用全部房屋补偿款4800元买下了公路边的几间窝棚。


让冯艳颇感遗憾的是,她没有拍到秉爱家拆房子的情景。“当时她和村里讲好了,所以没告诉我。我一直说你一定告诉我,到时我提前去。直到这片子完成,她也不理解纪录片是什么。她一直认为我干的是没用的事儿。在拿出来一个东西对她的生活产生具体影响之前,那就是没用。现在她也许有点理解了。”


2006年底的时候片子剪出来了,我让她来了一趟。有些东西我也怕影响她生活,她认为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比较安心了。我给她打电话,我说,这时候农闲季节,你能来吗?她特高兴,她从没出过远门。


我和我丈夫去车站接她。她最后一个下车,穿了一个红的花棉袄,脸黑红黑红的,就像秋菊进城一样。提着两个大纸箱子,拿铁丝栓着,都是柑子、腊肉之类的,可走亲戚来了。一下来就跟我说普通话。开始那3天她慌了,在村里头那么自然,从来都说家乡话,来城里突然改普通话。我说你别说普通话,特别扭。她就是改不过来,后来才一点点改过来了。


在电脑上给她看的片子。其实我那阵很想在北京放一场,秉爱也特别想在北京放一场,她也很想知道大家什么反应。但那阵还没做声音。第一遍的时候,她含着眼泪,哭着看的。她没想到。那时候她儿女那么小,现在都很大了。她说,呀,昌文、灵芝小时候多可爱,那时候你都给拍下来了,这么好。早知道我当初配合你了。她特感慨,结尾那个镜头看了无数遍,觉得浪漫,说,你熊大哥也挺好的,我们俩跟演员一样。


但她在城里特别不习惯,看任何东西都没兴趣,说你们这破城市有什么好的,一出门就坐汽车,到处都是尾气味。你们这水我喝得下去吗天天让我喝。总之城市没有一点好的。她只有一个念头,哪天领我去天安门广场我照张照片。这是她这趟来惟一一个目的。


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她就起来。我要睡懒觉,她在厨房“吭吭吭”把我们家的衣服都给洗了,所有的锅都拿铁刨“噜噜噜”擦了。我心想你不要什么都拿铁刨刮啊。多少年的油渍都给弄得倍儿干净,每天都弄,反复地弄。但她还吃不下去,给她吃她也不吃,给她喝她也不喝。可能她的心还是踏不下来,因为她不劳动了。


我忽然觉得,哦,原来家里来一个人是这么累的事啊。秉爱家我去过那么多次,每次我就觉得特舒服,特心安理得在他们家又吃又喝。我觉得我是受她欢迎的。可她来了十几天我就累得不得了了。我不知道如何照顾她、如何让她觉得快乐。


她就恨不得每天晚上跟我说话说话说话。有一天夜里,我们俩聊了很多事。我说,秉爱,这次叫你来,一个是让你最后看一下完整片子,再有一个就是我也特别想找一个机会报答你,我觉得特对不起你。我就提起一件事来。


有一次,秉爱在田里锄草的时候,无意中跟我说,昌文他们学校特不讲理,还要交1600块钱培养费,不交钱不让毕业不让参加高考。我说那得给孩子交,不交孩子毕不了业怎么办。秉爱就不说话了,她没钱。昌文毕业那会儿他们家有16000块钱债。她借债给孩子上学,这些年一直一点一点还钱。


其实,给她拿1600块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至今我跟秉爱之间没有任何金钱关系。这么多年我在他们家没有给过任何钱。我会给他们买东西,买米买面买酒。我觉着这样好点。我就特犹豫,还给很多朋友打电话,说这事儿怎么办。她要是看病,我绝对马上把钱拿出来。还是跟我拍片子有关,我怕一旦给了钱,她突然特别配合我,我想要什么她都顺着我说——这样拍摄会特别顺利,没有那种张力。我想,只要她再跟我说一次钱,不管怎么说,我要给她拿钱,我这防线要崩溃了,特别自责。可她再也没说。


秉爱 (2007)


我提起1600块钱那事。我说当时你也许没有要钱的意思,就是说闲话说起来。但我完全能帮你,却没有帮你,我特别愧对你。当时秉爱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秉爱完全不是被我的诚意感动,不是因为这个,她想起她当时的难来了,她当时也许在心里怨恨过我:这个人我跟她那么掏心窝子,关键时刻没有帮我。她一定是百感交集。我也哭了,我也是百感交集,我终于有机会说出这句话了。


后来整理以前的日记,有一次提到了“幸福”。2002年时,从秉爱家出来,回北京路上我大发感慨写了日记,觉得自己特别幸福。不说见证,我幸运地跟他们共同经历了很多时刻,有些事我有幸就在现场。


另一个幸福的时刻就是我给秉爱看完片子以后,她自己觉得这片子对她有意义。我弄了个片子,没伤害她,她还觉着有价值。对我来说这比观众的评价更重要。


2008年5月,秉爱家拆除了大部分窝棚,只留下了一小部分居住。她准备开始一点点建房。她家的移民补偿款根本不够建房之用,所以她现在有一点钱就先动一点。年初她花8000元先把坝子给垒起来了——那里是山区,先要用石头和水泥把房子下面的斜坡垒结实了才能在上面盖房。接下来就是打地基。

 

一家人现在分居三处。秉爱和她丈夫在家里务农;儿子昌文退役后,起先在广东做保安,没什么收入,又容易受气。后来一位上海观众看了《秉爱》非常感动,把他招到了自己开的公司。女儿灵芝现在和男朋友住在一起,他们两个靠男朋友父亲给买的一辆中巴跑车——从茅坪到他们那里,来回地跑。

(原载凤凰网 文/施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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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原文链接观看:冯艳导演谈《秉爱》的拍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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